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石川公弘和他的2000個哥哥們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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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真說故事》石川公弘和他的2000個哥哥們
2023-08-16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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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高座會每年都會組團互訪,今年是疫情以來頭一次的聚會,正逢台灣少年工開辦80週年,由台灣方面主辦,日本有四十多位會員前來參加。圖為8月5日上午聚會合影。(圖/台灣高座之友會提供)

 

作者/陳婉真

 

來自日本神奈川縣大和市的石川公弘,今年八月初又到台灣來看他的哥哥們。

 

這次距離上次來台的時間很長,已經超過四年多了,武漢肺炎不只阻隔了雙方的例行年度交流,也讓風燭殘年的哥哥們加速凋零,而石川公弘本人也即將邁入九十高齡。

 

但是,談起那段他和2000個哥哥們的結緣,卻讓他彷彿又回到1944年前後,那段太平洋戰爭中奇妙的情緣。

 

「我舅舅戰前在三井公司上班,被派去美國,日美開戰後還留在美國,直到1942年6月才搭交換船回到日本。

 

台日高座會於8月6日赴五指山軍人公墓,向前總統李登輝致敬。(圖/台灣高座之友會提供)

 

他回來後不久到家裡來,特別和父親闢室密談,奇怪的是,其他人都被摒除在外面,只有我被指定進去聽他們說話。

 

他告訴父親,日本在中途島海戰中失敗了,以日本的情況,大概撐不過三年就會戰敗。

 

那時日本國內全面封鎖戰爭的真實情況,事後證明舅舅說的果然沒錯,三年後日本就敗戰了。」

 

石川公弘以這段從舅舅那邊聽來的話,打開塵封的回憶。

 

他的父親石川明雄原本是國小校長,由於在處理一件朝鮮人抗議事件中採取開明的作法,順利解決抗爭事件,因此,當1943年日本政府決定透過台灣總督府,在台灣招募少年工赴日造飛機時,石川明雄被徵詢是否願意擔任舍監,他答應了。

 

「我那時心想,舅舅明明跟爸爸說日本會戰敗,不知道他為什麼還會答應去當舍監?」石川公弘說。

 

無論如何,父親這個決定改變了他此後的人生,80年來直到現在,他從學生到擔任大學教職到大和市議會議長到退休,人事變遷更迭,幾乎所有人都搬離了,只有他還住在當年父親擔任舍監的大和市。

 

他父親受命擔任舍監的地方,就是後來通稱「台灣少年工」的訓練處所高座海軍工廠,總共有八千多名少年工分批前往,學員們一律住在工廠內的學寮(學員宿舍),一排排的學寮整齊排列,其中每兩千名學員就分配一位舍監,舍監的宿舍就在兩排學寮中間的前方,方便照應。

 

「我那時才八、九歲,學校放學回家後,常常從宿舍走到辦公室找父親,途中一定要經過少年工的宿舍,他們看到我走過時,很多人會從樓上丟糖果給我,剛開始是丟一大包,隨著戰爭越來越吃緊,丟的糖果也越來越少。在我們彼此的心目中,我當他們是我的哥哥們;他們也把我當作弟弟一般看待。」石川公弘說。

 

今年台日高座會的重頭戲--8/5首座豎立於故鄉台灣的高座會顯彰碑在旗津揭幕 ,有七位少年工親自參與。前排右二為高座會靈魂人物石川公弘。(圖/高座之友會提供)

 

戰時物資管制,糖在日本是有錢買不到的奢侈品,來自台灣的少年工們,毫不吝嗇的把家鄉寄給他們的珍貴糖果和石川公弘分享,八十年後回憶起這一段,依舊讓石川公弘心中充滿溫暖。

 

石川公弘這次率團來台灣,於8月6日參加台灣高座會在旗津的揭碑儀式。這是由台灣高座會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共同舉辦的「台灣高座少年工留日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並徵得高雄市府同意,於旗津風車公園旁,這個全台唯一紀念二戰台灣兵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園區,豎立「台灣高座少年工顯彰碑」;旋於8月7日北上五指山軍人公墓,向前總統李登輝致敬。

 

以台灣少年工為主體的高座會,在台日雙方都各自成立組織運作,雙邊交流從解嚴後就每年舉行,未曾中斷,雙方都已經由二代接棒持續交流,成為台日雙方交流最大、也最頻繁的民間團體,台灣高座會正副會長李雪峰及何春樹,還因而分別獲日本天皇頒發旭日小綬章,以表彰他們在日台交流方面的付出。

