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萬欽透視歴史》杭立武、關中、邵玉銘三傑的情緣

杭立武（中）、關中（左）和邵玉銘（右）三人跨世代的精誠合作，曾創造了台灣在國際事務上奔騰、在國際人才上接龍的一段美好時光。杭立武學貫中西、雍容大度、劍及履及的風範，關中與邵玉銘彼此的相濡以沫，又以紮實的學識與能力深受前輩賞識，三個人的關係，既造就了一番作為，也留下了一段佳話。（圖/取自網路）

作者/戴萬欽（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學國際學院院長）

杭立武、關中和邵玉銘三人的不平凡情緣，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歲月中，可以留給往後學人知曉的一段佳話。

不久前參考美國國務院解密資料，寫了一篇題目為「胡適在1949年反對和談及倡議自由中國」的文章。其內容提到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先生和胡適先生及雷震先生三人，在局勢動盪中，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為台灣後來的自由化及民主化打下了思想的基礎。

後來，便接到老長官邵玉銘教授的訊息，説要和我通電話。他在電話中說：很佩服胡適和杭立武對台灣自由思想萌芽發展的貢獻。他強調他今年82歳，認為我應該為杭立武寫一本傳記。

我恭謹答覆：杭立武本人在1977年回顧故宮博物院國寶文物遷運來台經過，親自撰寫了《中華文物播遷記》。其中有不少原始文獻，是故宮博物院最精研玉器的專家那志良先生，協助蒐集的。

我也委婉說明：《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先生，曾經在杭立武80大壽時，特別破例刋出長篇大文介紹了杭立武一生的主要功績。另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在1990年也出版了《杭立武先生訪問記錄》。而比利時教授P. Van de Meerssche，1987年在倫敦也用英文出版了杭立武的傳記《A Life to Treasure: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Han Lih-wu》。杭立武在接受他訪談時，我被召去旁聽。

杭立武生活極為規律，每天早晚都以小跑步運動。他患攝護腺癌，1991年以高壽89歳辭世。他在75歲之後，每日依然工作不懈，持續為社會樹立甚多令人敬仰的功勛。他一直上班到住院過世的兩個月前，精神和毅力，誠屬罕見。

前輩及同儕中，曾經追隨過杭立武的人士很多，實在輪不到鄙人再來重述杭立武在教育、外交和人權保障行動上的傑出貢獻。

但是，有關杭立武與關中和邵玉銘兩位教授相惺相惜的特殊情緣，或許我可以整理35年前在腦海中所留下的印象，而嘗試寫出一篇文章，敬供前輩及昔年老同仁賜正，並提供給治史的朋友參考。此為鄙人不揣淺陋撰寫本文的緣由。

王世杰先生過世三周年時，杭立武特地為他舉辦了追思會。王世杰二千金王秋華教授和長公子王紀五教授，也參加了。

王世杰誕生於1891年，長杭立武12歳。王世杰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武漢大學創校校長、教育部長、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要職。我不久前曾經參考了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等資料，撰寫了一篇文章「王世杰在1949年襄贊蔣中正」。

王世杰和杭立武曾先後在倫敦政經學院留學。王世杰是中國政治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中國政治學會慶祝創會50周年時，是杭立武擔任理事長。王世杰在日記中，曾經多處述及並嘉許杭立武的才學和胸懷。

杭立武曾經向我説過兩次，中國現代史中的人物中，蔡元培和王世杰是令他最深為佩服的。他佩服蔡元培重氣節，真是高風亮節，也佩服王世杰慮事，總是高瞻遠矚。

英國故首相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直到晚年都一直和杭立武保持連繫。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曾經特別派出五人代表團訪問英國拉緊聯盟合作，由王雲五擔任團長。當時，就讀英國皇家海軍官校的留學生葛敦華將軍，曾經對我回憶往事説：五位代表在英語的公開座談會中，以杭立武的睿智和便捷發言，最為讓他仰慕。

杭立武一直懷抱自由派的政治思想。宋慶齡女士抗戰時在重慶，就曾經希望邀請杭立武一起從事人權相關的工作。當宋慶齡1981年過世時，外國媒體在台灣想找名人發表感言，但是無人願意出聲。結果，外國媒體只能夠引述杭立武的短評和哀悼。

