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偉真話中國》萬億美元之教訓:監管舉措需公開透明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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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偉真話中國》萬億美元之教訓:監管舉措需公開透明
2021-08-18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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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員需要也必須採取行動,讓人們重拾對中國監管體制的信心。投資者認為,中國的監管舉措總是過於武斷和突然,似乎很少考慮投資者的感受,以及政策可能帶來的廣泛政治影響。(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向偉

 

國際投資者近來總在發問:「(中國股)到底是怎麼了?」中國近期出台的系列市場整治措施,不僅令國際投資者一頭霧水,還導致中國公司股票被瘋狂拋售。

 

問題看似簡單,答案卻較難尋。除了中國熱衷的閉門政治,及未能對有全球影響的政策進行解釋溝通等原因外,應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仍在發酵,似乎要持續數月。媒體報導稱,軟銀集團8月10日表示,在中國對科技公司的監管規定水落石出之前,軟銀將暫停對華新的投資。軟銀是中國科技公司的主要投資者之一,已投資包括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和網約車公司滴滴出行等。

 

路透社援引軟銀首席執行官孫正義稱,「在局勢明朗之前,我們會等等看。我認為一兩年內,新規將帶來一個全新的局面。」像孫正義這麼想這樣做的人不在少數。在對華投資上,不少國際投資者都採取了類似的觀望態度。

 

私底下,中國監管者似乎對市場反應之強烈感到震驚。有測算稱,近期中國最好科技公司股票的市值已蒸發約1萬億美元。但在公開場合,他們依然保持沉默,並未表示會從付出的高昂學費中汲取教訓,或願意改進其行事方式,使在未來決策時更加透明。

 

股市出現暴跌的幾天之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匆忙安排了一場與國際銀行家的夜間溝通會,試圖以此來安撫市場恐慌情緒,並明確表示新的整治舉措僅僅針對從事課外輔導的公司,不會影響其他行業。但令人費解的是,證監會卻希望對這次會議保持低調,官媒甚至都沒有報導。這麼做給人的印象是,監管機構關心的是國際投資者,而不是國內市場的反應。

 

事實上,監管機構以數據安全和反壟斷之名對主要科技公司的監管舉措,國內反應也很強烈,抱怨不斷,只是沒人肯公開講而已。其抱怨之一就是,為了促進平等和財富再分配,普遍認為政府有理由對科技公司加強監管,但官方決策之時,似乎很少考慮投資者的感受,以及政策可能帶來的廣泛政治影響

 

其實,除了令投資者蒙受巨額損失之外,監管措施還引發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在中美關係緊張之際,這可能會帶來地緣政治影響。比如說,從事課外輔導的主要私立教育類公司普遍採用可變利益實體(VIE)架構,並已在華爾街上市,但這種股權架構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確。中國政府對這類公司的整治行動之一就是警告,稱這種架構或會被禁用。這一警告引發對其他採用同樣股權架構、已在美上市公司前景的擔憂,包括《南華早報》母公司阿里巴巴及另一電商巨頭拼多多。

 

所有這些導致人們疑慮重重,質疑中國是否已偏離公開承諾的擴大開放政策。此前,為了更好回應一些美國政客對華脫鉤的呼聲,中國承諾將繼續擴大開放。

 

2018年,時任總統特朗普發起對華貿易戰後,中國領導層決定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讓外國投資者不願離開中國市場。這一戰略的另一個關鍵部分就是,鼓勵中國企業到華爾街上市。

 

雖然VIE架構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確,但過去20多年來,這種架構確實符合中國企業和美國投資者的利益。中美監管機構也都接受了這種安排。現在,中國突然決定要認真審視這種架構,這不可避免地令人生疑,質疑中國是否仍在追求和尊重契約精神。

 

這或許不是監管者的本意,但對這些監管舉措導致的後果,官員們確實需要認真反思。監管者似乎已在行動,採取措施來消除外界的疑慮,避免是否中國或已改變對外開放政策及反脫鉤立場的疑問。

 

在華爾街瘋狂拋售中國公司股票數天之後,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大通獲得了監管部門批准,在中國設立首家外資券商。這被視為中國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的一個強力信號。8月份,富達國際也獲准在華成立外商獨資公募基金公司。這是繼貝萊德6月份獲批公募基金牌照後第二家獲此批准的國外資產管理公司。

 

然而,僅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官員需要也必須採取行動,讓人們重拾對中國監管體制的信心。投資者認為,中國的監管舉措總是過於武斷和突然。

 

例如,在有重大國內或國際影響的政策出台之前,他們應舉辦公開聽證會,以提高決策透明度。其實,對私人課外輔導類教育公司採取監管措施前,就可以這麼做。在政府努力減輕學生課業負擔和家長的經濟負擔之時,中國有正當理由對這類公司進行監管。但不可否認,鑒於中國的應試教育體系和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性,課外輔導確實有很大的市場需求,短期內很難有解決方案。這種徹底清理課外輔導公司的做法,顯然有過猶不及之嫌。為了逃避監管,輔導老師只能放棄組織輔導班,轉而選擇一對一教學,其結果必將是課外輔導變得更為昂貴。

 

如果就此舉行公開聽證會,不僅會讓政策更符合數千萬學生和家長的需求和利益,也讓這些公司及投資者有更多時間進行考慮和決定。

 

(本文原載《思考HK》網媒,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王向偉,出生於東北吉林。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

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曾任《中國日報》記者,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報刊《東快訊》任記者、編輯。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2007年晉升為副總編輯,2012年出任總編輯。

