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參與、反省與反思 ——〈共和國之夢〉的覺醒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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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參與、反省與反思 ——〈共和國之夢〉的覺醒
2022-01-14 07: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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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彊《共和國之夢》政治小說集行將出版,本月16日下午0230,於台北市同安街107號〈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發表會,歡迎讀者踴躍參加。

 

作者/履彊

 

20年前,我放下寫小說的筆,縱身躍入政治的江湖。

20年後,我反思、反省過去曾經參與過的政治,甚至反叛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對於成為政治人物,其實我自始至終都是排斥的,但人生如同一本雖有大綱,情節卻有機發展的小說。政治成為我半百人生中的意外轉折,儘管內心依然抗拒,卻身不由己的上台「演出」被鋪排的角色,我必須和道貌岸然假扮上帝,背後却如魔鬼般的政客握手,有時還虛偽的稱兄道弟。在選舉的舞台、街頭、媒體面前,呼群保義,言不由衷。我用心讀著閃爍著不同光彩的臉譜與眼神,大多數是政客的嘴臉,少部分是懷抱〈共和國之夢〉的理想派;有人高喊台獨,也有人倡導統一,有人因選舉結果而亢奮如野獸,但也有人因而頹廢在失敗的深淵裡,一蹶不振,無法自拔。

 

在政黨工作時,不管日子多忙、行程再多,我桌上的書報雜誌,仍是我深夜或清晨獨處時,必然閲讀的功課。每當我面對地方的民眾,演講或談話的內容每每都是與當地相關的人文歴史,比如哪裡曾經有過那些文人雅士,寫過什麼詩文,現在又有哪些正在創作的作家及其作品、文史工作者的地方書寫等等,至於選舉或地方派系、府會關係、政黨對立,則只是輕描淡寫或略而不提。於是,有人在背後批評我不務正業,關心文學甚於政黨的選情。

 

是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江湖中,我仍用力呼吸著文學的空氣,關注各大報副刊、文學雜誌、文學奬或年度小說選,甚至一字不漏的細細品味得獎作品,連評審過程的報導都不放過,彷彿得奬的或失落的是昔日的自己。

 

在我加入由李先生主導成立的政黨後,不論喜歡、崇拜或不喜歡、討厭李先生的友人,常好奇的追問,我和李生生到底是什麼關係?事實上,李先生與我非親非故,但他是個喜歡閲讀、手不釋卷的人,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個讀書人。

 

他對我的認識,缘於1990年波斯灣第二次戰爭,全球戰雲密布,人心惶惶,台灣也不例外。台海似乎陷入「平時的戰爭」狀態,加上媒體24小時報導科威特被伊拉克攻陷,兵敗如山倒的慘況,並對比兩岸戰力懸殊,共軍武嚇臺灣的軍事演習影片,台灣股市因而持續下挫,民眾搶購民生必需品,市場哀鴻遍野,而三軍部隊也停止休假,外島部隊甚至全副武裝進入碉堡坑道備戰,報上還刊出官兵預留遺書的新聞。

 

當時我甫離別軍旅未久,對瀰漫全台的「亡國感」,感到不以為然,便以戰略研究者的專業角度,寫了篇〈波灣風雲不等同台海浪濤〉的評論投稿《中央日報》,內容概述美國的全球軍力佈署與亞太安全情勢,並反駁預言共軍趁亂攻台、美國亞太駐軍可能抽調波灣,某些「戰略命相家」危言聳聽的言論。刊出後,李先生在文化總會約見我,表達對我論述的讚許,言談中,李先生告訴我,他讀過英國戰略家李德.哈特的〈戰略論:間接路線〉,還好我對這本書的大戰略思維與游擊戰論述,以及書中所舉戰史例證並不算陌生,我告訴李先生,書中的戰史故事,有的已被寫成小說、拍成電影,他津津有味的聆聽我對時局與台海安全的看法與建議,會見結束時,我也送給他幾本我出版的小說集。沒想到,他很快將我推荐給當時甫籌備成立的民間智庫「張榮發基金會」所屬的「國策研究中心」,我也因而成為中心的國防小組政策研究員。

 

