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動亂，顯示了香港民心的求新求變。經過這次動亂，香港的民意，已經得到了北京政府的高度重視，以及與其相應的一些初步行動。香港未來如何發展，我以樂觀的心情，拭目以待。（圖/取自網路）                       

 

作者/薛中鼎  

 

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25周年紀念日，也是第六屆香港政府宣誓就職日。習近平特地搭乘高鐵，赴港主持紀念日慶典，並且對於香港特區新政府就職監誓。

 

自三年前的香港社會動亂至今，香港變化很大。這個變化，充分展示出，北京政府治理香港的高明手腕。

 

1.回顧維多利亞公園的集合示威

 

2019年6月16日，在香港有一個規模巨大的遊行示威，民衆於下午二點在維多利亞公園集合出發，號稱有百萬人上街。

 

我因為探視在香港工作的女兒，剛好當天在香港。下午一點，我到了維多利亞公園，在咖啡休息區，與一位要參加遊行的四十五嵗中年大叔，做了對話。主要内容如下：

 

“你爲什麽要參加遊行？”我問。

 

“我覺得香港沒有前途，我們很彷徨。”大叔說。

 

“一個月二萬港幣的房租（約臺幣八萬），只有十一坪大，全家住，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我也不敢生小孩。”

 

“扣掉固定開銷，存不下錢，買房子是夢想。”

 

“政府只是跟財團勾結在一起，老百姓一點前途都沒有。”

 

“你在爭取自由，民主？”我問。

 

“沒管那麽多，生活好就好。”

 

“港英時期，香港人也沒有什麽民主，我們也沒有不滿。”大叔繼續説。

 

“你想爭取香港獨立嗎？”

 

“不可能。別的不說，香港的水電蔬菜，全靠大陸供應，香港獨立不了。”

 

“我參加遊行，就是因爲覺得沒前途，心情鬱悶。”大叔苦笑的說。

 

我到了金鐘一帶，地鐵被封閉了，只能步行。街頭人山人海，都穿黑色短袖衣衫。過街路橋的走道墻柱，貼滿標語。橫七竪八。你如果敢撕毀標語，就有坐在那裏的青年人，上來喝止，乃至推擠衝突。

 

當時所謂“黑暴份子”的自由民主，是只有他們認可的“民意發言權”。不同意見，會受到暴力相向。

 

整個社會，瀕臨動亂邊緣。似乎是處處乾柴，只要適時的點上一把火，即會釀成巨大災禍。

 

西方媒體推波助瀾，藉民主之名，支持暴亂。暴亂份子肆意搗毀公共設施，打砸銀行櫥窗，學生在校園製造瓶裝汽油彈，甚至對民衆澆灑汽油，點火燃燒。香港的情況，已處於暴力革命邊緣，十分可怕。

 

西方國家是以“幸災樂禍”與“唯恐天下不亂”的心情，來看待香港的動亂；台灣政府扈從於美國，是美國鞍前馬後的卒子，其反應自然是追隨美國的音律而起舞。

 

美國學者杭亭頓有本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他的論點，可以説明香港問題的根源之一，就在於《文明的衝突》。

 

香港的地理位置，處於“中華文明”與“美英文明”的兩大文明“交匯點”。香港不可避免的，成爲兩大文明，相互對抗的“角力場”。

 

2019年的動亂，顯示雙方角力，西方占了上風。北京政府處於挨打局面，進退失據，十分難堪。

 

2.習大大的政治手腕

 

2019年夏秋之際，香港動亂幾乎達於頂峰。當時還有一些視頻，顯示解放軍已經入駐深圳操練。常駐香港的解放軍，也出現在街頭“清理垃圾”。

 

有很多所謂的“愛國”自媒體，頻頻放話，倡言解放軍應“入港鎮暴”。今天回想，如果解放軍真的從深圳入港“平亂”，將是後患無窮。

 

我當時就常思考，香港動亂問題複雜嚴峻，北京政府，該如何處理才好？我思之不得其解，只有靜觀其變。

 

三年之後的今天，香港已恢復平靜。習大大解決香港問題的政治手腕，確實高明，不是我當時所能預料。

 

首先，是北京政府的“國運昌隆”，突然出現了 Covid-19 ,有效壓制住了，香港如火如荼的街頭運動。

 

北京政府繼而轉守為攻，採行了三項對策：

 

第一，實施香港國安法

 

