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溫度的台灣史──1945~1949》( 6)悲劇 二二八,人性發微光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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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溫度的台灣史──1945~1949》( 6)悲劇 二二八,人性發微光
2021-06-10 09: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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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

 

從蕭乾筆下那寧靜、文明、進步的台灣,一夕間轉變為暴力、仇恨、對抗的台灣,那是需要多大的壓抑與憤怒?

 

誰又會想到懷抱著夢想的陳儀,來台灣才一年半不到,就帶來這麼大的民怨,僅僅是一個賣菸婦人的取締事件,小小的擦槍走火,就演變為遍地的烽火。

 

全台灣暴動既起,陳儀長官總是得想辦法解決。他起先採取鎮壓的高姿態。二二八當夜,下戒嚴令,警察趁這個機會出來鎮壓群眾,在卡車上架著機槍,沿街掃射,不少無辜民眾被射殺,曝屍街頭。

 

三月一日,民眾開始進攻政府機關與外省人所開的商店,乃至於一些外省公務員的宿舍,也成為攻擊目標。許多外省人尋求台灣朋友的保護,偷偷藏匿起來,全台各地都有此種案例。例如,抗日知名的台灣義勇隊長李友邦的家,成為義勇隊同志的避難所;霧峰林家則在房子的夾層中,保護了嚴家淦。台北市內的外省官員則帶著家眷,集中到長官公署,他們派了重兵加以保護。

 

然而,靠著群眾暴動,不斷擴大下去,就只能是推翻政權,但群眾能不能建立政權,建立什麼樣的政權是另一回事。二二八終究是一場偶發性暴動,民眾只是為了洩憤,等到衝突升高,平時有怨恨的人,如戰後從海南島、福建歸來的台灣兵。他們被日本遺棄,無法遣返,又被中國老百姓當漢奸追打,回來台灣又失業,內心憤恨不平;又如本來是日本利用去大陸做生意的浪人,現在無業難以生存等,難免趁機出來報復。但在一般農村、鄉下反而比較平靜。

 

而過去是抗日的知識份子、農民組合幹部等,卻感到這樣的台灣會演變成亂局,試圖出來組織群眾,以建立一個可以反抗、可以談判、可以自主的群眾團體。

 

此時,台灣省國大代表、參政員、省參議員等政治界領袖都知道事態嚴重,為了解決問題,決定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向長官公署提出四項要求,包括:解除戒嚴,釋放被拘捕民眾,飭令軍憲警不得開槍不得濫捕濫打民眾,官民合組處理委員會等。試圖以此訴求,平息群眾。

 

陳儀當場接受了。他還以廣播宣佈,一日晚十二時起解除戒嚴,也同意組成「處理委員會」,並派員參加。由於如此宣佈,省籍矛盾的衝突得到緩和,從此較少有民眾暴打的事件發生。

 

然而全台灣各地的暴動已成燎原之勢,失去了控制。

 

基隆靠近台北,很快發生衝突,民眾想攻佔基隆要塞,佔領碼頭。要塞司令部下令開槍還擊,無情射殺,群眾死傷不少。

 

新竹則攻佔了警察局、市政府,甚至自行改選市長。縣長朱文伯的家中被搜出現金三百萬。

 

台中市因有日據時期台共領袖謝雪紅的領導,她在蘇聯受過軍事訓練,指揮群眾迅速攻佔七五供應站、飛機場倉庫、軍用被服廠等,市政府也很快攻陷。整個台中由其控制,她發揮組織長才,將青年與受過訓練的舊日本兵納入統籌,並將外省人集中,以便保護其人身安全。由於擁有武器,她組成「二七部隊」,建立指揮系統,並派人至嘉義連絡,準備去支援攻打嘉義水上機場。

 

嘉義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部主任陳復志領導,組成隊伍;同時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張志忠、陳纂地等人,也組成「嘉南縱隊」,攻打飛機場和軍械庫,以進行武裝。阿里山的原住民也衝下山來,憑著他們的勇武善戰,參與反抗軍,幫助攻打機場,維護社會秩序。

 

台南、屏東情形比較混亂,民眾攻打之後,迅速由地方士紳組成處理委員會,以避免混亂的擴大,演變成無政府狀態的搶劫。高雄則以攻打高雄要塞司令部為主,雙方激戰,由於要塞擁有強大武力,群眾死傷慘重。

 

二二八事件不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而無組織群眾竟能在最短時間內攻佔各個政府機關、軍事基地、機場公路等,其戰鬥力未免也太強了。此中有無內幕?

