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覺已經做出了道德判斷，為什麼還需要道德推理呢？ 對於道德倫理，我們從小在家或在校就被教育，所以，直覺上每個人都以為自己能很容易判斷是非和好壞，也不難分辨是否受到傷害及有違公平。（圖/取自網路）

 

作者/黃丙喜(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理事長)

 

「別濫用公益和公正的善意」上周在《優傳媒》刊登出來後，出乎意料之外，引起許多讀者來訊鼓勵。他們指出台灣長年的政黨惡鬥、販賣濫情，已經讓我們在許多道德倫理和公共議題的判斷上，落入在朝、在野，強者、弱者的二元對立的直觀，忽略了善意沒有我們直覺得那麼單純。

 

道德不是只有傷害和公平

在大學教授「倫理決策」近十五年，起初同學的反應總覺得善惡之心，人人都有，是非、好壞的判斷也不難。經過日常生活、工作，以及全球一些政治、商業上失德案件的研討，大家才發現，倫理所涉及的因素、領域和層次，比直覺思考的複雜許多，再經腦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的印證，也才認識到理性和感性在倫理決策上都不能或缺，要適時適地妥善並用。

 

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說：「人類總是憑著情緒快速做出道德判斷，推理只是在事後尋找理由。」近十年來愈來愈多的腦神經和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實驗證明了休謨的觀點是有道理的，符合人在做道德、倫理上常有的偏見和謬誤。

 

社會心理學家海德特( Jonathan Haidt ) 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 (The Righteous Mind)》中舉了「騎象人」的隱喻。騎象人代表「推理能力」，大象代表「感性直覺」。推理能力固然在人類發展歷程中很有用，但騎象人普遍不清楚大象做了什麼，依舊是大象的代言人，善於在事後找出理由來證明大象的行為是合理、正當的，就像休謨說的：「理性始終都是直覺的僕人。」

 

情緒的狗和牠的理性尾巴

道德之刃，凝聚人心，也使人目盲。每個人在談到心中視為神聖的目標時，都是目盲得無法視物。行俠仗義的善意也是一刀兩刃，在打抱不平、關愛弱勢的公平正義大旗下，我們不自知地關閉了對權益、利害相關的各方都要有的同理之心。

 

理性和感性對人的認知和決策上的影響，心理學家馬格立斯(Howard Margolis)認為有兩種不同的認知程序在運作：一是「明白現象」，一是「提出論點」。「明白現象」是大腦進行快速、自動又直覺的處理過程。「提出論點」則是針對如何達到結論，他人如何做出這樣的判斷，做出有意識的推理方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Daniel Kaheman)說得大腦決策中的「系統一的感性」和「系統二以理性」是相同的見解。

 

善意決定之難在於，當騎象人無法妥善解釋大象的判斷時，就會出現「道德錯愕」，但人們不會因此改變自己的判斷，而會改用含糊的字眼如「不妥」、「令人噁心」來解釋自己的判斷。我詢問過不少友人為何發現善意有被誤用之初，而沒當機立斷糾正對方，主因正是人類這種道德錯愕的反應。

 

好人難做，善心難為

直覺已經做出了道德判斷，為什麼還需要道德推理呢？ 對於道德倫理，我們從小在家或在校就被教育，所以，直覺上每個人都以為自己能很容易判斷是非和好壞，也不難分辨是否受到傷害及有違公平。事實上，它的領域還涉及正當、正義、義務、權益的價值，以及相對性、雙效性等等層次的客觀考量，不能只有個人或特定團體的主觀的期待。例如：轉型正義，四個字，每個字都義正嚴辭，被賦予法律化，更好像替天行道；然而，稍不注意，並加以監督，它就會變成打擊異己的政黨工具。

 

人的大腦約1.4公斤，佔人體重的5%左右，它每天卻消耗我們25%的能量。動腦不是人類喜歡的本性，而道德、倫理、善惡的相關的判斷，隨著世界環境和人際關係得愈趨複雜卻愈來愈難。善人很受人尊重，為社會信任，卻是很多的「難為」堆砌出來的。社會公正和公益人士要依理行事了！

 

真假：善意的最先也是最後的透視

眼見不一定為真。表象和真相的距離十分遙遠，就像醫生診斷病情，靠他累積多年的經驗和知識，還要依賴現代醫學儀器的探測、透視和掃瞄。因為，人體像世間事，表皮之一下埋藏的病因、慾念太多。世間不一定險惡，但人心各有不同，做好事可以有溫情，卻不能被濫情誤用！

 

作者簡介

黃丙喜，筆耕公共政策三十年，期許為國泰民安增動力，為社會公義添喉舌。

出身新聞媒體，而後轉任台灣大型和跨國企業，赴美獲管理學博士，先後在南洋理工大學、芬蘭厄爾托大學和台灣科技大學教授IMBA和EMBA學程，並任國發會、經濟部、衛福部等政府機構專案顧問，負責政策前瞻、國會溝通和危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