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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本京深談花旗》國際強權衝激戰時中國:羅斯福與雅爾達密約
2024-01-31 0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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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1945年2月4日,美、英、蘇三巨頭在雅爾達舉行會議,達成蘇聯出兵對日作戰等協定,損害中華民國在東北權益,史稱「雅爾達密約」。

1945年2月4日至11日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舉行了一次關鍵性首腦秘密會議。這次會議是繼1943年德黑蘭會議後,盟國領袖的第二次重要會議。此次會議,討論了擊敗德國的聯合軍事計畫,以及有關聯合國問題和戰後歐洲秩序等問題。

雅爾達會議不但制定了戰後的世界新秩序和列強利益分配方針,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局勢造成深遠影響,會議所達成的秘密協定更將中國的領土瓜分,以犧牲中國權益交換俄國參戰的承諾,使得中國權益受到很大的傷害。

 

作者/李本京(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

 

 「雅爾達密約」對戰時中國有著強力之衝激,對中國之傷害難以計算,而此約係羅斯福主導,因此就需要瞭解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是摯友,摯友會傷害中國嗎?筆者遂以認識羅斯福為本文骨幹,看看這位大人物究是怎樣的一個人。

 

雅爾達會議時,邱吉爾正在發高燒;而羅斯福也已經病入膏肓(簽約後兩個月即去世)。這兩個病中人,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操縱下,簽訂了這份後患無窮、遺臭萬年的協定。這份密約簽字後,羅斯福把它牢牢地鎖在保險櫃裏,甚麼人都不給看,直至他死之前,也沒有「獲取蔣主席之同意」。

 

羅斯福總統於 1945 年 4 月 12 日去世,恰好是雅爾達會議後的兩個月。羅斯福去世了,留下的後患卻是一大堆。雅爾達密約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密約問題,而是對中國、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都有無法估計的損害和影響的一件大事。

 

羅斯福推「新政」(New Deal)於「大蕭條」(Great Recession)之際,得以率領全民度過最嚴重之經濟危機,他的「新政」精神也融於外交政策中。他認識到唯有強大經濟才有強力外交。遂以建設國家經濟作為奠定美國為強權之基礎。他利用1941年國會通過之「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來推動國防工業,逐步將美國建設成武力超強之大國。他的文治武功,均有建樹,成為美國史上最受人尊敬的總統之一。

 

他到底是怎樣作到的,他的偉大人盡皆知,人們將他視為完人。他真的是個如此偉大的歷史人物嗎?翻看近代史國際篇的「雅爾達會議」就發現羅有著人們對他不瞭解的言與行。由他一手編、導、演推出的「雅爾達密約」更隱藏了太多的祕密。而成為近代外交史上一大污點,在翻閱有關是次會議的資料,很容易的就發現羅有著不同的面相。人們尊稱他是自由主義的掌旗手,却未料到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現實主義者。也許一個政治人物就應該有這類變色龍的基因。

 

羅斯福。(圖/取自網路)

 

由於「雅爾達密約」對戰時中國有著強力之衝激,對中國傷害難以計算,而此約係羅斯福製作,因此就需要瞭解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當走在台北市漫長的「羅斯福路」上,我們認為他是我們的摯友,問題是,摯友會傷害我們嗎?

 

政治人物多有不同面相,最普通的小政客也有陽光及黑暗的兩個形象。羅也不例外,也許他有超過兩個面相,答案就在他的言與行中,也在他的出身背景中,更多的在他的性格、習慣中,要看他的真相,需要多看看他的背景資料。不過還是應該先瞭解一下雅爾達會議之簡介。

 

雅爾達會議: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

雅爾達會議是二戰列強會議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國際會議。遠在1943年底之開羅會議中,史大林(Joseph Stalin)即曾向羅斯福表示,列強應該舉行一次會議,以梳理二戰將結束後之各項重大問題。羅斯福原來贊成,後卻又推遲。1944年史又透過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向羅表達此意,終獲羅首肯,邀請邱吉爾 (Lord Winston L. S. Churchill)與史大林參加。

 

會議召開前須先決定三個項目,即會議時間,地點及討論議題。就時間而言倒是簡單,羅須在1945年1月20日就職連任第四屆總統後始可成行,最後拍板1945年2月4日。至於地址則因史大林堅持於蘇聯境內舉行,其理由是身體欠佳,又須指揮蘇軍清剿歐洲德軍。逼迫羅斯福來歐與會。討論之重大議題則為戰後德國行政區域劃分,東歐國家如波蘭等國版圖問題,蘇軍進擊日軍問題,以及組建聯合國等世界新秩序問題。

 

在這四項問題中,最為識者嚴批的是有關蘇聯向日軍宣戰之部分。由於羅斯福特別重視蘇軍參與遠東作戰,及戰後籌建聯合國,以雕塑世界新秩序課題。故不惜背著戰時中華民國政府,將中國東北交給蘇聯管制,又允諾蘇聯扶植外蒙古為其共產國際附庸國,成為近代史上最黑暗及神秘之條約。此約欺騙(rampart distrust)了與美國互稱盟友的中國,實為一大諷刺。也成為當今最為人「抨擊之條約」(assailable point in the entire Yalta record)。

 

羅斯福之所以如此迫切需要蘇軍加入遠東戰事,是希望早日結束二戰,以免美軍過度傷亡。羅甘願出賣中國以取悅於史,卻不會對歐洲國家如此,世人亦知這是犧牲中國(二戰時號稱四強或五強之一),來滿足史大林之需索。由於邱吉爾並未參與有關遠東戰事之密會,故邱為刷清罪過,聲言他「play no part(Far Eastern) in our formal discussions at Yalta.」。對於為何此部分密約必須必須背著世人,欺騙中國?時任助理國務卿之艾奇遜(Dean Acheson)這樣回答:「是為了保持軍事機密」(reasons of military security)。然而就蘇聯立場而言,是走在勝利大道上。北京學者對此案的看法是:「雅爾達會議後,蘇聯調整其政策,確定了蘇聯在遠東的優勢。」

 

此密約對中國之傷害已鑄成(The damage, done is done)。蔣委員長一直被蒙在鼓裡,1945年2月11日此約簽成。雅爾達密約有關遠東部分官方名稱如後『蘇俄參加對日本作戰協定』『The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Entry of Soviet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原文請參考:雅爾達會議記錄全文(臺北,聯合報出版,民國44年)。

 

身世顯赫的羅斯福

弗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 1/30 1882-4/12 1945,第32任總統,在位1933-1945),身世顯赫非同凡響。他的堂兄就是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有趣的是當FDR在5歲隨父親(James Roosevelt)晉見當時總統克利夫蘭(Stephen G. Cleveland)時,後者很認真的跟這位小朋友說:「我祈禱你不要做美國總統」。這小朋友日後就是FDR,是天命也(Manifest Destiny)。

 

羅之改變政策案例甚為普遍,這與他個人外交方式有關。因為政策推出後有了問題,再請部下商議之案例多矣。是以李榮秋教授就認為「羅斯福政府政策變化無常是正常的」。

 

FDR祖先是荷蘭移民,早期定居於紐約地區,父詹姆斯,母薩拉(Sara Delano)。由於詹姆斯54歲時方得此獨子,故由有著支配慾的母親一手訓管,羅斯福自幼便受到嚴格之高尚家庭教育。FDR之外祖父華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則是億萬貿易商。1830年代即為對華首要貿易商,早期以買賣茶葉大賺百萬,後則以鴉片為銷華主力貨品,又賺了一大把銀子。在美國內戰期間(1861-1865)則將鴉片賣與南、北雙方作為止痛劑之配方。這又使得他賺個不停。他以鴉片作為毒品銷往中國,再以解救痛楚的聖藥幫助傷兵。作為外孫的羅斯福遂而也上了一堂課;那就是國際貿易及國際關係講的是實利。是毒是藥,端看你站在那個角度看,這就是「現實主義」(realism)之「實用性」(pragmatic),這對FDR日後參政有極深之啟發作用。

