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我經歷的「中壢事件」一、初心之始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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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我經歷的「中壢事件」一、初心之始
2022-01-03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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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江西南昌新民學校為父親塑造的紀念銅像落成,該校是父親捐建的諸多學校之一。

 

作者/周天瑞口述

訪問/陳儀深(國史館館長)、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

記錄整理/陳昶安、葉惠芬

 

作者的話》

 

國史館近日出版口述歷史「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由於「中壢事件」當時,我是《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因此在16位受訪者之列。

 

訪談過程中,主訪的國史館長陳儀深及其訪員,從每個受訪者的出身背景及成長歷程談起,並且以全紀錄的方式發表,而非單純聚焦於事件本身。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是基於國史館定位於史料蒐集,俾便日後的史料運用者,充分看見脈絡、背景及因由,作為探知史事全貌之基礎。

 

正因如此,訪談全文長約兩萬五千餘字,無形中成了我個人在33歲以前以及新聞工作最初9年(1971~1980)的生涯筆記,可暫時權充我的一部份回憶錄。說來《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專欄已多時未續新稿,新年伊始,不如以此口述訪談補上,與您聊聊往事,並祝您新年好,望請笑納。

(全文取自國史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小標與圖片為《優傳媒》所加。)

 

母親帶我來到台灣

 

西元1947年3月1日(陽曆4月21日),我在瀋陽出生,老家在江西南昌靠近吳城鎮的新建縣(如今是南昌市新建區),吳城是中國的千年歷史古鎮,在水運時代曾是商貿集散的幅輳之地。出生時,父親在東北行轅擔任上校軍需官,之後跟隨何應欽將軍歷經南京、廣州、成都、海南島等地播遷來臺。父親輾轉各地時,母親帶著我和小我兩歲剛出生的弟弟留在江西老家,後來得知父親到了臺灣,母親決定攜我們赴臺與父親團聚。那是1950年,大陸已全面淪陷,母親不懼風險,一路闖關南行,想必吃了不少苦。父親囑她先在香港停留一陣子,待時局稍趨穩定後再到臺灣。我是在臺灣的「外省第二代」。

我的母親劉芝元女士在1950年大陸陷共後帶我來到台灣,不幸於1963年英年早逝,享年41歲。她美麗賢淑,極有韌性。因我是長孫,祖母要我留在老家,若非母親的堅持,我的命運將大大不同。

 

父親名周仲超,字重韶,重韶與仲超音近意佳,為他自取且十分慣用。幼時由於受到戰亂的影響,父親沒有機會接受完整的學院教育;又為了逃避父命婚姻,很早就離開家鄉。他有叛逆的個性,不告而別從吳城走水運出外闖蕩、投軍。他非常喜歡讀書,因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之家,家學淵源,文字書寫的能力很好,對於歷史又非常有興趣,甚至喜好深刻鑽研,後來寫了不少歷史考據和解讀的文章,並輯印成書。他是軍人,但有著相當濃厚的文人性格與人文素養。寫得一手好字,還頗通聲韻。

 

父親凡事都有定見

 

由於父親凡事都有定見,所以在軍界和官場都顯得格格不入,既不喜歡走門路,更不喜歡逢迎拍馬。何應欽是他的老長官,但來到臺灣後就失勢了。郝柏村跟父親都曾經擔任過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的上校參謀,主任委員是何應欽,副主任委員是顧祝同。郝柏村為顧祝同的部屬,而父親是何應欽的部屬。因為兩人任職同一機關,所以兩家人早年時相過從,曾經同時住在新店,是上下樓的鄰居,後來疏散到青潭的宿舍,郝家也在我們隔壁。從小叫郝柏村郝伯伯,郝龍斌姊弟(當時龍斌的名字是海靖)與我弟妹們年齡相若,時常玩在一起。

 

父親素來對於國民黨政府、對於蔣介石先生很有看法,他與我們聊天時,常有所批評。自有選舉以來他沒投過國民黨一張票,2008年那次大選,因阿扁涉貪,民進黨失政,他寧肯放棄投票,也沒投給國民黨。他從來就反對所謂的「萬年國會」,一向主張制衡,期望政治要上軌道。

 

父親很早就認為反攻大陸是癡心妄想。在雷震發表「反攻無望論」之前,他就講給我們聽過。早期的外省人不會在臺灣置產,以為蔣介石隨時會帶領他們反攻大陸,哪有需要在臺灣置什麼產?但父親早在1953年就買了第一棟房子,當時真沒幾個外省人這麼做。我在學校裡聽老師講蔣總統如何、國民黨如何,都是正面表述,但是回到家裡聽到的是父親的另外一套說法。這對於我日後從事新聞工作倒是挺好的啟蒙教育和訓練

