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科技園區旁的老先覺 訪台灣少年工徐水禮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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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真說故事》科技園區旁的老先覺 訪台灣少年工徐水禮
2023-11-01 0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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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灣少年工徐水禮(中)與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執行長呂宜璟(左)及作者(右)合影。

 

作者/陳婉真

 

今年八月五、六兩日,由台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及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等團體,共同舉辦「台灣高座少年工赴日80周年紀念大會」;並於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園區,豎立「台灣高座少年工顯彰碑」,紀念這段珍貴的歷史記憶。

 

這是八十年來,頭一次在台灣土地上,為八十年前八千多名赴日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立碑的活動,不只日本高座會多人前來,台灣高座會創會正副會長李雪峰、何春樹,及第二代成立的「台日交流高座之友會」會長何敏豪等一百多人齊聚一堂,共同慶祝,是相當具有歷史意義的一項活動。

 

會中,有十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前少年工,最是吸引眾人眼光,有幾位必須要坐輪椅,並有家人陪同,畢竟當年赴日時還是十多歲少年兄,而今都已超過九十高齡。

 

其中一位徐水禮先生,我們特別在會後約訪,並於兩個多月後的十月中旬,到他的龍潭老家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的老家在銅鑼圈(今『渴望園區』附近),我就讀銅鑼圈公學校(今高原國民小學)。我在家中排行老四,父親四處幫人打零工,家無恆產,生活很苦,我們到學校讀書每半年要付47¢,雖然不多,對窮人而言還是一筆負擔。

不過,那時候的老師對學生非常好,我記得我堂兄因為頭髮很長,校長在上課時跟他說:『你回家請你母親幫你把頭髮洗乾淨,我明天幫你剪頭髮。』

日本時代從校長到老師,就是這樣,對學生非常好,窮人繳不起學費的,學校也不會催,老師會說慢慢來沒關係,有的老師還會幫學生付學費。

但是,學校教我們要正直、不能欺騙,而且絶對不能犯法,所以你看日本時代治安很好,家家戶戶都不必關門,也沒有鐵窗,只有鳥籠才會架上鐵籠。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的人和日本人的關係很『黏』。

我國小六年級時的老師叫山村俊三先生,他是九州大分縣人,我們畢業前聽說總督府在招考少年工,班上有四個同學去報考,老師特地幫我們準備便當,帶著我們從銅鑼圈徒步走了兩個多小時,到大溪參加考試。

很可惜當時還小,也沒有想到後來局勢變化那麼大,沒有留下老師家的地址,等到戰後想去找老師向他致謝,卻怎麼找也找不到了。」

 

他們那一代人和日本人很黏,不只捐錢建台灣亭,三一一大地震時他們也捐了不少錢。這是他保留的其中一張感謝狀。

 

徐水禮一口氣說了好多兒時的回憶。

 

徐水禮說,公學校畢業時,老師告訴他們日本方面在徵求海軍工員,說明要招考國小或高等科畢業生到日本學藝五年,學成後可以取得工業學校程度的學歷,工作內容主要是學習飛機的製造。

「日本人不會騙人,所以很多人都爭相報考。」徐水禮說。

 

赴日時,他是從龍潭搭乘巴士到中壢,再轉搭火車到岡山的61航空廠,在那裡訓練一個月後,搭「淺間丸」出發,邊閃避美軍的潛水艇邊航行。一個星期後抵達神戶,他記得大約晚上七、八點間上岸,已經有愛國婦人會人員在港口歡迎,還幫學員們準備便當,用過便當後即改搭火車,駛往神奈川縣的藤澤驛下車,到高座海軍工廠報到。

 

讓徐水禮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43年5月上旬,在岡山大操場受基本訓練時,那位日本人指導員訓練非常嚴格,打人不手軟。他回憶被打的經過如下:

指導員問:「立正的意義是什麼?」

徐答:「身體直立不要搖動,雙眼向前看,雙手伸直。」

想不到指導員順手一巴掌打過來,並說:「訓練不動的姿勢,是因為那是軍人的基本操練,要從內而外都有均一的軍人精神,要端正嚴肅,絕對不可隨意流淚!」

 

對於這樣突如其來的震撼教育,讓徐水禮心想,自己年僅14歲,剛從國小畢業,踏出校門只有三個月,才開始要見習社會狀況,就遇到這麼嚴酷的教訓,內心極不平衡,卻也只能自我期許,要忍耐、認真學習,總有一天才能撥雲見日,迎接好日子到來。

 

果然,到了日本,更嚴苛的考驗等在前頭,對台灣人而言,冬天很冷,他發現日本人都分發雨鞋,台灣人學員卻沒有。此外,吃的東西極少,飯不够,配菜通常只有豆渣餅拌鹹魚,那豆渣餅在台灣是做豆腐剩下的殘渣,是用來餵豬的,戰時物資管制,販賣部賣的東西很少,既沒錢,也沒什麼可買的,每天的工作更是非常繁重。

 

經歷過戰爭及無數次的生死關頭,徐水禮戰後由日本返回故鄉後更加珍惜生命,九十多歲的人生歷程中,一如獲贈匾額中所言,始終熱心服務桑梓,是子女後代最佳典範。

 

「我們每天早上起床就要唱軍歌,吃過飯後排隊步行去工廠,午休的時間很短,11:50停工,做10分鐘體操後吃飯,12:30就繼續上班,每兩個星期才休息一天。

 

現在人動不動就說什麼過勞,我們那時才是真正的過勞——即便那麼辛苦,也只有一次因為被跳蚤咬,看了一次醫師,此外從來沒有生病過。」徐水禮說。

 

少年工的工作內容,在訓練三星期後,依各人的能力考試後編入不同組別,例如電工、組立(組合)等各組,他被分配到「部品工廠」的鋁工組,工作內容是製造機艙內部的銅鋁零件,他們那時主要是打造「雷電戰鬥機」。

 

徐水禮說,他記得有一次曾經被調派到21航空廠出張(出差),21航空廠非常大,比他們早先在岡山訓練時的61兵工廠大很多,他記得他們走了一天一夜才到達,部隊還發了150円的「出張料」(差旅費),他趕緊把這筆錢寄回台灣家裡。

 

雖然事隔八十年,徐水禮還記得他們的薪水是國小畢業生80¢/天;高等科畢業生85¢/天;農業專修學校畢業生則是1.05円/天,戰後每人發給500円的退職金,回台前地方政府又加發每人500円,合計1000円的退職金,學員回台旅費全免。

 

「現在回想起來,日本人戰後那麼辛苦,他們自己人都沒得吃,卻還是對我們那麼好,戰後台灣人坐火車都免費,還為我們加設一個停靠站,日本人算是很有良心的民族。」徐水禮說。

 

他還記得他們是於1945年12月24日從浦賀港出發,隔年元月3日抵達基隆,隨即搭火車返回桃園。

 

或許年輕時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已經95高齡的徐水禮受訪時精神飽滿,記憶力尤佳,更關注國際現勢,令後輩不禁感佩,果真是隱居山裡的老先覺。(圖/以上均由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或翻拍)

 

當他輾轉搭車回到銅鑼圈老家時,發現家門前原本一大片茶園不見了,竟然被開闢成長達三公里多的戰時機場跑道,他回想起回台前搭火車到東京,沿路一片廢墟,只有一些用鉛板零星搭建的臨時建築,那是悽慘的戰後景像,令人無限感慨。那年他17歲。

 