 

羅斯福就讀哈佛歷史系時參加菁英之兄弟會Alpha Delta Phi,並擔任學生報(The Crison)主編。後進哥大法學院,不久即考到紐約州律師執照,於是立即退學從事法務工作。他的這一決定是非常不尋常的,因為一般人進入法學院除了準備考律師外,也要過一過法學院的生活,他以現實主義的思維作此決定定,迅速而準確,這就是FDR。因為他認為有了律師執照就不需法學士文憑了。

 

羅斯福於1905年與遠房親戚老羅斯福總統姪女伊蓮諾羅斯福結婚(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伊於1918年發現其私人袐書露西(Lucy Mercer)與FDR有染,乃要求離婚,FDR亦表同意。母親則對FDR說,「如離婚,則不要想分一毛錢遺產。」在這一特殊情況下(Modus Operandi),錢的威力使得羅離婚不了。羅與伊兩人乃仍維持一個「權宜性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唯伊蓮諾一個人搬回老家海德公園(Hyde Park)去住。到1941年母薩拉去世後,FDR與露西再續前緣,繼續來往,唯保密,外人鮮有知者。這是因為FDR極端重視個人形象所致。不過在其臨終前則由長女安娜安排露西在病塌前與FDR永別,待後者再度病危,至彌留之際,伊蓮諾等家屬始得與FDR道別,伊蓮諾知道露西曾來過後甚為不悅。這一段故事說明了FDR胸中定見既成,則不易更改,這就是FDR堅持之個性。他的人際關係很複雜( Tample of Complexity)。有趣的是羅在臨終前由露西陪同作畫家單人FDR畫像之陪伴者,這是伊蓮諾最為不悅之原因。

FDR共有五名子女,次子亦以FDR為命名,然此子出生不久即夭折,誰知待三子出生,他又以FDR命名,這代表他對自己是如此自豪、自傲與自信,也許還有一點自戀,盼望其子能與己一樣稱雄世界,這就是FDR。

 

FDR官運亨通,1928當選紐約州長。1932年代表民主黨參加總統大選獲勝。後又繼續連任三次,為美國空前絕後之例。1939年德軍發動歐戰,FDR即迅以「戰時經濟」推動經濟大建設,奠下美國成為第一工業大國之基礎,他善於在緊急情況時作出重要決定,平定民怨,解除危機。這些政治上的舉措在在顯示出他有著不同凡人的性格。FDR有著堅持的個性,但他也會審時度勢地作出妥協,他扛著民主黨自由主義的大旗,但他更會有彈性的作現實的考量,FDR的個性多面相。

 

羅斯福多面相的性格

從前述幾個實例中可看出FDR有著堅毅之性格,也有妥協的習慣,可是不會改變初衷。這表示他對百事均有信心,他有吸取知識的才能,也有判斷事務的能力。他口才便捷,易與人溝通,在其12年白宮歲月中,利用「爐邊談話」(Fireside Chat)與民眾間直接溝通,不若某些領袖僅由發言人放話。不同的作法,就有不同的收獲,與民在一起的作法,他是成功的。正因如此,精研羅斯福外交政策之馬克斯教授(Frederick W. Marks, III)對羅之評價不是很高。Marks認為一個政治人物應擬定長期策略「推出適當方案」(…to settle on appropriate tactics)。然而羅卻不此以為,未能固基,卻一味追求尚未成熟的果實,抓住不放,堅持未來(Tenacious)。

然而他在與人相處時,卻是一個和而不同的人。他看起來為人隨和,然而極不易受到他人之影響,他來自豪門,自幼天資聰穎,名校高材,工作順遂,最後還當了總統。這段不尋常的成功之旅,讓他有了自滿的感覺。這不能怪他,因為他實在是個超級優秀者。這就促成自己在同僚中昂然獨立,高高在上,無人能及。他的想法、作法受到同僚之讚賞。他的命令,人人遵守,他不僅是總統,他有著帝王式總統的架式。在這樣子的環境他當政的十二年就完全遵行了個人外交的軌跡。尤其在「雅爾達會議」中更表露無遺。事實上他並不排斥強力外交政策,他的堂兄大聲叫嚷的「炮艦政策」(Gun Boat Policy)就是侵略式外交政策。羅則再努力製造美國「霸權主義」(Hegemonism)。因此可以說羅斯福之個人外交策略是美國推動20世紀「霸權主義」之主要來源。

 

羅之個人外交引致許多憤怒(evokes strong emotions),人們也看到「一個重病且頭腦簡單的總統,將他人送交給帝國主義者控制」(a sick and simple-minded President had handed people over to imperialist domination.)。 FDR利用二戰結束時期召開「雅爾達會議」,向世人宣告美國已開始作世界霸主了。雅爾達密約不但未協助「維護中國主權」(sustaining sovereignty)及「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更違背了為人稱頌之「史汀生主義」之精神。任憑現代帝國主義者為所欲為,羅之所為是一個標準功利主義者的行徑。也是一個自我實踐的人(selfhood)。

 

羅之新任國務卿史特蒂尼爾斯(Edward Stettinius Jr.)於1944年12月接替霍爾(Cordell Hull)職務,他甚得人望,各界都認為他忠厚(double innocence),既非政客,也不搞陰謀(intriguer)。然而羅一直視他為路人甲,在雅爾達會議第二部分被排斥,羅以此為軍事會議為由,史特蒂尼爾斯不必參加。 而羅認為1945年2月11日就是新世紀的第一天,因為這一天就是密約簽定日。羅的自豪,促成他在公職期間走向功利主義者的境界。在雅爾達會議期間,他無視邱吉爾的存在,更大大地矇了重慶政府。他的自信、驕傲建基在同僚間被矮化。美國自此而後成為世界超強,FDR之聲望已高到不合理的高。若說這就是「帝王制總統」(imperial presidency),倒也名實相符。「就是一個論事實少作夢」(facts better than dreams)者。

 

也正因此,他的部下自然分成二組,甲組人員不多,是可以推心置腹者,僅哈里曼、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Jr.)、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等。第二組就是其他幕僚了。這樣一個一人獨尊的官僚體制下,羅猶如君王。臣子能說真話,或有說真話的機會嗎?眼見羅無視於臣子的尊嚴,共和黨大牌參議員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這樣看羅與其國務卿的關係「國務卿僅一傳令兵耳。」也因為如此,羅在晚年於外交關係上更是大權在握,乾綱獨斷。

 

羅的人生大夢之一就是籌設聯合國(United Nations),由於美國在一戰後未能有效統合國內意見,而痛失參加「國聯」(League of Nations)的機會,羅乃思於二戰後設立聯合國,作為美國號令全球之平台,他的美夢是在未來必須有「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而美國將是這體系中的司令官。

 

羅在外交世界中的行與言,幾乎多依功利原則的現實主義。他的外祖父華倫德拉諾成功地運用智慧,完美地建立一片財富。羅斯福善於利用時機與對方作大交易(grand bargain)交換利益。是否會傷及第三者,則完全不在他考慮之內,這些理念可說是外祖父給他最好的訓示。

 