 

小學一年級我念新店國小,三年級轉到青潭國小。在青潭國小念了一學期,因父親外派花蓮,擔任陸軍供應司令部第八分處處長(少將編階),所以舉家遷往花蓮,在花蓮師範附屬小學念了一年,再轉學回臺北。那段時間父親曾先後進入參謀大學、國防大學將官班進修,還被送去美國受訓。

 

那時候留洋就像去淘金一樣,但他省吃儉用,把公家津貼省下來的美金,買了美國的摩登用品,帶回來放在委託行寄賣,賺取差價,藉此積累一些本錢。他是非常懂得理財的人,生活上克勤克儉,向來很少在外面打牙祭,從不搭計程車,一般都以腳踏車代步、搭公車,再不就是走路,他走起路來健步如飛。在金錢和生活享受方面他非常苛待自己,作為他的家人跟著拮据,一向是沒有零用錢的。

 

父親最大的興趣是做慈善

 

父親最大的興趣是做慈善。他在早年還不能去大陸之前,就捐錢給江西同鄉會,提供清寒子弟獎學金。逐漸他寄錢給家鄉建祠堂、鋪道路、設水塔,改善家鄉的生活環境。

 

1980年以後我去了美國,就時常幫父親從第三地轉信到老家。開放探親後,他在家鄉做的慈善可多了,除了長年的賑災濟貧之外,他捐資辦了好幾所學校,從小學到初中,到高職,更在頗富盛名的江西師範大學捐贈了一座圖書館。因為少小離家,他對家鄉有著很濃厚的感情,一心要以各樣的捐助回饋家鄉,他常說,這是他所追求的生命意義。

 

2001年11月我首次返鄉,與父親合影於他所捐贈的江西師大重韶圖書館前。

 

父親以他的字號行善,例如他捐助的學校叫重韶小學,捐助的圖書館名為重韶樓,另設有重韶慈善基金會。直到現在,那些學校都還在,當地的人感念他的善行,替他設置銅像,建紀念館,還被大陸全國慈善總會選拔為首屆「全國百大善人」,顯見他在行善方面受到的敬重。他一生重視公益,但我們家人就沒有受到這些好處,跟美國人一樣,子女供到大學畢業以後,一概自力更生。

 

由於父親對於我學歷史很反對,他說:「你將來會沒飯吃。」大一暑假在一次與父親不愉快的溝通中,我就索性不要他提供學費,爭取把學費轉給妹妹讀私校,因此自大二起,便靠自己工讀和寫稿來應付。外省人因為在台家無恆產,父母們格外希望孩子念理工醫,將來出國深造,憑一技之長到處好謀生。父親對我的期許便是如此,但我是讓他失望了,所以我從不怨他不以公益對我;相反地,我深以他做的公益為榮。

 

大四,我在《傳記文學》工讀當編校,有「野史館館長」美譽的劉紹唐社長(左)是我的第一個老闆。

 

我念了六個小學

 

小學階段,我的第一個學校是新店國小,念了三年,接下來的三年念了五所學校。四年級從新店國小轉學到青潭國小,念了一學期多,又轉學到龍山國小。在龍山國小只念了幾個月,因父親在外放之前,先在臺北待了一陣子,而外公家在萬華,我們暫時寄居萬華,之後再搬到花蓮,就讀美崙的花師附小。我對花師附小非常有好感,也許是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比較重視教育理念,且帶有實驗教育性質的關係。校長張家鸞女士,和著名報人張季鸞名字很像。學校裡舉辦模擬選舉市長,我也被同學推派參選過,要去拉票、發表競選演說,是很好的公民教育訓練。到下學期最後一兩個月,花蓮女師的應屆畢業生前來實習,全面「接收」學校,原來的校長、老師讓出一切空間。由於她們跟學生年紀相近,充滿熱情,特別愛護學生,所以那段時間師生間的感情尤其融洽,學習氣氛極為良好。

 

之後父親回臺北進入國防大學(猶記得是聯合作戰系)進修,舉家移居大直,我進了大直國小。當時的大直只比窮鄉僻壤好一點,學校是那種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班的鄉下小學校,水準參差,要求鬆散。母親擔心我考不上好的初中(當時讀初中須參加入學聯考),一學期後就設法把我轉到了台北的中山國小。這可是一所明星小學,教學非常嚴格,才使我感受到有初中聯考這回事,因此而考取成功中學初中部,也因此在三年後進入建國中學。母親的這個決定對我的一生非常重要,然而不幸的是,考進建中不到一年,她不敵鼻咽癌而病逝。

 

中山國小(其實當時的國小都稱國校)畢業照,前排左四是校長林正洲,左五是級任老師李天任。我在倒數第二排左四。

 