 

內幕在於:政府部門中有九十%台籍警察,以及部份低層的公務員,他們平日即看不慣貪污腐敗的統治,更因身為台灣人受到歧視性待遇,薪水比外省警察低、地位差,還常常被罵日本奴才,心中早有不滿。事變一發生,他們轉作內應,內外夾攻,把警察局的武器都搬出來供群眾使用。

 

也因為無組織,無計劃,各地狀況混亂,北中南消息不通,各地情況不一,武力強弱不明,無法即時互相支援。因此雖然一些地方擁有槍械,卻未能即時調動,充份運用。為了統合組織,三月四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即通知各縣市成立分會,並向工商銀行強提二千萬元以供該會的經費之用,同時藉由廣播,宣傳各地現況,以互通消息。

 

為了和陳儀政府協調解決方案,三月五日處理委員會決定該會的組織大綱,並通過政治改革案,其要點包括:一,公署秘書長及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處長及法制委員會過半數之委員應以本省人充任。二,公營事業歸本省人負責經營。三,立刻實行縣市長民選。四,撤銷專賣局。五,撤銷貿易局及宣傳委員會。六,保障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七,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

 

從要求的要點,也可以看出當日台灣人飽受歧視待遇之苦,渴望民主自治的心願,因此有非常強烈的自治意味。

 

然而,處理委員會乃是各方民意領袖的總合,本身即意見紛歧,再加上向政府爭取各種權力,要如何分配呢?處理委員會迅速變成各方爭權奪利的中心,矛盾叢生,流言四起,互相攻訐。用陳逸松的話說:那種場面很難看。

 

陳儀也看出了他們的矛盾,就利用自己的權力,拉一派打一派,中統軍統的特務也派人加以滲透,因此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正式提出改革政治方案的九項要求,內容與前述雷同,但條件提得更高;並以台灣省參政會的名義致電中央政府。

 

是日,陳儀做了二二八事件後的第三次演講,宣佈盡可能採納民意要求:一,改組行政長官公署為省政府。二,各廳處長盡量任用本省人,並希望民意機關推選適當人員。三,各縣市長定七月一日民選。此一宣佈,等於陳儀完全同意了委員會自治的要求。如果雙方獲得結論,事件應可平息。

 

但陳儀的策略不在於此,而是暫時先答應要求,拖延時間,等待南京政府派出的二十一師軍隊的到來。同時他策動內應,故意在處委會提出各種更激進、更擴大權力的要求,如果有人反對,就指責是投靠陳儀的投機份子,儘量讓會議爭議下去,無法做成決議,讓處理委員會癱瘓。三月七日後,委員會被迫重提出四十二條要求,如此一來,等於推翻了前面已獲得的協議,一切重來。然而四十二條要求太過繁瑣且政治陳義太高,授陳儀以「逾越政治改革,想謀反」的把柄。

 

三月八日,國軍二十一師抵達基隆,當晚,陳儀態度丕變,他立即宣佈戒嚴,開始全台的鎮壓搜捕。國軍從北向南,以「掃蕩民變土匪」的戰略,凡遇抵抗,或者民眾有抗議,一路以機槍掃射鎮壓,造成許多無辜民眾的傷亡,而憲警則隨後進行搜捕。

 

由於在戰亂鎮壓的時局下,沒有公開的法律審判,更沒有所謂證據判刑的程序,所有嫌疑人不分青紅皂白,迅速被槍決。許多無辜者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死在刑場,甚至是市街的公開槍決。最悲慘的例子,莫過於嘉義畫家陳澄波,他平時很少參與政治,卻不知道為什麼被帶走槍決;而台南議長湯德彰不願意出賣他人,竟於槍決後被暴屍在公園三天,作為示眾。

