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從「男歡女愛」到「視同陌路」的中加關係 - umedia 優傳媒 

新聞 / 百家爭鳴
穹宇涉獵》從「男歡女愛」到「視同陌路」的中加關係
2021-09-06 07:00:00
A+
A
A-

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時,王炳南(右二)安排美國喜劇演員卓別林夫婦會晤後合影。

 

作者/劉敦仁

 

我們時常聽到有關「姊妹城」或是「友好城」的描述,這種國際間的聯繫由來已久,稱呼也有地區差異。英國是最早出現「姊妹城鎮」(Twin Towns) 稱呼的國家,這一稱號在歐洲被普遍接受,以示相互間「城鎮夥伴」(Partnership Towns ,或 Partner Towns) 的關係。也有些國家將其稱為「友好城鎮」(Friendship Towns),但與「姊妹城鎮」有一定的區別。

 

「友好城鎮」結構比較鬆散,經過民間機構定下默契即可,被看成是進入「姊妹城鎮」的第一步,要進入「姊妹城鎮」就必須有雙方政府部門的協議。

 

公元836年,德國彼得堡 (Pederborn) 和法國勒曼 (Le Mans) 建立的姊妹關係,是歷史上記載國際間城鎮友好關係最早的雛形。到1905年英國西約克郡 (West Yorkshire) 的克利 (Keighley) 和法國蘇內乃 (Suresnes) 及普特奧 (Puteaux) ,曾建立友好關係的安排,但雙方的友好協定一直到1986年方才簽訂落實,由英國的克利城和法國諾爾德 (Nord) 區的坡阿.杜.諾爾德 (Proix du Nord) 市正式簽訂。

 

今天全球各國間建立的「姊妹城」(或稱姊妹市)關係,應該從1924年12月美國十個城市發起的全國機構說起。這些城市建議應該有一個組織來溝通彼此間的合作,通過資訊分享來互通有無。這個組織代表全國一萬八千個城市的福利。

 

1956年美國艾森豪威爾總統倡議,在「國家城市聯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的基礎上,發展為全國城市之間的合作,1967年,擴大為「國際姊妹城市」(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 的組織應運而生,成為各國城市之間通過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而成立的民間非營利機構;大都由當地民間團體、旅遊組織,以及一些文化機構,在市政府監督下,單獨或是成立委員會,作為與對方談判協調的機構。 

 

美國的「國際姊妹城市」組織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資訊,在文化交流、人道援助、青年教育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四大主題下,已經與140個國家取得合作,共有兩千個參與機構和500個社區會員。其組成人員均被命名為「民間大使」或是「志願者」,每年夏季舉辦一次國際會議,至今已經舉辦了63次國際會議,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7月17日至19日在美國休士頓城市舉辦的會議,會議主題是「城市即商業」(Cities mean Business)。

 

美國和中國的官方建交,遲至1979年3月1日雙方才設立大使館,但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卻在此之前,即已經和中國南京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合作關係,並開始和南京市有了互訪,在中美正式建交半年後,11月1日正式簽訂「友好城市」的合作協議,成為中美之間第一對「友好城市」。

 

雙方能如此快速締結友好關係,得益於百年來的諸多民間交流,包括孫中山在當地工作、生活以及籌款,支援其在中國進行的反清革命;當地華盛頓大學自1955年就開設「太平天國史」的課程;第一個介紹中國教育方法的學府。政治層面上,聖路易公開表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兩岸的統一問題由雙方直接談判,美國不應介入其中。聖路易市與中國南京友好城市的建立,為後來各地友好省州及城市的建立開了先河。

 

位在北方的芳鄰加拿大,基於加拿大總理皮埃爾.杜魯道 (Pierre Trudeau 1919-2000) 的政治遠見和廣闊的國際視野,早在1971年即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他的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帶動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外交態度,隨後與中國建立邦交的國家如雨後春筍。

 

日本是最為熱衷與中國發展關係的亞洲國家,繼加拿大在1971年承認中國後,日本在1972年9月29日建立了駐北京的大使館,民間活動接踵而至。第一對「友好城市」是中國天津市和日本神戶的兵庫縣,於1973年6月24日簽署了「友好協議」。迄至2019年,日本與中國建立的「友好城市」已達256對,甚至有些友好關係是建立在市級以內的「區際關係」,如2019年日本京都的「文京區」與北京市的「通州區」締結了友好關係。