FDR之外交思維相當複雜,不能因為他是民主黨總統就給貼上自由派的標記。也不能因為他投向歐戰,就說他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國際主義者。馬克斯教授就認為羅既是一個「實踐自由主義者」(practical idealist),也是一個「自由思想的現實主義者」(idealist realist)。也有學者認為他就是一個「現實的政客」(realistic politician)。此均源於他「堅持」的個性(tenacious)。

 

二戰中之羅斯福

羅斯福二戰末之政策對「雅爾達會議」有著直接之關係。最重要是他對蘇聯採取之態度。令人不解的是他對史大林深具好感,並認為共產主義不會傷害民主國家。他對於部份美國人對蘇有惡感認為不妥,於是他用美國先哲愛默生(RalphWaldo Emerson)的名言來激勵國人與蘇聯交朋友。這句話是這樣說的,「得到一個朋友的最好辦法,就是先成為他的朋友」。事實上,他遠在1933年方始登基就宣佈承認蘇共政權。國務院之反對當然是枉然。胡佛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nson)就曾舉出莫斯科自1917年建立新政府後,違反國際法之各項事證。所以友蘇是羅對二戰的第一項政策。

 

第二件大事就是如何儘快結束遠東戰事。因為在太平洋島嶼爭奪戰爭中,美軍死傷眾多。要快速結束戰事,蘇軍需參戰。1945年4月13日魏道明大使奉蔣委員長之命訪問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李海上將(Adm. William D. Leahy),李告知魏:「羅一心只要蘇聯對日宣戰,這是羅心中第一大事」。李說日軍不是那麼善戰,李的意見與其他陸軍將領看法相左。 美陸軍部就有報告認為如無蘇軍參戰,歐戰結束後還要半年以上時間打日本,而美軍死傷可能會高達五十萬以上。麥帥也有同樣說法。認為儘早班師回朝,則子弟兵得早日返回家園。只要史答應向日開戰,條件好商量。羅僅期盼蘇聯早日發兵,採取「綏靖主義」,以致遭蘇聯利用,郭榮趙教授認為美國外交家多為短視無能與健忘。

 

第三個觀察就是誤解中國戰塲概況,不瞭解外蒙及東北與中國之歷史性及重要性。於是羅即以此為籌碼與蘇作了交換。羅是一個標準美國東部菁英份子,對遠東毫無興趣,將中國看得很低。日本於1937年製造「盧溝橋事件」,掀起中日戰爭,羅斯福政府此時仍販售軍事物資與日本,對日並無敵意,還派國務卿霍爾(Cordell Hull)與日本外相談判,證明羅有重日輕華之心。羅在運作雅爾達會議時甚為親蘇,覺得自己很瞭解蘇聯,其實並非如此,他完全「茫然於史大林狡詐中」。

 

另外一點是羅身體衰弱,深盼在其時日不多之時達到下列二大心願,儘速結束二戰及成立「聯合國」。以其國防工業作為世界霸主之基石。照羅之盤算均須史大林合作。從上面這些關鍵即可看出羅在「雅爾達」會議召開前胸中己有定見,那就是與蘇聯緊密合作。

 

最後要提的是,羅以衰弱身軀於1945年1月20日就職後,第三天即乘美國海軍昆西號(USS Quincy)巡洋艦自維吉尼亞州新港(New Port, Virginia)出發,經13天直航馬爾他(Malta),再轉搭軍機赴雅爾達。1月30日他在船上過了生日,女兒安娜做了五個蛋糕來慶賀其父63歲華誕,這五個蛋糕代表羅斯福不但會做滿四任,還會連選連勝第五任總統。抵達雅爾達,即入住昔日沙皇麗瓦蒂雅夏宮(Livadia Palace)。

 

羅斯福第四次總統就職典禮舉行後82天逝世。(圖/取自網路)

 

如此病痛身體能在會中撐下去嗎?事實是他是真的病了,病得很重。1944年秋季,他的主治醫生,海軍軍醫院貝瑞因醫師(Dr. Howard G. Breen) 即向家屬表示醫生們無能為力了,因為羅的重病太多了。除了1921年就公開宣佈的小兒麻痺外,之後陸續得了下述疾病:廔管、支氣管炎、高血壓、心臟擴大、左心室運作不良、胃病、失眠、頭痛等。長女安娜(Anna Roosevelt Boetingh)即稱其父於1945年就職後,身體很明顥地一天天衰弱下去。他的血壓曾一度高到186-260,這種身體何堪長途旅行。邱之醫生莫蘭勛爵(Sir Moreland)在雅爾達見到羅即斷言,羅僅有數月壽命,因為他已出現腦血管硬化現象,後果因中風而亡。事實上,他自投身政治以來,身體日形消瘦,體質變弱,可謂捨身從政之經典案例。他在1945年1月20日就職後,即對長子交代後事,足證他已確知自己之時日不多。仍要萬里赴歐,也就是因為他將終結二戰,建立聯合國二目標,列為一生最大心願。

 

由於身體虛弱,FDR在就職典禮上之演說僅573字,他的聲音微弱,人們不易聽清楚他在講什麼,足證其身體已到最後時日了,FDR於1945年4月初遠赴喬治亞州溫泉(Warm Spring Georgia),參加一項與籌建聯合國有關之會議,至4月12日即中風而亡。得年63歲,是一個「政治巨人」(a Colosses of Politics)。

 

影響世界的八天:剖析雅爾達會議

羅曾在1944年國情咨文(the State of Union)中這樣說:「過往在國際上缺少心靈之結合(meeting of mind),所以就『得不到真和平』(The result was a peace was not a peace)」。意指他未來將與世界各國營建聯合國,可見他對此事相當重視。

 

在雅爾達召開會議,史是地主,當然會重視會議之準備工作。史為迎接貴賓特意周詳安排,羅大樂頻說「這是最好的選擇」。邱吉爾遂迎合羅之讚美,對史表示友善,對史大林說:「你在英國有個可以相信的朋友(意指自己)」,還加了一句更肉麻的話:「希望你對我亦有此感覺」。

 

邱、羅二人爭相表示對史好感,邱與羅之間反而像似各懷鬼胎。這是因為英國是一個傳統海外殖民大國,邱認為劃分勢力範圍,旨在建立世界秩序,而保衛海外殖民地是英國最重要國策。這就是為什麼當駐華大使赫爾利於1945年3月飛赴倫敦,與邱吉爾商議如何降低一些對華不利的部分,當提到香港問題時,邱斷然說要放棄香港,必先「over my dead body.」。這種想法與羅是不相同的,一個是老派殖民主義者,一個是新派霸權主義者,羅與邱有友誼,然而也有矛盾。邱在會議中基本言論,充分顯出他對「現實主義之堅持」(Churchill consistent realism served the base for the Yalta)。

 

在史之歡迎酒會上主賓盡皆歡欣。諺云「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三位領袖均有此認識。然而對戰時中國而言,這才是惡夢之開始,會議之約本更成為舉世爭議之焦點,直至今日學術界仍對會議及密約有著太多不同的意見。事實上,人們對密約之一致評述是,美國太過神秘,美國大眾也被騙到1955年初才被公告知曉,這樣做應受譴責。

 

革命文獻—雅爾達密約有關交涉及中蘇協定,美大使赫爾利呈蔣中正建議中蘇協定綱要蘇俄參加對日作戰條件等。(圖/取自網路)

 

