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柏林宏博大學一座「沒有書籍的圖書館」

有生以來第一次公開演講 (在大陸稱為「作報告」)，是1979年應邀在上海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系任教期間，副院長魏樞原先生要我向全校師介紹西方國家的近況。當校方向我要演講的題目時，將我難住了。我從實告知，如要我給「專題」，就不如取消這一計劃，因為我平生最怕如同考試般的公開講話。彼此「妥協」的結果，我就以「閒談」的方式出場。

進入會場前，魏副院長告訴我，今天的聽眾除了大禮堂近兩千人之外，院方還將麥克風電線拉到學生食堂，因為那裡也有近千人等待聽我的「閒談」。

黨委書記陪著我走上台後，我趁他向「聽眾」做簡短介紹的機會，快速地向台下瞄了一眼，發現許多同學都手執一本書。敏感地讓我感到，今天的演講如果引不起「聽眾」的興趣，他們就有可能坐在那裡翻書，讓我尷尬。所以我的「閒談」必須要有幾分「說服力」。

一開始我即用詼諧的語氣向台下說，一般說來中國學生比較害羞，尤其在大庭廣眾前發問，說不定還未開口臉就紅了。我結束講話後，留下時間給同學提問題，現在請同學用一分鐘時間，將要發問的問題寫在字條上遞給我，我會一一作答。

話音一落，整個禮堂起了一陣熙攘，有好幾十位前同學來遞交字條，我暫且壓在茶杯底下。

因為是第一次在大陸公開演講，心裡難免有些打鼓，待打開話匣子後，發現自己還具有駕馭近兩千人的能力，居然在兩個小時裡，「聽眾」沒有一個在看書，而是聚精會神地聽我說得「天花亂墜」。

接下來答覆提問，我粗略計算了一下，手邊的提問大約有五六十個之多，我只能簡略地一一作答。其中一個問題讓我先震了一下，接著告訴自己，現代的大學生，需要的是和「老師」真誠的互動交流，於是我吸了一口氣，緩緩地拿著紙條，對著麥克風說：「下面這個問題是：劉先生，請問你對毛主席的看法。」

我一邊用手指著講台旁邊的兩台錄音機，一邊用幽默的口吻回答說：「這個問題很敏感，我的回答被這兩個錄音機全部錄下，哪天中國再發生文化大革命，豈不就鐵證如山，讓我成為第一個被鬥爭的對象了？」話音剛落，引起台下一片哄堂大笑。

接著我慢條斯理地說：「在回答這位同學的問題前，我想先簡單地陳述一下中國歷史上發生的幾件事。秦始皇在位時，曾經發起［焚書坑儒］的悲劇。到了元代，蒙古人將社會各階層分成十個等級，讀書人，也就是國內所說的知識分子，被列為第九等，介於『娼妓』和『乞丐』之間。到了滿清乾隆時代，『文字獄』的興起，知識分子又遭殃了。不幸的是，新中國將知識分子喻為『臭老九』，這個新名詞不是毛主席的新發明，而是從蒙古的『第九等』演變而來的。遺憾的是，歷史的悲劇，居然會重演。」

話音一落，整個大廳響起震耳的掌聲達三分鐘之久。坐在我旁邊的黨委書記臉上表情嚴肅不發一語，使我捉摸不出他對我的發言會否產生「抵觸情緒」抑或有其他的反應？我趁台下掌聲如雷時，將所有的發問紙條折疊好踹入口袋，並將餘下的問題一一作答完畢，結束了我有生之年的一次大膽嘗試。

事後從學院的外事辦公室得知，院方將我的演講製作了一批錄音帶，分送到上海的各大學。

其實當我在上海執教時，對大陸曾經發生過的許多事情，只能當作道聽途說，對遇到的政治術語則簡單迴避。至於「文化大革命」，除了從同事或街坊反映出的抱怨或是憎恨情緒中，得知十年當中死了不少人，燒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以外，對其真實情況並無所知。所以我在回答同學問題提到「文化大革命」時，只不過是用來作幽默解析的藉口而已。

提起「焚書坑儒」的歷史事件，沒有人不義憤填膺，深惡痛絕。其實這等重大罪行並非中國的「專利」，乃是古來專制王朝滅絕文化的普遍手段。公元前612年，巴比倫攻佔亞述 (Assyria) 首都尼尼微 (Nineveh) 後將王宮焚燒，其中保存歷史文獻的圖書館也成為這次浩劫中的陪葬品，是人類史上最早有紀錄的焚書罪行。

