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孫大砲的話有感(之六) ─台灣走向了「非覺者」之路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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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孫大砲的話有感(之六) ─台灣走向了「非覺者」之路
2021-07-21 0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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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認為,願服眾人之務,且具有利人之精神者,才是「覺者」。他寄望能讓這樣的先知先覺者或後知後覺者,為中華民國建立有別於商人為主體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制度,免於人心敗壞導致民主傷害。然而這樣的設想,經李登輝這個痴迷於個人權力、以私益為重的自利者所破壞,如今的台灣,已經走向一條「非覺者」的道路。(/取自網路)

 

作者/劉東皋(資深媒體人,「中報雜誌」總編輯)

 

在孫文學說的民權主義第一講就直接提到:「…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家成立了之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就是用人民做皇帝,用四萬萬人做皇帝。」然而,(當時中國人口)四萬萬人當中,有賢與不肖,有上智與下愚,有上士與下士。人民如何來做皇帝?

 

他提出「政府有能,人民有權」的概念,期「先知先覺者」帶領國家來建立五權憲法,以「巧者拙之奴」(民權第三講)為民主共和的理想境界,問題是,巧者不見得先知先覺者,眾多巧者若多是為了利己,而非利人,一旦政治腐化、人心敗壞,不管你是三權分立或五權分工,真正的民主必然無以實現,人民仍然淪為實質的奴隸!再良善的制度,若人存心為惡,都將受到惡意的破壞而難以為繼。

 

革命先覺者利人為民

 

一般認為,孫文自幼接受西方醫學教育,具有基督信仰;我們不清楚,他有沒有漢傳佛教的思想,但他必然有受到中國儒、道學的熏陶。孔子在論語中即指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夫子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老子則對人(性)的看法更直接,他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為為道。」對於真理,先覺者必然聞之則行,半知半覺者或後知後覺者,還半信半疑;不知不覺者則是嗤之以大笑,而且,他們若不大笑,還真不是真道!

 

佛家對於眾生與佛菩薩的區別只有二分,同一個人,迷了就是眾生(愚痴),覺了就是佛。所以佛的實際意義就是「覺者」。但要成為覺者,眾生大多數不具銳根,只能漸修,依佛學理論,要修掉貪嗔痴慢,才能從阿羅漢、進階到菩薩,再到真正的覺者;這過程,可能要經幾千幾百世。

 

孫文除了將人民的天賦才能區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與不知不覺者外(民權第三講),還依據人的天賦才能經過後天努力結果區分為八類人,包括聖、賢、才、智、平、庸、愚、劣。人要有真平等,必須基於政治上的平等,各自努力去發展,社會才能進步。然而,社會的發展,即使到了民主共和時代,還是會因為人性善惡的問題,造成集權或暴民政治,這一點,孫文不是不了解。

 

人性之惡造成民主障礙

 

他在民權主義第四講舉了美國、法國與德國的例子,說明人性善惡造成的政治體制不同,以及所產生的弊病(障礙)。他總結這三個國家的例子說:「現在就世界上民權發達一切經過的歷史講,第一次是美國革命,主張民權的人分成哈美爾頓(漢彌爾頓)和遮化臣(傑弗遜)兩派,遮化臣主張極端的民權,哈美爾頓主張政府集權,後來主張政府集權派占勝利,是民權的第一次障礙。第二次是法國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權,拿去濫用,變成了暴民的政治,是民權第二次障礙。第三次是俾斯麥用最巧妙的手段,去防止民權,成了民權的第三次障礙。」

 

完整的民權,從選舉權擴增為創制權、複決權與罷免權,這並非孫文的創見,他只是將瑞士已有的創制、複決,加上美國當時西北幾邦已實施的罷官權整合在一起,認為這才是完整的民權。然而,孫文既知,人有先知先覺與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者,也知道人在自我努力(或不努力)下,將有「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等區分(民權第三講),若無先知先學者先行引導上軌道,共和恐將步入歐美民主弊病之後塵。

 