未久,他再度約見,竟要借調我去文化總會擔任〈活水文化雙週報〉的創刊總編輯,這是一份只談文化藝術、人文風土民情,發行村里鄰基層及各級學校、機關團體的四開刊物。李先生對這份雅俗共賞,不談政治,以民眾為本位的刊物十分重視,幾乎每期的大樣都要親自過目,有時還會退稿,提出修改建議,當時的秘書長黃石城更鼎力支持,我和編輯部同仁方梓等人都戰戰兢兢,經常加班到深夜、凌晨。

 

因為曾經在文化總會工作的關係,我和李先生有較多的接觸,這也是他後來要求我協助新政黨的成立,並擔任祕書長兼發言人的遠因。而我們交談最多的竟然是芥川龍之介、廚川白村、夏目潄石、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志賀直哉、谷崎潤一郎⋯⋯等等。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某次選舉之後,他約我在鴻禧山莊單獨見面,一方面表達對我的慰勉,一方面閒話家常,他問我:「做政治,和當作家、學者有什麼不一樣?」顯然有人說我輕忽選情,只知關心文學的閒話已經傳到老先生耳裏。

 

「政治是廣義的閲讀。」我的回答,讓老先生笑得十分粲然,他一點也沒有責怪我的意思,反而要我多看一些政治以外的閒書,我知道,他一直是日文版〈文藝春秋〉的長期訂戶。

 

然後,他帶我進入地下室的書房。一邊介紹書架上一排一排、豐富的藏書,其中還包括早期的新潮文庫,還有他兒子憲文過世後留下的書刊,以及他多年來讀過的日本文學藏書;一邊輕鬆的告訴我,他喜歡像台灣「唸歌」般的俳句,說著説著竟吟唱起來。

 

老先生說,年輕時,要不是被徵兵到南洋,他也曾經想當作家呢!

 

此後,閲讀成為我和老先生每次見面時,必然觸及的話題,儘管我不懂日文,但老先生每次都會在我告別時,順手交給我一袋他讀過的書報雜誌,中、英、日文版都有,包括文、史、哲、傳記,甚至還有幾本是有關醫學的期刊,這些存放在書架上的舊書也成為我對老先生的追憶。而他對我的知遇,使我在政黨輪替後的民主發展中,既扮演參與者也是「閲讀者」的角色,他的身影與許多人的許多事,都投射在這本小說中的某個章節,但我必須說明,某些情節並非全然寫實。

 

誠如小說家詹明儒兄在本書〈被撕扯的年代〉文中所言,政治的確是是我〈錯身而過〉的人生過程,我也必須坦承自己對由「尚」、「黑」二字疊成的「黨」欠缺好感。還記得在我上任前幾天,對我十分關心的星雲大師在台北松山道場約我午餐,大師對台灣政局瞭然於心,他理解我已經身不由己,並未勸退我。但他也告訴我,依他的觀察與揣測,老先生要我去接任一般政治人物都不一定勝任的黨主席,自有他的「老謀深算」。因為我只是文化人、作家,既非政客又沒有班底,好處是沒有派系包袱,也不會受制於政商財團,又曾在智庫政策研究、擔任過媒體負責人,對一個新興政黨而言,最需要的就是文宣、政策議題的論述,加上媒體閱聽大眾喜新厭舊,我的素人形象或可以一新耳目。大師又語重心長的說,他對我任事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但問題是我的性格、內在,都不適合當一個需要表演的政治人物;何況「伴君如伴虎」,縱使我與李、扁二位「大老闆」都有不錯的交情,但他擔心我「二大之間難為小」,一旦二人之間有什麼衝突或不愉快,在夾縫中的我,必然左右為難,順了公意逆了婆。

 

星雲大師彷佛透視我內心最幽微的深處,又預測了未來政局發展的種種可能,所以他誠懇的建議我,既不能違逆李先生的提拔,就以「二年一任」為底缐吧。他的先知先覺,竟和作家柏楊和夫人香華姊對我從文化總會離職,轉換為政黨主席的擔憂不謀而合,柏老甚至幽默的安慰我,就當作是去讀或是寫一本政治小說吧!後來,二位老人家對我的擔憂與預言,在台灣政局的風雲跌宕起伏不定的變幻下,果然一一呈現,二年後,我毫不倦戀的離開政黨的職位。

