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橋頭事件」，1979年的自由日

黨外人士在余家準備好海報及抗議布條後，衝破南區警總司令的圍堵走出余家大門，整隊後出發遊行。（圖/陳婉真珍藏，下同）

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很少人知道什麼是「自由日」了。在1960年代前後，「123自由日」可是一個不得了的國定假日，除了每年大肆慶祝外，學生的升學考試，相關歌功頌德的作文題更是必考題目。

簡單講，它是因為韓戰後引發的戰俘遣返問題，在各方折衝下，於1954年1月23日，有1萬4千多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俘被送往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特別為此訂定了這個紀念日，以紀念這個「從中共手中解救大陸同胞」的事件。

對於台灣而言，韓戰的確救了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政權，美國開始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恢復美援，也讓台灣在聯合國的席次維繫到1971年才終止。

然而，1979年的「自由日」前夕，卻有一些人平白失去了自由，有更多人唯恐失去自由起而抗爭，成為台灣戒嚴史上頭一遭的街頭示威活動。這個「一小撮人」的示威活動，卻是台灣民主化的開端。那就是發生於1979年1月22日的橋頭示威，國史館把它定位為「橋頭事件」。

在橋頭示威短短的遊行隊伍中，我和陳菊兩人手持「堅決反對政治迫害」的標語布條走在隊伍的最前頭，那張照片現在幾乎成為經典。

只是當年迫害我們的總統是蔣經國，而現在的總統蔡英文卻開始推崇蔣經國的貢獻，不知道作為蔡英文長期「大姐頭」的陳菊作何感想？我則更加瞧不起蔡英文的權謀與人格分裂，既要推動轉型正義，又去推崇當年滿手血腥的獨裁者（蘇貞昌語），這是對總統職位及人類普世價值的褻瀆。

以下有關橋頭遊行的經過，摘錄自國史館2021年12月出版的《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我是受訪的16人之一：

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國宣布於次年 1 月 1 日與我國斷交，政府立即宣布中止選舉，當時距離投票日只剩下一個禮拜。

蔣經國是在半夜被告知的，16 日一大早，老康（康寧祥）的宣傳車就出現在台北街頭廣播，內容說美國和中華民國斷交，大家要沉得住氣，配合政府政策暫停選舉活動。

黨外候選人聽到消息後，紛紛跑到黨外總部討論。有人認為老康未免太早繳械，政府都還沒有宣布，就自己同意暫停選舉活動；有人說頭都洗到一半了，怎麼能喊停就停？

但因為政治氣氛非常肅殺，政府也立刻宣布停止選舉，又因為美方派特使來台，那幾天幾位他們認為比較「惡性重大」的候選人，都被一群特務 24 小時跟監。我和陳鼓應被一群人亦步亦趨日夜跟踪，因為他們唯恐我們趁機和美方或其他外國勢力聯絡。

1979年 1 月 21 日，余登發父子因涉及匪諜事件遭到逮捕，多名黨外人士前往余登發的故鄉橋頭遊行聲援。開始行動前，大家意見紛歧，許信良最後總結說：「余登發是制憲國大代表，他女婿黃友仁是縣長、媳婦余陳月瑛是省議員，余登發所領導的黑派在地方上的影響力之大，黨外圈裡面沒有人比得上。國民黨當然算好了才抓人，連余登發父子他都抓，而且他兒子余瑞言平常根本不管事也一併抓起來，就是要一舉殲滅黨外，現在就看黨外有什麼反應，我們如果不敢反抗，接下來大家就一個個等著被抓！」

遊行隊伍行經余家附近的菜市場後，轉往旁邊的省公路繼續前進。

許信良用這樣的說法說服大家一起南下到余家聲援，否則很多人其實都怕得要死，尤其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人。像省議員何春木也是一大早就由他兒子何敏誠開車載他南下，他事後想到遊行時我和陳菊拿著布條走在最前面，不禁感嘆說，（沒經過二二八的那些人）不知道是不怕死？還是不知死？我很認真的想過後覺得兩者都有。

