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洛桑奧林匹克博物館張燈結綵,熱烈迎接北京冬奧會。
作者/劉敦仁
記得小時侯,當體育老師提到中國第一位參加奧運的選手劉長春時,語重心長地說,中國總是被日本人譏諷為「東亞病夫」,劉長春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也是抱了個「鴨蛋」回國,叮囑我們絕對不能忘記日本人給我們的屈辱,好好鍛鍊身體,上體育課不能馬虎了事。
中國第一位奧運選手劉長春,勇於參加,可惜抱「蛋」而歸。
轉瞬七十多年過去,體育老師的這番話在我生命中不斷憶起,尤其是每當有國際體育賽事的時候,劉長春瘦長的身影就會出現在我眼前,老師的「教誨」也必定會在腦際迴盪。
我幼年時的身體極差,患有嚴重的哮喘,體育課也就成為我的魔咒。尤其到了秋季病情發作時,甚至還要輟學在家,幼年的心智發育也無形中受到影響而早熟。
在疾病纏身的時候,偶爾會跟著母親到藥房配藥,看到櫃檯上櫥窗裡充斥著帶有日本文字的藥品,連暈車嘔心,夏天中暑等小毛病的藥,都被日本人在1905年問世的「仁丹」所掌控。當時的年幼心靈還產生不出抵制的衝動,年長後逐漸引起我的思考,為什麼日本人一面譏諷我中華民族是「東亞病夫」,另一面又將他們的藥品在中國市場出售?難道他們真有救「東亞病夫」的菩薩心腸?當然不是!漸漸地我對日本人的藥品有了無法解釋的抵觸情緒。
日軍入侵中國時,在中華大地上氾濫成災的《仁丹》廣告
後來才理解到,日本人在中國銷售藥品的真正意圖可謂「居心叵測」。經過政府的調查,終於揭發了日本人的侵華毒計。原來「仁丹」廣告上那兩撇鬍子暗藏玄機。假如鬍子兩角上翹,意思是當地「暢通無阻」,假如左角下垂,是左路不通,如右角下垂,即右路不通,如兩角都下垂,表示此路不通。為此當時在中華大地所有重要城市、橋樑、街道,甚至是歷史城牆上,日本人都用高檔油漆畫上仁丹的廣告,日本軍國主義用這樣的方式,在南京「按圖索驥」,造成大屠殺的暴行。
醫生告訴母親,假如我的哮喘無法在身體發育前醫治好,就有可能面對一生臥床的命運。聽到這個驚人的診斷,我暗自告訴自己,日本藥絕對不可能醫好我的頑疾,若要恢復健康,必須靠我自己。
於是我開始勤練跑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從極端困難的一百公尺開始,到後來每天清晨能順暢地跑三千米而不喘。接著我又利用暑假期間學習游泳,每天泡在水裡近三小時,不僅食量大增,身體抵抗力也顯著提高。那年秋天,糾纏了我多年的「哮喘」居然消聲匿跡了。
大學畢業後,我的健康已和少年時代判若兩人,還經得起風吹雨打而毫髮無傷。數十年來,不論身在何處,一定保持每天的健身活動,無論颳風下雨,或是豔陽高照,都必須嚴格進行。以致雖已是耄耋之年,深慶筋骨硬朗,遠離藥物。從而得出我的結論:「運動就是最佳良藥」。家庭醫生每次為我做例行檢查時,總是一句已經重複了多年的叮囑:「按照你的生活方式就行了!」
因著如此良好的運動習慣,竟然使我和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產生了一些「不解之緣」。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羅馬工作,一天突然接到奧林匹克國際委員會的請柬,邀前往馬德里出席有關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的新聞發布。
我曾在香港與徐亨先生唔面交談。徐先生本人是一位傑出的運動員,也是職業軍人,官至海軍少將,擔任過國民黨的「永寧艦」艦長。他從1970年到1988年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委員,為推動台灣參與奧運會有過不少貢獻。
台灣的楊傳廣和紀政都是在奧運會上獲得獎牌的選手。紀政在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以80公尺跨欄比賽獲得銅牌,是中國女運動員首次獲得奧運會獎牌的優秀選手。她曾到羅馬訪問,我和她有過一席談。