 

石川公弘就是台日兩方高座會的靈魂人物。他很早就出版一本《台灣少年工》的書,中文版還獲得前總統李登輝的推薦。

 

最近他從一項解密文件中發現,台灣總督府奉命在台灣召募少年工時,出身海軍上將的總督長谷川清,堅持少年工赴日絕對不能有差別待遇,也就是所謂「內台一如(日本內地和台灣一視同仁)」,並說:「絕對不讓內地人與台灣人之間存在歧視,少年工未來將以優秀的航空技師身分,衣錦還鄉。」

 

可惜因為戰情惡劣,以海軍工員身分赴日的少年工們,未能依約取得高工畢業的文憑,但在二戰期間二十萬被徵召服役的台灣青年裡面,高座少年工所受到的待遇相較是最好的,八千多名少年工無論留在日本或返回台灣的,都對這段回憶充滿情感。

 

同樣是日本殖民地,朝鮮的氣候和日本比較像,為什麼不找朝鮮人,反而到亞熱帶的台灣找了那麼多少年工去造飛機?

 

石川公弘說,造飛機是精密度很高的工作,頭腦不夠好,做事不夠細心的人,是無法成為好的造飛機師傅的。海軍在選拔時,應該是有感於台灣人脾氣比較好、有向上心,也比較老實。朝鮮人一般從事較粗重的,例如土木工程方面的人比較多。

 

石川公弘短講台灣少年工的歷史,根據最近解密文件,由於1943年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堅持少年工赴日絕對不能有差別待遇,也就是所謂「內台一如(日本內地和台灣一視同仁)」,並說:「絕對不讓內地人與台灣人之間存在歧視,少年工未來將以優秀的航空技師身分,衣錦還鄉。」(圖/陳婉眞攝)

 

「少年工們每天一大早起床後,都要唱軍歌,包括《台灣軍之歌》等三十首輪流唱,除了讓他們的日語更流利之外,根據海軍的研究,齊唱軍歌可以提振精神、互相鼓舞、培養團結意識。尤其軍歌歌詞很多是押韻的古詩,和演歌很相似,有助於較抽象的日語能力之提升。」

 

工廠附近的居民,每天一早聽到台灣孩子們唱軍歌,也感到精神振奮,索性就稱呼少年工們是「唱軍歌的那些人」,時日久了之後,少年工們逐漸和附近民家打成一片,由於家家戶戶男丁幾乎都當兵去了,少年工們會各自和幾個家庭特別熟,彼此把對方當成家人看待。

 

譬如有一家做蠶絲的,因為必須要燒開水煮蠶繭,少年工宿舍裡很多跳蚤,索性把衣服也丟入滾水中煮一煮,果然是消滅跳蚤良方,同學之間互相通報,最後幾乎所有少年工都把衣服拿去他家煮沸消毒兼除蟲。

 

談到李雪峰,石川公弘說,李雪峰因為是中學畢業才去日本,年紀比多數少年工稍長,他又長得英俊瀟灑,女人緣太好,反而招致上司欺負,把他調去伙房,舍監石川明雄看在眼裡,不久即把李雪峰「解救」去當他的助理。

 

由於有這層關係,戰後一度少年工們因前途茫茫,也曾千里迢迢趕到舞鶴想搭回台船隻被拒(接收的國民黨軍阻撓返鄉的台灣籍日本兵),有少部分人開始燥動,坐霸王車、偷農家養的豬隻私宰…,有些行為造成戰敗的日本人敢怒不敢言。

平均年齡不到二十歲的台灣少年工,戰後等候返台期間,一度因諸多不順而燥動不安,經舍監石川明雄勸說後自力救濟,自行成立省民自治會,自律的精神連日本人都感到佩服 。(圖/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石川公弘說,有一天,爸爸和李雪峰懇談,認為少年工們長期以來和地方民眾生活打成一片,居民都對他們印象非常好,戰後卻因為少數人的行為造成地方困擾,相當可惜,他很希望少年工們在離開前,能恢復昔日的好形象。

 