這次會共分二部分舉行,第一部分以歐洲問題為主,三人均參加會議,第二部分以遠東問題為主。首次會議於2月8日召開,會談中共有FDR、哈里曼大使、翻譯包倫(Charles Bohlen),史大林、莫洛托夫外長,翻譯巴夫洛夫(V. Pavlov),第二次會議於2月10日舉行,參與者為羅、哈及史共三人,約本則由史及哈負責撰寫。這第二次會議極為神祕。第二部分的兩場會議均以處置中國為主題,與軍事並無關係。然而這一密約卻破壞了中美互信關係,美國重歐輕亞政策正式推出。

 

根據密約,蘇軍於1945年8月8日對日宣戰,並進軍中國東北,六天後日本因兩顆原子彈而投降,蘇軍因此陣亡8219人,戰時中國則死傷3400萬人,而遠東戰爭果實却因祕約而由蘇共取得,不公平的秘密協約出賣盟國,以致亞洲局勢生變。羅主導之神秘會議從頭至尾欺騙了中國。歷史學家蔣廷黻大使對這一密約有這樣的說法,「此法鑄成十分悲慘大錯,如無此約,則無南北分裂,中國亦無內戰。就歷史以觀(in a moment of History),這是一場悲劇」。

 

羅斯福失誤處

羅在會議期間犯了一些致命錯誤,羅最大的錯誤是無知、自信與幻想。羅在雅爾達會議之表現完全「背離美國道德外交原則」(departure from US moralistic base)。 羅在會議中所犯之重大錯誤大略有下面幾項,首項大錯是羅未真正地認識蘇共,例如他忽略了蘇聯情報頭子貝利亞(Beria)與會將造成之傷害,貝在英美團隊到達之前,已然在所有地區均置有竊聽器,他每日將剪接一小時半之錄音翻譯後呈與史,並印製成冊與其他蘇團隊人員,結果如何不言而諭,令旁觀者木然(Zonked)。

 

第二個大錯是將會議分為二部分,邱曾對羅有怨言,認為羅對波蘭一事處理上相當「血腥」(bloody thing)。由於邱未被羅邀請參加有關遠東戰爭之會議,心中不爽。最後還被迫簽同意書,遂在其回憶錄中記載「美國已引起如許多糾紛,責任在美,對英國而言,這些問題既次要又遙遠」。 邱吉爾在第二部分會議中缺席,三國會議少一角,能算是成功會議嗎?然而邱在最後一日仍被迫簽字。其實會議尚未開始,就看出羅排邱之意,因為邱曾要求羅先來塲會前會,遭羅拒絕,這就顯出羅並未對邱誠實,而是利用邱完成與史之密約簽訂。羅在雅爾達會議中表現不佳,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en)直言:「沒有必要付這麼高的代價(意指犧牲中國),以取悅蘇聯」(no need to pay so high price to Stalin)。是一場標準的權力政治( Realpolitik)。

 

第三個錯誤是美代表團中以馬歇爾之陸軍部人員及以艾奇遜為首之國務院人員,均對蘇共有好感,多少影響了羅之親蘇政策,第四個大錯是欺騙戰時中國不當手段,密約簽於1945年2月11日,不久駐華大使赫爾利聞及此事,急於2月返回華府赴國務院詢問詳情,卻遭否認有此密約;赫乃赴白宮晉見總統,但羅也一口否認。赫雖有滿腹諫言,但見羅面如枯槁,油盡燈枯,已行將就木(a very lose bag of bones, skin on the face seemed to be pasted down on his cheek bones),不忍再與爭執便轉身離開;3月時再往見羅,羅才承認確有此約。 華府直到6月14日才正式通知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蔣之參謀長魏德邁將軍(Gen. Albert C. Wedemeyer)與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等人正式晉見蔣委員長報告;委員長聽完只說:「我感到非常失望。 翻翻近代史,不可能找到另一個相似之出賣盟友主權之實例。是美國之恥辱,是FDR之污點,隨著時日增長,瞭解真相者日多,對羅之陰暗面,有了一個新看法。因為羅騙了近臣國務卿史特蒂尼爾斯,盟友蔣委員長,駐華大使,其原因只是為了討好史大林。

 

最嚴重的是羅完全違背了他一手製作之「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此約於1941年8月14日簽於加拿大紐芬蘭貝麗心灣(Placentia Bay, Newfoundland),英美領袖所簽之協約有八個要點,均為保障各國自由、民主、主權所設,並成為1942年元旦「聯合國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之一部分。其中第二條(Article II)這樣寫著「任何主權更迭,均須得到當事國之同意」(territorial changes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shing of the inhabitants)。再明顯不過的是,雅爾達密約背棄羅、邱二人信誓旦旦簽訂之「大西洋憲章」,對此二人是諷刺,對弱國卻是災難。更證明羅身上留的全是「政治性」(Realpolitic)的血。

 

從羅的這些言與行的記載中,可知羅予人以自由主義者的形象,昂然立於寰宇中,然而從他真實施政中,應該發現他頂多是個「抽象式自由主義」(abstractionist liberalism),事實上他一個「實用現實派」(pragmatist realist)。他可以同時走在「美國利益」及「美國價值」兩條大路上,還不發生車禍,這就是羅斯福,一個具有自我矛盾性格(ambivalence)之政治人物。羅騙人之術確是道地,蔣也曾對其有所懷疑(Chiang had suspicious)。

 

雅爾達密約歷史梗圖。(圖/取自網路)

 

結語

在「密會」進行時,羅可以分開言與行的方向,而絕不心虛,也不怕有人指責他。他有自信作一代偉人,在某種程度上他作到了。不過身為基督徒的他不知常心中有騙人之意是否不妥。羅斯福瞞蔣之事,曾被邱吉爾質問,羅回道:假如通知蔣,則在「24小時內全世界都會知道」。他的這種回答,邱也默然接受,也知道羅此一行為在歷史上是無法被接受的。 他要作「天命信差」(messianic messenger),然而實際上却與對手作「大交易」(great bargain)。將正與反二個不同元素攪在一起,實是真本領。也就無怪學者安德生(Shelden Anderson) 說「密約」是20世紀最大的「外交攪拌機」(diplomatic blenders)

 

羅口稱尊重「美國價值」,却追求「美國利益」。他的這種「現實方策」(realistic theory)助他在國際社會得名又得利,面對微弱的戰時中國,他輕易地取得史大林的支持。這是因為美蘇均為強權故,是以前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ine Albright)就認為「密約會使弱國受害,強國則更有影響力」。研究美國外交的專家學者仍多認為美國的對外關係是兩面的,一方面有濃厚「基督自由派,感性的理想派」(evangelical idealism & sentimentalism, utopianism),另一方面則有「國家利益、自保、防人」(national self-regard, protectiveness, prudence of another),然而更多的時候則是權力外交(power politics)。

 

羅在1945年1月20日就職演說這樣宣稱,「在未來的歲月裡,我們將為一個公正的、光榮而持久的和平而努力」。然而這只是一篇動人的文告。事實上,他所一手編寫的「雅爾達協約」並未為這世界帶來和平, 他對史大林之容忍,導致共產國際席捲了半個地球。識者多認為美國在與蘇聯打交道時,多會以「拙笨之綏靖主義」(foolish appeasement)來因應。 由之而起之冷戰更僵持了半個世紀,從他的這篇動人演說中我們看到的羅斯福與製造「雅爾達」密約居然是同一個人,多麼諷刺的現實。也是FDR一手精心所編排之事實(choreograph tactics)。

 

李本京,政大外交系,堪薩斯州大政治學碩士,紐約聖若望大學歷史學博士。淡江大學榮譽教授,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中美文經協會榮譽理事長。近作 :2021傳奇爭議 : 川普與分裂之美國,黎明2021年3月 ;2024美國大選 :川拜烽火 社會分岐,黎明,2023年9月。