中山國小位居台北早年的精華區,90%以上的同學是本省人,使我首次明顯感覺到省籍意識。級任老師李天任出生於日治時期,約長我們十歲左右,是一位對外省人有理解的本省人,影響了我也要做一個對本省人有理解的外省人。李老師至今身體硬朗,常與我們這班同學來往,我辦《新新聞》他不時會提供意見,我主持《央廣》他會前來參觀(如圖,右)。

 

七拐八彎進台大

 

高中是我心智大開的時期,我和同儕忙著辦校刊,寫文章,開讀書會,閱讀課外書,談天說地。那時大部分的學生都很討厭寫週記,我們非但規規矩矩用毛筆寫週記,還可以寫上好幾頁,一篇文章寫到底,打破篇幅和欄目限制,並且交換閱讀,我還搞了一個「狂士會(英文名為Concert)」,有狂狷之士一起合奏的意思。由於自命不凡,沒有在課業上太投注心力,導致大學聯考沒能考好。當時大學聯考乙、丁兩組還沒有分開,也就是文、法、商都在乙組,分發的結果,錄取的是逢甲工商管理學院的工商管理系。

 

逢甲才剛開辦不久,我原本不打算去念,一心想要重考。但父親跑了一趟台中後鼓勵我去,我便在逢甲勉強念了一個學期。由於在建中幾乎什麼書都看、什麼活動都辦過,和其他同學相比,見識與程度就顯得比較突出,也找不到建中時期那樣可以共同成長的夥伴,加上微積分這些科目是我的天敵,對商學也引不起興趣,寒假回台北後毅然決定重考,就再也沒回逢甲去了。父親當時很生氣,卻也拿我沒辦法。不過因為數學分數拉不高,重考也只考到輔仁大學歷史系。由於我要自己負擔學費,而輔大的學費實在很貴,念了一年,我就插班臺灣大學歷史系了。

 

1967年臺大歷史系插班考試只有錄取六個錄取名額,各校菁英報名者眾,可謂善者不來,競爭相當激烈。由於不考數理,而專業科目的考題不重記誦,重在演繹,正合我口味,於是僥倖考上。同榜錄取的六名當中,張炎憲從東海大學轉來,後為國史館館長;吳敦義從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轉來,後為副總統。同學當中,有中央研究院院士,當過教育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杜正勝,以及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劉石吉,還有唯一留在系裡任教的梁庚堯。全班本地男生不過八人,另外有幾位港澳生、韓國僑生,以及蒙藏生。

 

1969年台大歷史學會全體工作同學留影。後排左一杜正勝,左三張炎憲,中間是我 (總幹事,不稱會長) ,右一劉石吉,右二梁庚堯,右三孫劍峰(退役上校),前排左二雷戊白 (班代表)。

 

以新聞工作為職志》

 

我在高中時期,就已經決定將來要從事新聞工作。高中,應該是決定未來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我以參加社團的方式,充實個人的條件,嘗試各種機會,尋找未來的走向。因為當時顯得瘦弱,一開始參加的是國術隊,想要好好鍛鍊身體,大概心裡也有點強身健國的念頭吧。後來參加演講社,由名家鹿宏勛教授指導,使我拿到高一演講比賽第一名,我非常欽佩他。又參加過口琴社、合唱團(曾在金門砲戰五周年前夕,併入張世傑老師的中華合唱團,與樊燮華上校指揮的國防部示範樂隊,同赴金門演唱黃友棣教授作曲的大型合唱曲《金門頌》),當過合唱團指揮。我還報名參加過獨唱比賽,獲得高中組第四名(男生第二名)。也曾是建中樂隊一份子,與名導演楊德昌同在一起團練,他吹伸縮喇叭,我吹的是中音號,不時會在慶典遊行活動中神氣登場。他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裡面,有一幕是建中樂隊練習的場景,也有建中附近的沿路景色,都是我們年少時的生活經驗,看了很有親切感。

 

高二時,他班同學谷文瑞跑來教室找我,因我在校刊上發表過文章,問我有沒有編校刊的興趣?我一口答應,從此加入了《建中青年》的編輯行列。《建中青年》本來就是拔尖的校園刊物,自我們接編後更加新穎而前進,各校爭相閱讀,風靡一時,甚而被一些女校同學目為偶像(多年後與洪秀柱委員初識,便這麼叫我,至今依舊)。其中有些人值得介紹,例如何文振,憤世嫉俗,後來是黨外運動的健將;悲天憫人的王津平,統派的代表性人物;沈謙,師大中文系名教授,可惜過世得早;譯著早就超過身高的翻譯大家林添貴;還有靈魂人物谷文瑞,才華洋溢,極富感染力,後來也成了知名作家,筆名誠然谷,在芝加哥擔任美國大企業的資訊、企劃高管。編「建中青年」校刊那段時間,這些人相濡以沫,彼此都得到很大的成長。自此以後,我專注於「建青」,淡出其他社團,漸漸決志以新聞工作為日後追求。