1978年8月，我在碩士學位論文仍然待寫，又尚在中國時報擔任國際新聞編譯時，進入杭立武所領導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秘書處工作。亞盟秘書處原先設在南越首都西貢，當1975年春天被北越併吞後，改設台北。當時是國民大會代表的杭立武，被任命為秘書長。

在大陸尚未淪陷前，杭立武曾經擔任金陵大學董事長、中英庚款董事會的總幹事、教育部次長和教育部部長。

國民政府來台後，陳誠內閣在1950年3月10日成立。杭立武離開教育部，但仍然是故宮博物院的籌備委員會總幹事。後來，他擔任東海大學董事長，並且在1953年請了美國的副總統尼克森來台中為東海大學破土。

杭立武原本要為金陵大學在台灣復校的，但是有鑒於大陸名校在台灣申請復校的提案太多，政府原則上已不予受理，他便聯合原來大陸幾所基督教名校的主要人士，一起創立東海大學。

他的哲嗣杭紀東兄，數年前追述杭立武當初在為新大學命名時，於「東海」與「海東」之間，曾推敲許久。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是貝聿銘和陳其寬兩位先生合作設計的。長居台灣的陳其寬，一直保持和杭立武的互動。

後來，蔣中正總統任命有學者風範又有外交長才的杭立武，先後擔任駐菲律賓、駐泰國及駐希臘的大使。他在結束駐外生涯後，被蔣中正任命為中華民國最重要的智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一直到該中心改制併入國立政治大學。

在我開始進入亞盟秘書處工作前，杭立武已經運用有限的經費，成立和國際學界聯絡舉辦學術硏討會的「亞洲與世界社」（Asia and the World Forum），並已經以其名義出版一系列專書（Monograph Series)，內容為國內外學者的英文著作和自己主辦的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其中也包括國內學者在留學海外時所完成的英文博士論文。

杭立武所創辦民間風格的亞洲與世界社，擁有自由派的特性，很能夠填補國內當時在智庫上的需要。

杭立武也每年從亞秘處極有限的年度經費中，大約抽出十分之一贊助旅美的丘宏達教授，由他在馬里蘭大法學院發行一系列關於當代亞洲硏究的論文集（Occasional Papers/Reprint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丘宏達每回短期返回台北，杭立武必然宴請他，談論國是。

他那時候手上既無權力，也沒有多大的資源，但是在政府和社會精英中享有崇隆清望，領導好幾個學會和社團。他是中國政治學會的理事長，也是中華民國留英同學會會長、中華民國威斯康辛校友會的會長。另外，他也是中泰文經協會的理事長。我記得泰國的皇太后及他儂元帥，都和杭立武保持互動。

曾任參謀總長和國防部長的宋長志上將，也是曾經留學英國的。他經常參加杭立武舉辦的留英同學會活動。後來，宋長志接任中華民國留英同學會的會長。

杭立武為了增加和世界政治學會的互動和合作，一直邀請世界政治學會的核心人物先後訪問台灣。我向他報到之後的第一項工作，便是陪同世界政治學會的領導者之一莫利（James Morley)到中國政治學會演講。莫利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所長。我還奉命陪他到建成區的老市政府，拜會台北市長李登輝。

當時的亞秘處有3位副秘書長。他們是前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田寶岱，駐日本擔任公使近20年的紐乃聖，以及國大代表劉介宙。

而當時在政大任教、被借調至國民黨青年工作會擔任副主任的關中教授，則被杭立武禮聘為亞洲與世界社主任。

那時候在亞秘處專職又兼辦亞洲與世界社學術業務的同仁，是資深的留美學人許濬明和我兩人。亞洲與世界社有一個成員堅實，全屬政經學界知名俊彥的顧問委員會。有些顧問和杭立武的淵源很深，有些顧問，是關中敦請的。

他們主要是連戰、陳奇祿、魏鏞、孫震、張京育、陳明、陳長文、杜蘅之、王紀五、魏萼、張忠棟和譚溯澄等人。後來，關中也推薦宋楚瑜給杭立武。我記得宋楚瑜有一次來出席顧問委員會會議，臨時因為蔣經國總統派人打電話找他，而先離席。

杭立武身上，一向洋溢著留學英美攻讀民主理論的自由派精神。其實，他自中年時期起，就因為自由派思想而在政壇吃虧不少。以他的才學、抱負和國際名聲，他其實應該長期在國內負責一個大機構，推動重要政務。這是很多深入接觸他的前輩和同儕的共同感觸。