他在民權主義中沒有完整的定義何謂「先知先覺者」,但在第三講中特別提到,人類的思想主要區分為兩種,一種是利己的,一種是利人的。重於利己的人,每每出於害人而在所不惜,由於這種思想的發達,於是有聰明才力的人就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漸積成專制階級,生成政治上的不平等;這是民權革命之前的世界。重於利人的人,只要是於人家有益的事,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亦樂而為之;這種思想發達,於是有聰明才力的人,就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

 

利人之人可積成博愛

 

孫文認為,利人之人漸漸可積成博愛的宗教和諸慈善事業。不過宗教之力有時而窮,慈善之事有時不濟,就不得不為根本上的解決,實行革命,推翻專制,主張民權,以平人事之不平了。但要調和三種人(先知先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者)使之平等,則人人應以服務為目的,不當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百人之務。

 

問題是,有聰明才力的人與是不是一個覺者,是兩回事!孫文雖只說,有聰明才力的人要服眾人之務,但他的意思已經很清楚,願服眾人之務者,必須是具有利人之精神者,這些人才是覺者,不論是先知知覺或後知後覺(如孔子所說的學而知之者);這也是為什麼他又說,必須讓先知先覺者引導、建立健全民主軌道的原因!

 

孫文的三民主義講稿是對其國民黨同志說的,他希望這些同志懂得他的意思,並依此基礎「觸類引申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三民主義孫文自序)。但國民黨自尊奉孫中山先生為國父之後,三民主義倒成了教條,反而對其真意未能觸類引申。台灣早年的「國父思想」成了思想教育,而非思想的啟迪。

 

後繼者到台灣實施平均地權

 

他演講當時,原期望面對的是一群「先知先覺者」,為建立三民主義之五權憲法發揮引領之功。但後繼者蔣中正忙於北伐、抗戰與國共內戰,且過於偏向資本家,在大陸期間未能深刻理解孫文學說,以致讓中國共產黨有機可乘,打著貧農分土地的口號,逐漸坐大。退守台灣後,蔣中正終於還是懂得落實平均地權政策,奠定了台灣經濟發展基礎。

 

曾經在共產蘇聯「學習」的蔣經國,更了解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優劣弊病之所在,主政台灣時期,在透過資本創造財富同時,致力於公平分配,避免社會貧富過大;且在社會均富的基礎上,開放九年國民教育,期望民智漸開後能實施完整的民權,(至少)在台灣建立孫中山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共和體制。

 

自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過度性總統不計,從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深具經濟理論與知識的總統,就是蔣經國與李登輝;其餘人等,多屬法學出身,在經濟與財金政策上,要嘛是人云亦云,要嘛完全在於自利,而非為了利人(政府政策多僅利益財團或利益輸送,而非為了眾多台灣百姓,目的就在於利益政治人物自己)。

 

李登輝搞黑金 敗壞經國基礎

 

李登輝在蔣經國手下做事時,還懂得以農經知識貢獻給台灣社會,但蔣經國過世、由他接棒之後,竟完全放任黑金,目的只在求其地位的鞏固及政商利益輸送,其明明為自利自私之故,卻假托台灣民主與追求獨立之名,搞得蔣經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均富經濟架構完全塌陷。

 

自工業革命之後,世界的民主革命潮流基本上都是在解決經濟民生的不公。美國獨立革命是受到英國不合理增稅所導致,法國大革命與蘇俄十月革命,更是基層農工人民受盡了壓迫與壓榨所發生的人民革命。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產生,尤其是來自於揭露資本主義之惡的一套政治經濟理論,指政治不平等是導致底層民眾的經濟民生受到剝削之因。然而,即使人民得以進行民主選舉,勞工階層就得到經濟的公平待遇了嗎?事實上,民主選舉如果繼續受到政客與資本家的掛勾利用,以至於擁有資本者(過去是擁有土地資產者)利用政治體制持續掌握資源、運用金融、生產技術與不動產等工具,使眾多勞工繼續處於低薪資、繳付高貸款(高房價與高房貸),成為實質的工奴(封建時代是農奴),則這樣的民主,是真民主嗎?