「李雪峰回去之後,很快成立了一個自治會,把少年工組織起來,並依工作不同進行任務分組,有人負責糧食的籌措,有的交涉回台船隻,也有人負責治安的維護,嚴禁偷搶、報復打人及搭霸王車等行為,雖然大家年齡都還小,卻那麼快就能組織起來,爸爸既高興又意外。」石川公弘說。

 

少年工們都是一時之選,可惜因為這段留日經歷,反倒使得他們回到故鄉後,人生的發展,相較於直接就讀大專的高學歷人士坎坷許多。石川公弘言談之間相當為他的哥哥們抱屈。

 

許多戰火下的革命情懷,即便經歷八十年歲月的清洗,依舊清澈如昔,石川公弘舉例說,少年工們對於幫他們煮衣服消毒的煮蠶絲人家,返台前集體到門口高喊「萬歲」後才離開;戰後有許多人為了尋找當年照顧他們的長官,特別到日本刊登尋人廣告;還有一位住在中壢的黃文木,寫了一篇感謝文,硬是等了三十八年,台灣解嚴後才公開發布… ,類似情況不勝枚舉,證明台灣人的善良及惜情重義本質令人感動。

 

當年舍監之子石川公弘,長年致力於日台雙方高座會的交流活動。他以日語著作的書也曾被翻譯為中文,並獲得前總統李登輝的推薦。石川公弘說,少年工們就如同他的哥哥一般,在戰亂中結下一輩子的情緣。(圖/取自Jessie Chua臉書)

 

在石川公弘的心目中,少年工們當年訓練的項目都很尖端,他們的品格操守以及自我要求等,讓他深深覺得,每個少年工身上都有李登輝的影子(李登輝是很多那一代日本人的偶像)。

在他看起來,少年工們對於早期台灣邁入業化社會的貢獻有三:

一、他們是最早接觸飛機製造這項尖端工業的一批人;

二、他們也是最早習得工廠技術與行政管理的一批人;

三、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絕大多數台灣少年工,都是幕後積極的推手。

 

八千多名台灣少年工之中,八十年後得以參加揭碑典禮的人只剩下十位。歲月帶走許多人的生命與戰爭中的悲歡離合等記憶,留下的是不變的人性善良面,與逆境中堅強生命力的展現,至今依舊深深影響兒孫們。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台日高座會每年都會組團互訪,今年是疫情以來頭一次的聚會,正逢台灣少年工開辦80週年,由台灣方面主辦,日本有四十多位會員前來參加。圖為8月5日上午聚會合影。(圖/台灣高座之友會提供)

 

作者/陳婉真

 

來自日本神奈川縣大和市的石川公弘,今年八月初又到台灣來看他的哥哥們。

 

這次距離上次來台的時間很長,已經超過四年多了,武漢肺炎不只阻隔了雙方的例行年度交流,也讓風燭殘年的哥哥們加速凋零,而石川公弘本人也即將邁入九十高齡。

 

但是,談起那段他和2000個哥哥們的結緣,卻讓他彷彿又回到1944年前後,那段太平洋戰爭中奇妙的情緣。

 

「我舅舅戰前在三井公司上班,被派去美國,日美開戰後還留在美國,直到1942年6月才搭交換船回到日本。

 

台日高座會於8月6日赴五指山軍人公墓,向前總統李登輝致敬。(圖/台灣高座之友會提供)

 

他回來後不久到家裡來,特別和父親闢室密談,奇怪的是,其他人都被摒除在外面,只有我被指定進去聽他們說話。

 

他告訴父親,日本在中途島海戰中失敗了,以日本的情況,大概撐不過三年就會戰敗。

 

那時日本國內全面封鎖戰爭的真實情況,事後證明舅舅說的果然沒錯,三年後日本就敗戰了。」

 

石川公弘以這段從舅舅那邊聽來的話,打開塵封的回憶。

 

他的父親石川明雄原本是國小校長,由於在處理一件朝鮮人抗議事件中採取開明的作法,順利解決抗爭事件,因此,當1943年日本政府決定透過台灣總督府,在台灣招募少年工赴日造飛機時,石川明雄被徵詢是否願意擔任舍監,他答應了。

 

「我那時心想,舅舅明明跟爸爸說日本會戰敗,不知道他為什麼還會答應去當舍監?」石川公弘說。

 