 

悲劇的關鍵,是台灣人內部矛盾,爭權奪利,甚至去告密揭發,趁亂夾怨誣陷,置人於死地。一些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他們一直是機會主義者,正好利用這個時機,投身成為國民黨特務機構的爪牙,將一些地方上的領袖密告出去,結果,原本只是想出來平息事變,為維持地方秩序而領導處理委員會的地方領袖,就這樣被逮捕,甚至被槍決了。如果不是這些台籍人士的相互出賣,從大陸來的鎮壓部隊人生地不熟,怎麼知道要抓誰槍決誰呢?

 

台南的湯德彰、黃媽典即是如此。而台北的陳炘,即傳聞因他擔任華南銀行的董事、握有大量股權有關,有人想藉此除去他,佔有他的股權。這種台灣人之間的出賣,是更致命的要害。

 

陳逸松、吳濁流、吳新榮的書中都曾寫到,這是二二八事件中,最不堪的人性醜陋面。然而無論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變局下的人性確乎就是如此。光榮的犧牲,投機的變節,理想的堅持,醜惡的出賣,總是並存。台灣人沒有例外。

 

國軍清鄉式的掃蕩鎮壓後,國民政府也知道台灣人心不平,不會就此甘休,為了平息民憤,很快把二十一師調走,改派青年軍來台鎮守。青年軍以年輕而有一些知識能力的青年為主,能與百姓有較好的相處,改善軍民關係,消弭仇恨。而原行政長官公署則取消,改為台灣省政府,由魏道明擔任首任省主席。同時對二二八的處理也很快改採寬大政策,對自首而情節不嚴重者不予追究。

 

二二八的鎮壓總計有多少人死亡,一直成謎。當時比較有組織的共產黨團體,如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與張志忠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因了解國軍的鎮壓暴力而及時撤退,台中嘉義未有太大死傷。

 

但一般民眾缺乏對國軍鎮壓的暴力本質的認知,最多只有二戰去南洋當軍伕、打仗的經驗,根本不了解真正的鎮壓是怎麼一回事。等到鎮壓真正來臨,才在驚惶中戰慄躲避,暗夜噤聲,卻已經來不及了。

 

戴國煇曾說過,台灣人對中國的認知是INNOCENCE,說好聽是天真,說難聽是對現實的無知。和祖國隔絕了五十年的台灣人,不僅不了解大陸的政治現實、抗日的困難真相、國共鬥爭內戰、國民黨內派系矛盾等,甚至對大陸的鎮壓之慘烈,一無所知,陷入巨大危險而不自知,反而以一種質樸的憤怒,直接的反抗,以為靠群眾暴動,就可以打敗國軍,最後遭受慘重死傷,這才是悲劇的根源。

 

然而,二二八還是有溫暖的故事。陳儀的外甥叫丁名楠,他隨著陳儀來台,擔任台南縣曾文區長,三十出頭,個性溫和,處事公正,也會買教科書捐給學校的孩子讀,關心教育,在地方上有很好的口碑。二二八的時候,地方青年和學生組成的自衛隊怕外省人受到攻擊,主動把他們集中到宿舍住著,加以保護。丁名楠沒被限制行動,照常去區長辦公室上下班,只是此時也只能看看書,靜待時局演變。

 

等到國軍二十一師上岸,開始由北到南的鎮壓,三月中旬,快到嘉義,自衛隊的青年情緒激動,想衝到嘉義和國軍一拼。丁名楠聽到傳聞,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主動約了曾文區自衛隊來談。那一天,大約有七、八名自衛隊員,帶著下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槍,到區長辦公室。

 

丁名楠在辦公室外頭等他們。他語氣溫和的說:「國軍已經快到了,我希望自衛隊即日起自動解散,把取自警察所槍械庫的所有武器繳回,各自回家,至於本地區的治安,由少數留在職位上的警察和民間義警來維持,只要接受我的建議,我會回報上面,本地區的治安已經回復不須派遣軍隊進駐。」