 

政治平等建立在均富基礎上

 

原本,孫文在民生主義已提出一套均富的思想與基本架構。早在成立同盟會時,他所提出的四個口號中,前三個與政治有關,最後一個「平均地權」卻是與經濟民生有關。可見他早就看出,就全球革命潮流看,沒有均衡發展的民生經濟,政治還是會墮入資本主義惡性循環的弊病。其所建立的五權憲法要能夠健全運行,一是人民的智能與職能必須提升,另一就是經濟發展的公平合理性。

 

蔣氏父子一生雖反對中國共產黨,但深刻了解封建時代佃農、勞工之苦,因此其政策施行並未反社會主義,在台灣施行自由經濟發展制度中,仍隱含社會主義公平分配的理念。尤其蔣經國,在蘇聯生活的那段期間,不可能不學習、或不了解共產主義為何會產生的原因。他在台灣主政時期,除不斷促進經濟發展,也極力避免資本家及商人介入中央政治,目的就在維護經濟成長的果實能均衡分配,不致陷入資本之為惡的境地。

 

孫文所提出的五權憲法,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另增加具有中國特色的考試權與監察權。考試院的存在,目的原是為了保障一般庶民百姓,也能夠透過公平的考選制度獲選為優秀公務人才。但台灣自李登輝主政以來,即大幅度破壞了公務人員公平選拔之體制,如今只見一堆政務、機要人員,如同無腦的跳樑或鬥犬之輩,晉身之徑竟只在於護主,而非利民與為民;且因而更導致上行下效,有心為正與為政的公務人員,內心皆感苦不堪言。監察院原本應用以選拔社會公正人士為監察委員,發揮諫言之責以監督政府施政之弊,如今卻成了酬庸大本營,多數人已渾然不知「風骨」是為何物!

 

政治與經濟民生原為一體

 

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事實上是息息相關的,如今美式資本主義幾乎還是以資本掠奪勞動所得為本質;而歐洲許多國家如瑞典、德國、芬蘭等,早已從掠奪式資本主義走向社會型資本主義。但李登輝接掌台灣政權後,一改蔣經國朝向社會型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徑,大幅抄引美式資本主義,破壞蔣經國建立的民生主義基石。

 

更為惡質的是,美國在法制與法治上比台灣健全許多,而中產階級曾經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但自蘇聯解體、美式資本主義失去共產主義制衡之後,經歷過數次金融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美國中產階級力量現在恐已被惡質資本主義削弱許多)。但台灣政權一經李登輝之手,即完全放棄蔣經國路線;他明明具有相當的農經知識,卻刻意引黑金滲入,成為台灣民主政體之癌,造成台灣政治日益受到資本型政客(或稱金牛)所掌握,社會彌漫烏煙瘴氣的政商氛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今日惡果早種下惡因

 

今日勞工階層辛苦勞動工作仍難以買房、成家立業,就是在李登輝時期所種下的惡因。之後歷經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執政,台灣加速陷墮於惡質資本主義之危害。這其中,除了馬英九還有一點廉恥利民之心外,於今的政治氛圍,在民進黨一黨獨大之下,完全未見政治人物真正從利人(利民)之心出發,多數是資本型政客、甚至淪為商人買辦的角色!

 

台灣政治的腐化敗壞,多數人民仍如溫水中的青蛙,視而未見。現今公共領域中早不見蔣中正、蔣經國時期的風骨人物(不論黨內或黨外);民間更少了許多政學與藝文界的諤諤之士(即使尚存一些人,大半除了淹沒在網路訊息洪流中,更被力捧民進黨執政中央的媒體及名嘴所壓制,而當紅媒體名嘴渾然忘了新聞媒體本應站在監督執政者的立場)。孫中山本寄望能讓先知先覺者為中華民國建立有別於商人為主體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制度,卻遭蔣經國的接棒人、李登輝這個痴迷於個人權力、以私益為重的自利者所破壞,台灣的命運,自此走向不一樣的道路!