他曾經提及，一度擔任美國國務卿的魯斯克，曾經在任職國務院一級主管時，期待國民黨內一些自由派人士，應該嘗試讓台灣出現兩黨政治。

我記得1979年雷震先生的喪禮當天，我在近中午時，坐上杭立武的公務轎車。杭立武和夫人杭陳越梅女士在車上，才剛剛結束參加雷震的喪禮。杭立武有感而發地對夫人和我説：「老先生曾經説過，他對不起雷震。」

另外，記得1979年有一天周六中午，我和許濬明正由辦公室要進入電梯去午餐時，見到關中和許水德兩人一起來拜訪杭立武。

餐後，我們回到辦公室。杭立武即召見我們兩人，指示著手準備中國人權協會的籌備會議。約隔30年之後，我遇見原住民委員會的一位副主委。相談之下，才知道他就是當年承辦民間團體設立業務的內政部科長。的確很巧，往事的記憶仍在，只是略為褪色。

可以説，杭立武會承負責任創立中國人權協會，關中出力最大。杭立武也要求關中出任理事，並且請他推薦兼任的總幹事。

杭立武擔任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後，立即成立法律諮詢服務處，邀請大法官李學燈教授為主任，對民眾的人權遭侵害問題，提供法律諮詢協助服務。另外，杭立武也針對濟助中南半島的難民，而設立常駐泰國的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針對大陸的侵犯人權的作為，每年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且自己撰寫學術論文發表。

當時，國際一些人權團體，也常寫信給杭立武要求協助轉達訴求，或者派代表來拜訪他。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學就有政治學教授，代表國際特赦組織的日本分會，來拜訪他。我奉命在旁聆聽，那一幕猶記憶至今。而國內的周清玉女士等人，也會來拜訪杭立武。

另外，也有國際團體關心台灣為藥用而進口犀牛角的問題，特派專人來台見杭立武，我也為此陪同過訪客到國貿局拜訪相關業務的科長。

有一回亞洲與世界社舉辦安全問題的國際研討會，關中指示我去找擔任國防部次長的葛敦華，請他推薦國際友人參加。結果，葛敦華推薦了他在英國軍校時代的同學北村謙一來台參加。北村當時剛自日本聯合艦隊司令的任上退休。

北村在研討會中提出的論文，倡議西太平洋自由國家應當重視「海線交通」(Sealane of Communication)安全的重要性，並且加強彼此的合作。

杭立武國際經驗老到，非常敏銳，在研討會上立刻抓住要點。當時，亞太地區高談安全合作的議論很多，但是大都無法聚焦而有具體的主張或是成果。

杭立武劍及履及，會後立刻組織「中華民國海線交通安全研究會」，而由他及蔣緯國、林金生、關中和葛敦華5人擔任常務委員。杭立武謙沖自持，不設立主任委員職務，也不稱自己是召集人。

他特別運用自己在美國紥實的人脈，邀請好友強森（U. Alexis Johnson)前國務次卿和太平洋美軍前總司令馬侃上將（Admiral John S. McCain)，出面組織對口的美國海線交通安全研究會。

杭立武的盤算是，只要美國有重量級人物願意出面合作，日本和韓國就會積極回應。結果，日本的海線交通安全研究會，由前防衛廳長官金丸信和北村謙一負責。金丸信不久成為日本副首相，但是依舊支持。在我們去東京合辦海線安全研討會時，金丸信堅持在料亭設宴。

韓國方面則是由政治學學者出身的前教育部長閔寬植和延世大學教授金達中負責。

我們國防部每一屆國際海線交通安全硏討會時，都會派一位現役的海軍將領出席。參加過的將領有郭宗清、莊銘耀、李沅驥和苗永慶等人。

關中引的線，加上杭立武的敏鋭度和毅力，建立了在那個時代難度非常高的友台國際安全問題討論合作機制。

卸任後的美國派駐中華民國最後一任大使安克志，也多次參加合辦的海線安全研討會。

而葛敦華也運用海線研究會的合作機制，請美國朋友撰寫台灣海峽安全問題宜如何合作的專題硏究報告。

就在葛敦華七年前以高齢90歲過世前，多國海線交通安全會議仍然進行。陳永康等海軍高階將領也一直支持。

近年每次和關中偶然相遇時，他都會很自然地提起對杭立武風範和學養的懷念。記得關中有一回曾經說過：「在我這一生中，最關心我的長官，就是杭先生和蔣先生。」

巧的是，杭立武和蔣彥士不僅是好友，而且始終有濃厚的師生情誼。

1981年的某一天下午，我奉命陪同杭立武的一位美國學界朋友，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拜會副秘書長陳履安。當我們結束拜會走到中央黨部大門口時，正巧遇見秘書長蔣彥士迎面進來。

