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壢事件有許信良「背信參選」的一面,中壢事件還有陳婉真「溫婉棄選」的一面,我親歷其境,甚而參與其事,見證了許信良是否背信,以及看似火爆的陳婉真重情重義的本性。歷史的巨輪推動著他們,不同的個性和際遇決定了他們在1977年的角色,也影響了他們的未來人生與台灣歷史。讓我告訴你一些埋藏許久的故事。
作者/周天瑞口述
訪問/陳儀深(國史館館長)、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
記錄整理/陳昶安、葉惠芬
作者的話》
國史館近日出版口述歷史「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由於「中壢事件」當時,我是《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因此在16位受訪者之列。
訪談過程中,主訪的國史館長陳儀深及其訪員,從每個受訪者的出身背景及成長歷程談起,並且以全紀錄的方式發表,而非單獨聚焦於事件本身。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是基於國史館定位於史料蒐集,俾便日後的史料運用者,充分看見脈絡、背景及因由,作為探知史事全貌之基礎。
正因如此,訪談全文長約兩萬五千餘字,無形中成了我個人在33歲以前以及新聞工作最初9年(1971~1980)的生涯筆記,可暫時權充我的一部份回憶錄。說來《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專欄已多時未續新稿,新年伊始,不如以此口述訪談補上,與您聊聊往事,並祝您新年好,望請笑納。
(全文取自國史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小標與圖片為《優傳媒》所加。)
1977年11月,有五項地方公職人員的重要選舉:縣市長、縣市議員、臺灣省議員、臺北市議員、鄉鎮市長的改選。當時李煥擔任國民黨組工會主任,他的愛將許信良曾因中山獎學金留學英國,並與張俊宏合寫「台灣社會力的分析」,深受李煥的賞識,四年前提名他參選省議員而獲當選,是一顆閃亮的政治明星。
講到陳婉真,她晚我兩年,從師範大學社教系新聞組畢業以後,她的老師歐陽醇推薦她到時報來,採訪臺北市府會新聞。順帶一提,我認識我太太也是因為她的無心插柳,她們是同班同學,兩人交情非常好。陳婉真個性爽朗,很會喝酒,許多男生喝不過她。
之後她被調去省議會採訪,因而認識許信良。因為許信良口才佳、有頭腦、有人格魅力,很受陳婉真仰慕。他們合寫了一本書——《風雨之聲》(如下圖),由陳婉真執筆,很多取材來自於許信良和黨外的省議員。黨外的省議員比較沒有包袱,具批判精神,書中反映出當時國民黨省黨部的落伍保守、老大顢頇。書中也將省議員做了分類,並一一加以解構、批判,令他們國民黨籍的省議會同僚十分不堪。
余紀忠因何為陳婉真參選困擾?》
《風雨之聲》在當時可說是一本突破言論禁忌的書,出版之後吹皺一池春水,引發強烈反彈。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梁永章,屢次呈請國民黨組工會開除許信良黨籍,李煥沒有處理,但壓力不小。接下來就要提名縣市長、省議員等的參選人了,許信良有意競選桃園縣長,提不提他?以及,陳婉真因採訪省議會,獲得許多政治薰陶,受到許信良引導,也有意代表彰化縣參選省議員,提不提她?