 

谷文瑞(誠然谷),我在建中的親密夥伴,退休後在芝加哥繼續醉心於舞台劇的編導和演出。

 

「建青」與母舅的影響》

 

我之決志從事新聞工作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受到舅舅劉敦仁先生的影響。舅舅長我十一歲,母親又長他約十四歲。抗戰時期,他們住在上海法租界,當時物質條件極為困難,母親十分關愛他,因此他與母親有深厚的感情,自母親在我高一病故後,他身在國外,特別關心我,我們時常通信,在與他的通信中,我受益良多。出國前他讀淡江英專,淡江文理學院、淡江大學的前身。畢業後透過信奉天主教的關係,遠赴西班牙深造,《聯合報》特別聘他為駐馬德里特派員;後來轉往羅馬,繼續擔任駐羅馬特派員。比我年長的人或許對「劉梅緣」這個名字會有印象,1960年代他在《聯合報》寫的航訊,膾炙人口,大都是關於歐洲文化、藝術、歷史方面的題材。

 

舅舅一直對我備極關愛,兩年多來承他在《優傳媒》支持撰寫的「穹宇涉獵」專欄從未間斷,可惜他須完成另外兩個重要計畫,將暫時擱筆。

 

雖然當時我對文字工作的興趣非常明顯,但是對於未來究竟怎麼走還有待摸索。當作家嗎?這條路太辛苦,很多作家都是死後成名,活著的時候很是坎坷,我恐怕沒這種情操。當文學評論家如何呢?文學評論比較枯燥、無味,不大會受人閱讀,過得太寂寞。於是我想到舅舅做的事,他可以寫文章,又有馬上發表的園地,也能對現實發揮影響,似乎挺能「經世致用」。我覺得這個工作比較有意思,也比較適合我的個性,就決定將來不當作家,不當文學評論家,而是當記者。

 

舅舅的經歷,引發我向新聞工作發展的想像,但是念什麼科系呢?很自然的想法是念新聞系。為此我曾跟教我三民主義的趙毅老師討論過,他很看重我,可惜早逝。他是北京師大畢業的,政府遷臺後,很多北京師大的畢業生來建中教書,他們都有很好的文化素養。老師跟我說,從事新聞工作,不一定要學新聞,應該學歷史。新聞只是「術」,不需要在大學裡花四年時間學;歷史才是「學」,可以從史學的訓練中學到解析問題的方法,還可以從對事件來龍去脈的爬梳中建立深刻的認識,這些對於新聞工作都會有很大的幫助。我也從著名歷史學家吳相湘教授的經驗中獲得同樣的印證。原先他想念新聞,但老師也是勸他念歷史,只是他進了歷史圈之後,就再也沒有跳出來了。如今回顧起來,這些對我有都有很大的影響。

 

趙毅老師把「三民主義」教得彷彿「中西思想史」,是我的啟蒙恩師,使我視野大開。

 

心儀、嚮往「中國時報」》

 

大學畢業後,我在金門當兵,1971年夏天服完預官役回來,當然想投身報館,但是苦於沒有人脈。在大學時代,我沒有時間和能力去參加救國團辦的新聞研習營,以致沒有機會藉此建立與新聞界的淵源。我有豐富的學校刊物編輯經驗:在建中編《建中青年》,到臺大編《大學新聞》、《大學論壇》,即使在輔大的一年,也編過《輔大新聞》,但沒有擴充新聞界的人脈。我心儀《中國時報》,怎麼進去呢?很傷腦筋。

 

我一直很留意《中國時報》的發展性,尤其它從《徵信新聞》蛻變為《中國時報》,是台灣報業發展的大事。1950年余紀忠先生剛到臺灣時,《徵信新聞》只是物資局內部的一份油印小刊物,提供一些商訊,聊備一格而已,慢慢擴充為財經報刊,再轉型為綜合型報紙《徵信新聞報》。到了1968年我念大學的時候,《徵信新聞報》改名為《中國時報》。這不是改變一個報紙的名稱而已,它展現了求新求變的企圖心,又改以彩色印刷,是臺灣第一家彩色報,台灣報紙從此進入彩色印刷時代,《中國時報》引領了這個風潮。看得出來,《中國時報》充滿了朝氣,我為之嚮往。

(五之一)

 

訪談人陳儀深館長左二)、許瑞浩處長右一)、羅國儲助修左一)。(圖/陳昶安)