 

正在為國軍南下的鎮壓而悲憤難抑的自衛隊員,聽到丁名楠這麼說,簡直氣瘋了。心想,這難道是他聽到國軍要來,就立場轉趨強硬,威脅我們投降嗎?此時有人用日語下了「舉槍」的指令,帶刺槍口指向丁名楠。

 

丁名楠也滿臉激動,但他沒有恐懼畏縮的樣子,用低沈的聲音說:「你們不了解軍隊的鎮壓,那是很慘的,」他說不下去,只望著隊員說:「既然各位不了解我的苦心……」,他緩緩解開上衣,露出胸膛,無畏的站在槍口之面。

 

自衛隊員舉著槍,等待隊長,或者什麼人下一聲命令。可是沒人說出來。在十幾秒的時間裡,兩行淚水從丁名楠的眼睛裡落下。

 

這時有一個隊員,用一種日式的敬語說:「可敬的對手!」而後放下了槍。隊員就這樣默默離去。

 

兩天後,麻豆的自衛隊自動解散。丁名楠遵守他的承諾。向上級報告此地在事變中,沒有發生過嚴重的騷亂,恢復秩序,要求軍隊不要進駐。就這樣避免了曾文區的傷亡。

 

這是當天在現場的自衛隊員親口告訴林書揚的故事。

 

這故事說明,陳儀所帶來的官員之中,仍有正直而具有理想性的人,只是來接收的人太多,龍蛇雜處,各路人馬都有,而當時的中國仍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階段,缺乏法治觀念,沒有公民意識,戰亂流離,官匪難分,貪污腐敗,特權橫行,所有黨政軍接收者的習性,其實只是中國百年亂世的一種必然反映而已。

 

二二八之後,所有人彷彿都忘了那個引起大暴動的賣菸婦人,到那裡去了?

 

林江邁先是被送到醫院治療,後由家人接返桃園,過了一陣子,等風波平息之後,她仍帶著她的香菸攤子,到南京西路附近,離事發地點天馬茶房不遠的日新國小(連戰曾就讀於這一所小學)旁的圍牆邊,照樣賣她的香菸。她總是把自己梳理得乾乾淨淨,坐在圍牆邊的樹蔭下。對面就是遠東戲院,看完了戲,有人會來買香菸。再沒有人知道,那個瘦瘦小小的婦人,就是引起全台大暴動的女人。陪伴她的,還是那個最小的女兒林明珠。她那年十歲,陪著母親走過最艱難的時光。

 

一九五○年代,林明珠長成了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她曾經去一個外省人家庭幫傭。那時,負責政府高官維安工作的特警隊宿舍就在附近,離林江邁的攤子不遠。有一個年輕人偶而會來買菸。有時太晚了,他看林江邁一個小婦人揹那麼重的香菸架子可憐,便幫她扛回家。他叫曾德順,是陳誠的隨扈,山西來的小夥子,因為幫哥哥去服兵役,就跟了國軍來到台灣。

 

日子久了,總是勞煩人家,林江邁覺得不好意思,就煮了一桌菜,請警衛隊的人來吃飯。看著在一旁幫忙的林明珠長得清秀,警衛隊的人就想撮合還單身的曾德順。曾德順看林明珠樸實開朗,溫柔顧家,就決定提親。等到結了婚,去辦理登記,才知道他的丈母娘是「二二八那個賣菸婦人」。可是他並不在意,只說:事情都過去了,有什麼關係?她還不是平平常常,好好過日子。

 

林江邁的家人都反對這個婚姻,甚至不願意把喜餅拿去送人,覺得丟臉。但林江邁不在乎,她只要女兒嫁一個正直溫厚的好人,這才是一輩子的事。曾德順對林江邁非常孝順,侍奉她到終老。

 

這一對風暴後結合的本省外省婚姻,走過風風雨雨的一輩子,卻永遠相攜相愛。曾德順曾罹患腦炎,瀕臨死亡,還是靠著林明珠日日夜夜照顧,才挽回一命。我在二○○八年為這一對患難而恩愛的夫妻,做過一部記錄片〈尋找二二八的沈默母親〉,那時他們還緊緊的握著手,一起接受採訪。