無論如何,父親這個決定改變了他此後的人生,80年來直到現在,他從學生到擔任大學教職到大和市議會議長到退休,人事變遷更迭,幾乎所有人都搬離了,只有他還住在當年父親擔任舍監的大和市。

 

他父親受命擔任舍監的地方,就是後來通稱「台灣少年工」的訓練處所高座海軍工廠,總共有八千多名少年工分批前往,學員們一律住在工廠內的學寮(學員宿舍),一排排的學寮整齊排列,其中每兩千名學員就分配一位舍監,舍監的宿舍就在兩排學寮中間的前方,方便照應。

 

「我那時才八、九歲,學校放學回家後,常常從宿舍走到辦公室找父親,途中一定要經過少年工的宿舍,他們看到我走過時,很多人會從樓上丟糖果給我,剛開始是丟一大包,隨著戰爭越來越吃緊,丟的糖果也越來越少。在我們彼此的心目中,我當他們是我的哥哥們;他們也把我當作弟弟一般看待。」石川公弘說。

 

今年台日高座會的重頭戲--8/5首座豎立於故鄉台灣的高座會顯彰碑在旗津揭幕 ,有七位少年工親自參與。前排右二為高座會靈魂人物石川公弘。(圖/高座之友會提供)

 

戰時物資管制,糖在日本是有錢買不到的奢侈品,來自台灣的少年工們,毫不吝嗇的把家鄉寄給他們的珍貴糖果和石川公弘分享,八十年後回憶起這一段,依舊讓石川公弘心中充滿溫暖。

 

石川公弘這次率團來台灣,於8月6日參加台灣高座會在旗津的揭碑儀式。這是由台灣高座會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共同舉辦的「台灣高座少年工留日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並徵得高雄市府同意,於旗津風車公園旁,這個全台唯一紀念二戰台灣兵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園區,豎立「台灣高座少年工顯彰碑」;旋於8月7日北上五指山軍人公墓,向前總統李登輝致敬。

 

以台灣少年工為主體的高座會,在台日雙方都各自成立組織運作,雙邊交流從解嚴後就每年舉行,未曾中斷,雙方都已經由二代接棒持續交流,成為台日雙方交流最大、也最頻繁的民間團體,台灣高座會正副會長李雪峰及何春樹,還因而分別獲日本天皇頒發旭日小綬章,以表彰他們在日台交流方面的付出。

 

石川公弘就是台日兩方高座會的靈魂人物。他很早就出版一本《台灣少年工》的書,中文版還獲得前總統李登輝的推薦。

 

最近他從一項解密文件中發現,台灣總督府奉命在台灣召募少年工時,出身海軍上將的總督長谷川清,堅持少年工赴日絕對不能有差別待遇,也就是所謂「內台一如(日本內地和台灣一視同仁)」,並說:「絕對不讓內地人與台灣人之間存在歧視,少年工未來將以優秀的航空技師身分,衣錦還鄉。」

 

可惜因為戰情惡劣,以海軍工員身分赴日的少年工們,未能依約取得高工畢業的文憑,但在二戰期間二十萬被徵召服役的台灣青年裡面,高座少年工所受到的待遇相較是最好的,八千多名少年工無論留在日本或返回台灣的,都對這段回憶充滿情感。

 

同樣是日本殖民地,朝鮮的氣候和日本比較像,為什麼不找朝鮮人,反而到亞熱帶的台灣找了那麼多少年工去造飛機?

 

石川公弘說,造飛機是精密度很高的工作,頭腦不夠好,做事不夠細心的人,是無法成為好的造飛機師傅的。海軍在選拔時,應該是有感於台灣人脾氣比較好、有向上心,也比較老實。朝鮮人一般從事較粗重的,例如土木工程方面的人比較多。

 

石川公弘短講台灣少年工的歷史,根據最近解密文件,由於1943年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堅持少年工赴日絕對不能有差別待遇,也就是所謂「內台一如(日本內地和台灣一視同仁)」,並說:「絕對不讓內地人與台灣人之間存在歧視,少年工未來將以優秀的航空技師身分,衣錦還鄉。」(圖/陳婉眞攝)

 

「少年工們每天一大早起床後,都要唱軍歌,包括《台灣軍之歌》等三十首輪流唱,除了讓他們的日語更流利之外,根據海軍的研究,齊唱軍歌可以提振精神、互相鼓舞、培養團結意識。尤其軍歌歌詞很多是押韻的古詩,和演歌很相似,有助於較抽象的日語能力之提升。」