 

然後,我再度投入社區文化與媒體工作,較多着力於政論、時評與台海安全研究,在文學上雖然並未完全停筆,但「小說家履彊」的身分,卻仍停留在從政之前的身影。一直到五年前,我決定從一些「無事忙」的非營利組織職場退離,期待自己在花甲之年,除了完成多年來斷斷續續也修修改改的長篇小說外,也能重新再版過去在聯文出版,雖未暢銷卻已售罄的小說集。沒想到,多年不見的發行人張寶琴大姊,在知道我的心意後,除了打消我移轉版權的念頭外,還鼓勵我要將過去從政的某些經歷寫下來,她認為文學界很少人像我,有親身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而台灣的政治小說已斷層許久,她希望我能彌補這個空白,只要新作問世,再版以前的小說將可順理成章。

 

張寶琴大姊的好意,對我過去創作的肯定與鼓勵,的確是我重拾小說創作初心的主要動力。牡羊座性格的我,當然無懼於新的挑戰,但我深知政治小說必須拿揑某些「有所為有所不為」與「可說不可說」的分寸,尤其是台灣近20年政治發展的寫實;何況,其中的某些人、某些事,還活生生地存在著,而我有幸也不幸參與某些事件,親身體驗、經歷一些風風雨雨,寫作的觀點必然難以避免某些主觀。

 

在我思索、反省,準備寫作的過程中,恰逢2018年「韓流」風起雲湧,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我,冷眼旁觀,像閲讀一本忽然暢銷的奇情小說一般,不免感嘆江山代有才人出,奇人奇才奇事,令人目眩神迷。翌年,大選的亢奮躁鬱淹沒了台灣社會,在民意浪潮中的政客,紛紛挺身而出,有的高呼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捨我其誰?有的暈船暈到撞礁沉沒,「政客共和國」可說是當時的台灣寫照!

 

2020年,政局風雲變色,師心自用,以廝殺同志為己任,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某黨,兵敗如山倒,被民意的瘋狗浪席捲,這種種的發展,比起政黨輪替初期,朝小野大的爭鬥,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我既是千萬選民之一,也扮演閱聽者的角色,既傾聽「韓流」的心跳聲,也觀照對立陣營狼狽群聚得意喊叫「天下是我們的」,旗鼓震天的殺伐嘶吼;我發現了20年來,台灣本土政治發展的某些脈絡,有的政黨與惡的距離愈來愈近,有的政黨一直沉淪在意識形態的深淵中,政客則以人民為芻狗,以「公義」為名私利為謀,所謂第三勢力卻仍如夢幻泡影⋯⋯。

 

曾幾何時,多少人在「共和國之夢」中呼群保義,聲嘶力竭的高呼「抗中國保台灣」⋯⋯;多少人在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浪潮中,攀登權力高峯後唯我獨尊,將批評或反對的聲音,全然視之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不是同志,就是敵人」。我駭然發現,台灣正陷入「民主內戰」的焦慮中,我熟悉的友人甚至至今仍然在選後憂鬱症中,不能自拔。

 

我知道,是我該動筆的時候了。

 

我終於理解,柏老當初以寫政治小說,比喻我投入政治的幽默,的確是先見之明。莫非,我參與那個時代、那些事,錯身而過的政治閲歷,以及最近這幾年中,台灣政治、民意的風雲變色的觀照,就是為了寫這一系列政治小說的準備?