選舉中止後，我和一位台中的好友合伙批貨去市場賣三角褲，那時候雖然沒有金錢壓力，但因為突然失業，想去體會菜市場人生，也想更深入了解基層，我們每天很隨興的跑不同的菜市場。

示威遊行的前一天晚上，我們跑完夜市後照例回到朋友家睡覺，第二天一大早我還在睡夢中，朋友在房門外大喊：「你朋友被抓走了，還不快起來！」

我以為她在開玩笑，繼續睡，她把房門開了一個縫，丟一份早報到我床上。我一看，頭版頭條斗大的余登發父子被抓的新聞！立刻從床上跳起來，打了好幾通電話陸續找了一些人，都沒人接，最後找到蘇慶黎，她說她在臺北留守當聯絡人，大家都下去高雄聲援。

我把我的銀行存摺寄放在朋友那裡，並且交代她一些事情，如果我沒回來，就請她替我處理。

那時候我覺得可能會被抓，會不會死不知道。我交代好之後，就去台中火車站，包一台計程車火速趕去橋頭。到了現場，那些男生在客廳高談闊論，艾琳達、張美貞、邱靜美（邱奕彬妹妹）、曾心儀幾個女生已經在旁邊一間房間準備標語海報等。艾琳達去旁邊菜市場的布店拿了一匹紅布，撕成一條一條，我趕緊幫忙寫標語及布條，那天貼在牆上的大字報，及遊行時每個人身上披的紅布條很多是我寫的。

隊伍行經省公路後，在火車站附近折返回橋頭老街，並前往鄉裡的信仰中心橋鳳宮祭拜後合影。

余陳月瑛在另一間書房，電話接不完，主要在跟林洋港（省主席）聯絡，聽起來林洋港一直勸她絕對不可以讓我們走上街頭。那個時候一向在議場表現強勢的余陳月瑛已不復見，只是一個丈夫及公公被抓的無助婦女而已。

余家住處在橋頭老街，位於橋南路，就是鳳橋宮門口那條馬路延伸出去的地方，省道在外面，現在已經改建大樓。我們準備走上街頭的前一刻，警備總部南區司令帶著一批下屬還在客廳企圖阻擋我們。曾心儀像是突然受到刺激一般，連珠砲似的大聲怒罵，她生氣起來的聲音很像哭聲，引來左鄰右舍更多人跑到窗外圍觀，外圍看不到裡面動靜的人，乾脆爬到窗沿上觀望。就在那時，林義雄和姚嘉文兩位律師走到門邊，林義雄斥責南區司令說：「你這樣已經涉及妨害自由！」兩人帶頭打開余家的大門，我們一群人就出去了，在騎樓整隊後踏上戒嚴時期第一次的街頭示威之路。

遊行雖然有突破，但是回台北的時候，大家就擔心說，不曉得會怎樣？政府會不會抓人？

那次是搭遊覽車回台北，遊覽車是張春男去租的。大家相約去康寧祥那邊開會，也是要給康寧祥壓力。康寧祥是比較溫和的，他一直想避免衝突，所以那次跟他談話也是不歡而散。

那一晚跟康寧祥談完之後，我記得林義雄就說，妳們幾個單身女生，今晚別回去，來住我家。林義雄為人蠻溫暖的，他怕我們半夜被抓走了沒人知道，我記得當時有我、陳菊等幾個人去住他家。

後來我發現，國民黨其實沒那麼「勇」。你跟他鬥爭的時候，他要把你壓下去；如果你有本事反抗，把它打倒，他就會退後、不知道該怎麼辦；而在他那種「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你就前進一大步了。我覺得我們那時候用的就是這種策略。原本我認為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國民黨倒台，因為那時候國民黨很強大，黨、政、軍、特整體壟罩的壓力，讓你幾乎無法喘息，但是大家豁出去後竟然能夠突破重圍，實在不簡單。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