 

2017年12月,江西南昌新民學校為父親塑造的紀念銅像落成,該校是父親捐建的諸多學校之一。

 

作者/周天瑞口述

訪問/陳儀深(國史館館長)、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

記錄整理/陳昶安、葉惠芬

 

作者的話》

 

國史館近日出版口述歷史「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由於「中壢事件」當時,我是《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因此在16位受訪者之列。

 

訪談過程中,主訪的國史館長陳儀深及其訪員,從每個受訪者的出身背景及成長歷程談起,並且以全紀錄的方式發表,而非單純聚焦於事件本身。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是基於國史館定位於史料蒐集,俾便日後的史料運用者,充分看見脈絡、背景及因由,作為探知史事全貌之基礎。

 

正因如此,訪談全文長約兩萬五千餘字,無形中成了我個人在33歲以前以及新聞工作最初9年(1971~1980)的生涯筆記,可暫時權充我的一部份回憶錄。說來《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專欄已多時未續新稿,新年伊始,不如以此口述訪談補上,與您聊聊往事,並祝您新年好,望請笑納。

(全文取自國史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小標與圖片為《優傳媒》所加。)

 

母親帶我來到台灣

 

西元1947年3月1日(陽曆4月21日),我在瀋陽出生,老家在江西南昌靠近吳城鎮的新建縣(如今是南昌市新建區),吳城是中國的千年歷史古鎮,在水運時代曾是商貿集散的幅輳之地。出生時,父親在東北行轅擔任上校軍需官,之後跟隨何應欽將軍歷經南京、廣州、成都、海南島等地播遷來臺。父親輾轉各地時,母親帶著我和小我兩歲剛出生的弟弟留在江西老家,後來得知父親到了臺灣,母親決定攜我們赴臺與父親團聚。那是1950年,大陸已全面淪陷,母親不懼風險,一路闖關南行,想必吃了不少苦。父親囑她先在香港停留一陣子,待時局稍趨穩定後再到臺灣。我是在臺灣的「外省第二代」。

我的母親劉芝元女士在1950年大陸陷共後帶我來到台灣,不幸於1963年英年早逝,享年41歲。她美麗賢淑,極有韌性。因我是長孫,祖母要我留在老家,若非母親的堅持,我的命運將大大不同。

 

父親名周仲超,字重韶,重韶與仲超音近意佳,為他自取且十分慣用。幼時由於受到戰亂的影響,父親沒有機會接受完整的學院教育;又為了逃避父命婚姻,很早就離開家鄉。他有叛逆的個性,不告而別從吳城走水運出外闖蕩、投軍。他非常喜歡讀書,因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之家,家學淵源,文字書寫的能力很好,對於歷史又非常有興趣,甚至喜好深刻鑽研,後來寫了不少歷史考據和解讀的文章,並輯印成書。他是軍人,但有著相當濃厚的文人性格與人文素養。寫得一手好字,還頗通聲韻。

 

父親凡事都有定見

 

由於父親凡事都有定見,所以在軍界和官場都顯得格格不入,既不喜歡走門路,更不喜歡逢迎拍馬。何應欽是他的老長官,但來到臺灣後就失勢了。郝柏村跟父親都曾經擔任過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的上校參謀,主任委員是何應欽,副主任委員是顧祝同。郝柏村為顧祝同的部屬,而父親是何應欽的部屬。因為兩人任職同一機關,所以兩家人早年時相過從,曾經同時住在新店,是上下樓的鄰居,後來疏散到青潭的宿舍,郝家也在我們隔壁。從小叫郝柏村郝伯伯,郝龍斌姊弟(當時龍斌的名字是海靖)與我弟妹們年齡相若,時常玩在一起。

 

父親素來對於國民黨政府、對於蔣介石先生很有看法,他與我們聊天時,常有所批評。自有選舉以來他沒投過國民黨一張票,2008年那次大選,因阿扁涉貪,民進黨失政,他寧肯放棄投票,也沒投給國民黨。他從來就反對所謂的「萬年國會」,一向主張制衡,期望政治要上軌道。

 

父親很早就認為反攻大陸是癡心妄想。在雷震發表「反攻無望論」之前,他就講給我們聽過。早期的外省人不會在臺灣置產,以為蔣介石隨時會帶領他們反攻大陸,哪有需要在臺灣置什麼產?但父親早在1953年就買了第一棟房子,當時真沒幾個外省人這麼做。我在學校裡聽老師講蔣總統如何、國民黨如何,都是正面表述,但是回到家裡聽到的是父親的另外一套說法。這對於我日後從事新聞工作倒是挺好的啟蒙教育和訓練

 