 

為了專心寫作,我經常返回雲林家中,在20年來的筆記、剪報、講稿中,找尋過去的蛛絲馬跡,從經驗法則中耙梳出可以寫、應該寫的某些人、某些事。開始下筆時,竟然有著遊子浪跡天涯,準備束裝返回家鄉的情怯。每當寫完一篇,便沉澱下來,改了又改,一方面是自己給的道德壓力,一方面是忌諱當事人的可能反應,有的甚至重寫多次,直到說服自己。然後,擱置下來,再寫第二篇,一篇一篇寫著、改著,並嚐試以「江進」與「鄧飛鴻」二個人物的觀點,橫亙其間,有時還刻意裂解成不同的身分,讓每篇小說既有獨立的情節,又能相互串連,形成一種「類長篇」小說的結構。

 

這一系列的小說,我連結了20年来自己參與過或旁觀的政治事件,發表時引發讀者或者政治人物、媒體的揣測,當然是預料中事。我也不否認,在諸篇情節的時空背景與人物性格的塑造,有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影射,我在其中的確藏著某些隠晦的想像。甚至,小說家詹明儒兄和李瑞騰教授都不約而同的,將「江進」的身影類比為我的經歷,也有擔任過立委的讀者、好友認為「鄧飛鴻」是李先生,「阿德總統」又是⋯⋯。凡此,我只能說小說人物與現實之間,既有寫實也有虛構,曲折的情節必然也是虛實交錯。鄧飛鴻與江進這兩個貫穿全書的人物,其實是某些人物的綜合體,屬於多面相的「圓形」人物,而非僅指涉某一特定人物。

 

這本書得以成為我20年來,唯一的小說新作,我要感謝那個時代、那些人、那些事,给我「閲讀」參與的機會。謝謝聯文出版社發行人張寶琴大姊不斷的鼓勵與催促,周昭翡總編輯耐心的等待,謝謝多年老友李瑞騰教授以「開啓台灣政治小說的新視野」,給我的鼓勵與期許。小說家詹明儒兄對這本小說,更費心的抽絲剝繭,不僅改了許多錯字,還解讀了不少我藏在其間的密碼。而提供大篇幅版面刊登系列小說的人間副刊、文訊、優傳媒、文創達人誌、金門文藝等,讓我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溫暖與再接再勵的動力。多年老友也是聞名國際的畫家陳朝寶兄,慷慨的提供他的畫作做為本書的封面,尤其令我「足感心」!

 

我更要謝謝李先生在世時對我的寛容,以及柏老及夫人香華姊當年的鼓勵,星雲大師對我的開示,讓我遠離政治的顛倒夢想,回歸文學的初心。

 

我還會再寫下去!

 

 

 

 

 

              

履彊《共和國之夢》政治小說集行將出版,本月16日下午0230,於台北市同安街107號〈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發表會,歡迎讀者踴躍參加。

 

作者/履彊

 

20年前,我放下寫小說的筆,縱身躍入政治的江湖。

20年後,我反思、反省過去曾經參與過的政治,甚至反叛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對於成為政治人物,其實我自始至終都是排斥的,但人生如同一本雖有大綱,情節卻有機發展的小說。政治成為我半百人生中的意外轉折,儘管內心依然抗拒,卻身不由己的上台「演出」被鋪排的角色,我必須和道貌岸然假扮上帝,背後却如魔鬼般的政客握手,有時還虛偽的稱兄道弟。在選舉的舞台、街頭、媒體面前,呼群保義,言不由衷。我用心讀著閃爍著不同光彩的臉譜與眼神,大多數是政客的嘴臉,少部分是懷抱〈共和國之夢〉的理想派;有人高喊台獨,也有人倡導統一,有人因選舉結果而亢奮如野獸,但也有人因而頹廢在失敗的深淵裡,一蹶不振,無法自拔。

 

在政黨工作時,不管日子多忙、行程再多,我桌上的書報雜誌,仍是我深夜或清晨獨處時,必然閲讀的功課。每當我面對地方的民眾,演講或談話的內容每每都是與當地相關的人文歴史,比如哪裡曾經有過那些文人雅士,寫過什麼詩文,現在又有哪些正在創作的作家及其作品、文史工作者的地方書寫等等,至於選舉或地方派系、府會關係、政黨對立,則只是輕描淡寫或略而不提。於是,有人在背後批評我不務正業,關心文學甚於政黨的選情。

 

是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江湖中,我仍用力呼吸著文學的空氣,關注各大報副刊、文學雜誌、文學奬或年度小說選,甚至一字不漏的細細品味得獎作品,連評審過程的報導都不放過,彷彿得奬的或失落的是昔日的自己。