1969年我因公赴德國慕尼黑,適逢全市為1972年的奧運會而大肆興建基礎建設,沈浸在歡欣鼓舞的氣氛之中。到了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我又恰在北京工作,這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正式主辦國際奧運會,令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揚眉吐氣」之感,連農村的居民們都個個喜上眉梢。
為了慶祝這個有史以來的盛事,北京在故宮午門搭建了露天舞台,邀請著名的世界三大男高音,巴瓦洛迪、多明戈及卡雷拉登台獻演,盛況空前。我夫婦應邀出席了這場終身難忘的音樂會。整個北京城一片喜氣洋洋,到處煥然一新。中國健兒在體育場上不斷傳來的金牌佳音,讓中國大地為之沸騰。
北京獲得國際奧運會的主辦權,源於1984年參加洛杉磯奧運會的驕人成績。1932年同樣是在洛杉磯的奧運會上,劉長春留下的陰影,使中國人沮喪了半個世紀,因此大家對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充滿期待。
那天我和妻子正在晚餐,開著電視期待佳音。果不其然,中國射擊選手許海峰在50米手槍慢射比賽中,以優異成績榮獲該屆奧運會第一塊金牌,也是中國體育健兒有史以來獲得的第一塊金牌,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當許海峰站在領獎台上,接受這塊沈甸甸的金牌時,我們都掉淚了。這淚水洗去日本人諷刺的「東亞病夫」污漬,換來的是民族的自尊和光榮!
當電視上傳出中國國歌時,我們的淚水更如泉湧,沒有絲毫的政治色彩,只有光輝的民族榮耀。後來從美國傳來的信息是,當地的僑界仍然因為意識形態的相左,對中華健兒在奧運場上為國家爭得的榮譽有著不同的反應。我只對生活在美國的友人輕描淡寫地表達我的觀感,也許他們沒有在祖國大地上被日本人嘲諷過「東亞病夫」的經歷,才會有沉溺在政治立場的差異。
奧運會原本提倡體育不受政治干擾,遺憾的是,不僅海外中國人往往在體育賽場上,表達不切實際的政治意向,國與國之間政治糾紛更是層出不窮。
記得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納粹在柏林主辦奧運的一段故事。1932年有 13個國家競爭1936年的奧運主辦權,其中德國除了柏林之外,還有紐倫堡和科隆等城市參選。最終柏林以43票獲勝,西班牙巴塞隆納以16票居次,其他參選城市全軍盡墨。
希特勒出席1936年柏林奧運會開幕典禮。
當時的希特勒還沒有掌權,仍處於威瑪共和國政權時代。希特勒對奧運會發出反對聲浪,認為奧運會是猶太族和和平主義者操弄的把戲,強調如果德國運動員和黑人同時站在競技場上,有損日耳曼民族的尊嚴。
然而到1933年納粹執政後,希特勒一改反對的態度,並由政府撥鉅款在柏林建造了一座可容納十萬觀眾的體育館。他通過藝術作品,利用體育館大肆宣傳納粹的政治理念,使整個奧運會成為納粹神化的宣傳載體。這座體育館如今仍然保存在柏林,只是柱子上的納粹標記已被剷除。
希特勒在他發表演說時,曾誇下海口稱,下屆(1940年)日本主辦奧運會,德國將派遣數以千計的德國體育愛好者乘坐飛艇,前往東京為夏季奧運和札幌冬季奧運助威,體現出歐洲納粹和亞洲軍國主義相互支持的態勢。希特勒還揚言稱,在日本主辦奧運會後,從1944年開始奧運會將永遠在柏林舉辦。
1936年柏林奧運會開幕式上,與會者均行納粹禮。
然而時局的發展並沒有照希特勒的意思進行。因為日本的侵華戰爭逐漸擴大,已無心力舉辦奧運會,只得將主辦權交還國際奧運會,1944年的奧運會也因為二次世界大戰被迫取消。1936年的柏林奧運是二戰結束前的最後一次「盛況」。
最令希特勒尷尬的是,在參加柏林奧運會的五十個國家中,美國黑人運動員傑西.歐文斯 (Jesse Owens 1913-1980) 在賽場上,分以100米、200米、400米接力和跳遠,囊刮四枚金牌,粉碎了納粹日耳曼民族優秀的狂言。雖然德國最終以89塊獎牌 (33金,26銀,30銅)位居榜首,美國以56塊獎牌 (24金,20銀,12銅)居次,但是黑人運動員的四塊金牌,在奧運會歷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遺憾的是,歐文斯在獲獎時以及結束參賽後回國,均未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祝賀信或是獎勵,也從未獲邀到白宮參加會見。然而歐文斯的光輝一直屹立在德國的土地上。柏林體育館旁邊的「體育館林蔭大道」(Stadionellee) 在1984年改用歐文斯的名字命名 (Jesse-Owens-Allee),歐文斯的遺孀和三個孩子出席了命名典禮。美國直到1990年和1998年才分別發行了兩枚郵票以資紀念。