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20年6月，快速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簡稱“香港國安法”，為香港政府，處理國安問題，建立了法源依據，有效彌補了《基本法》23條，遲遲不能定案的缺憾。

 

有了《香港國安法》，港府可以放手“依法”拘捕、審判、並且對黑暴份子處以“相對嚴峻”的刑罰。

 

《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晚11點，也就是在“香港回歸日”前夕，經由特首林鄭月娥簽署，在香港公佈實施。

 

國安法公佈實施之後，對於穩定香港社會秩序，發揮了“風行草偃”之效。一些黑暴組織，隨即宣告解散；某些爲首份子，被依法拘捕；一些港獨黑暴份子，出走香港。

 

香港的社會動亂，很快恢復了平靜。

 

第二，實行“愛國者治港”政策

 

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以2895票贊成，1票棄權，通過《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簡單來説，就是實行《愛國者治港》的治港模式。

 

中共中央採取《愛國者治港》的政策，也是從“反送中”的黑暴事件中，得到的啓示。

 

北京政府認識到，如果香港問題“放任不管”，香港的三大治權支柱，“教育、媒體與司法”，終將被親西方勢力完全控制。

 

後續的發展，必然是港獨份子，會經由選舉，完全控制香港立法局。港獨份子，將出任港區特首。如果演變至此，香港問題，將如何善了？香港角力，美國將全面勝出。香港終將在實質上，淪爲美國的租界。

 

北京政府强力介入，立法推行《愛國者治港》。可以説是“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這次新任特首李家超，及其政府團隊，都是《愛國者治港》政策下的產物。

 

第三，處理港獨黑暴份子

 

港府以《香港國安法》爲依據，放手處理港獨與黑暴份子問題。對於爲首者，依法入監服刑；對於一般“反中份子”，任其去留。不願意接受香港回歸的人，可以自由離開香港。

 

習大大的治港手段，前兩項《香港國安法》與《愛國者治港》，是釜底抽薪之道，斷了港獨的禍源；後一項做法，懲處爲首者，給予扈隨者“用腳投票”的自由，則是順理成章之舉。

 

習大大的做法，可謂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不費一槍一彈，就有效化解了香港的大暴亂危機。習大大處理香港問題，展現了大政治家的風範。

 

值得一提的是，前特首林鄭月娥。看似柔弱，卻頂住了黑暴份子《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巨大壓力。在整個動亂過程中，林鄭月娥也許功勞不大，但是苦勞確實不小，值得肯定。

 

我以一首詩，向林鄭女士表示敬意：

 

《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明朝紅日出，依舊與雲齊》

 

（注：此爲朱元璋的“詠竹詩”）

 

3.談《一國兩制》

 

所謂的《一國兩制》，在中國歷史上，不是新鮮事。在一千年前的遼國，就實行了《一國兩制》。

 

據《遼史.百官制》記載：

《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

 

回顧歷史，遼國自耶律阿保機建國以來，逐漸强大，占領了燕雲十六州的漢族土地。遼國北面契丹族與南面漢族的制度、風俗、與生活習性等，原本就不同，遼國實施《一國兩制》，南北面分屬兩個制度來治理。

 

遼國北面區實行“契丹式”治理制度；南面區實行“漢人式”治理制度。官銜名稱，各自不同。

 

金庸小説《天龍八部》中的大俠喬峰，其身世故事，就顯示了契丹與漢族之間，犬牙交錯的複雜關係。

 

喬峰出身於漢族少林寺，後任中原第一大幫丐幫幫主，後來發現，自己竟是契丹族人，心情極端矛盾。喬峰因緣際會，與遼道宗耶律洪基結爲兄弟，後受封爲遼國“南院大王”，負責南向軍務。《天龍八部》闡述契丹與漢族關係，難以切割。

 

總之，遼國占領了漢族土地，實行《一國兩制》，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選擇。

 

雖然事隔千年，遼國也不是今天的中國，但是在基本概念上，是相通的。

 

《一國兩制》的宗旨，就是爲了要能兼顧“國家主權”與“務實治理”。

 

要注意，《一國兩制》是“一國在上，兩制在下”，“主權優先，治權居次”，“兩制”必須服膺於“一國”。

 

《香港國安法》與《愛國者治港》，都是對於“主權優先，治權居次”原則的具體實踐。

 

4.香港動亂的根本原因

 

推究香港動亂的根本原因，我認爲是以下兩點。

 

第一，香港特殊地位的弱化

 