 

孫文認為,願服眾人之務,且具有利人之精神者,才是「覺者」。他寄望能讓這樣的先知先覺者或後知後覺者,為中華民國建立有別於商人為主體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制度,免於人心敗壞導致民主傷害。然而這樣的設想,經李登輝這個痴迷於個人權力、以私益為重的自利者所破壞,如今的台灣,已經走向一條「非覺者」的道路。(/取自網路)

 

作者/劉東皋(資深媒體人,「中報雜誌」總編輯)

 

在孫文學說的民權主義第一講就直接提到:「…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家成立了之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就是用人民做皇帝,用四萬萬人做皇帝。」然而,(當時中國人口)四萬萬人當中,有賢與不肖,有上智與下愚,有上士與下士。人民如何來做皇帝?

 

他提出「政府有能,人民有權」的概念,期「先知先覺者」帶領國家來建立五權憲法,以「巧者拙之奴」(民權第三講)為民主共和的理想境界,問題是,巧者不見得先知先覺者,眾多巧者若多是為了利己,而非利人,一旦政治腐化、人心敗壞,不管你是三權分立或五權分工,真正的民主必然無以實現,人民仍然淪為實質的奴隸!再良善的制度,若人存心為惡,都將受到惡意的破壞而難以為繼。

 

革命先覺者利人為民

 

一般認為,孫文自幼接受西方醫學教育,具有基督信仰;我們不清楚,他有沒有漢傳佛教的思想,但他必然有受到中國儒、道學的熏陶。孔子在論語中即指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夫子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老子則對人(性)的看法更直接,他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為為道。」對於真理,先覺者必然聞之則行,半知半覺者或後知後覺者,還半信半疑;不知不覺者則是嗤之以大笑,而且,他們若不大笑,還真不是真道!

 

佛家對於眾生與佛菩薩的區別只有二分,同一個人,迷了就是眾生(愚痴),覺了就是佛。所以佛的實際意義就是「覺者」。但要成為覺者,眾生大多數不具銳根,只能漸修,依佛學理論,要修掉貪嗔痴慢,才能從阿羅漢、進階到菩薩,再到真正的覺者;這過程,可能要經幾千幾百世。

 

孫文除了將人民的天賦才能區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與不知不覺者外(民權第三講),還依據人的天賦才能經過後天努力結果區分為八類人,包括聖、賢、才、智、平、庸、愚、劣。人要有真平等,必須基於政治上的平等,各自努力去發展,社會才能進步。然而,社會的發展,即使到了民主共和時代,還是會因為人性善惡的問題,造成集權或暴民政治,這一點,孫文不是不了解。

 

人性之惡造成民主障礙

 

他在民權主義第四講舉了美國、法國與德國的例子,說明人性善惡造成的政治體制不同,以及所產生的弊病(障礙)。他總結這三個國家的例子說:「現在就世界上民權發達一切經過的歷史講,第一次是美國革命,主張民權的人分成哈美爾頓(漢彌爾頓)和遮化臣(傑弗遜)兩派,遮化臣主張極端的民權,哈美爾頓主張政府集權,後來主張政府集權派占勝利,是民權的第一次障礙。第二次是法國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權,拿去濫用,變成了暴民的政治,是民權第二次障礙。第三次是俾斯麥用最巧妙的手段,去防止民權,成了民權的第三次障礙。」

 

完整的民權,從選舉權擴增為創制權、複決權與罷免權,這並非孫文的創見,他只是將瑞士已有的創制、複決,加上美國當時西北幾邦已實施的罷官權整合在一起,認為這才是完整的民權。然而,孫文既知,人有先知先覺與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者,也知道人在自我努力(或不努力)下,將有「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等區分(民權第三講),若無先知先學者先行引導上軌道,共和恐將步入歐美民主弊病之後塵。

 