蔣彥士很客氣地問我説，你屬於那一個單位。我恭敬回答説：「他是杭先生的客人。」蔣彥士一聽之下，特別告訴我説：「杭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在金陵大學擔任學生會會長的時候，杭先生就是我們學校的董事長。」

其實，蔣彥士在1978年擔任總統府秘書長期間，有幾次就從總統府一路步行到衡陽路100號8樓辦公室，找杭立武談話。

蔣彥士大概擔任國民黨秘書長達6年，是關中在擔任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及省黨部主任委員時期的長官。蔣彥士也很清楚杭立武對關中的欣賞及兩人之間的精誠合作。

杭立武其實經常和蔣彥士談論台灣的人權問題。例如，在王迎先1982年遭誤控刑求而痛苦跳河自殺的命案發生後，國內外輿論嚴厲抨擊。杭立武便以親筆函向蔣彥士力陳，政府必須向犯過的幾位刑警問責。

尤其，杭立武多次向蔣彥士提出我國學者所建議可以早日解除戒嚴的研究報告。可以這麼說，杭立武、蔣彥士和關中三人，有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特別緣份和感情，而且曾經一起在改善人權問題上，多所商議。

另外，1984年10月轟動國際的江南命案爆發時，杭立武和蔣彥士是談過該風暴的。

如今可以説了。杭立武當年私下透露，他到美國出差曾在紐約晉見蔣宋美齡女士，兩人談及江南案。蔣宋美齡當下的評論是：”It was stupid!”

邵玉銘在政治大學外交系就讀時，比關中高一屆。兩人大學畢業後，都通過外交官特考而進入外交部工作。

邵玉銘後來先赴美國波士頓著名的佛萊契爾法律暨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攻讀碩士學位，關中不久後也來到這裡。邵玉銘得碩士學位後，改到芝加哥大學歴史系攻讀博士學位。但是，他一直和佛萊契爾法律暨外交學院的幾位教授保持連繫。

關中在佛萊契爾法律暨外交學院攻獲博士學位後，即返國到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擔任專任教職。而邵玉銘則在攻得芝加哥大學歴史學博士後，進入聖母大學歴史系任教。

兩人的學術專長，都是中美外交關係。關中的博士論文是寫國共自1945年到1947年的談判，邵玉铭的博士論文，則是有關美國自中國抗戰勝利到大陸淪陷期間的對華外交政策。

在關中轉往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擔任副秘書長時，動見觀瞻，相當忙碌。他曾多次向杭立武表示希望辭去亞洲與世界社主任的職務，請杭立武聘請其他學者擔任。但是，杭立武認為關中是難得一見的好人才，一再慰留。

關中乃向杭立武建議，增聘蔡政文和曹俊漢兩位教授為副主任。蔡政文後來又引介吳榮義和林嘉誠兩位教授，經常參加亞洲與世界社的研究計畫及研討會。

有一回，關中在再度規劃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決定安排邀請邵玉銘自美國回來發表論文。

而杭立武在研討會會場，發現邵玉銘英文能力和學術根底俱佳，便表示非常歡迎邵玉銘回國服務。關中也甚為鼓勵。

邵玉銘返回美國之後，即保持密切連繫。他介紹哲學家杜威很重要的弟子胡克（Sidney Hook）教授，來台灣參加亞世社的硏討會。胡克和杜威一樣是無神論者，但是反對共產制度，而說的卻不是一般的八股論述。

當杭立武率領交通部長林金生、大法官李志鵬及葛敦華、莊銘耀兩位將軍到舊金山舉辦第一屆美台日韓「海線交通安全」(Sealane Security)研討會時，我以秘書職務向杭立武建議邀請邵玉銘，就近自印第安納州到舊金山弗里蒙特飯店一起開會。