 

工廠附近的居民,每天一早聽到台灣孩子們唱軍歌,也感到精神振奮,索性就稱呼少年工們是「唱軍歌的那些人」,時日久了之後,少年工們逐漸和附近民家打成一片,由於家家戶戶男丁幾乎都當兵去了,少年工們會各自和幾個家庭特別熟,彼此把對方當成家人看待。

 

譬如有一家做蠶絲的,因為必須要燒開水煮蠶繭,少年工宿舍裡很多跳蚤,索性把衣服也丟入滾水中煮一煮,果然是消滅跳蚤良方,同學之間互相通報,最後幾乎所有少年工都把衣服拿去他家煮沸消毒兼除蟲。

 

談到李雪峰,石川公弘說,李雪峰因為是中學畢業才去日本,年紀比多數少年工稍長,他又長得英俊瀟灑,女人緣太好,反而招致上司欺負,把他調去伙房,舍監石川明雄看在眼裡,不久即把李雪峰「解救」去當他的助理。

 

由於有這層關係,戰後一度少年工們因前途茫茫,也曾千里迢迢趕到舞鶴想搭回台船隻被拒(接收的國民黨軍阻撓返鄉的台灣籍日本兵),有少部分人開始燥動,坐霸王車、偷農家養的豬隻私宰…,有些行為造成戰敗的日本人敢怒不敢言。

平均年齡不到二十歲的台灣少年工,戰後等候返台期間,一度因諸多不順而燥動不安,經舍監石川明雄勸說後自力救濟,自行成立省民自治會,自律的精神連日本人都感到佩服 。(圖/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石川公弘說,有一天,爸爸和李雪峰懇談,認為少年工們長期以來和地方民眾生活打成一片,居民都對他們印象非常好,戰後卻因為少數人的行為造成地方困擾,相當可惜,他很希望少年工們在離開前,能恢復昔日的好形象。

 

「李雪峰回去之後,很快成立了一個自治會,把少年工組織起來,並依工作不同進行任務分組,有人負責糧食的籌措,有的交涉回台船隻,也有人負責治安的維護,嚴禁偷搶、報復打人及搭霸王車等行為,雖然大家年齡都還小,卻那麼快就能組織起來,爸爸既高興又意外。」石川公弘說。

 

少年工們都是一時之選,可惜因為這段留日經歷,反倒使得他們回到故鄉後,人生的發展,相較於直接就讀大專的高學歷人士坎坷許多。石川公弘言談之間相當為他的哥哥們抱屈。

 

許多戰火下的革命情懷,即便經歷八十年歲月的清洗,依舊清澈如昔,石川公弘舉例說,少年工們對於幫他們煮衣服消毒的煮蠶絲人家,返台前集體到門口高喊「萬歲」後才離開;戰後有許多人為了尋找當年照顧他們的長官,特別到日本刊登尋人廣告;還有一位住在中壢的黃文木,寫了一篇感謝文,硬是等了三十八年,台灣解嚴後才公開發布… ,類似情況不勝枚舉,證明台灣人的善良及惜情重義本質令人感動。

 

當年舍監之子石川公弘,長年致力於日台雙方高座會的交流活動。他以日語著作的書也曾被翻譯為中文,並獲得前總統李登輝的推薦。石川公弘說,少年工們就如同他的哥哥一般,在戰亂中結下一輩子的情緣。(圖/取自Jessie Chua臉書)

 

在石川公弘的心目中,少年工們當年訓練的項目都很尖端,他們的品格操守以及自我要求等,讓他深深覺得,每個少年工身上都有李登輝的影子(李登輝是很多那一代日本人的偶像)。

在他看起來,少年工們對於早期台灣邁入業化社會的貢獻有三:

一、他們是最早接觸飛機製造這項尖端工業的一批人;

二、他們也是最早習得工廠技術與行政管理的一批人;

三、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絕大多數台灣少年工,都是幕後積極的推手。

 

八千多名台灣少年工之中,八十年後得以參加揭碑典禮的人只剩下十位。歲月帶走許多人的生命與戰爭中的悲歡離合等記憶,留下的是不變的人性善良面,與逆境中堅強生命力的展現,至今依舊深深影響兒孫們。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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