小學一年級我念新店國小,三年級轉到青潭國小。在青潭國小念了一學期,因父親外派花蓮,擔任陸軍供應司令部第八分處處長(少將編階),所以舉家遷往花蓮,在花蓮師範附屬小學念了一年,再轉學回臺北。那段時間父親曾先後進入參謀大學、國防大學將官班進修,還被送去美國受訓。

 

那時候留洋就像去淘金一樣,但他省吃儉用,把公家津貼省下來的美金,買了美國的摩登用品,帶回來放在委託行寄賣,賺取差價,藉此積累一些本錢。他是非常懂得理財的人,生活上克勤克儉,向來很少在外面打牙祭,從不搭計程車,一般都以腳踏車代步、搭公車,再不就是走路,他走起路來健步如飛。在金錢和生活享受方面他非常苛待自己,作為他的家人跟著拮据,一向是沒有零用錢的。

 

父親最大的興趣是做慈善

 

父親最大的興趣是做慈善。他在早年還不能去大陸之前,就捐錢給江西同鄉會,提供清寒子弟獎學金。逐漸他寄錢給家鄉建祠堂、鋪道路、設水塔,改善家鄉的生活環境。

 

1980年以後我去了美國,就時常幫父親從第三地轉信到老家。開放探親後,他在家鄉做的慈善可多了,除了長年的賑災濟貧之外,他捐資辦了好幾所學校,從小學到初中,到高職,更在頗富盛名的江西師範大學捐贈了一座圖書館。因為少小離家,他對家鄉有著很濃厚的感情,一心要以各樣的捐助回饋家鄉,他常說,這是他所追求的生命意義。

 

2001年11月我首次返鄉,與父親合影於他所捐贈的江西師大重韶圖書館前。

 

父親以他的字號行善,例如他捐助的學校叫重韶小學,捐助的圖書館名為重韶樓,另設有重韶慈善基金會。直到現在,那些學校都還在,當地的人感念他的善行,替他設置銅像,建紀念館,還被大陸全國慈善總會選拔為首屆「全國百大善人」,顯見他在行善方面受到的敬重。他一生重視公益,但我們家人就沒有受到這些好處,跟美國人一樣,子女供到大學畢業以後,一概自力更生。

 

由於父親對於我學歷史很反對,他說:「你將來會沒飯吃。」大一暑假在一次與父親不愉快的溝通中,我就索性不要他提供學費,爭取把學費轉給妹妹讀私校,因此自大二起,便靠自己工讀和寫稿來應付。外省人因為在台家無恆產,父母們格外希望孩子念理工醫,將來出國深造,憑一技之長到處好謀生。父親對我的期許便是如此,但我是讓他失望了,所以我從不怨他不以公益對我;相反地,我深以他做的公益為榮。

 

大四,我在《傳記文學》工讀當編校,有「野史館館長」美譽的劉紹唐社長(左)是我的第一個老闆。

 

我念了六個小學

 

小學階段,我的第一個學校是新店國小,念了三年,接下來的三年念了五所學校。四年級從新店國小轉學到青潭國小,念了一學期多,又轉學到龍山國小。在龍山國小只念了幾個月,因父親在外放之前,先在臺北待了一陣子,而外公家在萬華,我們暫時寄居萬華,之後再搬到花蓮,就讀美崙的花師附小。我對花師附小非常有好感,也許是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比較重視教育理念,且帶有實驗教育性質的關係。校長張家鸞女士,和著名報人張季鸞名字很像。學校裡舉辦模擬選舉市長,我也被同學推派參選過,要去拉票、發表競選演說,是很好的公民教育訓練。到下學期最後一兩個月,花蓮女師的應屆畢業生前來實習,全面「接收」學校,原來的校長、老師讓出一切空間。由於她們跟學生年紀相近,充滿熱情,特別愛護學生,所以那段時間師生間的感情尤其融洽,學習氣氛極為良好。

 

之後父親回臺北進入國防大學(猶記得是聯合作戰系)進修,舉家移居大直,我進了大直國小。當時的大直只比窮鄉僻壤好一點,學校是那種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班的鄉下小學校,水準參差,要求鬆散。母親擔心我考不上好的初中(當時讀初中須參加入學聯考),一學期後就設法把我轉到了台北的中山國小。這可是一所明星小學,教學非常嚴格,才使我感受到有初中聯考這回事,因此而考取成功中學初中部,也因此在三年後進入建國中學。母親的這個決定對我的一生非常重要,然而不幸的是,考進建中不到一年,她不敵鼻咽癌而病逝。

 

中山國小(其實當時的國小都稱國校)畢業照,前排左四是校長林正洲,左五是級任老師李天任。我在倒數第二排左四。

 