港英時期的香港，是中國對外商貿的樞紐，香港具有極其特殊的“經濟地理”地位優勢。這個優勢，帶動了香港的繁榮與興旺，乃至於香港民眾，相對於大陸內地的“優越感”。

 

很不幸，在大陸全面改革開放之後，香港的優勢，也隨之逐漸弱化。

 

譬如說，原來香港的貨櫃吞吐量，曾經排名世界第一，遙遙領先大內地所有港口。在2020年的排名，香港已經被上海、寧波、深圳、廣州、青島、天津所超越。

 

中國的崛起，導致了香港的相對沒落。香港“東方之珠“的耀眼光環，伴隨著香港經濟地位的弱化，已逐漸黯淡。

 

維多利亞公園中，與我對話的香港大叔的鬱悶心情，反映了大多數香港民眾的共同感受。

 

第二，資本主義的遺留問題

 

早年美國芝加哥學派的自由經濟理論大師，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名著“Free to Choose”書中，盛讚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櫥窗，是“市場經濟”的典範。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在香港也展露無遺。香港攸關民生需求的產業，譬如房地產、通訊、航運等，都被幾家門閥所壟斷。財閥富可敵國，永無休止的斂財炫富；貧者無立錐之地，任由資本家剝削，前途黯淡無望。

 

香港面對大陸内地，原來具有相對優勢。薪水階級，也足以在内地投資置產，纍積財富。這條經濟自保之路，現已不復存在。陸客在香港置產，反而展示出内地人在香港的“優越感”。今昔相比，港人情何以堪？

 

香港的根本問題，在於經濟。經濟是下層建築，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出了問題，造就了政治的不穩定因素。

 

5.北京政府的後續努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社會主義”立國，很不幸，自1997 香港回歸以來，受到了“五十年不變”的口號制約，香港的“資本主義”遺留問題，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與適當的處理。

 

二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治理大陸内地，成績斐然。相比之下，香港的治理，乏善可陳。

 

香港給人的印象，是趑趄不前，固步自封。新高產業沒有發展，居住問題沒有紓解，貧富懸殊問題似乎更加惡化，香港民衆看不到明天。

 

港府乃至於中聯辦，給民衆的印象，似乎就是周旋於財閥之間，杯觥交錯。對於庶民經濟，無所作爲。回歸以來，香港民衆對於“中國”的認同度，不升反降。

 

中聯辦對此，有明顯的失誤，應予檢討。

 

自2019年動亂以來，北京政府至少在兩個方向，做了努力。一是努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希望能借此，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水。第二，釋放新界地區土地，期望有助於紓解，港人的居住空間問題。

 

這次的香港動亂，帶給北京很大刺激。大刀闊斧提升香港的庶民經濟，必將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高度關注與大力支持。

 

香港中聯辦主任，已由擅長財經業務、歷任青海與山西省委書記，行政閲歷豐富的駱惠寧接任；現任特首李家超，原任香港保安局長。從人事佈局來看，治理香港，是經濟與國安，兩手並重的安排。

 

習近平在7月1日的致辭中，特別提到，要照顧到香港青年的“學業、就業、創業、與置業”。這個概念很好，要看如何落實。

 

香港的基礎建設良好，港灣處處，船舶倘佯於碧灣之間，景色迷人，是國際旅遊勝地。香港是東西文化薈萃之地，有獨特的建築、美食、與人文風貌，呈現了賞心悅目的文化交匯景觀。

 

曾經一度，香港的電影產業，在華人世界，獨領風騷，至今猶爲人津津樂道。

 

香港是一個迷人，而有獨特競爭力的城市。我也曾爲香港的風情魅力，而流連忘返。

 

2019年的動亂，顯示了香港民心的求新求變。經過這次動亂，香港的民意，已經得到了北京政府的高度重視，以及與其相應的一些初步行動。

 

香港未來如何發展，我以樂觀的心情，拭目以待。

 

(作者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薛中鼎，大學讀理科，有比較嚴格的邏輯訓練，後來在政大讀企管碩士，美國讀管理科學博士。

大約有北方遊牧民族的基因，所以換了些不同的工作領域，在美國、北京與台灣都生活多年。雖然“遊牧”四方, 對於中國文學與歷史，尤其是文學與歷史的關聯性，以及歷史變遷的邏輯性，一直有濃厚的興趣。喜歡嘗試著以百年後歷史學家的角度，來分析探討當下的現象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