 

澳大利亞和中國發展「友好城市」的關係也接踵而來。1980年5月5日,墨爾本與中國天津簽訂了第一對「友好城市」關係。早在一年前,雙方就已經建立了江蘇省與維多利亞州,及廣東省和新南威爾斯州的省州友好關係。在雙方的不懈努力下,迄今省/州及友好城市已達一百多對。

 

對於中國對外開放的國際旅遊,澳大利亞早在1972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後,便積極展開和中國的談判,到1999年4月22日即與中國簽署了「旅遊目的地」的合作關係,成為接待中國公民前往旅遊的西方國家。

 

諷刺的是,加拿大和中國建交最早,然而其與中國的民間活動,卻遠遠落後於美國及日本,無論是尋求旅遊目的地的資格,或是建立「友好城市」關係都嚴重滯後。原來,加拿大在國際事務中,一向除了緊跟美國的政治方向外,更多的是採納大英國協的外交政策,毫無當家作主的概念。直到杜魯道執政後,大肆委派有開拓進取精神的少壯派外交官,到亞洲各地建立關係。即便如此,渥太華仍存在有許多對亞洲缺乏了解甚至抱著自大姿態的政府官員。

 

為增強中加雙方的經貿關係,並為加拿大爭取中國公民旅遊所帶來的龐大外匯收入,筆者曾向聯邦政府建議應積極取得「旅遊目的地」資格時,最高機構「旅遊委員會」的幾位英裔及印度裔主管卻一致認為,需要向澳大利亞取經後再研商。

 

筆者一直分析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地理位置截然不同,無論從哪個角度審視,都無法照搬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和談判方式。並強調如加拿大獲得中方的旅遊目的地資格,將大大改善加拿大國際貿易的面貌,然而這個誠懇的建議卻一直被拖延。

 

倒是在建立「友好城市」關係方面,筆者曾有一手策劃的機會,並為此艱辛奔波,總算圓滿促成一樁協議。

 

事源於1979年,筆者獲邀到上海以「外國專家」身分,在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授西班牙語及文學。有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前往北京,在女作家諶容的安排下,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先生 (1908-1988) 在北京飯店共進午餐。

 

王炳南是中國外交界耆宿,畢生為中國外交事務廢寢忘食。重慶時代,他曾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一職,參與重慶談判。後來又隨周恩來在南京擔任中共代表團外事委員會第二副書記兼發言人,接著又隨宋慶齡到上海協助「保衛中國同盟」的重組工作。回延安後,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主任。

 

1954年在瑞士擔任中國駐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秘書長,次年奉命出任駐波蘭大使,開始了國際矚目的使命。在職期間擔任與美國秘密談判的「中美使節會議」首席代表,為後來中美建交鋪墊了紮實基礎。

 

1964年回國出任外交部副部長,從官方職務退休後,王炳南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職務,該組織是中國外交部轄下的半官方民間團體,專職與全球各國建立民間友好工作,建立「友好城市」就是該組織重中之重的任務。

 

經諶容的安排,筆者初次見到王炳南前輩,他給人的印象是一位忠厚長者,話不多,但只要一啟口就充分展現務實的外交辭令。

 

席間交談時,涉及中國與全球建立友好關係的內容。筆者提及美國與中國建交不到一年,密蘇里聖路易就與中國簽署了第一對友好城市。日本和中國在1972年建立外交關係,次年也已簽訂第一對友好城市的民間合作。令人費解的是加拿大自1971年建立外交關係之後,迄今為止在建立「友好城市」方面毫無作為。

 

王炳南聞後,只淡淡地笑了笑,隨即輕鬆地對筆者說:‘那你就開個頭吧’。

 

在回上海的航程中,我一直琢磨著王炳南這句極其簡單的叮囑, 並認真思考如何能疏理出一個具體的方案。

 

根據「國際友好城市」細則,以及「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工作內容,要建立「友好城市」必得符合這兩個組織的宗旨。加拿大與中國雖然國土面積相差無幾,但人口比例極為懸殊,要選擇能匹配的城市,一時間還真煞費腦筋。