埃及亞歷山大的圖書館，曾經是非洲地區最大的學術中心，珍藏著無數的重要文獻。然而在羅馬帝國數度的侵略戰爭中，整座圖書館也化為烏有。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成為舉世聞名的焚書記載。實際上此一暴行早在秦始皇的父親時代就已經開始，只是不知為什麼歷史上始終將秦始皇作為「罪魁禍首」來看待。

項羽攻入咸陽後，將秦始皇保存下來的官府藏書，連同咸陽一把火燒毀。而歷史上從未將項羽列為焚書的「罪犯」行列。

蒙古帝國將中國讀書人列為社會階層第九等，是否真有其事，仍然是一個爭議的歷史議題。因為相傳已久的「九儒十丐」，來自於1283年宋滅後的遺民鄭思蕭 (1241-1318) 所著「心史」中［大義敘略］的描寫：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而那是在蒙古人統治中國之前。

另有一說是南宋末年的官吏謝枋得 (1226-1289) 在宋亡後被元軍所俘，後強送到大都，拒絕投降而絕食殉節。他在「謝疊山集」中留下了［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戲稱，成為後人引用為蒙古對讀書人羞辱的來源。

蒙古人留下的焚書醜行，發生在1255年攻入阿拉伯帝國阿巴斯 (Abbasid)的時候。阿巴斯王朝是在750年攻佔倭馬亞王朝 (Umayyad) 首都巴格達後，將其消滅而取代，於760年建造了巴格達的哲理大學，其中的圖書館收藏有大量的珍貴書籍及歷史手稿，成為伊斯蘭歷史上文化的黃金時代。然而蒙古人在當地一把火將大學燒毀，圖書館也化為灰燼。

早在東漢末年混戰中，董卓放棄洛陽時放了一把火，將整座城市付之一炬，典藏書籍均未能倖免。唐末黃巢攻佔長安後，也因戰爭失利棄城逃離時，長安陷入一片火海，大量的私人或官藏典籍也因此永久消失。

南北朝時公元555年西魏圍攻梁朝，梁元帝在棄城前，將宮中珍藏的14萬卷圖書悉數燒毀。

1860年英法聯軍侵佔北京後，將保存在翰林院中兩萬冊的「永樂大典」予以掠奪，到1894年只剩下800冊。

乾隆58年編篡的「四庫全書」一共抄寫了八部，分別藏在各藏書樓。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後就給這本巨作埋下厄運的種子，太平天國在1856年攻入鎮江、揚州，一把火將文宗閣及文匯閣燒毀，「四庫全書」也一同陷入火海。

從這些層出不窮的歷代焚書中，透視出中國所遭遇的悲劇罄竹難書。然而世界各地的焚書事件亦不惶多讓，非洲的里馬，中東的伊拉克、敘利亞及阿富汗等伊斯蘭國家所遭遇的書籍被焚慘劇，雖然一時還未能解開所有的秘密，遲早必定會公諸於世。

2018年我與妻子前往德國東部參觀了好幾個城市，柏林也在其中。我們行前預訂好位在市中心區的威斯汀大酒店。一抵達後，對自己的安排頗感欣慰，所有的需求幾乎都近在眉睫。第一天晚上，我們先在酒店附近的一家名叫「馬拉迪斯塔」 (Malatesta）的意大利餐廳就餐，餐廳的服務人員都是來自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里島，使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餐後依序先在附近的兩座教堂前廣場散步，廣場中央有德國大文豪及哲學家席勒 (C. F. Von Schiller 1759-1805) 的雕塑，令人感受到這座城市的文學氣息。

沿著我們下榻的酒店大街向東步行約五分鐘，即到達著名的柏林國家歌劇院前的「貝貝爾廣場」 (Bebelplatz)。它的聞名於世，並非因這座典雅廣場的設計者，或是座落在東側的歌劇院，而是1933年震驚世界的焚書事件。世界聞名的宏博大學 (Humbuldt University) 自1810年10月15日建成後即座落在這裡。它的主建築位在廣場對面，還有一小部分則建立在廣場的西側。

廣場與宏博大學主建築之間有一條著名的林蔭大道「菩提樹大街」(Untel den Lindens)，有著近三百年的歷史，是柏林的文化歷史傳統中心，有1741年至1743年建成的「皇家歌劇院」(Royal Opera)，顧名思義，這些都是歷史上皇親國戚們的生活空間。