有一天余先生告訴我,最近李煥來家裡跟他提到,黨可能不會再提名許信良,並且首度透露,黨為了維持紀律,這回可能祭出殺手鐗:違紀競選者,一律開除黨籍!余先生問他:陳婉真會獲提名嗎?當然不會,因為陳婉真跟許信良無法切割。因此余先生問我:如果婉真執意要選,怎麼辦?他顯得很頭痛。我明白,陳婉真若因違紀競選而被開除黨籍,時報要如何對待,還的確不好辦。李煥特別跑來,其實無非就是來向余老闆打招呼的!難道屆時余紀忠要為配合黨部,開革一個記者嗎?報社必定左右為難。說起來我曾是她的主管,只因她已調跑省議會,改隸地方通訊組,不在採訪組的職掌範圍,但畢竟她是採訪組推派出去的人,於公於私不能說沒有牽連,我都不能置身事外。
余先生在大陸時期當過蔣經國的政治部主任,與一直追隨蔣的李煥也有過同事之誼,儘管此時應還不是國民黨的中央常委,以及向來以捍衛言論的獨立自主權為追求,但在黨的重大政策上,還是要念茲在茲,思索兼顧的良策。
我建議李煥軟性處理許信良的參選》
我想再把事情搞搞清楚,並且看看是否能相機進言,取得轉圜。於是有一天我去找李煥,約在延平南路實踐堂的辦公室見面,他還兼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校)主任,這裡是革實院主任在台北的辦公室。我跑過黨政,當然跟李煥熟識。見面後我提出三個想法向李煥進行試探:
(一)基於許信良曾因中山獎學金奉派出國深造,是國民黨重點栽培的人才,國民黨為示大度,對「風雨之聲」一事不計前嫌,仍本一貫栽培之意,提名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
(二)或者,為避開眼前的紛擾,請許信良放棄這次選舉,國民黨提名他明年參選立法委員。
(三)再或者,許信良不參選,但為國舉才,推薦他屬意的桃園縣長人選;若獲得提名,他願參與輔選。
我之所以提出這些想法,是因我注意到了人心與社會趨勢,國民黨若不寬容以待,討不到便宜;而若以這樣因勢利導的方法處理,可避免衝突升高,也可顯示十一全以後國民黨的新氣度、新氣象,是迥異於祭出殺手鐗的路數。倘使如此,則陳婉真的難題便亦可迎刃而解。
由於李煥做的是組織工作,他的機要秘書洪禮卿(右)為人謙和有禮,但口風甚緊,向他打探消息必須旁敲側擊、察言觀色,還要看得懂肢體語言。許信良和我都必須透過他才能見到李煥。
李煥和許信良的各說各話》
李煥仔細聽完後跟我說:「你的想法固然很好,可是有些事情你有所不知。」於是李煥向我一一道來。他說,許信良曾經帶著吳仁輔(按,許信良的哥兒們,後來任競選總幹事)來看他,當下李煥就告訴許信良,他這邊面臨強大壓力,以及黨部已經多次提出要把許信良開除黨籍,他都設法抵擋掉了。所以要求許信良委屈一下,避開這個浪頭,以後會給他別的機會。我問李煥,許信良如何回應?李煥答:他一口答應,當時許信良說:「過去受過主任提拔,現在又這樣跟我說明情況,的確很謝謝主任為我承擔很多,我沒有什麼要求,那就放棄!」李煥說,他們臨走之前,又問了他:「真的不選了?」「不要提個什麼人選嗎?」「還有什麼想法,希望怎麼樣?」他回答:「不選了,一切由主任做主!」最後李煥說:「很乾脆啊!那就好。你如果有什麼改變的話,一定要讓我知道。」李煥的意思就是,他要掌握狀況,不要演變成一個大意外,擔待不起!
沒想到有一天,李煥從山上下來,回到黨部,即刻被秘書長張寶樹叫進辦公室,劈頭就是:「錫俊兄,你知道嗎?許信良登記啦!」(李煥字錫俊)意思是,你不是說他不選了嗎?怎麼竟然在狀況外?被人家耍了都不知道!使他非常難堪。李煥說:「我們這把年紀了,被上頭的人這麼講,簡直比被打了一巴掌還難過。許信良這樣背棄信諾,我還能再幫他說話嗎?」李煥說得似乎滿有道理,的確,從李煥這方面看,許信良實在過分。原本一口答應,也承諾得很乾脆的事,卻沒遵守。最後還講都不講就去登記參選,搞得他裡外不是人。事已至此,許、陳的事恐怕都難轉圜了。
但記者不能光聽一面之詞,我當然找許信良、吳仁輔問,是不是這麼回事?許信良說:「你也有所不知。我是答應了錫公,我是不好改變;可是來自地方的壓力也真是大到不行!」地方上一直要求:至少先登記再說,因此「連登記都不登記,行嗎?」「只是先登記總可以吧!」「至少有些交代吧!連登記都不做,怎麼交代呢?」許信良說,他想想也對。