 

不久筆者去了蘇州,無意間成了與加拿大建立「友好城市」的靈感泉源。蘇州素以「花園城市」著稱,而筆者在加拿大居住的海島城市維多利亞,也是因「花園城市」而聞名於世。所以就以此為契機,作為建立中加之間的第一對「友好城市」來進行斡旋。

 

在毫無人事的安排下,筆者貿然地前往蘇州市革命委員會 (當時中國的省市縣等機構都是沿用文化大革命的名稱),出面接待的是外事辦公室的一位姓胡的幹部。經過簡單但很認真的探討,他表示將彼此之間交談的經過向外辦主任報告。

 

在蘇州市革命委員會的積極支持下,筆者很快收到他們的邀請,專程前往蘇州洽談。會面的是外辦主任吳增璞先生。一面午餐,一面獲得他的面授機宜,才得知要建立「友好城市」,蘇州必得先向南京江蘇省政府外事辦公室呈文,然後由省政府匯報到北京中央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作最後批示。

 

瞭解到這個程序,筆者即擬定計畫,利用周末沒有授課的空閒,穿梭於南京和北京之間,雙管齊下,完成報批。回到維多利亞後,又獲得維多利亞市長威廉.廷德爾 (William Tindall) 的首肯,以及市議會的通過。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居然把一個原只抱著好奇的願望,變成了事實。

 

維多利亞市長廷德爾率領友好訪問團到蘇州,於1980年10月22日與蘇州市政協主席潘林儒共同簽署了友好協定,左一為筆者。

 

維多利亞市長(中)代表團訪問蘇州時,與蘇州市長施建農(左二)及政協主席潘林儒(右二)等合影。左一為筆者。

蘇州政協主席潘林儒(左二)與筆者相互祝酒。

維多利亞市贈送給蘇州的禮物,為原住民的藝術圖騰雕塑。

 

就這樣,筆者在1980年10月22日偕同維多利亞市長代表團一行八人抵達蘇州,開始了正式友好訪問,並當即簽署了「友好協議」,成為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第一對「友好城市」。次年9月,蘇州市(此時中國已恢復舊有的省市政府名稱)市長施建農率領友好代表團訪問了維多利亞,並與維多利亞市長廷德爾共同為蘇州贈送的一對石獅子點睛。

 

王炳南前輩的簡單一句話,成為中加之間「民間交流」的關鍵引導。一開始落後於美日等國的中加交流,也在筆者的不懈努力下,敲醒了沈睡的加拿大社會,此後阿伯達省及魁北克省,相繼和黑龍江及上海等省市建立了友好關係,中加雙方的民間交往一如雨後春筍,相互為之熱情高漲。在維多利亞和蘇州的引領下,中加之間友好省市關係的發展達到四十對之多。

 

蘇州市長施建農率領友好訪問團於1982年9月回訪,與維多利亞市長廷德爾共同為贈送的石獅子點睛後合影。

蘇州友好訪問團抵達渥太華,受到總督愛德華.施賴爾(右三)的親切接見。

 

皮埃爾.杜魯道 (Pierre Trudeau 1919-2000) 不避「左傾」之嫌,在西方國家中率先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徹底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他一手提拔的後進讓.克利蒂安 (Jean Chretien 1934-) 在對話經濟貿易發展上更是棋高一著,自1993年當選總理以來,一直到2003年卸任,曾兩次率領逾六百人的大型商貿訪問團,訪問北京及上海,掀起一股在中國合作投資的浪潮,創造了中加外交關係的最佳境界,雙方如膠似漆,可比男歡女愛。

 

然而曾幾何時,加拿大對中國的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克利蒂安總理繼任人史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 ,自當選總理五年來一直沒有訪問過中國,還不時發表對中國的負面談話, 雖然最終還是訪問了北京,但在他九年任期內 (2006-2015),對華始終保持負面態度,與前人的政策南轅北轍。

 

杜魯道的長子賈斯丁.杜魯道 (Justin Trudeau) 接掌後,滿以為他會追隨其父生前的對華政治路線,然而就在他出訪北京後,其言行完全出乎意料,儼然是美國對話政策的傳聲筒,不時用人權等問題批評中國,與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同一調門,導致中加關係出現了較之哈珀總理時代更行下滑的趨勢。

