政治倫理對行政作為的道德判斷,首先是職務方面,它應專注於是否理性、合法和正當,符合倫理;其次是決策部分,它所論述關於決策的判斷,是否公平、公允和公正,符合正義。兩者都必須兼顧,才能說服大眾。 (圖/取自網路)
作者/黃丙喜
左右為難、進退維谷我們經常會碰到的兩難。倫理的決策牽涉公或私的種種親情友誼,加上意識型態、政治立場等等偏好的不同,再經一些有意、無意的情緒操弄,兩難的問題就更為複雜、敏感和難解了。蔣中正銅像下不下架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事例。
賴清德總統即將上台,全民期待社會和諧的時刻。即將下台的行政院長陳建仁上週主持「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第4次會議,要求國防部應於一個月內,完成籌設軍中轉型正義教育外部專家諮詢小組。「去蔣化」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當然也引發不少爭議。
贊同,反對,都得拿出道理
國防部長邱國正和退輔會主委馮世寬針對拆除蔣公銅像,先後表示堅決反對。他們只是「愚忠」嗎?倫理決策有它符合普世規範的評價參數,也有它源於古今中外的哲學思維。大家先靜下心來,不急於下結論,也來參考曾遭遇此一兩難的政治大學和台灣大學如何抉擇。
倫理哲學探討的主題是個人和群體生命的意義和生存的價值。怎麼去衡量這個意義和價值呢?它所依賴的核心就在倫理。而倫理判定的主要評價固然在於善惡、是非和對錯,規範性的功利、義務等等參數也必須相對納入,而且隨著時空情境的多元、敏感和複雜,還必須運用雙效檢驗加上測定,否則很容易被直覺的偏好、認知和意識型態等等情緒所操弄。時空情境中的社會、文化、習俗等歷史背景,而後做相對比較好的選擇。
以結果論來做價值推斷的功利說是倫理決策中第一項準則。如果把蔣中正擺回1940-1970年代的時空背景,他在228事件和白色恐怖中固然難辭其咎;然而,馮世寬表示的「我堅決反對」並非沒道理。假如沒有蔣中正把黃金、人才、部隊帶進台灣,今天不會有安定的台灣發展,蔣中正帶到台灣的部隊,不是竄逃,而是有計畫的到台灣,將這裡當成復興基地,反攻大陸雖然沒有成功,但把台灣建設有了「護國神山」、醫院的「護民神盾」。只是看到他在白色恐怖中間,處置許多匪諜,就認為是一種殘害,不公平,也不正義。
轉型正義,不能淪為绝對審判
突破倫理決策兩難困境的第二項思維參數是義務說。邱國正說,軍中有些東西可以配合外界社會,有些東西「必須和外面不一樣」。他以蔣公銅像為例,表示營區不是公共場所,其中東西都是國軍的財產,如果沒有違法,為何要改變呢?邱部長的說法有它符合倫理和正義的道理嗎?
轉型正義在過去廿年間被高唱入雲,德國希特勒更經常被學界引為事例。歷史批判必須對事件發生的背景、脈動和路徑先有客觀的了解,而後對其總結,拋開情緒性的焦躁;最重要的是,不能落入橫的移植的陷阱或線性推論的偏執。以今論古,或是以古論今,皆得客觀、慎重,否則很容易被妄加鼓動。
義務也是責任,陳建仁從行政院長身份,固然符合責任,邱國正的堅持也是職責所在。倫理決策不能輕率的另一主因正是,它從國家、社會、企業、文化等多重領域來看,大家更應該考慮到職務、職業、職責的一些差異,多些包容的雅量,而非偏狹的清算。正確的事之所以正確是因為下令,抑或是對實際上道德正確的事下令? 柏拉圖指出的尤西弗倫困境(Euthyphro Dilemma)值得大家深思。
類似兩難,看政大、台大如何處理
類似蔣中正銅像要不要移出的爭議在2017年曾經發在政大發生。當時的政大學生會得知學校唯一的蔣公遺像位於四維堂,而四維堂的蔣中正遺像,並非以紀念榮譽校長為名,而是尊崇他的統治者身分,屬於促轉條例所提到的「威權統治者象徵」,因此在學務會議提出「以民主審議方式決定對四維堂蔣中正遺像之處理」。
打著轉型正氣旗幟的活動經常野火燒過校園。政大校內有兩座蔣中正銅像,包括:圖書館內的座像,以及後山的騎馬像,2017年9月的校務會議並未決定要遷移哪一座,留待後續會議討論。沒想到,2019年228前夕,台大的學生居然跑去噴漆銅像並砍斷了馬腿,掀起軒然大波。
處理倫理困境有它的步驟和方法,先收集資料及評估,以確立問題的爭議所在,進而針對每一可行的措施,評定其決策的善惡、是非、對錯、公平、正義等綜合利弊和價值。台大針對政大蔣中正銅像被毁事件做出了符合倫理哲學的決策。
台大對於此一事件發表3點聲明,第一,在民主法治社會,以暴力破壞方式表達意見,激化社會對立,校方不表認同。其次,學校肩負教育責任,將視該案發展,依校內規範處理與輔導。最後,值此228紀念日,呼籲大家,以恕道精神,彌平傷痛;以理性態度,面對歷史;以平和方式,創造未來。
職務倫理和決策正義,兼籌並顧
政大的做法也值得稱讚。副校長陳樹衡表示,國外很多因銅像遷移造成社會對立,政大處理這個問題會是一個典範,世界要進步,需要團結和諒解,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本質,也就是愛;社會有對立,前面加了負號後,負負得正,就成為正面力量;政大有這樣的智慧解決問題。綜觀蔣中正銅像的處理,我們最為缺少的,就是和這段歷史的互動及溝通。
政治人物對於行政倫理應該牢記在心的是,政治倫理對行政作為的道德判斷,首先是職務方面,它應專注於公眾官僚的行為與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是否理性、合法和正當,符合倫理;其次是決策部分,它所論述關於決策的判斷,是否公平、公允和公正,符合正義。兩者都必須兼顧,才能說服大眾。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5月1將他的位置交給了新任總理黃循財。他在致詞中強調新加坡成功立足於世界的三大核心是:社會和諧、政治穩定和長期規劃。這何嘗不是中華民國和台灣迎向充滿挑戰的未來應有的胸襟、器識和包容。政治人物啊!向外、向前看吧!
黃丙喜,筆耕公共政策三十年,期為國泰民安增動力,為社會公義添喉舌。
現任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理事長、台科大酷點校園董事長,曾任跨國企業公共事務主管,先後在台灣科技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芬蘭厄爾托大學教授IMBA/EMBA學程,並任國發會、經濟部、衛福部專案顧問,負責政策前瞻、國會溝通和危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