他在民權主義中沒有完整的定義何謂「先知先覺者」,但在第三講中特別提到,人類的思想主要區分為兩種,一種是利己的,一種是利人的。重於利己的人,每每出於害人而在所不惜,由於這種思想的發達,於是有聰明才力的人就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漸積成專制階級,生成政治上的不平等;這是民權革命之前的世界。重於利人的人,只要是於人家有益的事,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亦樂而為之;這種思想發達,於是有聰明才力的人,就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

 

利人之人可積成博愛

 

孫文認為,利人之人漸漸可積成博愛的宗教和諸慈善事業。不過宗教之力有時而窮,慈善之事有時不濟,就不得不為根本上的解決,實行革命,推翻專制,主張民權,以平人事之不平了。但要調和三種人(先知先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者)使之平等,則人人應以服務為目的,不當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百人之務。

 

問題是,有聰明才力的人與是不是一個覺者,是兩回事!孫文雖只說,有聰明才力的人要服眾人之務,但他的意思已經很清楚,願服眾人之務者,必須是具有利人之精神者,這些人才是覺者,不論是先知知覺或後知後覺(如孔子所說的學而知之者);這也是為什麼他又說,必須讓先知先覺者引導、建立健全民主軌道的原因!

 

孫文的三民主義講稿是對其國民黨同志說的,他希望這些同志懂得他的意思,並依此基礎「觸類引申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三民主義孫文自序)。但國民黨自尊奉孫中山先生為國父之後,三民主義倒成了教條,反而對其真意未能觸類引申。台灣早年的「國父思想」成了思想教育,而非思想的啟迪。

 

後繼者到台灣實施平均地權

 

他演講當時,原期望面對的是一群「先知先覺者」,為建立三民主義之五權憲法發揮引領之功。但後繼者蔣中正忙於北伐、抗戰與國共內戰,且過於偏向資本家,在大陸期間未能深刻理解孫文學說,以致讓中國共產黨有機可乘,打著貧農分土地的口號,逐漸坐大。退守台灣後,蔣中正終於還是懂得落實平均地權政策,奠定了台灣經濟發展基礎。

 

曾經在共產蘇聯「學習」的蔣經國,更了解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優劣弊病之所在,主政台灣時期,在透過資本創造財富同時,致力於公平分配,避免社會貧富過大;且在社會均富的基礎上,開放九年國民教育,期望民智漸開後能實施完整的民權,(至少)在台灣建立孫中山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共和體制。

 

自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過度性總統不計,從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深具經濟理論與知識的總統,就是蔣經國與李登輝;其餘人等,多屬法學出身,在經濟與財金政策上,要嘛是人云亦云,要嘛完全在於自利,而非為了利人(政府政策多僅利益財團或利益輸送,而非為了眾多台灣百姓,目的就在於利益政治人物自己)。

 

李登輝搞黑金 敗壞經國基礎

 

李登輝在蔣經國手下做事時,還懂得以農經知識貢獻給台灣社會,但蔣經國過世、由他接棒之後,竟完全放任黑金,目的只在求其地位的鞏固及政商利益輸送,其明明為自利自私之故,卻假托台灣民主與追求獨立之名,搞得蔣經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均富經濟架構完全塌陷。

 

自工業革命之後,世界的民主革命潮流基本上都是在解決經濟民生的不公。美國獨立革命是受到英國不合理增稅所導致,法國大革命與蘇俄十月革命,更是基層農工人民受盡了壓迫與壓榨所發生的人民革命。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產生,尤其是來自於揭露資本主義之惡的一套政治經濟理論,指政治不平等是導致底層民眾的經濟民生受到剝削之因。然而,即使人民得以進行民主選舉,勞工階層就得到經濟的公平待遇了嗎?事實上,民主選舉如果繼續受到政客與資本家的掛勾利用,以至於擁有資本者(過去是擁有土地資產者)利用政治體制持續掌握資源、運用金融、生產技術與不動產等工具,使眾多勞工繼續處於低薪資、繳付高貸款(高房價與高房貸),成為實質的工奴(封建時代是農奴),則這樣的民主,是真民主嗎?