於是就拖到登記的最後一天的一大早,許信良拉著吳仁輔到李煥四維路的家裡請見,李家人說李煥已經出門了;轉往黨部,情況也是一樣。他倆就等著,等到過了中午都求見無門,就趕去桃園辦登記了。許信良認為,我們是要去向李煥報告的,但是他就是沒理會我們!聽起來,許信良說的,也合情入理。
李煥難抵黨內壓力,不能因勢利導提名許信良;許信良聲稱選民壓力,其實參選主意已定
我對這段內幕的研判》
究竟怎麼回事呢?我的判斷是,李煥是明知許信良來找他,而故意不見。他當然知道許的來意,他也當然不能答應,便索性不見,迫使許在沒有向他報備的情況下,保持不選的承諾。但在許信良來說,不管出於甚麼原因,反正他就是選定了,他來看李煥,是基於情面,向他報備,不是來請示的。等了一個上午已是仁至義盡,但李煥不見,怪不得他。總之,搞政治的各有各的盤算,局外人終究顯得天真浪漫。
一切都不可逆,事情便如後來發展的那樣。
陳婉真棄選的全盤經過》
而我還得回應老闆有關陳婉真的事怎麼辦的問題。我想不出甚麼好法子,只好跟余先生提議是否約陳婉真見面談談再說。意思是,這件事要勸也得由他老人家親自出馬,我是做不來的。余先生一口答應,我就帶了陳婉真一同到余先生家裡,在他書房的沙發上坐定。余先生很厲害,訴諸溫情。他對陳婉真說:「妳來報社這些年表現得很好,我們也都對妳很欣賞,當然有一些對妳囉囉嗦嗦的話我們也聽過,都沒當一回事,都不放在心上。」意思是對她很寬宏,不但工作上給予她表現的機會,也從沒有因一些蜚短流長給過她干擾。又說:「當然我知道妳有妳的想法,我也很理解你們年輕人。」最後說:「妳有什麼事情,就告訴天瑞,他一定會轉告給我。」從頭到尾沒提到選舉一事,更壓根兒沒要她不選,好像完全沒這回事,陳婉真也一句話都沒說。待余先生勗勉一番,我們就辭了出來。到了門外,她看看我,囁嚅著說:「不能不選,我還是要選。」
當天晚上,余先生來到編輯部問我陳婉真的反應,我回答:她說還是要選。余先生卻篤定地說:「放心!不出一個禮拜她就會跟你打電話。」第二天中午,我正準備跨出家門赴約,乍聞電話響起,正是婉真來電,她說:「主任啊,我昨天一個晚上沒有好睡,輾轉反側,一夜難眠。」我問她怎麼啦?她說:「想來想去,之所以今天能夠有參選省議員的條件,也是因在時報工作的緣故。所以對余先生,我也要感念啊,不好給他困擾啊。」我說:那就對啦!又問她:現在怎麼想?她說會再思考一下怎麼辦?我約她下午兩點半在希爾頓飯店(現凱薩飯店)二樓咖啡廳見面,一起商量。
見了面我先問她關於選舉的情況,她說:「彰化那邊都不好交代啊。家鄉的人他們要我選,心情很強烈啊。他們抱很大的期望,願意支持我到底,不會讓我退的啊。我怎麼辦呢?」我問她:「你有沒有想退的念頭?若沒有退的念頭,我們就不談。」我強調,不想耽誤她,也不想勉強她,她有絕對的權利和自由參選。但如果她想退出,我們就來想個退的方法。又問她:「有沒有想過怎麼退?」她說:「我有在一家公司掛顧問的名義,可以用商務簽證的方式出國。」我問她:「想去哪?」她說:「去日本。」那時還沒有觀光簽證,她會想到用商務簽證出國,顯然已經具體思考要避開選舉了。
我說:「日本這麼近,又沒有一定的事情要忙,很容易又會把妳叫回來,妳還是躲不過,真的要躲就躲遠一點,恐怕去美國比較好。」她很認同,問我有什麼辦法?我想了想,突然靈機一動,想到暑期在美國有好幾項棒球賽事要舉行,台灣都會派隊參加。老實說,棒球賽原先很熱門,過去還專程從國內派記者去現場採訪,漸漸有一點退燒;加以兩地有時差,比賽時間多半在台北的晚間,只消在台北看完電視轉播就可以發稿了。所以報社稍早已決定今年不派訪,把記者的採訪申請統統退了件,不花這筆錢了。但是如今為了這件事,倒可以拿來一用:派陳婉真赴美採訪!畢竟她還是中國時報的人,一路有任務在身,沒辦法回來。這樣告訴鄉親,也比較有底氣。她聽了眼睛一亮,簡直太美妙了:「可能嗎?」我告訴她:「我跟余先生說,試試看。」陳婉真很感謝這個方法。我心裡想,那些被我退了件的同事,可不知道要怎麼罵我了(後來不只是罵我,小報告打到警總。偏袒算個甚麼,上綱上線到護航台獨才叫厲害)。
余先生一聽就拍了板。我提醒余先生:「這要花不少錢喔。」他說,「花錢就花錢!」接下來幫著趕辦出國手續,幾天後就上了飛機,許信良特別來松山機場(那時還沒有桃園機場)送行,笑盈盈地跟我說:「這樣安排最好了!其實她也不合適選,我又不能叫她退。……」他很感謝我,並未怪我從中搞破壞。事實上,我也沒有搞破壞,那是陳婉真自己做的決定。
