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黃文雄別來無恙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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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真說故事》黃文雄別來無恙
2021-09-15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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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刺殺蔣經國的地點,它是位在紐約中央公園旁的布拉薩大飯店(又稱廣場飯店 ,The Plaza Hotel) 。扣板機的剎那,被美國警察將他的手往上托,子彈穿過圖中的旋轉門上方,蔣經國逃過一劫。(圖/陳婉真攝)

 

作者/陳婉真

 

他開創了台灣很多個「第一」及「唯一」,他的故事卻鮮少人知道。

 

他是台灣第一個,也是唯一公然持槍行刺蔣經國的人,在扣板機的剎那被美國警察將他的手往上推,蔣經國倖免於難,毫髮無傷,他卻因此成為階下囚、逃犯。

 

對於行刺蔣經國的理由,他說,他只是希望打亂蔣家接班計畫,重新挑起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當時國民黨超穏定結構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讓人民喘息的空隙。他說他要針對的是制度而非個人。

 

刺蔣案美國報紙及電視均大篇幅報導,那時美國鮮少人聽過台灣的名字,黃文雄說當他被身材高大的美國警察壓制在地上時,他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美國記者聽不懂,把它改成:"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圖/鄭自才提供)

 

他從來不覺得刺蔣這件事有那麼了不起,他說那是任何人在那個時代那種場合都會做的事。倒是刺蔣事件後,以當時台灣留學生的有限財力,卻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籌措到高額交保費用,對國民黨政權的衝擊應該更大。

 

刺蔣案最重要的關鍵人黃晴美於2018年1月30日過世,台灣的朋友於3月25日為她舉行追思會。案發時她是黃文雄的妹妹,鄭自才的妻子(鄭自才出獄後兩人離婚),她對他們的行動全力支持。

案發前一天她和黃文雄以情侶模樣,到現場進行模擬。槍擊當天手槍放在她的皮包裡,直到距離現場很近時,她才將手槍拿給哥哥。黃文雄親吻她的額頭說:"I love you",轉身離去前瞥見她的眼角含淚。接下來兩人棄保逃亡及和鄭自才逃到瑞典的過程中,她所受到的壓力之大令人心疼。她在人生最後十年罹患了失智症,許多424事件的故事隨著她的離去永埋於塵土中。(圖/陳婉真攝)

 

他為了刺蔣案潛藏26年,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嚴格說是25年,因為第一年他曾獲保釋出獄)。26年後的1996年,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到台灣,卻因為刺蔣案發生在美國,台灣的司法根本未曾列案,無法將他究責。戶政單位以他沒有入境資料為由,不讓他入籍,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邀他到台北市入籍,市府官員無人敢承辦,最後由市長陳水扁及民政局長陳哲男兩人,親自幫他辦妥回復戶籍手續,成為那個時期黑名單人士唯一最快順利取得戶籍登記的人。

 

他也是國民黨政權時代長期限制海外異議人士返台的、為數超過數千人的「黑名單」人士中最「大尾」的一位。為了徹底斬除黑名單對人民的非法限制,他回台後積極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讓違憲的黑名單政策從此絕跡。

 

黃文雄潛入地下25年間,都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婁郊區;有時到市區,就住在一間印刷廠的地下室,即照片中被汽車遮住的樓梯下。

包括他離開美國,都是他在參與各類活動中認識的朋友幫他打點,這種專門協助諸如反越戰及反獨裁政府的國際組織,他稱之為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而潛伏生活就叫做走入地下(went underground)。為了不中斷接觸台灣的消息,他會單線聯絡一位信得過的台灣人。在蒙特婁期間照顧他最久的是張維邦,張維邦守口如瓶,連太太都不知此事。(圖/陳婉真攝)

 

他是黃文雄,政大新聞系畢業,繼續攻讀新聞研究所期間,於1964年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獎學金赴美留學,1966年轉往康乃爾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攻讀博士。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訪美,在紐約市遭到黃文雄行刺。

 