中山國小位居台北早年的精華區,90%以上的同學是本省人,使我首次明顯感覺到省籍意識。級任老師李天任出生於日治時期,約長我們十歲左右,是一位對外省人有理解的本省人,影響了我也要做一個對本省人有理解的外省人。李老師至今身體硬朗,常與我們這班同學來往,我辦《新新聞》他不時會提供意見,我主持《央廣》他會前來參觀(如圖,右)。

 

七拐八彎進台大

 

高中是我心智大開的時期,我和同儕忙著辦校刊,寫文章,開讀書會,閱讀課外書,談天說地。那時大部分的學生都很討厭寫週記,我們非但規規矩矩用毛筆寫週記,還可以寫上好幾頁,一篇文章寫到底,打破篇幅和欄目限制,並且交換閱讀,我還搞了一個「狂士會(英文名為Concert)」,有狂狷之士一起合奏的意思。由於自命不凡,沒有在課業上太投注心力,導致大學聯考沒能考好。當時大學聯考乙、丁兩組還沒有分開,也就是文、法、商都在乙組,分發的結果,錄取的是逢甲工商管理學院的工商管理系。

 

逢甲才剛開辦不久,我原本不打算去念,一心想要重考。但父親跑了一趟台中後鼓勵我去,我便在逢甲勉強念了一個學期。由於在建中幾乎什麼書都看、什麼活動都辦過,和其他同學相比,見識與程度就顯得比較突出,也找不到建中時期那樣可以共同成長的夥伴,加上微積分這些科目是我的天敵,對商學也引不起興趣,寒假回台北後毅然決定重考,就再也沒回逢甲去了。父親當時很生氣,卻也拿我沒辦法。不過因為數學分數拉不高,重考也只考到輔仁大學歷史系。由於我要自己負擔學費,而輔大的學費實在很貴,念了一年,我就插班臺灣大學歷史系了。

 

1967年臺大歷史系插班考試只有錄取六個錄取名額,各校菁英報名者眾,可謂善者不來,競爭相當激烈。由於不考數理,而專業科目的考題不重記誦,重在演繹,正合我口味,於是僥倖考上。同榜錄取的六名當中,張炎憲從東海大學轉來,後為國史館館長;吳敦義從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轉來,後為副總統。同學當中,有中央研究院院士,當過教育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杜正勝,以及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劉石吉,還有唯一留在系裡任教的梁庚堯。全班本地男生不過八人,另外有幾位港澳生、韓國僑生,以及蒙藏生。

 

1969年台大歷史學會全體工作同學留影。後排左一杜正勝,左三張炎憲,中間是我 (總幹事,不稱會長) ,右一劉石吉,右二梁庚堯,右三孫劍峰(退役上校),前排左二雷戊白 (班代表)。

 

以新聞工作為職志》

 

我在高中時期,就已經決定將來要從事新聞工作。高中,應該是決定未來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我以參加社團的方式,充實個人的條件,嘗試各種機會,尋找未來的走向。因為當時顯得瘦弱,一開始參加的是國術隊,想要好好鍛鍊身體,大概心裡也有點強身健國的念頭吧。後來參加演講社,由名家鹿宏勛教授指導,使我拿到高一演講比賽第一名,我非常欽佩他。又參加過口琴社、合唱團(曾在金門砲戰五周年前夕,併入張世傑老師的中華合唱團,與樊燮華上校指揮的國防部示範樂隊,同赴金門演唱黃友棣教授作曲的大型合唱曲《金門頌》),當過合唱團指揮。我還報名參加過獨唱比賽,獲得高中組第四名(男生第二名)。也曾是建中樂隊一份子,與名導演楊德昌同在一起團練,他吹伸縮喇叭,我吹的是中音號,不時會在慶典遊行活動中神氣登場。他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裡面,有一幕是建中樂隊練習的場景,也有建中附近的沿路景色,都是我們年少時的生活經驗,看了很有親切感。

 

高二時,他班同學谷文瑞跑來教室找我,因我在校刊上發表過文章,問我有沒有編校刊的興趣?我一口答應,從此加入了《建中青年》的編輯行列。《建中青年》本來就是拔尖的校園刊物,自我們接編後更加新穎而前進,各校爭相閱讀,風靡一時,甚而被一些女校同學目為偶像(多年後與洪秀柱委員初識,便這麼叫我,至今依舊)。其中有些人值得介紹,例如何文振,憤世嫉俗,後來是黨外運動的健將;悲天憫人的王津平,統派的代表性人物;沈謙,師大中文系名教授,可惜過世得早;譯著早就超過身高的翻譯大家林添貴;還有靈魂人物谷文瑞,才華洋溢,極富感染力,後來也成了知名作家,筆名誠然谷,在芝加哥擔任美國大企業的資訊、企劃高管。編「建中青年」校刊那段時間,這些人相濡以沫,彼此都得到很大的成長。自此以後,我專注於「建青」,淡出其他社團,漸漸決志以新聞工作為日後追求。