 

2018年中國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孟晚舟搭乘飛機途經溫哥華轉機回北京時,突然遭到加方警員,應美國政府司法互助要求予以逮捕,目的是引渡到美國接受審判。這一「政治事件」不僅引起中國政府的極度不滿,也震驚了全世界。

 

不久中國即逮捕了兩名加拿大公民,一個是邁克爾.康明凱 (Michael Kovrig) ,曾在聯合國工作過的外交人員,被逮捕時為香港註冊的「國際危機小組」(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駐京負責人;另一個是邁克爾.斯帕沃爾 (Michael Spavor) ,在中朝邊境丹東經營「長白山文化交流公司」 (Paektu Cultural Exchange)。中方逮捕他們的理由是在華有從事間諜工作之嫌疑。這一事件在加拿大社會也引起譁然,認為中國是因孟晚舟的被逮捕而使出的報復手段。

 

但中國當局始終認為在有力證據支持下,兩人在華的活動明顯觸犯中國法律:康明凱主持的「國際危機小組」明顯的是一個反華機構,為境外勢力提供中國情報。斯帕沃爾則經營與北朝鮮往來的旅遊文化交流公司,該公司設立在極為敏感的地理位置——丹東,實際上是搜集中國的國防機密照片提供給康明凱,被中方截住有力的證據。

 

孟晚舟的「政治事件」已在溫哥華經過了兩年的司法程序,其是否被引渡到美國受審或無罪釋放,今年十月將見分曉。而被中方逮捕的兩名加拿大公民,其中斯帕沃爾已經被判刑十一年並驅逐出境,目前正等待上訴;康明凱則仍在等待審判。

 

按照加拿大法律條款,司法部長完全有權判定孟晚舟無罪並予以釋放。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加拿大總理視為「聖旨」,不敢稍有冒犯。

 

加拿大不僅看不到自己的「心虛」,還與國際聯合一同打壓中國,並跟隨以美國為首炮製的一攬子涉疆、涉藏,及香港國安法的無禮挑釁,污衊中國,當然會引起中國的強烈不滿而予反擊,因此中加雙方自1980年建立第一對「友好城市」的關係已跌入谷底。

 

1979年與筆者商談蘇州及維多利亞締結友好城市的外辦主任吳增璞,四十年後在蘇州重逢歡聚的時刻。

 

2020年為蘇州和維多利亞建立「友好城市」四十周年,筆者曾電市長詢問是否有慶祝的安排,市長女士隻字未回,充分反映出加拿大政客的淺薄,連起碼的社交禮貌都置之不顧。後來從旁得知,為了抗議中國逮捕兩名加拿大公民,取消了慶祝活動。

 

魁北克省是克利蒂安總理的故鄉,在他執政時,魁北克對於和中國經貿往來,如同吃到糖果的小孩一般欣喜若狂。然而在2019年9月,卻將原先安排好對友好城市西安的訪問一筆勾銷。2021年中加建交五十周年大慶,雙方早已籌備的慶祝活動,也因彼此間的政治齟齬而成為泡影。

 

時至今日,年輕的杜魯道總理,已將其父親五十年前辛勤耕耘的外交成果,徹頭徹尾地化為一道青煙,造成兩國之間如同夫妻反目般的「分居」局面。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加拿大甚至鐵了心腸要和中國抗爭到底,全心全意與美國領軍的「五眼同盟」沆瀣一氣,處處刁難中國,卻成為被中國槍打的出頭鳥還懵然不知,足見其愚昧的程度!

 

歷史上為執行極端殖民主義而留下斑斑劣跡的猶太裔英國首相及作家本傑明.蒂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 一生中留下七句「名言」,第一句就是後來邱吉爾引用的:「沒有永恆的朋友,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也許美國遲早會引用這句祖先留下的「箴言」,來為中美之間的仍然需要多方合作自我解嘲,而中加的能否「復婚」也就端視中美關係的是否改善了。走筆至此,端詳那四十年前蘇州-維多利亞締結「友好城市」的照片,撫今思昔,實不勝感慨之至。善良的普羅大眾,永遠都不可能戰勝現實的「政治環境」!