雖然柏林奧運會的政治氛圍濃厚,卻為奧運會留下了傳統的儀式典禮。一是火炬傳遞儀式,是柏林奧運會首次從希臘點火後,途經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匈牙利、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到達柏林,在體育場點燃聖火。這一火炬傳遞和在體育館點燃聖火,被寫入國際奧運會的法則中,成為日後奧運會的固定傳統儀式。
希特勒對奧運會的獨裁掌控,儘管國際奧委會在1954年向全球正式表達歉意,然而奧運會並未從此杜絕政治的干預,反而被一些霸權國家,不斷用不同的方式展現他們的叵測居心。
為深入了解國際奧運會的運作,我和妻子在2019年 特地從日內瓦乘坐火車前往洛桑 (Lousanne) 參觀奧林匹克博物館。從日內瓦到洛桑距離為60公里,乘火車約一小時,車票單程為40歐元。沿途風景優美,還沒有欣賞完即已抵達。走出洛桑火車站,入口處頂上的「洛桑 -奧林匹克首都」以及奧利匹克的五環,告訴來自五湖四海的觀光客,這座優雅的湖畔小城,就是奧林匹克的都城。
瑞士洛桑火車站入口處屋頂上的〈洛桑- -奧林匹克首都〉及五環標識。
誠如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創始人皮埃爾.迪.庫貝爾坦 (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 留下的經典格言:「競賽的意義是用競爭克服對手,要比贏得勝利更為重要」。庫貝爾坦是法國著名教育家,他恢復希臘傳統運動的構想,是受到英國外科醫生威廉.貝尼.布魯克斯 (William Penny Brookes 1809-1895) 的啟發,該醫生始終相信:「防治疾病的最佳良藥就是體育鍛鍊!」。
筆者夫婦在奧林匹克博物館前廣場留影,背景為日內瓦湖。
庫貝爾坦的原名是查爾斯.皮埃爾.迪.夫勒迪 (Charles Pierre de Frédy),也常被稱為庫貝爾坦男爵 (Baron de Coubertin)。1894年他用拉丁文創建的「奧林匹克箴言」(Citius, Altius, Fartius) ,意即「更快,更高,更強」,後來在箴言後面加了 (Communiter) 有「共同目標」的含義。到1924年正式列入官方文件中,成為「奧林匹克箴言」。
洛桑奧林匹克博物館廣場日內瓦湖畔的五環雕塑。
不僅如此,庫貝爾坦還給奧利匹克留下一句鼓勵所有運動員的至理名言:「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勝利,而是奮鬥。基本的要素不是征服,而是良性競爭。」所以他在創造奧林匹克運動會時,極力主張業餘選手的參與。
庫貝爾坦在1892年首次提出每四年舉辦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創意,1894年在巴黎舉辦的國際體育會議中再度提出,得到與會人士的一致支持。同時成立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他被公推為第一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他鄭重宣布奧林匹克體育應保持非政治的中立地位。
經過多年的醞釀,終於在1924年在巴黎舉辦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出席的選手達三千人之多,開啟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先河。為紀念庫貝爾坦爵士對奧林匹克運動的貢獻,奧林匹克特別製作了「皮埃爾.迪.庫貝爾坦獎牌」(Pierre de Coubertin Medal),專門頒給對奧林匹克有特殊貢獻的人,其份量遠高於奧林匹克競賽的金牌。
奧林匹克博物館共有三千平方米面積,分為三層,參觀次序從第三層開始,再到第二層,然後在第一層結束。內容分別為「奧林匹克世界」,「奧林匹克運動」及「奧林匹克精神」,有序地體驗到,奧林匹克發展的歷史是來自全球愛好體育人士的積極支持。