黃文雄自己說,他在國內本來就不怎麼「乖」,一出國簡直如魚得水。而在康乃爾大學專攻政治與經濟社會時,所有的課外活動和「田野工作」(fieldwork)都投入各種社運的見習和參與。

 

「所以對我來說,刺蔣不過是我的社運工作的一部份而己。刺蔣『功虧X尺』(是很驚險,但沒有警方誇張的那麼驚險),對我來講,只不過是一場社運失敗的經驗而已。以後的25年逃亡,因為有國際同志友人有組織的協助照顧,身份證明和健保卡都有,我還是繼續參加當地和國際的社運,只要不強出頭和避免媒體曝光,免得給了美國FBI和國際刑警組織追捕我的線索就行了。」

 

不只台灣的司法體系找不到他的案子,他的母校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生名單上,也不知何時把他的名字移除掉了。統治者想都沒想到,事隔26年後他會「自投羅網」跑回台灣來,而且繼續從事他的社運工作,尤其側重人權議題的努力。

 

黃文雄被除名這件事,是政大於1995年新聞系60周年慶整理資料時,才發現校友資料裡沒有他的名字。之後系裡不但補上,並於「政大新聞教育六十周年紀念」刊物《一步一腳印》一書說:「本系廿一期畢業系友黃文雄,在紐約布拉薩飯店前開槍狙擊當時訪美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為推翻國民黨政權,不惜犧牲生命,更不論學位、婚姻和前途幸福,可憐至今仍然埋名漂萍天涯。」

 

黃文雄和謝聰敏是政大研究所的同學,謝聰敏為了印製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海報,曾詢問黃文雄有沒有可靠的印刷廠,黃文雄說,謝聰敏知道他出國在即,沒告訴他自救宣言的事。

刺蔣事件過後,謝聰敏唯恐黃文雄家遭騷擾,特別帶領紐約時報記者到新竹黃家採訪,在戒嚴時期有國際媒體關注是很重要的保護。謝聰敏卻也因此讓國民黨恨之入骨,加上協助彭明敏成功逃離台灣等新仇舊恨,謝聰敏被以涉及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為由逮捕而"二進宮"。

一個槍手,一個炸彈客,兩人於2018年8月間聚首回憶那些往事,一年後謝聰敏過世,黃文雄特別以「創造性受難老兵」為題弔念他。(圖/陳婉真攝)

 

最令人意外的是,這所由蔣介石創辦,前身為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的政治大學,竟於2012年,學校舉辦85周年校慶及首屆「傑出校友獎」中,頒發傑出校友獎給黃文雄,理由包括「如果沒有那一槍,台灣就沒有後來的民主。」

 

新聞系說,黃文雄是國內首屈一指的人權鬥士,台灣當前的民主自由,是黃文雄等多位人權先驅革命換來的結果,獲頒首屆傑出校友當之無愧。新聞系在推薦事蹟上肯定黃文雄的貢獻如下:

 

一、長年在海外與國內行事民主與人權運動,知行合一,不計毀譽,特立獨行。一度擔任國策顧問,戮力推動人權立法與人權政策;理想未能實現時,於領導反對全民指紋建檔一役成功(大法官599、603號解釋令)後,毅然辭職,不受挽留。

 

二、回國十六年來,以促進公民社會為職志,以「全職公民」(full-time citizen)自勉,參與社會運動及人權運動,於串聯國內社運與國際社運、橋接人權立法與國際規範,以及培養新世代社運工作者等,著力尤深,堪稱公共知識份子之範例。

 

黃文雄很喜歡小孩,這是刺蔣案前他和妹妹晴美的兩個小孩的家居照,事件過後他的人生中從此欠缺甜蜜的居家生活情景。(圖/鄭自才提供)

 

政大的推薦文大致點出了黃文雄返鄉後努力的重要事蹟,但還有很多事蹟沒有提到,例如他擔任過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首任召集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理事長等職,他都全力投入,努力的程度彷彿要把離開運動圈26年的空白一次補齊。

 

黃文雄說,他這樣重視社運,背後有一個說來簡單但卻重要無比的觀察和理念:民主不像坐車從甲地到乙地,到了就到了;民主化必須是一個持續進行的事業。持續民主化的第一要件,是一個有形塑和匡正國家政府之能力的活潑健壯的公民社會,而社運正是鍛鍊增進公民社會自我組織能力的重要手段,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下去。(想像一些例子,如果沒有多年來的生態、女權… 運動,一切交給政府政客財團,累積加總,今天的台灣會有甚麼不同?)