返台後,他起初和母親一起幫房東種茶、採茶;不久為了生活,自1950年起,擔任了6年憲兵隊的業務兵,後來他發現,不知什麼原因,外省人有退休金,他如果繼續工作下去,竟然沒有退休金,因而以家庭負擔太重為由申請退役,此後即在租屋處附近買了一些田地從事農耕,他自嘲說,一輩子賺錢最多的是早年買的一塊8百多坪農地,後來賣給建商蓋房子,40年間從3萬元升值成為2000萬,而老家附近也從傳統茶園成為高科技園區,世事的變化令人難料。

 

台灣解嚴後,少年工們在全台各地自動成立高座會,每年都會舉辦大型聚會,每十年會回日本「轉外家(回娘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93年高座會50周年那次,台灣方面的少年工有1200人參加,一群人浩浩蕩蕩搭了40部遊覽車,行程中也參觀了日本自衛隊的厚木海軍飛行場。那是以前他們造飛機的高座海軍工廠附近,現在是軍用機場,用地橫跨大和市及綾瀨市,目前為美國海軍和日本海上自衛隊共用、共有的基地。

 

徐水禮說,那次造訪時,厚木基地特別開大門迎接他們,自衛隊隊員列隊向他們致敬以表歡迎;那次的行程中,剛好當今天皇結婚,整個日本洋溢喜氣,彷彿也在歡迎少年工們的到訪,讓參加者不只深受感動,也深覺不虛此行。

 

「50周年和80周年這兩次的盛會,我都能參加,心中非常高興,這真是極為難得的福氣。」徐水禮難掩興奮的說。

 

我們離開後不久,他又另寄了一封字跡極為工整有力的親筆信,補充作了一些說明。

 

徐水禮受訪後沒幾天,特地寫了一封信給作者及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作了若干補充說明,筆跡工整有力,文句清楚簡練,令後輩自嘆弗如。(圖/陳婉眞提供)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以日本時代小學畢業的學歷,不只字跡極佳,談論起國際大事更是頭頭是道,簡直是隱居山林裡的老先覺,冷眼觀看世局,卻熱心對待世間事,例如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他捐輸不落人後,他的子女也承襲了父親的古道熱腸,在各自領域裡擔任志工,服務社會。

 

謹祝這位橫跨兩個世代的老先覺長命百歲。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前台灣少年工徐水禮(中)與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執行長呂宜璟(左)及作者(右)合影。

 

作者/陳婉真

 

今年八月五、六兩日,由台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及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等團體,共同舉辦「台灣高座少年工赴日80周年紀念大會」;並於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園區,豎立「台灣高座少年工顯彰碑」,紀念這段珍貴的歷史記憶。

 

這是八十年來,頭一次在台灣土地上,為八十年前八千多名赴日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立碑的活動,不只日本高座會多人前來,台灣高座會創會正副會長李雪峰、何春樹,及第二代成立的「台日交流高座之友會」會長何敏豪等一百多人齊聚一堂,共同慶祝,是相當具有歷史意義的一項活動。

 

會中,有十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前少年工,最是吸引眾人眼光,有幾位必須要坐輪椅,並有家人陪同,畢竟當年赴日時還是十多歲少年兄,而今都已超過九十高齡。

 

其中一位徐水禮先生,我們特別在會後約訪,並於兩個多月後的十月中旬,到他的龍潭老家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的老家在銅鑼圈(今『渴望園區』附近),我就讀銅鑼圈公學校(今高原國民小學)。我在家中排行老四,父親四處幫人打零工,家無恆產,生活很苦,我們到學校讀書每半年要付47¢,雖然不多,對窮人而言還是一筆負擔。

不過,那時候的老師對學生非常好,我記得我堂兄因為頭髮很長,校長在上課時跟他說:『你回家請你母親幫你把頭髮洗乾淨,我明天幫你剪頭髮。』

日本時代從校長到老師,就是這樣,對學生非常好,窮人繳不起學費的,學校也不會催,老師會說慢慢來沒關係,有的老師還會幫學生付學費。

但是,學校教我們要正直、不能欺騙,而且絶對不能犯法,所以你看日本時代治安很好,家家戶戶都不必關門,也沒有鐵窗,只有鳥籠才會架上鐵籠。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的人和日本人的關係很『黏』。