編按:1945年2月4日,美、英、蘇三巨頭在雅爾達舉行會議,達成蘇聯出兵對日作戰等協定,損害中華民國在東北權益,史稱「雅爾達密約」。

1945年2月4日至11日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舉行了一次關鍵性首腦秘密會議。這次會議是繼1943年德黑蘭會議後,盟國領袖的第二次重要會議。此次會議,討論了擊敗德國的聯合軍事計畫,以及有關聯合國問題和戰後歐洲秩序等問題。

雅爾達會議不但制定了戰後的世界新秩序和列強利益分配方針,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局勢造成深遠影響,會議所達成的秘密協定更將中國的領土瓜分,以犧牲中國權益交換俄國參戰的承諾,使得中國權益受到很大的傷害。

 

作者/李本京(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

 

 「雅爾達密約」對戰時中國有著強力之衝激,對中國之傷害難以計算,而此約係羅斯福主導,因此就需要瞭解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是摯友,摯友會傷害中國嗎?筆者遂以認識羅斯福為本文骨幹,看看這位大人物究是怎樣的一個人。

 

雅爾達會議時,邱吉爾正在發高燒;而羅斯福也已經病入膏肓(簽約後兩個月即去世)。這兩個病中人,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操縱下,簽訂了這份後患無窮、遺臭萬年的協定。這份密約簽字後,羅斯福把它牢牢地鎖在保險櫃裏,甚麼人都不給看,直至他死之前,也沒有「獲取蔣主席之同意」。

 

羅斯福總統於 1945 年 4 月 12 日去世,恰好是雅爾達會議後的兩個月。羅斯福去世了,留下的後患卻是一大堆。雅爾達密約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密約問題,而是對中國、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都有無法估計的損害和影響的一件大事。

 

羅斯福推「新政」(New Deal)於「大蕭條」(Great Recession)之際,得以率領全民度過最嚴重之經濟危機,他的「新政」精神也融於外交政策中。他認識到唯有強大經濟才有強力外交。遂以建設國家經濟作為奠定美國為強權之基礎。他利用1941年國會通過之「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來推動國防工業,逐步將美國建設成武力超強之大國。他的文治武功,均有建樹,成為美國史上最受人尊敬的總統之一。

 

他到底是怎樣作到的,他的偉大人盡皆知,人們將他視為完人。他真的是個如此偉大的歷史人物嗎?翻看近代史國際篇的「雅爾達會議」就發現羅有著人們對他不瞭解的言與行。由他一手編、導、演推出的「雅爾達密約」更隱藏了太多的祕密。而成為近代外交史上一大污點,在翻閱有關是次會議的資料,很容易的就發現羅有著不同的面相。人們尊稱他是自由主義的掌旗手,却未料到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現實主義者。也許一個政治人物就應該有這類變色龍的基因。

 

羅斯福。(圖/取自網路)

 

由於「雅爾達密約」對戰時中國有著強力之衝激,對中國傷害難以計算,而此約係羅斯福製作,因此就需要瞭解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當走在台北市漫長的「羅斯福路」上,我們認為他是我們的摯友,問題是,摯友會傷害我們嗎?

 

政治人物多有不同面相,最普通的小政客也有陽光及黑暗的兩個形象。羅也不例外,也許他有超過兩個面相,答案就在他的言與行中,也在他的出身背景中,更多的在他的性格、習慣中,要看他的真相,需要多看看他的背景資料。不過還是應該先瞭解一下雅爾達會議之簡介。

 

雅爾達會議: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

雅爾達會議是二戰列強會議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國際會議。遠在1943年底之開羅會議中,史大林(Joseph Stalin)即曾向羅斯福表示,列強應該舉行一次會議,以梳理二戰將結束後之各項重大問題。羅斯福原來贊成,後卻又推遲。1944年史又透過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向羅表達此意,終獲羅首肯,邀請邱吉爾 (Lord Winston L. S. Churchill)與史大林參加。

 

會議召開前須先決定三個項目,即會議時間,地點及討論議題。就時間而言倒是簡單,羅須在1945年1月20日就職連任第四屆總統後始可成行,最後拍板1945年2月4日。至於地址則因史大林堅持於蘇聯境內舉行,其理由是身體欠佳,又須指揮蘇軍清剿歐洲德軍。逼迫羅斯福來歐與會。討論之重大議題則為戰後德國行政區域劃分,東歐國家如波蘭等國版圖問題,蘇軍進擊日軍問題,以及組建聯合國等世界新秩序問題。

 

在這四項問題中,最為識者嚴批的是有關蘇聯向日軍宣戰之部分。由於羅斯福特別重視蘇軍參與遠東作戰,及戰後籌建聯合國,以雕塑世界新秩序課題。故不惜背著戰時中華民國政府,將中國東北交給蘇聯管制,又允諾蘇聯扶植外蒙古為其共產國際附庸國,成為近代史上最黑暗及神秘之條約。此約欺騙(rampart distrust)了與美國互稱盟友的中國,實為一大諷刺。也成為當今最為人「抨擊之條約」(assailable point in the entire Yalta record)。

 

羅斯福之所以如此迫切需要蘇軍加入遠東戰事,是希望早日結束二戰,以免美軍過度傷亡。羅甘願出賣中國以取悅於史,卻不會對歐洲國家如此,世人亦知這是犧牲中國(二戰時號稱四強或五強之一),來滿足史大林之需索。由於邱吉爾並未參與有關遠東戰事之密會,故邱為刷清罪過,聲言他「play no part(Far Eastern) in our formal discussions at Yalta.」。對於為何此部分密約必須必須背著世人,欺騙中國?時任助理國務卿之艾奇遜(Dean Acheson)這樣回答:「是為了保持軍事機密」(reasons of military security)。然而就蘇聯立場而言,是走在勝利大道上。北京學者對此案的看法是:「雅爾達會議後,蘇聯調整其政策,確定了蘇聯在遠東的優勢。」

 

此密約對中國之傷害已鑄成(The damage, done is done)。蔣委員長一直被蒙在鼓裡,1945年2月11日此約簽成。雅爾達密約有關遠東部分官方名稱如後『蘇俄參加對日本作戰協定』『The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Entry of Soviet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原文請參考:雅爾達會議記錄全文(臺北,聯合報出版,民國44年)。

 

身世顯赫的羅斯福

弗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 1/30 1882-4/12 1945,第32任總統,在位1933-1945),身世顯赫非同凡響。他的堂兄就是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有趣的是當FDR在5歲隨父親(James Roosevelt)晉見當時總統克利夫蘭(Stephen G. Cleveland)時,後者很認真的跟這位小朋友說:「我祈禱你不要做美國總統」。這小朋友日後就是FDR,是天命也(Manifest Destiny)。

 

羅之改變政策案例甚為普遍,這與他個人外交方式有關。因為政策推出後有了問題,再請部下商議之案例多矣。是以李榮秋教授就認為「羅斯福政府政策變化無常是正常的」。

 

FDR祖先是荷蘭移民,早期定居於紐約地區,父詹姆斯,母薩拉(Sara Delano)。由於詹姆斯54歲時方得此獨子,故由有著支配慾的母親一手訓管,羅斯福自幼便受到嚴格之高尚家庭教育。FDR之外祖父華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則是億萬貿易商。1830年代即為對華首要貿易商,早期以買賣茶葉大賺百萬,後則以鴉片為銷華主力貨品,又賺了一大把銀子。在美國內戰期間(1861-1865)則將鴉片賣與南、北雙方作為止痛劑之配方。這又使得他賺個不停。他以鴉片作為毒品銷往中國,再以解救痛楚的聖藥幫助傷兵。作為外孫的羅斯福遂而也上了一堂課;那就是國際貿易及國際關係講的是實利。是毒是藥,端看你站在那個角度看,這就是「現實主義」(realism)之「實用性」(pragmatic),這對FDR日後參政有極深之啟發作用。