 

出生於1937年的黃文雄如今已是84高齡,多年前曾經小中風,治療過程中才發現他也罹患了「血管型失智症」。這些年來大腦認知能力不斷退化,他自己常說他的腦筋大概只剩一、兩年可以正常運作;加上雙眼罹患黃斑部病變多年,以及近年也累積了不少健康問題,但是外人看起來他的身體狀況還不錯。很大部分原因是靠著意志力,或許也是靠著潛伏地下生活26年的超人意念在支撐。

 

去年是刺蔣事件50周年,台灣同鄉本來想重回紐約現場,卻因武漢肺炎疫情嚴重,延至去年七月間在台北鄭南榕紀念館舉辦了一場紀念活動,這是活動後的大合照。(圖/陳婉真攝)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台灣唯一的左派。他刺蔣那年我讀大二,我很尊敬的老師歐陽醇是隨團記者,親眼目睹刺蔣那一幕,回到課堂時他幾乎整堂課都在說這件事。對一位接受完全的黨國教育如我者,這是莫大的刺激,可以說是我政治上第一件啟蒙大事。一位大好前程就在眼前的新聞系前輩竟去行刺,這樣的行為刺激我漸漸翻轉過去黨國教育所強加於我們的價值觀,並且即便後來的人生中遇到很多挫折,只要想到他的犧牲,會覺得我們所受的委曲算什麼?

 

他的自我要求嚴格,文字更是嚴謹,有人說如果不是刺蔣案,他可能會是台灣留美學生中第一位拿到社會學博士的人。對後輩而言,他始終如一地低調生活,努力不懈地推動人權運動,這種嚴謹認真的態度,才更值得敬佩與學習。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刺殺蔣經國的地點,它是位在紐約中央公園旁的布拉薩大飯店(又稱廣場飯店 ,The Plaza Hotel) 。扣板機的剎那,被美國警察將他的手往上托,子彈穿過圖中的旋轉門上方,蔣經國逃過一劫。(圖/陳婉真攝)

 

作者/陳婉真

 

他開創了台灣很多個「第一」及「唯一」,他的故事卻鮮少人知道。

 

他是台灣第一個,也是唯一公然持槍行刺蔣經國的人,在扣板機的剎那被美國警察將他的手往上推,蔣經國倖免於難,毫髮無傷,他卻因此成為階下囚、逃犯。

 

對於行刺蔣經國的理由,他說,他只是希望打亂蔣家接班計畫,重新挑起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當時國民黨超穏定結構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讓人民喘息的空隙。他說他要針對的是制度而非個人。

 

刺蔣案美國報紙及電視均大篇幅報導,那時美國鮮少人聽過台灣的名字,黃文雄說當他被身材高大的美國警察壓制在地上時,他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美國記者聽不懂,把它改成:"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圖/鄭自才提供)

 

他從來不覺得刺蔣這件事有那麼了不起,他說那是任何人在那個時代那種場合都會做的事。倒是刺蔣事件後,以當時台灣留學生的有限財力,卻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籌措到高額交保費用,對國民黨政權的衝擊應該更大。

 

刺蔣案最重要的關鍵人黃晴美於2018年1月30日過世,台灣的朋友於3月25日為她舉行追思會。案發時她是黃文雄的妹妹,鄭自才的妻子(鄭自才出獄後兩人離婚),她對他們的行動全力支持。

案發前一天她和黃文雄以情侶模樣,到現場進行模擬。槍擊當天手槍放在她的皮包裡,直到距離現場很近時,她才將手槍拿給哥哥。黃文雄親吻她的額頭說:"I love you",轉身離去前瞥見她的眼角含淚。接下來兩人棄保逃亡及和鄭自才逃到瑞典的過程中,她所受到的壓力之大令人心疼。她在人生最後十年罹患了失智症,許多424事件的故事隨著她的離去永埋於塵土中。(圖/陳婉真攝)