 

(2021年8月22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時,王炳南(右二)安排美國喜劇演員卓別林夫婦會晤後合影。

 

作者/劉敦仁

 

我們時常聽到有關「姊妹城」或是「友好城」的描述,這種國際間的聯繫由來已久,稱呼也有地區差異。英國是最早出現「姊妹城鎮」(Twin Towns) 稱呼的國家,這一稱號在歐洲被普遍接受,以示相互間「城鎮夥伴」(Partnership Towns ,或 Partner Towns) 的關係。也有些國家將其稱為「友好城鎮」(Friendship Towns),但與「姊妹城鎮」有一定的區別。

 

「友好城鎮」結構比較鬆散,經過民間機構定下默契即可,被看成是進入「姊妹城鎮」的第一步,要進入「姊妹城鎮」就必須有雙方政府部門的協議。

 

公元836年,德國彼得堡 (Pederborn) 和法國勒曼 (Le Mans) 建立的姊妹關係,是歷史上記載國際間城鎮友好關係最早的雛形。到1905年英國西約克郡 (West Yorkshire) 的克利 (Keighley) 和法國蘇內乃 (Suresnes) 及普特奧 (Puteaux) ,曾建立友好關係的安排,但雙方的友好協定一直到1986年方才簽訂落實,由英國的克利城和法國諾爾德 (Nord) 區的坡阿.杜.諾爾德 (Proix du Nord) 市正式簽訂。

 

今天全球各國間建立的「姊妹城」(或稱姊妹市)關係,應該從1924年12月美國十個城市發起的全國機構說起。這些城市建議應該有一個組織來溝通彼此間的合作,通過資訊分享來互通有無。這個組織代表全國一萬八千個城市的福利。

 

1956年美國艾森豪威爾總統倡議,在「國家城市聯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的基礎上,發展為全國城市之間的合作,1967年,擴大為「國際姊妹城市」(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 的組織應運而生,成為各國城市之間通過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而成立的民間非營利機構;大都由當地民間團體、旅遊組織,以及一些文化機構,在市政府監督下,單獨或是成立委員會,作為與對方談判協調的機構。 

 

美國的「國際姊妹城市」組織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資訊,在文化交流、人道援助、青年教育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四大主題下,已經與140個國家取得合作,共有兩千個參與機構和500個社區會員。其組成人員均被命名為「民間大使」或是「志願者」,每年夏季舉辦一次國際會議,至今已經舉辦了63次國際會議,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7月17日至19日在美國休士頓城市舉辦的會議,會議主題是「城市即商業」(Cities mean Business)。

 

美國和中國的官方建交,遲至1979年3月1日雙方才設立大使館,但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卻在此之前,即已經和中國南京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合作關係,並開始和南京市有了互訪,在中美正式建交半年後,11月1日正式簽訂「友好城市」的合作協議,成為中美之間第一對「友好城市」。

 

雙方能如此快速締結友好關係,得益於百年來的諸多民間交流,包括孫中山在當地工作、生活以及籌款,支援其在中國進行的反清革命;當地華盛頓大學自1955年就開設「太平天國史」的課程;第一個介紹中國教育方法的學府。政治層面上,聖路易公開表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兩岸的統一問題由雙方直接談判,美國不應介入其中。聖路易市與中國南京友好城市的建立,為後來各地友好省州及城市的建立開了先河。

 

位在北方的芳鄰加拿大,基於加拿大總理皮埃爾.杜魯道 (Pierre Trudeau 1919-2000) 的政治遠見和廣闊的國際視野,早在1971年即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他的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帶動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外交態度,隨後與中國建立邦交的國家如雨後春筍。

 

日本是最為熱衷與中國發展關係的亞洲國家,繼加拿大在1971年承認中國後,日本在1972年9月29日建立了駐北京的大使館,民間活動接踵而至。第一對「友好城市」是中國天津市和日本神戶的兵庫縣,於1973年6月24日簽署了「友好協議」。迄至2019年,日本與中國建立的「友好城市」已達256對,甚至有些友好關係是建立在市級以內的「區際關係」,如2019年日本京都的「文京區」與北京市的「通州區」締結了友好關係。

 