 

政治平等建立在均富基礎上

 

原本,孫文在民生主義已提出一套均富的思想與基本架構。早在成立同盟會時,他所提出的四個口號中,前三個與政治有關,最後一個「平均地權」卻是與經濟民生有關。可見他早就看出,就全球革命潮流看,沒有均衡發展的民生經濟,政治還是會墮入資本主義惡性循環的弊病。其所建立的五權憲法要能夠健全運行,一是人民的智能與職能必須提升,另一就是經濟發展的公平合理性。

 

蔣氏父子一生雖反對中國共產黨,但深刻了解封建時代佃農、勞工之苦,因此其政策施行並未反社會主義,在台灣施行自由經濟發展制度中,仍隱含社會主義公平分配的理念。尤其蔣經國,在蘇聯生活的那段期間,不可能不學習、或不了解共產主義為何會產生的原因。他在台灣主政時期,除不斷促進經濟發展,也極力避免資本家及商人介入中央政治,目的就在維護經濟成長的果實能均衡分配,不致陷入資本之為惡的境地。

 

孫文所提出的五權憲法,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另增加具有中國特色的考試權與監察權。考試院的存在,目的原是為了保障一般庶民百姓,也能夠透過公平的考選制度獲選為優秀公務人才。但台灣自李登輝主政以來,即大幅度破壞了公務人員公平選拔之體制,如今只見一堆政務、機要人員,如同無腦的跳樑或鬥犬之輩,晉身之徑竟只在於護主,而非利民與為民;且因而更導致上行下效,有心為正與為政的公務人員,內心皆感苦不堪言。監察院原本應用以選拔社會公正人士為監察委員,發揮諫言之責以監督政府施政之弊,如今卻成了酬庸大本營,多數人已渾然不知「風骨」是為何物!

 

政治與經濟民生原為一體

 

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事實上是息息相關的,如今美式資本主義幾乎還是以資本掠奪勞動所得為本質;而歐洲許多國家如瑞典、德國、芬蘭等,早已從掠奪式資本主義走向社會型資本主義。但李登輝接掌台灣政權後,一改蔣經國朝向社會型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徑,大幅抄引美式資本主義,破壞蔣經國建立的民生主義基石。

 

更為惡質的是,美國在法制與法治上比台灣健全許多,而中產階級曾經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但自蘇聯解體、美式資本主義失去共產主義制衡之後,經歷過數次金融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美國中產階級力量現在恐已被惡質資本主義削弱許多)。但台灣政權一經李登輝之手,即完全放棄蔣經國路線;他明明具有相當的農經知識,卻刻意引黑金滲入,成為台灣民主政體之癌,造成台灣政治日益受到資本型政客(或稱金牛)所掌握,社會彌漫烏煙瘴氣的政商氛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今日惡果早種下惡因

 

今日勞工階層辛苦勞動工作仍難以買房、成家立業,就是在李登輝時期所種下的惡因。之後歷經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執政,台灣加速陷墮於惡質資本主義之危害。這其中,除了馬英九還有一點廉恥利民之心外,於今的政治氛圍,在民進黨一黨獨大之下,完全未見政治人物真正從利人(利民)之心出發,多數是資本型政客、甚至淪為商人買辦的角色!

 

台灣政治的腐化敗壞,多數人民仍如溫水中的青蛙,視而未見。現今公共領域中早不見蔣中正、蔣經國時期的風骨人物(不論黨內或黨外);民間更少了許多政學與藝文界的諤諤之士(即使尚存一些人,大半除了淹沒在網路訊息洪流中,更被力捧民進黨執政中央的媒體及名嘴所壓制,而當紅媒體名嘴渾然忘了新聞媒體本應站在監督執政者的立場)。孫中山本寄望能讓先知先覺者為中華民國建立有別於商人為主體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制度,卻遭蔣經國的接棒人、李登輝這個痴迷於個人權力、以私益為重的自利者所破壞,台灣的命運,自此走向不一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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