 

彷彿所有的省籍矛盾,族群衝突,在林江邁與林明珠的身上未曾留下傷痕。那個造成風暴的人,早已走出風暴,然而整個社會的傷害卻已經造成。特別是台灣精英的死亡,有一種指標的作用。如:

林茂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博士。

陳澄波:畫家,台灣首位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受聘擔任上海新華藝專西畫系教授兼系主任、上海昌明藝專教授兼主任。1931年獲選為「當代十二位代表畫家」之一,作品參與美國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之展出)。

陳炘:台北師範學校畢業、美國愛荷華吉奈爾學院就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

阮朝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福島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台灣新生報》總經理。

宋斐如: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唯一一位一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

王育霖:日治時期的律師、台灣第一位檢察官,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查緝新竹市長郭紹宗少將(河南人)涉貪污奶粉案時倍受打壓,因此案成為國民政府的眼中釘。

張七郎: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醫師、花蓮縣參議會議長。二戰結束後,張七郎在花蓮籌建一個高大的牌樓歡迎國民政府,並要求三個兒子盡速返台服務。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長子張宗仁醫師先被軍人以士兵上吐下瀉需要醫治為由騙出門,而後張七郎與三子張果仁醫師被軍人強行帶走,三人均以繩子反縛手背後,於鳳林郊外的公墓遭到槍決。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軍人報復。其次子張依仁醫師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感謝紙),才免去殺身之禍,後來避居日本。

 

以上只是少數典型,還有更多知識精英死於二二八事件。如此橫暴鎮壓,台灣民眾固然畏威而噤聲,但知識份子內心如何平息?

 

台灣的反抗運動自此轉入地下。台灣人開始認知到中國的現實,而此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在大陸,除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還有一個「紅色祖國」,既然要反抗國民黨,要為二二八事件討回公道,唯有與中國的反獨裁、反內戰社會運動結合……。

 

至於二二八事件造成多少死傷,依據〈二二八基金會〉的統計,向該會申請補償的有效案件:已審件數:2728件,其中成立件數2266件(死亡案682件,失蹤案178件,羈押、徒刑等1406件)。然而「賠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受難數字」,這是由於二二八之後,歷經白色恐怖的戒嚴年代,民眾對此噤聲,許多歷史文件被隱藏銷毀,有的已無家屬,有的因為事件家破人亡無法追查,有的家屬因為痛心而流亡海外,更有家屬拒絕補償…。

 

特別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針對匪諜嫌疑、反抗運動、學生讀書會等而展開的全面清鄉,造成更大的搜捕、槍決、冤獄、刑死。人們無以名之(白色恐怖一詞還是1980年代末才有的名詞),再加上受難者多為因二二八事件之後而起來反抗者,因此總是被人們用「二二八事件」來作為全稱。於是二二八的死傷人數就從事件當時的死傷,延伸為一個歷史時期(約從1947 年到1954年)的政治受難者的總合,以至於對二二八的死傷者難有一個共同的說法。直到1990年代,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補償才加以區隔。這恐怕也是歷史的必然吧。

(7之6)

 

編輯人語

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

 

從蕭乾筆下那寧靜、文明、進步的台灣,一夕間轉變為暴力、仇恨、對抗的台灣,那是需要多大的壓抑與憤怒?

 

誰又會想到懷抱著夢想的陳儀,來台灣才一年半不到,就帶來這麼大的民怨,僅僅是一個賣菸婦人的取締事件,小小的擦槍走火,就演變為遍地的烽火。

 

全台灣暴動既起,陳儀長官總是得想辦法解決。他起先採取鎮壓的高姿態。二二八當夜,下戒嚴令,警察趁這個機會出來鎮壓群眾,在卡車上架著機槍,沿街掃射,不少無辜民眾被射殺,曝屍街頭。

 