澳大利亞和中國發展「友好城市」的關係也接踵而來。1980年5月5日,墨爾本與中國天津簽訂了第一對「友好城市」關係。早在一年前,雙方就已經建立了江蘇省與維多利亞州,及廣東省和新南威爾斯州的省州友好關係。在雙方的不懈努力下,迄今省/州及友好城市已達一百多對。

 

對於中國對外開放的國際旅遊,澳大利亞早在1972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後,便積極展開和中國的談判,到1999年4月22日即與中國簽署了「旅遊目的地」的合作關係,成為接待中國公民前往旅遊的西方國家。

 

諷刺的是,加拿大和中國建交最早,然而其與中國的民間活動,卻遠遠落後於美國及日本,無論是尋求旅遊目的地的資格,或是建立「友好城市」關係都嚴重滯後。原來,加拿大在國際事務中,一向除了緊跟美國的政治方向外,更多的是採納大英國協的外交政策,毫無當家作主的概念。直到杜魯道執政後,大肆委派有開拓進取精神的少壯派外交官,到亞洲各地建立關係。即便如此,渥太華仍存在有許多對亞洲缺乏了解甚至抱著自大姿態的政府官員。

 

為增強中加雙方的經貿關係,並為加拿大爭取中國公民旅遊所帶來的龐大外匯收入,筆者曾向聯邦政府建議應積極取得「旅遊目的地」資格時,最高機構「旅遊委員會」的幾位英裔及印度裔主管卻一致認為,需要向澳大利亞取經後再研商。

 

筆者一直分析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地理位置截然不同,無論從哪個角度審視,都無法照搬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和談判方式。並強調如加拿大獲得中方的旅遊目的地資格,將大大改善加拿大國際貿易的面貌,然而這個誠懇的建議卻一直被拖延。

 

倒是在建立「友好城市」關係方面,筆者曾有一手策劃的機會,並為此艱辛奔波,總算圓滿促成一樁協議。

 

事源於1979年,筆者獲邀到上海以「外國專家」身分,在上海外國語學院教授西班牙語及文學。有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前往北京,在女作家諶容的安排下,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先生 (1908-1988) 在北京飯店共進午餐。

 

王炳南是中國外交界耆宿,畢生為中國外交事務廢寢忘食。重慶時代,他曾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一職,參與重慶談判。後來又隨周恩來在南京擔任中共代表團外事委員會第二副書記兼發言人,接著又隨宋慶齡到上海協助「保衛中國同盟」的重組工作。回延安後,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主任。

 

1954年在瑞士擔任中國駐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秘書長,次年奉命出任駐波蘭大使,開始了國際矚目的使命。在職期間擔任與美國秘密談判的「中美使節會議」首席代表,為後來中美建交鋪墊了紮實基礎。

 

1964年回國出任外交部副部長,從官方職務退休後,王炳南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職務,該組織是中國外交部轄下的半官方民間團體,專職與全球各國建立民間友好工作,建立「友好城市」就是該組織重中之重的任務。

 

經諶容的安排,筆者初次見到王炳南前輩,他給人的印象是一位忠厚長者,話不多,但只要一啟口就充分展現務實的外交辭令。

 

席間交談時,涉及中國與全球建立友好關係的內容。筆者提及美國與中國建交不到一年,密蘇里聖路易就與中國簽署了第一對友好城市。日本和中國在1972年建立外交關係,次年也已簽訂第一對友好城市的民間合作。令人費解的是加拿大自1971年建立外交關係之後,迄今為止在建立「友好城市」方面毫無作為。

 

王炳南聞後,只淡淡地笑了笑,隨即輕鬆地對筆者說:‘那你就開個頭吧’。

 

在回上海的航程中,我一直琢磨著王炳南這句極其簡單的叮囑, 並認真思考如何能疏理出一個具體的方案。

 

根據「國際友好城市」細則,以及「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工作內容,要建立「友好城市」必得符合這兩個組織的宗旨。加拿大與中國雖然國土面積相差無幾,但人口比例極為懸殊,要選擇能匹配的城市,一時間還真煞費腦筋。

 

不久筆者去了蘇州,無意間成了與加拿大建立「友好城市」的靈感泉源。蘇州素以「花園城市」著稱,而筆者在加拿大居住的海島城市維多利亞,也是因「花園城市」而聞名於世。所以就以此為契機,作為建立中加之間的第一對「友好城市」來進行斡旋。