 

他為了刺蔣案潛藏26年,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嚴格說是25年,因為第一年他曾獲保釋出獄)。26年後的1996年,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到台灣,卻因為刺蔣案發生在美國,台灣的司法根本未曾列案,無法將他究責。戶政單位以他沒有入境資料為由,不讓他入籍,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邀他到台北市入籍,市府官員無人敢承辦,最後由市長陳水扁及民政局長陳哲男兩人,親自幫他辦妥回復戶籍手續,成為那個時期黑名單人士唯一最快順利取得戶籍登記的人。

 

他也是國民黨政權時代長期限制海外異議人士返台的、為數超過數千人的「黑名單」人士中最「大尾」的一位。為了徹底斬除黑名單對人民的非法限制,他回台後積極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讓違憲的黑名單政策從此絕跡。

 

黃文雄潛入地下25年間,都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婁郊區;有時到市區,就住在一間印刷廠的地下室,即照片中被汽車遮住的樓梯下。

包括他離開美國,都是他在參與各類活動中認識的朋友幫他打點,這種專門協助諸如反越戰及反獨裁政府的國際組織,他稱之為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而潛伏生活就叫做走入地下(went underground)。為了不中斷接觸台灣的消息,他會單線聯絡一位信得過的台灣人。在蒙特婁期間照顧他最久的是張維邦,張維邦守口如瓶,連太太都不知此事。(圖/陳婉真攝)

 

他是黃文雄,政大新聞系畢業,繼續攻讀新聞研究所期間,於1964年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獎學金赴美留學,1966年轉往康乃爾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攻讀博士。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訪美,在紐約市遭到黃文雄行刺。

 

黃文雄自己說,他在國內本來就不怎麼「乖」,一出國簡直如魚得水。而在康乃爾大學專攻政治與經濟社會時,所有的課外活動和「田野工作」(fieldwork)都投入各種社運的見習和參與。

 

「所以對我來說,刺蔣不過是我的社運工作的一部份而己。刺蔣『功虧X尺』(是很驚險,但沒有警方誇張的那麼驚險),對我來講,只不過是一場社運失敗的經驗而已。以後的25年逃亡,因為有國際同志友人有組織的協助照顧,身份證明和健保卡都有,我還是繼續參加當地和國際的社運,只要不強出頭和避免媒體曝光,免得給了美國FBI和國際刑警組織追捕我的線索就行了。」

 

不只台灣的司法體系找不到他的案子,他的母校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生名單上,也不知何時把他的名字移除掉了。統治者想都沒想到,事隔26年後他會「自投羅網」跑回台灣來,而且繼續從事他的社運工作,尤其側重人權議題的努力。

 

黃文雄被除名這件事,是政大於1995年新聞系60周年慶整理資料時,才發現校友資料裡沒有他的名字。之後系裡不但補上,並於「政大新聞教育六十周年紀念」刊物《一步一腳印》一書說:「本系廿一期畢業系友黃文雄,在紐約布拉薩飯店前開槍狙擊當時訪美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為推翻國民黨政權,不惜犧牲生命,更不論學位、婚姻和前途幸福,可憐至今仍然埋名漂萍天涯。」

 

黃文雄和謝聰敏是政大研究所的同學,謝聰敏為了印製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海報,曾詢問黃文雄有沒有可靠的印刷廠,黃文雄說,謝聰敏知道他出國在即,沒告訴他自救宣言的事。

刺蔣事件過後,謝聰敏唯恐黃文雄家遭騷擾,特別帶領紐約時報記者到新竹黃家採訪,在戒嚴時期有國際媒體關注是很重要的保護。謝聰敏卻也因此讓國民黨恨之入骨,加上協助彭明敏成功逃離台灣等新仇舊恨,謝聰敏被以涉及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為由逮捕而"二進宮"。