三月一日,民眾開始進攻政府機關與外省人所開的商店,乃至於一些外省公務員的宿舍,也成為攻擊目標。許多外省人尋求台灣朋友的保護,偷偷藏匿起來,全台各地都有此種案例。例如,抗日知名的台灣義勇隊長李友邦的家,成為義勇隊同志的避難所;霧峰林家則在房子的夾層中,保護了嚴家淦。台北市內的外省官員則帶著家眷,集中到長官公署,他們派了重兵加以保護。

 

然而,靠著群眾暴動,不斷擴大下去,就只能是推翻政權,但群眾能不能建立政權,建立什麼樣的政權是另一回事。二二八終究是一場偶發性暴動,民眾只是為了洩憤,等到衝突升高,平時有怨恨的人,如戰後從海南島、福建歸來的台灣兵。他們被日本遺棄,無法遣返,又被中國老百姓當漢奸追打,回來台灣又失業,內心憤恨不平;又如本來是日本利用去大陸做生意的浪人,現在無業難以生存等,難免趁機出來報復。但在一般農村、鄉下反而比較平靜。

 

而過去是抗日的知識份子、農民組合幹部等,卻感到這樣的台灣會演變成亂局,試圖出來組織群眾,以建立一個可以反抗、可以談判、可以自主的群眾團體。

 

此時,台灣省國大代表、參政員、省參議員等政治界領袖都知道事態嚴重,為了解決問題,決定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向長官公署提出四項要求,包括:解除戒嚴,釋放被拘捕民眾,飭令軍憲警不得開槍不得濫捕濫打民眾,官民合組處理委員會等。試圖以此訴求,平息群眾。

 

陳儀當場接受了。他還以廣播宣佈,一日晚十二時起解除戒嚴,也同意組成「處理委員會」,並派員參加。由於如此宣佈,省籍矛盾的衝突得到緩和,從此較少有民眾暴打的事件發生。

 

然而全台灣各地的暴動已成燎原之勢,失去了控制。

 

基隆靠近台北,很快發生衝突,民眾想攻佔基隆要塞,佔領碼頭。要塞司令部下令開槍還擊,無情射殺,群眾死傷不少。

 

新竹則攻佔了警察局、市政府,甚至自行改選市長。縣長朱文伯的家中被搜出現金三百萬。

 

台中市因有日據時期台共領袖謝雪紅的領導,她在蘇聯受過軍事訓練,指揮群眾迅速攻佔七五供應站、飛機場倉庫、軍用被服廠等,市政府也很快攻陷。整個台中由其控制,她發揮組織長才,將青年與受過訓練的舊日本兵納入統籌,並將外省人集中,以便保護其人身安全。由於擁有武器,她組成「二七部隊」,建立指揮系統,並派人至嘉義連絡,準備去支援攻打嘉義水上機場。

 

嘉義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部主任陳復志領導,組成隊伍;同時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張志忠、陳纂地等人,也組成「嘉南縱隊」,攻打飛機場和軍械庫,以進行武裝。阿里山的原住民也衝下山來,憑著他們的勇武善戰,參與反抗軍,幫助攻打機場,維護社會秩序。

 

台南、屏東情形比較混亂,民眾攻打之後,迅速由地方士紳組成處理委員會,以避免混亂的擴大,演變成無政府狀態的搶劫。高雄則以攻打高雄要塞司令部為主,雙方激戰,由於要塞擁有強大武力,群眾死傷慘重。

 

二二八事件不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而無組織群眾竟能在最短時間內攻佔各個政府機關、軍事基地、機場公路等,其戰鬥力未免也太強了。此中有無內幕?

