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呂新吾的《呻吟語》中「論品藻」一文，生動刻劃了民主台灣的政黨、政客、媒體、名嘴「祇問立場，不問是非」的非理性思想習慣。他們有許多人反對中國的惡政治而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思考模式及所作所為卻是典型的惡質中國文化。(圖/取自網路)

一、

 

「奴才」一詞當然是用來罵人的。

 

香港是中華人共和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由中共欽點，權力來源是北京寡頭獨裁政權，她當然是「奴才」；至於特區政府等而下之的官員，便是「奴才的奴才」。在專制帝皇統治時代，即使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也不過是奴才一個！

 

六、七年前我在立法會議事廳質詢時，曾不止一次用「奴才」一詞，「詈罵」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

 

魯迅曾說：「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佳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魯迅雜文《隔膜》）

 

不管官有多大，在主子（皇帝）面前自稱奴才，當然是要表現恭順，態度卑微，內心多少都會有屈辱的感覺；但不是人人可以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於是便也會有「優越感」。既有「優越感」，又有「屈辱感」，真是人格分裂！不過，奴才與奴隸不同，魯迅認為：「做奴隸雖然不幸，但並不可怕，因為知道掙扎，畢竟有掙脫的希望；若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嘆、陶醉，那就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中國人「坐穩奴隷」的「理想追求」自古已然，於今尤烈，中共極權統治信可千秋萬世乎？

 

二、

 

乾隆時代的「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主張：「凡作文者，當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也。」他有一方「鄭為東道主」的印章，靈感來自《左傳·燭之武退秦師》。（燭之武對秦伯說：「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睏乏，君亦無所害。」）

 

鄭板橋將「若舍鄭以為東道主」這句話，去掉「舍」和「以」字，刻成「鄭為東道主」的印章。他說：《春秋左傳》為五經之一，將傳文撩頭去尾，使之為我所用，也許有人會認為不妥，其實不管是什麼經典，用它時都不必字字照搬。凡作文章，無論大小長短，都得自己作主。

 

受到「啟發」，我也刻了一方「我為東道主」的印章。「我為東道主，不作奴才文章」，相信自己所相信的，講自己所相信的話，乃至堅持自己所相信的，是我四十多年來撰寫時論的基本態度，也是立身處世的一種自我惕勵。

 

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台灣海峽兩岸和香港都身處巨變之中，那時候我已經每天在報紙上發表時論，把此一巨變的前因後果，及此一巨變的前途歸結，認真去想認真去看，把想到看到的變成文字。八九年底，我自資出版《神州巨變與台灣風雲》一書，上篇收録「六四慘案」前後在報上刊登過的評論，下篇收録的文字是蔣經國逝世後的台灣政情觀察。

 

同窗摯友李彭基兄為此一文集作序，其中一段文字今天看來仍具現實意義：

 

「政論文章，特別有關海峽兩岸的人和事，臧否月旦，既易亦難。易，是此時此地，縱無民主，倒有自由，只要非誹謗，無人可干涉。難，是此時此地，黑白難分，是非混淆，一句不中聽，內外交相逼。難易之間，盡在方寸。百年香江，有何政治可論，抱歉！恕區區這個香港仔察覺不到。殖民地政治，是一場安排勝負的牌局，不按既定程序出牌的，注定出局。諸君且看此地的政治人物，輿論領袖的浮沉，可知其概，所謂政治，何足論哉。但立足香港，胸懷祖國，放眼兩岸，還是有大道可言。可惜的是，資訊科技發達，並不能保證傳播管道沒有人為堵塞，彰彰在目事實，亦不能保證不為偏見所歪曲。

 

「在此政治迷霧彌漫之下，不嚴加篩選資料，不穩守持平原則，則所謂政論，實如捫燭扣槃，盲人摸象。令人憂心的是，兩岸訊息，非經官方傳播媒體隱惡揚善的報道，即為外國傳播媒體任意割裂的引述，真正以中國百姓觀點播報兩岸政情的，可說絕無僅有，而更可怒的是，一些人既不諳中國近代史，又不肯平情看兩岸，人云亦云，妄加論斷，誰知正是犯上論政者大忌，不幸的是，此時此地此調吃香，不識者自覺言皆綮肯，而識者只道搖頭。 與此相反者，殆為為尊者諱，然則所謂論政文章，不是搔不著癢處，便成諛詞。

 

「看兩岸政情，既要跳出去看，也要站在内看。跳出去，是擺脫黨派爭鬥漩渦孽障；站在內，是不棄國族休戚與共情懷。不跳出去，無以澄明之情看兩岸治亂；不站在內，無以關切之情論一族興衰。治亂興衰儘可作漁樵閒話，但那是人世清明說前朝舊事的無常，而我們却還在劫中，一個劫字自有黎民血淚，倘不作錚錚之言，何以對前賢，何以對同胞。」

 

我在七十年代末開始撰寫時論，主要是兩岸政情。到了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登上議程，置身是非利害之中，我與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一樣，漸漸感到自己和中國命運密不可分，而台灣海峽兩岸的互動，亦會幅射到香港。於是我每天奮筆疾書，都是論析兩岸三地巨變，以及把自己對香港前途的憂慮毫不保留地宣諸於筆墨。那個時候在香港月旦政事，可以有不為某種政治權力解釋、辯護、圓謊的自由。反之，撰寫政論先有結論，然後再裝上一套道理去，而且結論是權者給規定的，又或者是自己揣摩權者意志得來的，那就是最卑下，最惡劣的一種政論了。所以，我寫的文字，除了「跳出去，是擺脫黨派鬥爭漩渦孽障；站在內，是不棄國族休戚與共情懷」，不為尊者諱，不作傳聲筒，於是肆無忌憚，肆口逞說。

 

三、

 

滯留台灣期間，看到這個民主自由國度的政治衰敗，除了權力欲的不正當宣洩「禍國殃民」，也是因為不同陣營「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思想習慣根深柢固；政黨、政客「為團結而相同」，黨同伐異，完全沒有「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的器識。

 

明儒呂新吾的《呻吟語》十分可讀，其中「論品藻」有一段話很精彩：

 

「小人有恁一副邪心腸，便有一段邪見識；有一段邪見識，便有一段邪議論；有一段邪議論，便引一項邪朋黨，做出一番邪舉動。其議論也，援引附會成一家之言，攻之則圓轉遷就而不破。其舉動也，借善攻善，匿惡濟惡，善為倚牆之計，擊之則疑似牽纏不斷，此小人之尤而借君子之迹也，此濟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私也。」

 

今天的台灣政治生態、媒體氛圍不就是這樣嗎？

 

台灣頗有一些人因為要「獨立建國」，或反對中國的惡政治而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思考模式及所作所為卻是典型的惡質中國文化。民主台灣的政黨、政客、媒體、名嘴「祇問立場，不問是非」的非理性思想習慣，不就是「很中國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