 

在我加入由李先生主導成立的政黨後,不論喜歡、崇拜或不喜歡、討厭李先生的友人,常好奇的追問,我和李生生到底是什麼關係?事實上,李先生與我非親非故,但他是個喜歡閲讀、手不釋卷的人,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個讀書人。

 

他對我的認識,缘於1990年波斯灣第二次戰爭,全球戰雲密布,人心惶惶,台灣也不例外。台海似乎陷入「平時的戰爭」狀態,加上媒體24小時報導科威特被伊拉克攻陷,兵敗如山倒的慘況,並對比兩岸戰力懸殊,共軍武嚇臺灣的軍事演習影片,台灣股市因而持續下挫,民眾搶購民生必需品,市場哀鴻遍野,而三軍部隊也停止休假,外島部隊甚至全副武裝進入碉堡坑道備戰,報上還刊出官兵預留遺書的新聞。

 

當時我甫離別軍旅未久,對瀰漫全台的「亡國感」,感到不以為然,便以戰略研究者的專業角度,寫了篇〈波灣風雲不等同台海浪濤〉的評論投稿《中央日報》,內容概述美國的全球軍力佈署與亞太安全情勢,並反駁預言共軍趁亂攻台、美國亞太駐軍可能抽調波灣,某些「戰略命相家」危言聳聽的言論。刊出後,李先生在文化總會約見我,表達對我論述的讚許,言談中,李先生告訴我,他讀過英國戰略家李德.哈特的〈戰略論:間接路線〉,還好我對這本書的大戰略思維與游擊戰論述,以及書中所舉戰史例證並不算陌生,我告訴李先生,書中的戰史故事,有的已被寫成小說、拍成電影,他津津有味的聆聽我對時局與台海安全的看法與建議,會見結束時,我也送給他幾本我出版的小說集。沒想到,他很快將我推荐給當時甫籌備成立的民間智庫「張榮發基金會」所屬的「國策研究中心」,我也因而成為中心的國防小組政策研究員。

 

未久,他再度約見,竟要借調我去文化總會擔任〈活水文化雙週報〉的創刊總編輯,這是一份只談文化藝術、人文風土民情,發行村里鄰基層及各級學校、機關團體的四開刊物。李先生對這份雅俗共賞,不談政治,以民眾為本位的刊物十分重視,幾乎每期的大樣都要親自過目,有時還會退稿,提出修改建議,當時的秘書長黃石城更鼎力支持,我和編輯部同仁方梓等人都戰戰兢兢,經常加班到深夜、凌晨。

 

因為曾經在文化總會工作的關係,我和李先生有較多的接觸,這也是他後來要求我協助新政黨的成立,並擔任祕書長兼發言人的遠因。而我們交談最多的竟然是芥川龍之介、廚川白村、夏目潄石、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志賀直哉、谷崎潤一郎⋯⋯等等。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某次選舉之後,他約我在鴻禧山莊單獨見面,一方面表達對我的慰勉,一方面閒話家常,他問我:「做政治,和當作家、學者有什麼不一樣?」顯然有人說我輕忽選情,只知關心文學的閒話已經傳到老先生耳裏。

 

「政治是廣義的閲讀。」我的回答,讓老先生笑得十分粲然,他一點也沒有責怪我的意思,反而要我多看一些政治以外的閒書,我知道,他一直是日文版〈文藝春秋〉的長期訂戶。

 

然後,他帶我進入地下室的書房。一邊介紹書架上一排一排、豐富的藏書,其中還包括早期的新潮文庫,還有他兒子憲文過世後留下的書刊,以及他多年來讀過的日本文學藏書;一邊輕鬆的告訴我,他喜歡像台灣「唸歌」般的俳句,說著説著竟吟唱起來。

 

老先生說,年輕時,要不是被徵兵到南洋,他也曾經想當作家呢!