我國小六年級時的老師叫山村俊三先生,他是九州大分縣人,我們畢業前聽說總督府在招考少年工,班上有四個同學去報考,老師特地幫我們準備便當,帶著我們從銅鑼圈徒步走了兩個多小時,到大溪參加考試。

很可惜當時還小,也沒有想到後來局勢變化那麼大,沒有留下老師家的地址,等到戰後想去找老師向他致謝,卻怎麼找也找不到了。」

 

他們那一代人和日本人很黏,不只捐錢建台灣亭,三一一大地震時他們也捐了不少錢。這是他保留的其中一張感謝狀。

 

徐水禮一口氣說了好多兒時的回憶。

 

徐水禮說,公學校畢業時,老師告訴他們日本方面在徵求海軍工員,說明要招考國小或高等科畢業生到日本學藝五年,學成後可以取得工業學校程度的學歷,工作內容主要是學習飛機的製造。

「日本人不會騙人,所以很多人都爭相報考。」徐水禮說。

 

赴日時,他是從龍潭搭乘巴士到中壢,再轉搭火車到岡山的61航空廠,在那裡訓練一個月後,搭「淺間丸」出發,邊閃避美軍的潛水艇邊航行。一個星期後抵達神戶,他記得大約晚上七、八點間上岸,已經有愛國婦人會人員在港口歡迎,還幫學員們準備便當,用過便當後即改搭火車,駛往神奈川縣的藤澤驛下車,到高座海軍工廠報到。

 

讓徐水禮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43年5月上旬,在岡山大操場受基本訓練時,那位日本人指導員訓練非常嚴格,打人不手軟。他回憶被打的經過如下:

指導員問:「立正的意義是什麼?」

徐答:「身體直立不要搖動,雙眼向前看,雙手伸直。」

想不到指導員順手一巴掌打過來,並說:「訓練不動的姿勢,是因為那是軍人的基本操練,要從內而外都有均一的軍人精神,要端正嚴肅,絕對不可隨意流淚!」

 

對於這樣突如其來的震撼教育,讓徐水禮心想,自己年僅14歲,剛從國小畢業,踏出校門只有三個月,才開始要見習社會狀況,就遇到這麼嚴酷的教訓,內心極不平衡,卻也只能自我期許,要忍耐、認真學習,總有一天才能撥雲見日,迎接好日子到來。

 

果然,到了日本,更嚴苛的考驗等在前頭,對台灣人而言,冬天很冷,他發現日本人都分發雨鞋,台灣人學員卻沒有。此外,吃的東西極少,飯不够,配菜通常只有豆渣餅拌鹹魚,那豆渣餅在台灣是做豆腐剩下的殘渣,是用來餵豬的,戰時物資管制,販賣部賣的東西很少,既沒錢,也沒什麼可買的,每天的工作更是非常繁重。

 

經歷過戰爭及無數次的生死關頭,徐水禮戰後由日本返回故鄉後更加珍惜生命,九十多歲的人生歷程中,一如獲贈匾額中所言,始終熱心服務桑梓,是子女後代最佳典範。

 

「我們每天早上起床就要唱軍歌,吃過飯後排隊步行去工廠,午休的時間很短,11:50停工,做10分鐘體操後吃飯,12:30就繼續上班,每兩個星期才休息一天。

 

現在人動不動就說什麼過勞,我們那時才是真正的過勞——即便那麼辛苦,也只有一次因為被跳蚤咬,看了一次醫師,此外從來沒有生病過。」徐水禮說。

 

少年工的工作內容,在訓練三星期後,依各人的能力考試後編入不同組別,例如電工、組立(組合)等各組,他被分配到「部品工廠」的鋁工組,工作內容是製造機艙內部的銅鋁零件,他們那時主要是打造「雷電戰鬥機」。

 