2016年起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每周撰寫《中國報導》專欄,深受廣泛關注,被公認是亞洲有關中國及其國際關係的重要評論員。

中國官員需要也必須採取行動,讓人們重拾對中國監管體制的信心。投資者認為,中國的監管舉措總是過於武斷和突然,似乎很少考慮投資者的感受,以及政策可能帶來的廣泛政治影響。(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向偉

 

國際投資者近來總在發問:「(中國股)到底是怎麼了?」中國近期出台的系列市場整治措施,不僅令國際投資者一頭霧水,還導致中國公司股票被瘋狂拋售。

 

問題看似簡單,答案卻較難尋。除了中國熱衷的閉門政治,及未能對有全球影響的政策進行解釋溝通等原因外,應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仍在發酵,似乎要持續數月。媒體報導稱,軟銀集團8月10日表示,在中國對科技公司的監管規定水落石出之前,軟銀將暫停對華新的投資。軟銀是中國科技公司的主要投資者之一,已投資包括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和網約車公司滴滴出行等。

 

路透社援引軟銀首席執行官孫正義稱,「在局勢明朗之前,我們會等等看。我認為一兩年內,新規將帶來一個全新的局面。」像孫正義這麼想這樣做的人不在少數。在對華投資上,不少國際投資者都採取了類似的觀望態度。

 

私底下,中國監管者似乎對市場反應之強烈感到震驚。有測算稱,近期中國最好科技公司股票的市值已蒸發約1萬億美元。但在公開場合,他們依然保持沉默,並未表示會從付出的高昂學費中汲取教訓,或願意改進其行事方式,使在未來決策時更加透明。

 

股市出現暴跌的幾天之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匆忙安排了一場與國際銀行家的夜間溝通會,試圖以此來安撫市場恐慌情緒,並明確表示新的整治舉措僅僅針對從事課外輔導的公司,不會影響其他行業。但令人費解的是,證監會卻希望對這次會議保持低調,官媒甚至都沒有報導。這麼做給人的印象是,監管機構關心的是國際投資者,而不是國內市場的反應。

 

事實上,監管機構以數據安全和反壟斷之名對主要科技公司的監管舉措,國內反應也很強烈,抱怨不斷,只是沒人肯公開講而已。其抱怨之一就是,為了促進平等和財富再分配,普遍認為政府有理由對科技公司加強監管,但官方決策之時,似乎很少考慮投資者的感受,以及政策可能帶來的廣泛政治影響

 

其實,除了令投資者蒙受巨額損失之外,監管措施還引發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在中美關係緊張之際,這可能會帶來地緣政治影響。比如說,從事課外輔導的主要私立教育類公司普遍採用可變利益實體(VIE)架構,並已在華爾街上市,但這種股權架構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確。中國政府對這類公司的整治行動之一就是警告,稱這種架構或會被禁用。這一警告引發對其他採用同樣股權架構、已在美上市公司前景的擔憂,包括《南華早報》母公司阿里巴巴及另一電商巨頭拼多多。

 

所有這些導致人們疑慮重重,質疑中國是否已偏離公開承諾的擴大開放政策。此前,為了更好回應一些美國政客對華脫鉤的呼聲,中國承諾將繼續擴大開放。

 

2018年,時任總統特朗普發起對華貿易戰後,中國領導層決定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讓外國投資者不願離開中國市場。這一戰略的另一個關鍵部分就是,鼓勵中國企業到華爾街上市。

 

雖然VIE架構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確,但過去20多年來,這種架構確實符合中國企業和美國投資者的利益。中美監管機構也都接受了這種安排。現在,中國突然決定要認真審視這種架構,這不可避免地令人生疑,質疑中國是否仍在追求和尊重契約精神。

 

這或許不是監管者的本意,但對這些監管舉措導致的後果,官員們確實需要認真反思。監管者似乎已在行動,採取措施來消除外界的疑慮,避免是否中國或已改變對外開放政策及反脫鉤立場的疑問。

 

在華爾街瘋狂拋售中國公司股票數天之後,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大通獲得了監管部門批准,在中國設立首家外資券商。這被視為中國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的一個強力信號。8月份,富達國際也獲准在華成立外商獨資公募基金公司。這是繼貝萊德6月份獲批公募基金牌照後第二家獲此批准的國外資產管理公司。

 

然而,僅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官員需要也必須採取行動,讓人們重拾對中國監管體制的信心。投資者認為,中國的監管舉措總是過於武斷和突然。

 

例如,在有重大國內或國際影響的政策出台之前,他們應舉辦公開聽證會,以提高決策透明度。其實,對私人課外輔導類教育公司採取監管措施前,就可以這麼做。在政府努力減輕學生課業負擔和家長的經濟負擔之時,中國有正當理由對這類公司進行監管。但不可否認,鑒於中國的應試教育體系和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性,課外輔導確實有很大的市場需求,短期內很難有解決方案。這種徹底清理課外輔導公司的做法,顯然有過猶不及之嫌。為了逃避監管,輔導老師只能放棄組織輔導班,轉而選擇一對一教學,其結果必將是課外輔導變得更為昂貴。

 

如果就此舉行公開聽證會,不僅會讓政策更符合數千萬學生和家長的需求和利益,也讓這些公司及投資者有更多時間進行考慮和決定。

 

(本文原載《思考HK》網媒,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王向偉,出生於東北吉林。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

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曾任《中國日報》記者,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報刊《東快訊》任記者、編輯。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2007年晉升為副總編輯,2012年出任總編輯。

2016年起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每周撰寫《中國報導》專欄,深受廣泛關注,被公認是亞洲有關中國及其國際關係的重要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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