關中在那個時候，是擔任國民黨台北市黨部的主任委員。他找到一個可以擴大亞洲與世界社硏究能量及動力的合作資源。當時我因為是亞洲與世界社秘書組的組長，便奉命草擬擴大後的年度預算。

正在亞洲與世界社進行擴大規模準備之際，邵玉銘獲得政大外交系禮聘為正教授，確定回國。杭立武和關中兩人遂決定，由關中升任為亞洲與世界社副董事長，聘請邵玉銘為主任。兩位副主任也都排定分工的職務。

此刻，我還記得杭立武指示我，在邵玉銘一家四口搭機於晚上返回桃園中正機場時，要準時辦好禮遇手續接機。

邵玉銘才華出衆，又口才便給，是媒體經常追訪評析時事的人物。馬英九總統當時在總統府任第一局副局長，和他也有交往。

邵玉銘是當年從政學者中，罕見未作過首長副手即獨當一面的人物。中年返國報效的邵玉銘，創意豐沛，執行力超強，在所有職位上，都很有建樹。

卲玉銘就任亞洲與世界社主任後，即創辦《亞洲與世界文摘月刊》，譯介國際上政治學名家的研究心得，對於國內從事國際關係實務工作的人士及硏究生，提供了參考上的便利。

他也讓兩位副主任全權發展和歐洲政界及學界的合作關係。原本人少兵精的亞洲與世界社，在擴大硏究能量後，真是如虎添翼，活力充沛，更加受到政府及媒體重視。

邵玉銘針對涉及台灣重大利益的國際關係課題，包括美國政府體制的「立法否決」(legislative veto)爭議，都會特別籌措經費，以高酬延請學者撰寫不定期的研究報告。

杭立武在1983年，和美國前眾議院重量級議員伍爾夫（今年5月方以102歳高齡過世）合作進行的特殊三國研討會，也是倚賴邵玉銘的執行力，才能夠成功地在今天的首爾舉行。

那次會議的代表團成員有：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魏鏞、劉介宙、陳明、蔡政文，及林鈺祥、簡又新兩位立法委員。邵玉銘臨時加邀年輕學者蘇起和沈呂巡參加。

伍爾夫是劉介宙介紹給杭立武的老朋友。而當初將伍爾夫介紹給劉介宙的人，是高玉樹。

伍爾夫在美國卡特政府和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時，擔任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的召集人。他在克里斯多福特使遭到國人丟擲雞蛋後，特地來台灣幫助我們。他是台灣關係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當時韓國全斗煥總統，和台灣的關係微妙，杭立武乃透過伍爾夫邀請美國5位現任眾議員及中央情報局卸任的局長威廉·柯爾比（William Colby)，一起到韓國舉辦三邊研討會。韓國政府的合辦單位，是外交部副部長李相玉所領導的外交安保研究院。

全斗煥在會議期間接見了美國代表團代表及我方的主要代表。那次會議，對穩定台灣和韓國的官方和民間關係，是很有幫助的。當時，大陸奪機「六義士」在韓國的司法服刑及引渡等爭議問題，正閙得沸沸揚揚。

多年後，劉介宙和我在紐約參加聯合國NGO年會後，曾經一起去伍爾夫在長島的寓所拜訪。他在家裏對於閲讀及書寫桌子的安排，令人迄今印象猶深。

邵玉銘確實創意豐富，他在1984年春天認為，亞洲與世界社不應該只有月刊在政府註冊，應該擴大更名為「中華民國亞洲與世界硏究中心」，並且向教育部申請正式立案，如此將可有利於長期存在及發展。杭立武和關中，也都贊成。杭立武平日便高度重視邵玉銘對很多事的見解。而關中也有很多事務，都請邵玉銘參加會商。

其後不久，卲玉銘率領我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去當面溝通。主管相關業務的科長，非常客氣。他在閱讀我們所準備的多年學術活動成果資料後，很支持我們的註冊目標。其實，邵玉銘可能事先已經有過努力和溝通。

就在當時，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奉准成立博士班。所裏規定所有博士生自第一屆起，必須作全職學生。我遂向杭立武和邵玉銘兩位長官提出辭職，而於7月31日離職。

有趣的是，我才剛要離職，蔣經國總統便召見邵玉銘，任命他為政大國關中心主任。杭立武很高興卲玉銘能夠去領導他自己曾經負責過的單位。但是，亞洲與世界社向教育部申請正式立案為研究中心的構想，就此停擺了。