 

此後,閲讀成為我和老先生每次見面時,必然觸及的話題,儘管我不懂日文,但老先生每次都會在我告別時,順手交給我一袋他讀過的書報雜誌,中、英、日文版都有,包括文、史、哲、傳記,甚至還有幾本是有關醫學的期刊,這些存放在書架上的舊書也成為我對老先生的追憶。而他對我的知遇,使我在政黨輪替後的民主發展中,既扮演參與者也是「閲讀者」的角色,他的身影與許多人的許多事,都投射在這本小說中的某個章節,但我必須說明,某些情節並非全然寫實。

 

誠如小說家詹明儒兄在本書〈被撕扯的年代〉文中所言,政治的確是是我〈錯身而過〉的人生過程,我也必須坦承自己對由「尚」、「黑」二字疊成的「黨」欠缺好感。還記得在我上任前幾天,對我十分關心的星雲大師在台北松山道場約我午餐,大師對台灣政局瞭然於心,他理解我已經身不由己,並未勸退我。但他也告訴我,依他的觀察與揣測,老先生要我去接任一般政治人物都不一定勝任的黨主席,自有他的「老謀深算」。因為我只是文化人、作家,既非政客又沒有班底,好處是沒有派系包袱,也不會受制於政商財團,又曾在智庫政策研究、擔任過媒體負責人,對一個新興政黨而言,最需要的就是文宣、政策議題的論述,加上媒體閱聽大眾喜新厭舊,我的素人形象或可以一新耳目。大師又語重心長的說,他對我任事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但問題是我的性格、內在,都不適合當一個需要表演的政治人物;何況「伴君如伴虎」,縱使我與李、扁二位「大老闆」都有不錯的交情,但他擔心我「二大之間難為小」,一旦二人之間有什麼衝突或不愉快,在夾縫中的我,必然左右為難,順了公意逆了婆。

 

星雲大師彷佛透視我內心最幽微的深處,又預測了未來政局發展的種種可能,所以他誠懇的建議我,既不能違逆李先生的提拔,就以「二年一任」為底缐吧。他的先知先覺,竟和作家柏楊和夫人香華姊對我從文化總會離職,轉換為政黨主席的擔憂不謀而合,柏老甚至幽默的安慰我,就當作是去讀或是寫一本政治小說吧!後來,二位老人家對我的擔憂與預言,在台灣政局的風雲跌宕起伏不定的變幻下,果然一一呈現,二年後,我毫不倦戀的離開政黨的職位。

 

然後,我再度投入社區文化與媒體工作,較多着力於政論、時評與台海安全研究,在文學上雖然並未完全停筆,但「小說家履彊」的身分,卻仍停留在從政之前的身影。一直到五年前,我決定從一些「無事忙」的非營利組織職場退離,期待自己在花甲之年,除了完成多年來斷斷續續也修修改改的長篇小說外,也能重新再版過去在聯文出版,雖未暢銷卻已售罄的小說集。沒想到,多年不見的發行人張寶琴大姊,在知道我的心意後,除了打消我移轉版權的念頭外,還鼓勵我要將過去從政的某些經歷寫下來,她認為文學界很少人像我,有親身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而台灣的政治小說已斷層許久,她希望我能彌補這個空白,只要新作問世,再版以前的小說將可順理成章。

 

張寶琴大姊的好意,對我過去創作的肯定與鼓勵,的確是我重拾小說創作初心的主要動力。牡羊座性格的我,當然無懼於新的挑戰,但我深知政治小說必須拿揑某些「有所為有所不為」與「可說不可說」的分寸,尤其是台灣近20年政治發展的寫實;何況,其中的某些人、某些事,還活生生地存在著,而我有幸也不幸參與某些事件,親身體驗、經歷一些風風雨雨,寫作的觀點必然難以避免某些主觀。

 

在我思索、反省,準備寫作的過程中,恰逢2018年「韓流」風起雲湧,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我,冷眼旁觀,像閲讀一本忽然暢銷的奇情小說一般,不免感嘆江山代有才人出,奇人奇才奇事,令人目眩神迷。翌年,大選的亢奮躁鬱淹沒了台灣社會,在民意浪潮中的政客,紛紛挺身而出,有的高呼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捨我其誰?有的暈船暈到撞礁沉沒,「政客共和國」可說是當時的台灣寫照!