 

在毫無人事的安排下,筆者貿然地前往蘇州市革命委員會 (當時中國的省市縣等機構都是沿用文化大革命的名稱),出面接待的是外事辦公室的一位姓胡的幹部。經過簡單但很認真的探討,他表示將彼此之間交談的經過向外辦主任報告。

 

在蘇州市革命委員會的積極支持下,筆者很快收到他們的邀請,專程前往蘇州洽談。會面的是外辦主任吳增璞先生。一面午餐,一面獲得他的面授機宜,才得知要建立「友好城市」,蘇州必得先向南京江蘇省政府外事辦公室呈文,然後由省政府匯報到北京中央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作最後批示。

 

瞭解到這個程序,筆者即擬定計畫,利用周末沒有授課的空閒,穿梭於南京和北京之間,雙管齊下,完成報批。回到維多利亞後,又獲得維多利亞市長威廉.廷德爾 (William Tindall) 的首肯,以及市議會的通過。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居然把一個原只抱著好奇的願望,變成了事實。

 

維多利亞市長廷德爾率領友好訪問團到蘇州,於1980年10月22日與蘇州市政協主席潘林儒共同簽署了友好協定,左一為筆者。

 

維多利亞市長(中)代表團訪問蘇州時,與蘇州市長施建農(左二)及政協主席潘林儒(右二)等合影。左一為筆者。

蘇州政協主席潘林儒(左二)與筆者相互祝酒。

維多利亞市贈送給蘇州的禮物,為原住民的藝術圖騰雕塑。

 

就這樣,筆者在1980年10月22日偕同維多利亞市長代表團一行八人抵達蘇州,開始了正式友好訪問,並當即簽署了「友好協議」,成為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第一對「友好城市」。次年9月,蘇州市(此時中國已恢復舊有的省市政府名稱)市長施建農率領友好代表團訪問了維多利亞,並與維多利亞市長廷德爾共同為蘇州贈送的一對石獅子點睛。

 

王炳南前輩的簡單一句話,成為中加之間「民間交流」的關鍵引導。一開始落後於美日等國的中加交流,也在筆者的不懈努力下,敲醒了沈睡的加拿大社會,此後阿伯達省及魁北克省,相繼和黑龍江及上海等省市建立了友好關係,中加雙方的民間交往一如雨後春筍,相互為之熱情高漲。在維多利亞和蘇州的引領下,中加之間友好省市關係的發展達到四十對之多。

 

蘇州市長施建農率領友好訪問團於1982年9月回訪,與維多利亞市長廷德爾共同為贈送的石獅子點睛後合影。

蘇州友好訪問團抵達渥太華,受到總督愛德華.施賴爾(右三)的親切接見。

 

皮埃爾.杜魯道 (Pierre Trudeau 1919-2000) 不避「左傾」之嫌,在西方國家中率先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徹底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他一手提拔的後進讓.克利蒂安 (Jean Chretien 1934-) 在對話經濟貿易發展上更是棋高一著,自1993年當選總理以來,一直到2003年卸任,曾兩次率領逾六百人的大型商貿訪問團,訪問北京及上海,掀起一股在中國合作投資的浪潮,創造了中加外交關係的最佳境界,雙方如膠似漆,可比男歡女愛。

 

然而曾幾何時,加拿大對中國的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克利蒂安總理繼任人史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 ,自當選總理五年來一直沒有訪問過中國,還不時發表對中國的負面談話, 雖然最終還是訪問了北京,但在他九年任期內 (2006-2015),對華始終保持負面態度,與前人的政策南轅北轍。

 

杜魯道的長子賈斯丁.杜魯道 (Justin Trudeau) 接掌後,滿以為他會追隨其父生前的對華政治路線,然而就在他出訪北京後,其言行完全出乎意料,儼然是美國對話政策的傳聲筒,不時用人權等問題批評中國,與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同一調門,導致中加關係出現了較之哈珀總理時代更行下滑的趨勢。

 