徐水禮說,他記得有一次曾經被調派到21航空廠出張(出差),21航空廠非常大,比他們早先在岡山訓練時的61兵工廠大很多,他記得他們走了一天一夜才到達,部隊還發了150円的「出張料」(差旅費),他趕緊把這筆錢寄回台灣家裡。

 

雖然事隔八十年,徐水禮還記得他們的薪水是國小畢業生80¢/天;高等科畢業生85¢/天;農業專修學校畢業生則是1.05円/天,戰後每人發給500円的退職金,回台前地方政府又加發每人500円,合計1000円的退職金,學員回台旅費全免。

 

「現在回想起來,日本人戰後那麼辛苦,他們自己人都沒得吃,卻還是對我們那麼好,戰後台灣人坐火車都免費,還為我們加設一個停靠站,日本人算是很有良心的民族。」徐水禮說。

 

他還記得他們是於1945年12月24日從浦賀港出發,隔年元月3日抵達基隆,隨即搭火車返回桃園。

 

或許年輕時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已經95高齡的徐水禮受訪時精神飽滿,記憶力尤佳,更關注國際現勢,令後輩不禁感佩,果真是隱居山裡的老先覺。(圖/以上均由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或翻拍)

 

當他輾轉搭車回到銅鑼圈老家時,發現家門前原本一大片茶園不見了,竟然被開闢成長達三公里多的戰時機場跑道,他回想起回台前搭火車到東京,沿路一片廢墟,只有一些用鉛板零星搭建的臨時建築,那是悽慘的戰後景像,令人無限感慨。那年他17歲。

 

返台後,他起初和母親一起幫房東種茶、採茶;不久為了生活,自1950年起,擔任了6年憲兵隊的業務兵,後來他發現,不知什麼原因,外省人有退休金,他如果繼續工作下去,竟然沒有退休金,因而以家庭負擔太重為由申請退役,此後即在租屋處附近買了一些田地從事農耕,他自嘲說,一輩子賺錢最多的是早年買的一塊8百多坪農地,後來賣給建商蓋房子,40年間從3萬元升值成為2000萬,而老家附近也從傳統茶園成為高科技園區,世事的變化令人難料。

 

台灣解嚴後,少年工們在全台各地自動成立高座會,每年都會舉辦大型聚會,每十年會回日本「轉外家(回娘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93年高座會50周年那次,台灣方面的少年工有1200人參加,一群人浩浩蕩蕩搭了40部遊覽車,行程中也參觀了日本自衛隊的厚木海軍飛行場。那是以前他們造飛機的高座海軍工廠附近,現在是軍用機場,用地橫跨大和市及綾瀨市,目前為美國海軍和日本海上自衛隊共用、共有的基地。

 

徐水禮說,那次造訪時,厚木基地特別開大門迎接他們,自衛隊隊員列隊向他們致敬以表歡迎;那次的行程中,剛好當今天皇結婚,整個日本洋溢喜氣,彷彿也在歡迎少年工們的到訪,讓參加者不只深受感動,也深覺不虛此行。

 

「50周年和80周年這兩次的盛會,我都能參加,心中非常高興,這真是極為難得的福氣。」徐水禮難掩興奮的說。

 

我們離開後不久,他又另寄了一封字跡極為工整有力的親筆信,補充作了一些說明。

 

徐水禮受訪後沒幾天,特地寫了一封信給作者及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作了若干補充說明,筆跡工整有力,文句清楚簡練,令後輩自嘆弗如。(圖/陳婉眞提供)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以日本時代小學畢業的學歷,不只字跡極佳,談論起國際大事更是頭頭是道,簡直是隱居山林裡的老先覺,冷眼觀看世局,卻熱心對待世間事,例如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他捐輸不落人後,他的子女也承襲了父親的古道熱腸,在各自領域裡擔任志工,服務社會。

 

謹祝這位橫跨兩個世代的老先覺長命百歲。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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