回首看往事，亞洲與世界社創立7周年在辦公室舉辦的茶會，是杭立武、關中和邵玉銘三人跨世代精誠合作，在社會上獲得高度肯定的重要里程碑。

先是卲玉銘覺得亞世社的規模和成果，已經擴大，7周年的社慶會是別有意義的，應該要舉辦一個慶祝茶會。我索性建議，如果還能夠邀請一位重量級的國外大學者在茶會上演講，茶會的學術性及氛圍，都會更好。

數日之後，邵玉銘告訴我鼎鼎大名的美國柏克萊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史卡拉匹諾，人正在東京，而且在東京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講後，將來台灣訪問。邵玉銘指示我，打電話到東京洽邀史卡拉匹諾。結果，溝通很順利，他欣然同意。

那回的茶會請帖，是由杭立武、關中和卲玉銘3人共同具名的。請帖內寫明將會邀請史卡拉匹諾作專題演講。當時，史卡拉匹諾在台灣國際關係學界的名聲，如日中天。他在培育美國和國際的中國研究人才上的聲望，幾乎僅次於哈佛大學中國研究的創始者費正清教授。而他對台灣是很友善的。于右任的長孫于子橋教授，也是他很密切的門生。

當日，各大電視台都派來記者採訪社慶茶會，現場擠滿老中青研究國際政經關係的學者專家。蔣彥士和王昇也都親臨致賀。史卡拉匹諾的演講，相當引人入勝。三位主人熱誠招待各界友人，賓主齊歡的盛況，鼓舞三個夥伴單位的很多同仁。

杭立武日後多次高興地道及：茶會的成功，不是依靠他自己一個人的力量，而是依靠他們三人同心滙聚起來的力量。

而邵玉銘上回在電話上，也特別提到，他仍然保留著他們三人在茶會上的致詞稿。

2001年是杭立武逝世的10周年，關中記得很清楚。他特別安排要配合中國政治學會年會，舉辦對杭立武的追思演講會。

而杭紀東兄告訴我，他要邀請杭先生的親戚和故舊參加。我答應會找幾位年輕朋友去協助現場庶務。結果，專程去參加杭立武逝世10周年追思演講會的人士，非常踴躍。準備好的小紀念品，竟不夠分發。

關中當日特別邀請高齡91歲的李國鼎先生講述對杭立武的追憶。李國鼎在1934年獲得杭立武擔任總幹事的中英庚款董事會的獎助，去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在物理學上深造。

1937年對日抗戰一爆發，李國鼎便決定不續攻讀博士而歸國。當時杭立武方獲得蔣中正委員長批准，正在負責將故宮國寶分批船運至四川。杭立武見到李國鼎熱血返國，便任派李國鼎帶著家人，登船押送國寶西行。

李國鼎對兩人幾十年的緣份，口齒清晰地娓娓道來，與會嘉賓都聽得津津有味，深受感動。

那場演講會，很具有歴史意義和啟發性。那也可能是李國鼎一生中最後的一場公開演講。在台灣財經和科技建設上卓有功勛的李國鼎，在演講會後的兩個月左右，就辭世升天了。

杭立武生前，每道及中英庚款基金為國家所培育出來的優秀人才，都一定要提到李國鼎。關中安排的那場杭立武追思演講會，既是用心深刻，又非常有意義。

後來，杭立武在1948年底，又開始負責將故宮國寶運來台灣，所以曾經被中共通緝為十大戰犯之一。

屆齡而完全退休已滿兩年。這一生，1991年在莫斯科見到蘇聯的軍事政變，2001年在紐約市目睹世貿雙星大廈被撞毀，都是碰巧的事。而青年時期親歷杭立武、關中和邵玉銘三傑互相欣賞，又互相成就而彼此輝映的那段時光，實在是是一段特別的回憶。

台灣同輩有好幾位杭先生的部屬，都能見證他們三人情義深厚的交誼與合作。

體會邵先生珍惜這段回憶，謹以腦海中尚存的粗略印象，簡要寫出。

文稿在刊佈之前，不及請老長官、老同仁先行指正，錯誤和疏漏恐在所難免。

最後，敬以數語，恭向杭先生超凡的眼界、衝勁和典範，表達由衷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