 

羅斯福就讀哈佛歷史系時參加菁英之兄弟會Alpha Delta Phi,並擔任學生報(The Crison)主編。後進哥大法學院,不久即考到紐約州律師執照,於是立即退學從事法務工作。他的這一決定是非常不尋常的,因為一般人進入法學院除了準備考律師外,也要過一過法學院的生活,他以現實主義的思維作此決定定,迅速而準確,這就是FDR。因為他認為有了律師執照就不需法學士文憑了。

 

羅斯福於1905年與遠房親戚老羅斯福總統姪女伊蓮諾羅斯福結婚(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伊於1918年發現其私人袐書露西(Lucy Mercer)與FDR有染,乃要求離婚,FDR亦表同意。母親則對FDR說,「如離婚,則不要想分一毛錢遺產。」在這一特殊情況下(Modus Operandi),錢的威力使得羅離婚不了。羅與伊兩人乃仍維持一個「權宜性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唯伊蓮諾一個人搬回老家海德公園(Hyde Park)去住。到1941年母薩拉去世後,FDR與露西再續前緣,繼續來往,唯保密,外人鮮有知者。這是因為FDR極端重視個人形象所致。不過在其臨終前則由長女安娜安排露西在病塌前與FDR永別,待後者再度病危,至彌留之際,伊蓮諾等家屬始得與FDR道別,伊蓮諾知道露西曾來過後甚為不悅。這一段故事說明了FDR胸中定見既成,則不易更改,這就是FDR堅持之個性。他的人際關係很複雜( Tample of Complexity)。有趣的是羅在臨終前由露西陪同作畫家單人FDR畫像之陪伴者,這是伊蓮諾最為不悅之原因。

FDR共有五名子女,次子亦以FDR為命名,然此子出生不久即夭折,誰知待三子出生,他又以FDR命名,這代表他對自己是如此自豪、自傲與自信,也許還有一點自戀,盼望其子能與己一樣稱雄世界,這就是FDR。

 

FDR官運亨通,1928當選紐約州長。1932年代表民主黨參加總統大選獲勝。後又繼續連任三次,為美國空前絕後之例。1939年德軍發動歐戰,FDR即迅以「戰時經濟」推動經濟大建設,奠下美國成為第一工業大國之基礎,他善於在緊急情況時作出重要決定,平定民怨,解除危機。這些政治上的舉措在在顯示出他有著不同凡人的性格。FDR有著堅持的個性,但他也會審時度勢地作出妥協,他扛著民主黨自由主義的大旗,但他更會有彈性的作現實的考量,FDR的個性多面相。

 

羅斯福多面相的性格

從前述幾個實例中可看出FDR有著堅毅之性格,也有妥協的習慣,可是不會改變初衷。這表示他對百事均有信心,他有吸取知識的才能,也有判斷事務的能力。他口才便捷,易與人溝通,在其12年白宮歲月中,利用「爐邊談話」(Fireside Chat)與民眾間直接溝通,不若某些領袖僅由發言人放話。不同的作法,就有不同的收獲,與民在一起的作法,他是成功的。正因如此,精研羅斯福外交政策之馬克斯教授(Frederick W. Marks, III)對羅之評價不是很高。Marks認為一個政治人物應擬定長期策略「推出適當方案」(…to settle on appropriate tactics)。然而羅卻不此以為,未能固基,卻一味追求尚未成熟的果實,抓住不放,堅持未來(Tenacious)。

然而他在與人相處時,卻是一個和而不同的人。他看起來為人隨和,然而極不易受到他人之影響,他來自豪門,自幼天資聰穎,名校高材,工作順遂,最後還當了總統。這段不尋常的成功之旅,讓他有了自滿的感覺。這不能怪他,因為他實在是個超級優秀者。這就促成自己在同僚中昂然獨立,高高在上,無人能及。他的想法、作法受到同僚之讚賞。他的命令,人人遵守,他不僅是總統,他有著帝王式總統的架式。在這樣子的環境他當政的十二年就完全遵行了個人外交的軌跡。尤其在「雅爾達會議」中更表露無遺。事實上他並不排斥強力外交政策,他的堂兄大聲叫嚷的「炮艦政策」(Gun Boat Policy)就是侵略式外交政策。羅則再努力製造美國「霸權主義」(Hegemonism)。因此可以說羅斯福之個人外交策略是美國推動20世紀「霸權主義」之主要來源。

 

羅之個人外交引致許多憤怒(evokes strong emotions),人們也看到「一個重病且頭腦簡單的總統,將他人送交給帝國主義者控制」(a sick and simple-minded President had handed people over to imperialist domination.)。 FDR利用二戰結束時期召開「雅爾達會議」,向世人宣告美國已開始作世界霸主了。雅爾達密約不但未協助「維護中國主權」(sustaining sovereignty)及「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更違背了為人稱頌之「史汀生主義」之精神。任憑現代帝國主義者為所欲為,羅之所為是一個標準功利主義者的行徑。也是一個自我實踐的人(selfhood)。

 

羅之新任國務卿史特蒂尼爾斯(Edward Stettinius Jr.)於1944年12月接替霍爾(Cordell Hull)職務,他甚得人望,各界都認為他忠厚(double innocence),既非政客,也不搞陰謀(intriguer)。然而羅一直視他為路人甲,在雅爾達會議第二部分被排斥,羅以此為軍事會議為由,史特蒂尼爾斯不必參加。 而羅認為1945年2月11日就是新世紀的第一天,因為這一天就是密約簽定日。羅的自豪,促成他在公職期間走向功利主義者的境界。在雅爾達會議期間,他無視邱吉爾的存在,更大大地矇了重慶政府。他的自信、驕傲建基在同僚間被矮化。美國自此而後成為世界超強,FDR之聲望已高到不合理的高。若說這就是「帝王制總統」(imperial presidency),倒也名實相符。「就是一個論事實少作夢」(facts better than dreams)者。

 

也正因此,他的部下自然分成二組,甲組人員不多,是可以推心置腹者,僅哈里曼、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Jr.)、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等。第二組就是其他幕僚了。這樣一個一人獨尊的官僚體制下,羅猶如君王。臣子能說真話,或有說真話的機會嗎?眼見羅無視於臣子的尊嚴,共和黨大牌參議員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這樣看羅與其國務卿的關係「國務卿僅一傳令兵耳。」也因為如此,羅在晚年於外交關係上更是大權在握,乾綱獨斷。

 

羅的人生大夢之一就是籌設聯合國(United Nations),由於美國在一戰後未能有效統合國內意見,而痛失參加「國聯」(League of Nations)的機會,羅乃思於二戰後設立聯合國,作為美國號令全球之平台,他的美夢是在未來必須有「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而美國將是這體系中的司令官。

 

羅在外交世界中的行與言,幾乎多依功利原則的現實主義。他的外祖父華倫德拉諾成功地運用智慧,完美地建立一片財富。羅斯福善於利用時機與對方作大交易(grand bargain)交換利益。是否會傷及第三者,則完全不在他考慮之內,這些理念可說是外祖父給他最好的訓示。

 