臨上飛機前,我特別拜託她兩點:「第一、一定要回來,可不能跳機,不然我對大家不好交代,也會影響到日後派記者出國採訪;第二、海外眼線多,言行、活動要多加小心,免得報社困擾。」我想到江春男(司馬文武)那年出國,曾因參加臺獨遊行,被打小報告的事,余先生受到有關方面關切,還找我去問話。我對余先生說,春男絕不是政治運動型、愛惹事的熱情分子,不可能跟著搖旗吶喊,充其量不過是去看熱鬧罷了,抵擋了過去。
脫黨者都當選,國民黨大敗》
11月19日投票,20日是星期天,中午在辦公室接到陳婉真從洛杉磯打來的電話。那時候訊息傳遞很不發達,她完全不知道國內發生了什麼事,連誰當選都不知道。問我:「許信良當選了沒有?」我告訴她,當選了。她又問:「邱連輝當選沒有?」也當選了。再問:「蘇南成當選沒有?」一樣當選了。她相當吃驚,發現所有脫黨競選的人都當選了,就說:「如果我選,是不是也當選?」我說:「妳絕對當選。」
的確,脫黨競選的候選人不論縣市長、省議員幾乎全部都當選了。選前李煥因「風雨之聲」的事,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被認為是他縱容袒護的結果,甚至連許信良「背信參選」,他被倒打一耙的糗事都能發生,組織工作與人才培植窘態畢露,使他在黨內決策圈顏面與威信盡失。最後只好順應保守醬缸,說不定「違紀者除籍」這個政策還是出於他的主意,以示「子弟兵造反,我自己殺!」的絕招,來扳回頹勢,結果適得其反。這個十一全之後的首次選舉,不僅不見新氣象,甚至昧於形勢,開錯藥方,從李煥的處境和心態可知國民黨的改革杳不可期。不等來日事多,選舉當天就發生了中壢事件!
「國民黨會作票!」是許信良選戰的主訴求,透過徹底的耳語,動員選民密切監票。投票當天,群眾指控投票所作票,包圍警察局,釀成事件,開啟日後台灣「街頭運動」的序幕。
中壢事件的成因與背景》
中壢事件就是在前述的政治氛圍下,形成的一個緊張狀態。以在野或說「準在野」的省議會為代表的這幾個人,挑起了本已蓄勢待發的騷動,而國民黨中央對「風雨之聲」後的肆應,缺少戰略高度,更乏政治智慧和眼光,反在內部的路線矛盾中祭出黨紀。雙方為求勝選,無不劍拔弩張,堅壁清野。在野方力抗國民黨為謀勝選而作票,乃強烈鼓動選民嚴密監督,幾乎形成澎湃的選民運動(即,耳語運動),終而在最激烈的桃園縣長選舉中爆發衝突。
最緊繃的地方就是中壢,由於媒體受國民黨控制,許信良的助選團隊早早就以耳語的方式,傳播對國民黨不利的消息,當然也包括謠言,形成鋪天蓋地的文宣效果。投票當天更直指某個投票所作票,造成群眾蜂湧聚集,包圍、搗毀、火燒警局,以致產生了中壢的選舉糾紛,甚至「暴動」,從下午延燒到深夜。這是台灣第一次街頭運動,是一個具有強烈衝擊性的事件。事發當時許信良已回到台北,不在現場,所以我們後來消遣他:火是他點的,但是火燒起來了,他卻跑了!
王昇是政戰系統的掌門人,是蔣經國「另一手」的執行者,因工作需要,形象自然顯得保守。他有句名言 : 「當民主出了問題的時候,要用更民主去解決」,常使人摸不清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預言「李主任換(煥),王主任升(昇)」》
在當時報紙的新聞分工上,那是所謂地方新聞,不在採訪組的職責範圍,我們並不直接處理台北以外的地方選舉新聞,所以不管林正杰也好,張富忠也好,儘管他們在桃園選戰打得多麼精采激烈,乃至中壢事件如何沸沸揚揚,採訪組只有在旁邊看熱鬧的份。正因為冷眼旁觀,當晚我就以我的政治敏感,對同事們脫口說了一句:「從今以後 ,李主任換(煥),王主任升(昇)!」預見了國民黨開明(負責組織發展的人)與保守(監控思想意識的人)力量的易位,這句話很快就風傳各方,並在「後中壢事件時代」的政治光譜上獲得印證 (按,即刻的效應就是李煥下台,其後轉往中視、籌辦中山大學;而王昇領導的政戰系統益趨活躍,言論環境明顯緊縮。後話不表。)其出處正在於此。
(五之四)
水深不妨流水過 山高豈礙白雲飛
一一南宋道川禪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