「宏博大學」就建造在這個享有盛譽的區域，是普魯士腓特烈威廉三世 (Frederick William III of Prussia 1770-1840) 大帝當權時，於1809年由傑出的語言學和哲學家維爾翰．馮．宏博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及另兩位人士向國王進言而留下的萬年教育大計。他的弟弟亞歷山大．馮．宏博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 也參與了建校的計畫。亞歷山大是德國享譽全球的自然科學家、地理學家、探險家，畢生與大自然結下不解之緣。

宏博大學位在柏林歷史區，菩提樹林蔭道上，著名的腓特烈大帝雕塑英姿。

從1810年建校開始到1945年被關閉，該大學一直延用「腓特烈．威爾翰大學」 (Frederick Wilhelm University) 的名稱，直到1949年為紀念宏博先生的成就，才改名為現今使用的「宏博大學」。

宏博大學的校址最初是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兄弟「亨利王子」的行宮 (Prinz-Heinrich Palais)，至今仍保留著傳統的巴洛克造型。而在1810年移交給宏博大學作為校址。

宏博先生在德國的教育界一直享有盛名。他一生不僅從事語言的研究，而且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哲學家。在人類學、教育學、文學及政治思想領域中都留下輝煌的成績，直接影響歐洲及西方各大學。如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學方法，幾乎就是採用了宏博先生的模式。

宏博先生在研究及寫作過程中，結識了德國的文學大師歌德和席勒，成為終身摯友，相互之間存有極其珍貴的影響力。宏博大學培養出來的精英份子給全世界留下深遠的影響。

其中廣為流傳的有德國共產黨創始人卡爾．李布克內希 (Karl Liebknecht 1871-1919)，馬克思主義創建人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及與馬克思在1848年合作創作了著名的［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的佛雷德里．恩格斯 (Frederich Engles1820-1895) ，著名詩人亨利．海涅 (Heinrich Heine 1797-1856)，經過連綿戰爭，於1871年聯合了獨自行使權利的39個州，統一了德國成為首任總理的奧托．馮．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以及名揚四海的理論物理學家愛因斯坦 (Albert Elinsten 1875-1955) 等。宏博大學先後產生了57位諾貝爾獎得主，為這所大學創下不朽的教育光輝。

1933年宏博大學遭遇了史無前例的浩劫，在納粹主義第三帝國的掌權下，開展了一場「焚書」的災難。10月15日，三萬多冊重要書籍及研究資料被移送到「歌劇廣場」(Opernplatz) 投入火焰中。令人震驚的是，這些被焚燒的書籍，居然是由一批學生用卡車和推車送到廣場的。其中包括德國著名物理學家及性學家馬格魯斯．赫爾希菲爾德 (Magnus Hirschfeld 1868-1935) 數千箱的研究資料及圖片，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德國兒童文學作家艾利希．克斯特納 (Erich Kastner 1899-1974) 和文學作家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 (Thomas Mann1875-1955）的創作也都被投入到火海。

其中以馬克思及恩格斯的作品被焚為主，是否因為馬克思為猶太裔不得而知，但是他的種族背景及所提倡的共產主義，都是納粹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心頭恨。

因為「焚書」的運動，諸如湯瑪斯．曼等作家都被迫逃離而遠走他鄉。在焚書的那一刻，他被兩個穿著突擊隊制服的學生夾著佇立在火焰前，目睹自己作品在烈烈熊火中焚燒，也被迫聆聽納粹黨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 (Joseph Goebbels 1897-1945) 的狂妄演說。戈培爾擁有語言文學博士學位，居然在廣場上大聲疾呼稱：「極端猶太和知識份子的世代從此結束了。」

納粹的「焚書」暴行引起了全球各地的一片嘩然，美國的《新聞週刊》用［書籍大屠殺］來形容宏博大學前廣場上的場景。

我和妻子漫步到這廣場時，在幽暗的路燈下，一旁古老而莊嚴的「國家歌劇院」如同年邁的老人，在那裡回憶著逝去的歲月。廣場上除了在側邊拉小提琴的街頭樂人外，空無一人。他奏出的音樂在廣場的空中迴盪，似乎是為逝去的歷史低泣傾訴。

我們朝廣場中央走去，從地底下向上射出頗為刺眼的蒼白光芒，吸引了我們的注意。那是一個5立方公尺的四方地窖，全部塗成白色，隔著玻璃看到裡面沿著牆邊設置了書架，但都是空蕩蕩的，象徵納粹在1933年後「焚書」的悲慘命運。為此以色列雕塑家米卡．烏爾曼 (Micha Ullman 1939-)在1995年設計了這座紀念碑，供世人憑弔。我們佇立在那裡心緒激動不已。不知不覺間耳際響起1933年焚書時學生歇斯底里的瘋狂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