我們特別注意到中國自1984年參加洛杉磯奧運會後,積極參與並支持奧林匹克運動事業。在展廳中,看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主會場「鳥巢」的模型,火炬和獎牌都陳列在展廳供人參觀,還有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宣布開幕的鏡頭及錄音。見到這些場景和國家主席的錄音時,深感中國成為國際奧林匹克成員的來之不易,特別是它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健康面貌。
奧林匹克博物館中展出的北京2008奧運會主會場〈鳥巢〉的模型,以及開幕式的視頻。
展廳裡還見到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1月18日旋風式的訪問紀錄。他先到瑞士達沃斯 (Davos) 出席國際經濟論壇,結束後隨即展開對奧林匹克委員會的訪問,奧林匹克主席巴赫先生親自在現場歡迎。習主席的訪問主要是為2021年的北京冬奧鋪墊,並參觀了奧林匹克博物館。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7年旋風式訪問了奧林匹克委員會,巴赫主席親自迎迓,並陪同參觀博物館時合影。
奧林匹克巴赫主席陪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參觀館藏的北京2008奧運會的獎牌。
奧林匹克委員會也為北京2021冬奧會做了不少安排,如大門入口門框上用中國紅做了「倒計時」的宣傳。由於2019年3月新冠病毒蔓延,原定2020年在日本東京舉辦的奧林匹克夏季運動會被迫延後一年,所以北京的冬奧會及冬殘會只得順延分別至2022年2月及3月舉行。
奧林匹克博物館入口處懸掛中國紅,作為慶祝2022年北京冬奧會倒計時的標誌。
將夏奧會及冬奧會的間隔縮短為半年,是奧運會史上的第一次,也是相聚最短的一次。
我們從博物館穿過馬路,到達日內瓦湖畔,在那裡欣賞瑞士的湖光山色,清靜優雅,不禁讚嘆庫貝爾坦爵士選擇洛桑作為奧林匹克的基地。他生前曾說,選擇洛桑作為奧林匹克的「避風港」,因為這是遠離戰爭的和平天堂。
然而自奧林匹克委員會成立以來,並非一帆風順,兩次的世界大戰都導致奧運會的被迫取消。
此外政治事件層出不窮。諸如,1936年柏林奧運會,成為納粹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工具。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期間,因軍警與百姓衝突,造成200餘人死亡。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以色列選手遭遇殺害的恐怖。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美國利用蘇聯入侵阿富汗作為藉口帶頭杯葛,67個國家拒絕出席。1984年美國主辦洛杉磯奧運會,蘇聯採取報復手段拒絕出席。
至今這些政治矛盾,在美國主導下並未偃旗息鼓。2022年中國主辦北京冬奧會,美國又用「人權」等大棒宣布採取「外交抵制」,一些跟班國家立即跟著搖旗吶喊,為美國主子撐腰。顯然自希特勒利用奧運會作為政治宣傳道具後,美國打著「民主」招牌,對奧運會的政治打壓,儘管政治目的不一,然而虛偽笑臉後面隱藏的「政治野心」卻並無二致。
奧林匹克發起者庫貝爾坦的和平主張,仍需要對體育活動支持的有識之士不懈奮鬥,力圖遏止奧林匹克可能面對的種種「政治鬧劇」。有感於多年來中國對奧林匹克運動的鼎力支持及投入,對中國主辦2022年冬奧會及冬殘會,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不遺餘力地再三呼籲,希望國際間不要將政治魔掌伸入國際運動會之中,強調奧林匹克運動會超越政治的中立精神。
作為一個普通公民,我衷心期待中華健兒在賽場上獲得更多的榮耀,從而激勵年輕人積極參與體育健身的洪流中。布魯克斯大夫在啟發庫貝爾坦爵士推展奧林匹克運動過程中留下的名言:「防治疾病的最佳良藥就是體育鍛鍊!」最值得稱頌。我幼年時纏繞多年的哮喘通過自我鍛鍊無藥而癒,換來無窮盡的硬朗健康,便是它的「最佳佐證」!
(2021年12月10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