一個槍手,一個炸彈客,兩人於2018年8月間聚首回憶那些往事,一年後謝聰敏過世,黃文雄特別以「創造性受難老兵」為題弔念他。(圖/陳婉真攝)

 

最令人意外的是,這所由蔣介石創辦,前身為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的政治大學,竟於2012年,學校舉辦85周年校慶及首屆「傑出校友獎」中,頒發傑出校友獎給黃文雄,理由包括「如果沒有那一槍,台灣就沒有後來的民主。」

 

新聞系說,黃文雄是國內首屈一指的人權鬥士,台灣當前的民主自由,是黃文雄等多位人權先驅革命換來的結果,獲頒首屆傑出校友當之無愧。新聞系在推薦事蹟上肯定黃文雄的貢獻如下:

 

一、長年在海外與國內行事民主與人權運動,知行合一,不計毀譽,特立獨行。一度擔任國策顧問,戮力推動人權立法與人權政策;理想未能實現時,於領導反對全民指紋建檔一役成功(大法官599、603號解釋令)後,毅然辭職,不受挽留。

 

二、回國十六年來,以促進公民社會為職志,以「全職公民」(full-time citizen)自勉,參與社會運動及人權運動,於串聯國內社運與國際社運、橋接人權立法與國際規範,以及培養新世代社運工作者等,著力尤深,堪稱公共知識份子之範例。

 

黃文雄很喜歡小孩,這是刺蔣案前他和妹妹晴美的兩個小孩的家居照,事件過後他的人生中從此欠缺甜蜜的居家生活情景。(圖/鄭自才提供)

 

政大的推薦文大致點出了黃文雄返鄉後努力的重要事蹟,但還有很多事蹟沒有提到,例如他擔任過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首任召集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理事長等職,他都全力投入,努力的程度彷彿要把離開運動圈26年的空白一次補齊。

 

黃文雄說,他這樣重視社運,背後有一個說來簡單但卻重要無比的觀察和理念:民主不像坐車從甲地到乙地,到了就到了;民主化必須是一個持續進行的事業。持續民主化的第一要件,是一個有形塑和匡正國家政府之能力的活潑健壯的公民社會,而社運正是鍛鍊增進公民社會自我組織能力的重要手段,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下去。(想像一些例子,如果沒有多年來的生態、女權… 運動,一切交給政府政客財團,累積加總,今天的台灣會有甚麼不同?)

 

出生於1937年的黃文雄如今已是84高齡,多年前曾經小中風,治療過程中才發現他也罹患了「血管型失智症」。這些年來大腦認知能力不斷退化,他自己常說他的腦筋大概只剩一、兩年可以正常運作;加上雙眼罹患黃斑部病變多年,以及近年也累積了不少健康問題,但是外人看起來他的身體狀況還不錯。很大部分原因是靠著意志力,或許也是靠著潛伏地下生活26年的超人意念在支撐。

 

去年是刺蔣事件50周年,台灣同鄉本來想重回紐約現場,卻因武漢肺炎疫情嚴重,延至去年七月間在台北鄭南榕紀念館舉辦了一場紀念活動,這是活動後的大合照。(圖/陳婉真攝)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台灣唯一的左派。他刺蔣那年我讀大二,我很尊敬的老師歐陽醇是隨團記者,親眼目睹刺蔣那一幕,回到課堂時他幾乎整堂課都在說這件事。對一位接受完全的黨國教育如我者,這是莫大的刺激,可以說是我政治上第一件啟蒙大事。一位大好前程就在眼前的新聞系前輩竟去行刺,這樣的行為刺激我漸漸翻轉過去黨國教育所強加於我們的價值觀,並且即便後來的人生中遇到很多挫折,只要想到他的犧牲,會覺得我們所受的委曲算什麼?

 

他的自我要求嚴格,文字更是嚴謹,有人說如果不是刺蔣案,他可能會是台灣留美學生中第一位拿到社會學博士的人。對後輩而言,他始終如一地低調生活,努力不懈地推動人權運動,這種嚴謹認真的態度,才更值得敬佩與學習。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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