FDR之外交思維相當複雜,不能因為他是民主黨總統就給貼上自由派的標記。也不能因為他投向歐戰,就說他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國際主義者。馬克斯教授就認為羅既是一個「實踐自由主義者」(practical idealist),也是一個「自由思想的現實主義者」(idealist realist)。也有學者認為他就是一個「現實的政客」(realistic politician)。此均源於他「堅持」的個性(tenacious)。

 

二戰中之羅斯福

羅斯福二戰末之政策對「雅爾達會議」有著直接之關係。最重要是他對蘇聯採取之態度。令人不解的是他對史大林深具好感,並認為共產主義不會傷害民主國家。他對於部份美國人對蘇有惡感認為不妥,於是他用美國先哲愛默生(RalphWaldo Emerson)的名言來激勵國人與蘇聯交朋友。這句話是這樣說的,「得到一個朋友的最好辦法,就是先成為他的朋友」。事實上,他遠在1933年方始登基就宣佈承認蘇共政權。國務院之反對當然是枉然。胡佛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nson)就曾舉出莫斯科自1917年建立新政府後,違反國際法之各項事證。所以友蘇是羅對二戰的第一項政策。

 

第二件大事就是如何儘快結束遠東戰事。因為在太平洋島嶼爭奪戰爭中,美軍死傷眾多。要快速結束戰事,蘇軍需參戰。1945年4月13日魏道明大使奉蔣委員長之命訪問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李海上將(Adm. William D. Leahy),李告知魏:「羅一心只要蘇聯對日宣戰,這是羅心中第一大事」。李說日軍不是那麼善戰,李的意見與其他陸軍將領看法相左。 美陸軍部就有報告認為如無蘇軍參戰,歐戰結束後還要半年以上時間打日本,而美軍死傷可能會高達五十萬以上。麥帥也有同樣說法。認為儘早班師回朝,則子弟兵得早日返回家園。只要史答應向日開戰,條件好商量。羅僅期盼蘇聯早日發兵,採取「綏靖主義」,以致遭蘇聯利用,郭榮趙教授認為美國外交家多為短視無能與健忘。

 

第三個觀察就是誤解中國戰塲概況,不瞭解外蒙及東北與中國之歷史性及重要性。於是羅即以此為籌碼與蘇作了交換。羅是一個標準美國東部菁英份子,對遠東毫無興趣,將中國看得很低。日本於1937年製造「盧溝橋事件」,掀起中日戰爭,羅斯福政府此時仍販售軍事物資與日本,對日並無敵意,還派國務卿霍爾(Cordell Hull)與日本外相談判,證明羅有重日輕華之心。羅在運作雅爾達會議時甚為親蘇,覺得自己很瞭解蘇聯,其實並非如此,他完全「茫然於史大林狡詐中」。

 

另外一點是羅身體衰弱,深盼在其時日不多之時達到下列二大心願,儘速結束二戰及成立「聯合國」。以其國防工業作為世界霸主之基石。照羅之盤算均須史大林合作。從上面這些關鍵即可看出羅在「雅爾達」會議召開前胸中己有定見,那就是與蘇聯緊密合作。

 

最後要提的是,羅以衰弱身軀於1945年1月20日就職後,第三天即乘美國海軍昆西號(USS Quincy)巡洋艦自維吉尼亞州新港(New Port, Virginia)出發,經13天直航馬爾他(Malta),再轉搭軍機赴雅爾達。1月30日他在船上過了生日,女兒安娜做了五個蛋糕來慶賀其父63歲華誕,這五個蛋糕代表羅斯福不但會做滿四任,還會連選連勝第五任總統。抵達雅爾達,即入住昔日沙皇麗瓦蒂雅夏宮(Livadia Palace)。

 

羅斯福第四次總統就職典禮舉行後82天逝世。(圖/取自網路)

 

如此病痛身體能在會中撐下去嗎?事實是他是真的病了,病得很重。1944年秋季,他的主治醫生,海軍軍醫院貝瑞因醫師(Dr. Howard G. Breen) 即向家屬表示醫生們無能為力了,因為羅的重病太多了。除了1921年就公開宣佈的小兒麻痺外,之後陸續得了下述疾病:廔管、支氣管炎、高血壓、心臟擴大、左心室運作不良、胃病、失眠、頭痛等。長女安娜(Anna Roosevelt Boetingh)即稱其父於1945年就職後,身體很明顥地一天天衰弱下去。他的血壓曾一度高到186-260,這種身體何堪長途旅行。邱之醫生莫蘭勛爵(Sir Moreland)在雅爾達見到羅即斷言,羅僅有數月壽命,因為他已出現腦血管硬化現象,後果因中風而亡。事實上,他自投身政治以來,身體日形消瘦,體質變弱,可謂捨身從政之經典案例。他在1945年1月20日就職後,即對長子交代後事,足證他已確知自己之時日不多。仍要萬里赴歐,也就是因為他將終結二戰,建立聯合國二目標,列為一生最大心願。

 

由於身體虛弱,FDR在就職典禮上之演說僅573字,他的聲音微弱,人們不易聽清楚他在講什麼,足證其身體已到最後時日了,FDR於1945年4月初遠赴喬治亞州溫泉(Warm Spring Georgia),參加一項與籌建聯合國有關之會議,至4月12日即中風而亡。得年63歲,是一個「政治巨人」(a Colosses of Politics)。

 

影響世界的八天:剖析雅爾達會議

羅曾在1944年國情咨文(the State of Union)中這樣說:「過往在國際上缺少心靈之結合(meeting of mind),所以就『得不到真和平』(The result was a peace was not a peace)」。意指他未來將與世界各國營建聯合國,可見他對此事相當重視。

 

在雅爾達召開會議,史是地主,當然會重視會議之準備工作。史為迎接貴賓特意周詳安排,羅大樂頻說「這是最好的選擇」。邱吉爾遂迎合羅之讚美,對史表示友善,對史大林說:「你在英國有個可以相信的朋友(意指自己)」,還加了一句更肉麻的話:「希望你對我亦有此感覺」。

 

邱、羅二人爭相表示對史好感,邱與羅之間反而像似各懷鬼胎。這是因為英國是一個傳統海外殖民大國,邱認為劃分勢力範圍,旨在建立世界秩序,而保衛海外殖民地是英國最重要國策。這就是為什麼當駐華大使赫爾利於1945年3月飛赴倫敦,與邱吉爾商議如何降低一些對華不利的部分,當提到香港問題時,邱斷然說要放棄香港,必先「over my dead body.」。這種想法與羅是不相同的,一個是老派殖民主義者,一個是新派霸權主義者,羅與邱有友誼,然而也有矛盾。邱在會議中基本言論,充分顯出他對「現實主義之堅持」(Churchill consistent realism served the base for the Yalta)。

 

在史之歡迎酒會上主賓盡皆歡欣。諺云「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三位領袖均有此認識。然而對戰時中國而言,這才是惡夢之開始,會議之約本更成為舉世爭議之焦點,直至今日學術界仍對會議及密約有著太多不同的意見。事實上,人們對密約之一致評述是,美國太過神秘,美國大眾也被騙到1955年初才被公告知曉,這樣做應受譴責。

 

革命文獻—雅爾達密約有關交涉及中蘇協定,美大使赫爾利呈蔣中正建議中蘇協定綱要蘇俄參加對日作戰條件等。(圖/取自網路)

 