 

2020年,政局風雲變色,師心自用,以廝殺同志為己任,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某黨,兵敗如山倒,被民意的瘋狗浪席捲,這種種的發展,比起政黨輪替初期,朝小野大的爭鬥,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我既是千萬選民之一,也扮演閱聽者的角色,既傾聽「韓流」的心跳聲,也觀照對立陣營狼狽群聚得意喊叫「天下是我們的」,旗鼓震天的殺伐嘶吼;我發現了20年來,台灣本土政治發展的某些脈絡,有的政黨與惡的距離愈來愈近,有的政黨一直沉淪在意識形態的深淵中,政客則以人民為芻狗,以「公義」為名私利為謀,所謂第三勢力卻仍如夢幻泡影⋯⋯。

 

曾幾何時,多少人在「共和國之夢」中呼群保義,聲嘶力竭的高呼「抗中國保台灣」⋯⋯;多少人在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浪潮中,攀登權力高峯後唯我獨尊,將批評或反對的聲音,全然視之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不是同志,就是敵人」。我駭然發現,台灣正陷入「民主內戰」的焦慮中,我熟悉的友人甚至至今仍然在選後憂鬱症中,不能自拔。

 

我知道,是我該動筆的時候了。

 

我終於理解,柏老當初以寫政治小說,比喻我投入政治的幽默,的確是先見之明。莫非,我參與那個時代、那些事,錯身而過的政治閲歷,以及最近這幾年中,台灣政治、民意的風雲變色的觀照,就是為了寫這一系列政治小說的準備?

 

為了專心寫作,我經常返回雲林家中,在20年來的筆記、剪報、講稿中,找尋過去的蛛絲馬跡,從經驗法則中耙梳出可以寫、應該寫的某些人、某些事。開始下筆時,竟然有著遊子浪跡天涯,準備束裝返回家鄉的情怯。每當寫完一篇,便沉澱下來,改了又改,一方面是自己給的道德壓力,一方面是忌諱當事人的可能反應,有的甚至重寫多次,直到說服自己。然後,擱置下來,再寫第二篇,一篇一篇寫著、改著,並嚐試以「江進」與「鄧飛鴻」二個人物的觀點,橫亙其間,有時還刻意裂解成不同的身分,讓每篇小說既有獨立的情節,又能相互串連,形成一種「類長篇」小說的結構。

 

這一系列的小說,我連結了20年来自己參與過或旁觀的政治事件,發表時引發讀者或者政治人物、媒體的揣測,當然是預料中事。我也不否認,在諸篇情節的時空背景與人物性格的塑造,有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影射,我在其中的確藏著某些隠晦的想像。甚至,小說家詹明儒兄和李瑞騰教授都不約而同的,將「江進」的身影類比為我的經歷,也有擔任過立委的讀者、好友認為「鄧飛鴻」是李先生,「阿德總統」又是⋯⋯。凡此,我只能說小說人物與現實之間,既有寫實也有虛構,曲折的情節必然也是虛實交錯。鄧飛鴻與江進這兩個貫穿全書的人物,其實是某些人物的綜合體,屬於多面相的「圓形」人物,而非僅指涉某一特定人物。

 

這本書得以成為我20年來,唯一的小說新作,我要感謝那個時代、那些人、那些事,给我「閲讀」參與的機會。謝謝聯文出版社發行人張寶琴大姊不斷的鼓勵與催促,周昭翡總編輯耐心的等待,謝謝多年老友李瑞騰教授以「開啓台灣政治小說的新視野」,給我的鼓勵與期許。小說家詹明儒兄對這本小說,更費心的抽絲剝繭,不僅改了許多錯字,還解讀了不少我藏在其間的密碼。而提供大篇幅版面刊登系列小說的人間副刊、文訊、優傳媒、文創達人誌、金門文藝等,讓我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溫暖與再接再勵的動力。多年老友也是聞名國際的畫家陳朝寶兄,慷慨的提供他的畫作做為本書的封面,尤其令我「足感心」!

 

我更要謝謝李先生在世時對我的寛容,以及柏老及夫人香華姊當年的鼓勵,星雲大師對我的開示,讓我遠離政治的顛倒夢想,回歸文學的初心。

 

我還會再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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