2018年中國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孟晚舟搭乘飛機途經溫哥華轉機回北京時,突然遭到加方警員,應美國政府司法互助要求予以逮捕,目的是引渡到美國接受審判。這一「政治事件」不僅引起中國政府的極度不滿,也震驚了全世界。

 

不久中國即逮捕了兩名加拿大公民,一個是邁克爾.康明凱 (Michael Kovrig) ,曾在聯合國工作過的外交人員,被逮捕時為香港註冊的「國際危機小組」(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駐京負責人;另一個是邁克爾.斯帕沃爾 (Michael Spavor) ,在中朝邊境丹東經營「長白山文化交流公司」 (Paektu Cultural Exchange)。中方逮捕他們的理由是在華有從事間諜工作之嫌疑。這一事件在加拿大社會也引起譁然,認為中國是因孟晚舟的被逮捕而使出的報復手段。

 

但中國當局始終認為在有力證據支持下,兩人在華的活動明顯觸犯中國法律:康明凱主持的「國際危機小組」明顯的是一個反華機構,為境外勢力提供中國情報。斯帕沃爾則經營與北朝鮮往來的旅遊文化交流公司,該公司設立在極為敏感的地理位置——丹東,實際上是搜集中國的國防機密照片提供給康明凱,被中方截住有力的證據。

 

孟晚舟的「政治事件」已在溫哥華經過了兩年的司法程序,其是否被引渡到美國受審或無罪釋放,今年十月將見分曉。而被中方逮捕的兩名加拿大公民,其中斯帕沃爾已經被判刑十一年並驅逐出境,目前正等待上訴;康明凱則仍在等待審判。

 

按照加拿大法律條款,司法部長完全有權判定孟晚舟無罪並予以釋放。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加拿大總理視為「聖旨」,不敢稍有冒犯。

 

加拿大不僅看不到自己的「心虛」,還與國際聯合一同打壓中國,並跟隨以美國為首炮製的一攬子涉疆、涉藏,及香港國安法的無禮挑釁,污衊中國,當然會引起中國的強烈不滿而予反擊,因此中加雙方自1980年建立第一對「友好城市」的關係已跌入谷底。

 

1979年與筆者商談蘇州及維多利亞締結友好城市的外辦主任吳增璞,四十年後在蘇州重逢歡聚的時刻。

 

2020年為蘇州和維多利亞建立「友好城市」四十周年,筆者曾電市長詢問是否有慶祝的安排,市長女士隻字未回,充分反映出加拿大政客的淺薄,連起碼的社交禮貌都置之不顧。後來從旁得知,為了抗議中國逮捕兩名加拿大公民,取消了慶祝活動。

 

魁北克省是克利蒂安總理的故鄉,在他執政時,魁北克對於和中國經貿往來,如同吃到糖果的小孩一般欣喜若狂。然而在2019年9月,卻將原先安排好對友好城市西安的訪問一筆勾銷。2021年中加建交五十周年大慶,雙方早已籌備的慶祝活動,也因彼此間的政治齟齬而成為泡影。

 

時至今日,年輕的杜魯道總理,已將其父親五十年前辛勤耕耘的外交成果,徹頭徹尾地化為一道青煙,造成兩國之間如同夫妻反目般的「分居」局面。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加拿大甚至鐵了心腸要和中國抗爭到底,全心全意與美國領軍的「五眼同盟」沆瀣一氣,處處刁難中國,卻成為被中國槍打的出頭鳥還懵然不知,足見其愚昧的程度!

 

歷史上為執行極端殖民主義而留下斑斑劣跡的猶太裔英國首相及作家本傑明.蒂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 一生中留下七句「名言」,第一句就是後來邱吉爾引用的:「沒有永恆的朋友,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也許美國遲早會引用這句祖先留下的「箴言」,來為中美之間的仍然需要多方合作自我解嘲,而中加的能否「復婚」也就端視中美關係的是否改善了。走筆至此,端詳那四十年前蘇州-維多利亞締結「友好城市」的照片,撫今思昔,實不勝感慨之至。善良的普羅大眾,永遠都不可能戰勝現實的「政治環境」!

 

(2021年8月22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加入好友
優傳媒 版權所有 ©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首頁 / 關於我們 / 聯絡我們 / 隱私權政策 / 著作權與轉載授權 / 合作夥伴 / 法律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