這次會共分二部分舉行,第一部分以歐洲問題為主,三人均參加會議,第二部分以遠東問題為主。首次會議於2月8日召開,會談中共有FDR、哈里曼大使、翻譯包倫(Charles Bohlen),史大林、莫洛托夫外長,翻譯巴夫洛夫(V. Pavlov),第二次會議於2月10日舉行,參與者為羅、哈及史共三人,約本則由史及哈負責撰寫。這第二次會議極為神祕。第二部分的兩場會議均以處置中國為主題,與軍事並無關係。然而這一密約卻破壞了中美互信關係,美國重歐輕亞政策正式推出。

 

根據密約,蘇軍於1945年8月8日對日宣戰,並進軍中國東北,六天後日本因兩顆原子彈而投降,蘇軍因此陣亡8219人,戰時中國則死傷3400萬人,而遠東戰爭果實却因祕約而由蘇共取得,不公平的秘密協約出賣盟國,以致亞洲局勢生變。羅主導之神秘會議從頭至尾欺騙了中國。歷史學家蔣廷黻大使對這一密約有這樣的說法,「此法鑄成十分悲慘大錯,如無此約,則無南北分裂,中國亦無內戰。就歷史以觀(in a moment of History),這是一場悲劇」。

 

羅斯福失誤處

羅在會議期間犯了一些致命錯誤,羅最大的錯誤是無知、自信與幻想。羅在雅爾達會議之表現完全「背離美國道德外交原則」(departure from US moralistic base)。 羅在會議中所犯之重大錯誤大略有下面幾項,首項大錯是羅未真正地認識蘇共,例如他忽略了蘇聯情報頭子貝利亞(Beria)與會將造成之傷害,貝在英美團隊到達之前,已然在所有地區均置有竊聽器,他每日將剪接一小時半之錄音翻譯後呈與史,並印製成冊與其他蘇團隊人員,結果如何不言而諭,令旁觀者木然(Zonked)。

 

第二個大錯是將會議分為二部分,邱曾對羅有怨言,認為羅對波蘭一事處理上相當「血腥」(bloody thing)。由於邱未被羅邀請參加有關遠東戰爭之會議,心中不爽。最後還被迫簽同意書,遂在其回憶錄中記載「美國已引起如許多糾紛,責任在美,對英國而言,這些問題既次要又遙遠」。 邱吉爾在第二部分會議中缺席,三國會議少一角,能算是成功會議嗎?然而邱在最後一日仍被迫簽字。其實會議尚未開始,就看出羅排邱之意,因為邱曾要求羅先來塲會前會,遭羅拒絕,這就顯出羅並未對邱誠實,而是利用邱完成與史之密約簽訂。羅在雅爾達會議中表現不佳,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en)直言:「沒有必要付這麼高的代價(意指犧牲中國),以取悅蘇聯」(no need to pay so high price to Stalin)。是一場標準的權力政治( Realpolitik)。

 

第三個錯誤是美代表團中以馬歇爾之陸軍部人員及以艾奇遜為首之國務院人員,均對蘇共有好感,多少影響了羅之親蘇政策,第四個大錯是欺騙戰時中國不當手段,密約簽於1945年2月11日,不久駐華大使赫爾利聞及此事,急於2月返回華府赴國務院詢問詳情,卻遭否認有此密約;赫乃赴白宮晉見總統,但羅也一口否認。赫雖有滿腹諫言,但見羅面如枯槁,油盡燈枯,已行將就木(a very lose bag of bones, skin on the face seemed to be pasted down on his cheek bones),不忍再與爭執便轉身離開;3月時再往見羅,羅才承認確有此約。 華府直到6月14日才正式通知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蔣之參謀長魏德邁將軍(Gen. Albert C. Wedemeyer)與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等人正式晉見蔣委員長報告;委員長聽完只說:「我感到非常失望。 翻翻近代史,不可能找到另一個相似之出賣盟友主權之實例。是美國之恥辱,是FDR之污點,隨著時日增長,瞭解真相者日多,對羅之陰暗面,有了一個新看法。因為羅騙了近臣國務卿史特蒂尼爾斯,盟友蔣委員長,駐華大使,其原因只是為了討好史大林。

 

最嚴重的是羅完全違背了他一手製作之「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此約於1941年8月14日簽於加拿大紐芬蘭貝麗心灣(Placentia Bay, Newfoundland),英美領袖所簽之協約有八個要點,均為保障各國自由、民主、主權所設,並成為1942年元旦「聯合國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之一部分。其中第二條(Article II)這樣寫著「任何主權更迭,均須得到當事國之同意」(territorial changes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shing of the inhabitants)。再明顯不過的是,雅爾達密約背棄羅、邱二人信誓旦旦簽訂之「大西洋憲章」,對此二人是諷刺,對弱國卻是災難。更證明羅身上留的全是「政治性」(Realpolitic)的血。

 

從羅的這些言與行的記載中,可知羅予人以自由主義者的形象,昂然立於寰宇中,然而從他真實施政中,應該發現他頂多是個「抽象式自由主義」(abstractionist liberalism),事實上他一個「實用現實派」(pragmatist realist)。他可以同時走在「美國利益」及「美國價值」兩條大路上,還不發生車禍,這就是羅斯福,一個具有自我矛盾性格(ambivalence)之政治人物。羅騙人之術確是道地,蔣也曾對其有所懷疑(Chiang had suspicious)。

 

雅爾達密約歷史梗圖。(圖/取自網路)

 

結語

在「密會」進行時,羅可以分開言與行的方向,而絕不心虛,也不怕有人指責他。他有自信作一代偉人,在某種程度上他作到了。不過身為基督徒的他不知常心中有騙人之意是否不妥。羅斯福瞞蔣之事,曾被邱吉爾質問,羅回道:假如通知蔣,則在「24小時內全世界都會知道」。他的這種回答,邱也默然接受,也知道羅此一行為在歷史上是無法被接受的。 他要作「天命信差」(messianic messenger),然而實際上却與對手作「大交易」(great bargain)。將正與反二個不同元素攪在一起,實是真本領。也就無怪學者安德生(Shelden Anderson) 說「密約」是20世紀最大的「外交攪拌機」(diplomatic blenders)

 

羅口稱尊重「美國價值」,却追求「美國利益」。他的這種「現實方策」(realistic theory)助他在國際社會得名又得利,面對微弱的戰時中國,他輕易地取得史大林的支持。這是因為美蘇均為強權故,是以前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ine Albright)就認為「密約會使弱國受害,強國則更有影響力」。研究美國外交的專家學者仍多認為美國的對外關係是兩面的,一方面有濃厚「基督自由派,感性的理想派」(evangelical idealism & sentimentalism, utopianism),另一方面則有「國家利益、自保、防人」(national self-regard, protectiveness, prudence of another),然而更多的時候則是權力外交(power politics)。

 

羅在1945年1月20日就職演說這樣宣稱,「在未來的歲月裡,我們將為一個公正的、光榮而持久的和平而努力」。然而這只是一篇動人的文告。事實上,他所一手編寫的「雅爾達協約」並未為這世界帶來和平, 他對史大林之容忍,導致共產國際席捲了半個地球。識者多認為美國在與蘇聯打交道時,多會以「拙笨之綏靖主義」(foolish appeasement)來因應。 由之而起之冷戰更僵持了半個世紀,從他的這篇動人演說中我們看到的羅斯福與製造「雅爾達」密約居然是同一個人,多麼諷刺的現實。也是FDR一手精心所編排之事實(choreograph tactics)。

 

李本京,政大外交系,堪薩斯州大政治學碩士,紐約聖若望大學歷史學博士。淡江大學榮譽教授,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中美文經協會榮譽理事長。近作 :2021傳奇爭議 : 川普與分裂之美國,黎明2021年3月 ;2024美國大選 :川拜烽火 社會分岐,黎明,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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