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立寧
司馬光(1019-1086)歷史上的形象,好像一直是高大上的正人君子;他砸缸救人的故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記錄在先,隨後又收入了官方二十四史之一,由元朝丞相脫脫主持彙編的《宋史.司馬光傳》。民國、乃至人民共和國都把它編入了小學課本,於是乎家喻戶曉,流傳千年。
故事是這樣描述的:幼年的司馬光,和一羣小朋友在院子裏玩耍,其中一位小朋友失足跌進一口大水缸中,水深沒頂;小朋友們被驚嚇都呆了,只有司馬光拿起了一塊大石頭用力砸破了缸,缸水流出,落難的小朋友因此逃出而得救。
這個故事中的司馬光,小小年紀就見識遠大,氣度不凡,臨危不亂,決策明智:果斷地捨棄一口缸,挽救了一條命。
司馬光也是宋代最有成就的史學家;他編纂的《資治通鑑》,是一部繼孔子《春秋》之後編年體的史學巨著;書名為宋朝第六代皇帝宋神宗趙頊(1048~1085)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以史為鏡)之意。
趙頊接位之時,宋朝建國已歷88年,積壘之下,要面對三大難題:行政體系的膨脹(冗員);軍人數目的龐大(冗兵);同時又要向外族贈送財帛以解決邊患(冗費)。財政虧空已高達1750餘萬兩,形成了積貧積弱/不得不改的局面。
趙頊遂用王安石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開始,到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結束,史稱: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
司馬光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這一段時間(1069-1084),他退居洛陽,忙於編纂他的《資治通鑑》。
元豐八年(1085)宋哲宗趙煦(1077-1100)即位,年僅十歲,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臨朝聽政。高氏召司馬光入京為相,數月間盡廢新法。執政8個月,病故。
關鍵在於他執政的8個月,究竟做了些什麼?
儘管司馬光曾經聲稱:「王安石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他執政之後,卻盡廢新法,不問青紅皂白;甚至將神宗朝皇帝親征/好不容易/犧牲將士性命奪回的河湟之地,也無償送還給了西夏。致使新舊黨爭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著重於國政運轉。同時的蘇東坡無奈的感嘆:「又是一個拗相公」。
拗相公,是指固執己見、自以為是的人。王安石之「拗」往往只對事;而 司馬光之「拗」,只對人。
雖然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將歷朝黨爭癥結原因與後果都提寫的清清楚楚,但是他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從此新舊黨爭越演越烈,國力直直直落。
40年後的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金朝以區區7萬兵力就攻破京城洛陽;徽/欽二帝、成了俘虜;皇室成員及朝廷重臣數千人, 數十萬人民淪為奴隸。 最慘的是婦女:包括皇太后、皇帝妃嬪、皇室宗親、貴族女子、宮女等等,更在到達金國時上空任人挑選,沒被選中的全部送進了妓院…。
談到司馬光,令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1993年4月我任證管會主委;為了擴大市場/引進外資,同年的12月16日和主管外匯的中央銀行舉辦了一次民國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基於公共政策的公開辯論/聽證會議。
會場設中央銀行的禮堂;會議一開始,與我共同主持會議的外匯局長張寶熙,就引用一段《資治通鑒》中司馬光的話:「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其害」;無端地把一場公共政策之辯變性成了君子/小人之爭。
我當然不高興,於是寫了一篇小文章回應:《小人呼?君子!》(刊於《自立晚報》1994/12/29):
君子乎?小人乎?究竟應該如何認定和分辨?三省吾身,不無有感。
君子與小人之辨,或可從三種不同層次來觀察:黨派性的、階級性的和道德性的。
應該是巧合吧!外匯局張局長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正好占了宋神宗熙寧年號中的一字。熙寧年間為宋代黨爭最烈之時,新舊黨人,相互詆謫,水火不容。
(中略)
階級性的差異在於君子為知識份子、為官,而小人為販夫走卒、為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行草偃」;應該屬於這一類。就階級性而言,證管會倒是很願意站在小民的立場,為所謂「匹夫匹婦」講些話。
道德性的標準則是一般所謂的好人、壞人之類;「君子袒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站在明處,面對著橫逆,雖千萬人吾往矣;而小人躲在陰暗,患得患失,杯弓蛇影,唯恐流箭…。
⋯
歸根究底:北宋這個缸,究竟是誰給砸的?
《宋史》的傾向性強烈,在《司馬光傳》中對司馬光的言行極盡讚美之能事;在《王安石傳》則把王安石變法批貶得一無是處。編者對司馬光對立面的王安石的指控,用了異常驚悚的言辭:「引用凶邪,排擯忠直,群奸嗣虐,流毒四海」…。
千年之後的我們,知識爆炸,重溫舊史,疏理典籍,溫故知新,想必有了不同尋常的發現:君子/小人:是誰砸「光」了北宋的缸?
(圖片取材自網路)
作者簡介
戴立寧,一輩子的法律人。在法學院做了10年的學生;教了40多年的書;偶然的際遇,做了26年的公務員,從基層到高階。也曾寫過些雜文,月旦人物、評議時事。〈隨想錄〉無非是重操舊筆,隨興隨緣隨想,記錄些所見所聞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