 

谷文瑞(誠然谷),我在建中的親密夥伴,退休後在芝加哥繼續醉心於舞台劇的編導和演出。

 

「建青」與母舅的影響》

 

我之決志從事新聞工作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受到舅舅劉敦仁先生的影響。舅舅長我十一歲,母親又長他約十四歲。抗戰時期,他們住在上海法租界,當時物質條件極為困難,母親十分關愛他,因此他與母親有深厚的感情,自母親在我高一病故後,他身在國外,特別關心我,我們時常通信,在與他的通信中,我受益良多。出國前他讀淡江英專,淡江文理學院、淡江大學的前身。畢業後透過信奉天主教的關係,遠赴西班牙深造,《聯合報》特別聘他為駐馬德里特派員;後來轉往羅馬,繼續擔任駐羅馬特派員。比我年長的人或許對「劉梅緣」這個名字會有印象,1960年代他在《聯合報》寫的航訊,膾炙人口,大都是關於歐洲文化、藝術、歷史方面的題材。

 

舅舅一直對我備極關愛,兩年多來承他在《優傳媒》支持撰寫的「穹宇涉獵」專欄從未間斷,可惜他須完成另外兩個重要計畫,將暫時擱筆。

 

雖然當時我對文字工作的興趣非常明顯,但是對於未來究竟怎麼走還有待摸索。當作家嗎?這條路太辛苦,很多作家都是死後成名,活著的時候很是坎坷,我恐怕沒這種情操。當文學評論家如何呢?文學評論比較枯燥、無味,不大會受人閱讀,過得太寂寞。於是我想到舅舅做的事,他可以寫文章,又有馬上發表的園地,也能對現實發揮影響,似乎挺能「經世致用」。我覺得這個工作比較有意思,也比較適合我的個性,就決定將來不當作家,不當文學評論家,而是當記者。

 

舅舅的經歷,引發我向新聞工作發展的想像,但是念什麼科系呢?很自然的想法是念新聞系。為此我曾跟教我三民主義的趙毅老師討論過,他很看重我,可惜早逝。他是北京師大畢業的,政府遷臺後,很多北京師大的畢業生來建中教書,他們都有很好的文化素養。老師跟我說,從事新聞工作,不一定要學新聞,應該學歷史。新聞只是「術」,不需要在大學裡花四年時間學;歷史才是「學」,可以從史學的訓練中學到解析問題的方法,還可以從對事件來龍去脈的爬梳中建立深刻的認識,這些對於新聞工作都會有很大的幫助。我也從著名歷史學家吳相湘教授的經驗中獲得同樣的印證。原先他想念新聞,但老師也是勸他念歷史,只是他進了歷史圈之後,就再也沒有跳出來了。如今回顧起來,這些對我有都有很大的影響。

 

趙毅老師把「三民主義」教得彷彿「中西思想史」,是我的啟蒙恩師,使我視野大開。

 

心儀、嚮往「中國時報」》

 

大學畢業後,我在金門當兵,1971年夏天服完預官役回來,當然想投身報館,但是苦於沒有人脈。在大學時代,我沒有時間和能力去參加救國團辦的新聞研習營,以致沒有機會藉此建立與新聞界的淵源。我有豐富的學校刊物編輯經驗:在建中編《建中青年》,到臺大編《大學新聞》、《大學論壇》,即使在輔大的一年,也編過《輔大新聞》,但沒有擴充新聞界的人脈。我心儀《中國時報》,怎麼進去呢?很傷腦筋。

 

我一直很留意《中國時報》的發展性,尤其它從《徵信新聞》蛻變為《中國時報》,是台灣報業發展的大事。1950年余紀忠先生剛到臺灣時,《徵信新聞》只是物資局內部的一份油印小刊物,提供一些商訊,聊備一格而已,慢慢擴充為財經報刊,再轉型為綜合型報紙《徵信新聞報》。到了1968年我念大學的時候,《徵信新聞報》改名為《中國時報》。這不是改變一個報紙的名稱而已,它展現了求新求變的企圖心,又改以彩色印刷,是臺灣第一家彩色報,台灣報紙從此進入彩色印刷時代,《中國時報》引領了這個風潮。看得出來,《中國時報》充滿了朝氣,我為之嚮往。

(五之一)

 

訪談人陳儀深館長左二)、許瑞浩處長右一)、羅國儲助修左一)。(圖/陳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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