 

內幕在於:政府部門中有九十%台籍警察,以及部份低層的公務員,他們平日即看不慣貪污腐敗的統治,更因身為台灣人受到歧視性待遇,薪水比外省警察低、地位差,還常常被罵日本奴才,心中早有不滿。事變一發生,他們轉作內應,內外夾攻,把警察局的武器都搬出來供群眾使用。

 

也因為無組織,無計劃,各地狀況混亂,北中南消息不通,各地情況不一,武力強弱不明,無法即時互相支援。因此雖然一些地方擁有槍械,卻未能即時調動,充份運用。為了統合組織,三月四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即通知各縣市成立分會,並向工商銀行強提二千萬元以供該會的經費之用,同時藉由廣播,宣傳各地現況,以互通消息。

 

為了和陳儀政府協調解決方案,三月五日處理委員會決定該會的組織大綱,並通過政治改革案,其要點包括:一,公署秘書長及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處長及法制委員會過半數之委員應以本省人充任。二,公營事業歸本省人負責經營。三,立刻實行縣市長民選。四,撤銷專賣局。五,撤銷貿易局及宣傳委員會。六,保障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七,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

 

從要求的要點,也可以看出當日台灣人飽受歧視待遇之苦,渴望民主自治的心願,因此有非常強烈的自治意味。

 

然而,處理委員會乃是各方民意領袖的總合,本身即意見紛歧,再加上向政府爭取各種權力,要如何分配呢?處理委員會迅速變成各方爭權奪利的中心,矛盾叢生,流言四起,互相攻訐。用陳逸松的話說:那種場面很難看。

 

陳儀也看出了他們的矛盾,就利用自己的權力,拉一派打一派,中統軍統的特務也派人加以滲透,因此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正式提出改革政治方案的九項要求,內容與前述雷同,但條件提得更高;並以台灣省參政會的名義致電中央政府。

 

是日,陳儀做了二二八事件後的第三次演講,宣佈盡可能採納民意要求:一,改組行政長官公署為省政府。二,各廳處長盡量任用本省人,並希望民意機關推選適當人員。三,各縣市長定七月一日民選。此一宣佈,等於陳儀完全同意了委員會自治的要求。如果雙方獲得結論,事件應可平息。

 

但陳儀的策略不在於此,而是暫時先答應要求,拖延時間,等待南京政府派出的二十一師軍隊的到來。同時他策動內應,故意在處委會提出各種更激進、更擴大權力的要求,如果有人反對,就指責是投靠陳儀的投機份子,儘量讓會議爭議下去,無法做成決議,讓處理委員會癱瘓。三月七日後,委員會被迫重提出四十二條要求,如此一來,等於推翻了前面已獲得的協議,一切重來。然而四十二條要求太過繁瑣且政治陳義太高,授陳儀以「逾越政治改革,想謀反」的把柄。

 

三月八日,國軍二十一師抵達基隆,當晚,陳儀態度丕變,他立即宣佈戒嚴,開始全台的鎮壓搜捕。國軍從北向南,以「掃蕩民變土匪」的戰略,凡遇抵抗,或者民眾有抗議,一路以機槍掃射鎮壓,造成許多無辜民眾的傷亡,而憲警則隨後進行搜捕。

 

由於在戰亂鎮壓的時局下,沒有公開的法律審判,更沒有所謂證據判刑的程序,所有嫌疑人不分青紅皂白,迅速被槍決。許多無辜者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死在刑場,甚至是市街的公開槍決。最悲慘的例子,莫過於嘉義畫家陳澄波,他平時很少參與政治,卻不知道為什麼被帶走槍決;而台南議長湯德彰不願意出賣他人,竟於槍決後被暴屍在公園三天,作為示眾。

 

悲劇的關鍵,是台灣人內部矛盾,爭權奪利,甚至去告密揭發,趁亂夾怨誣陷,置人於死地。一些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他們一直是機會主義者,正好利用這個時機,投身成為國民黨特務機構的爪牙,將一些地方上的領袖密告出去,結果,原本只是想出來平息事變,為維持地方秩序而領導處理委員會的地方領袖,就這樣被逮捕,甚至被槍決了。如果不是這些台籍人士的相互出賣,從大陸來的鎮壓部隊人生地不熟,怎麼知道要抓誰槍決誰呢?

 

台南的湯德彰、黃媽典即是如此。而台北的陳炘,即傳聞因他擔任華南銀行的董事、握有大量股權有關,有人想藉此除去他,佔有他的股權。這種台灣人之間的出賣,是更致命的要害。

 

陳逸松、吳濁流、吳新榮的書中都曾寫到,這是二二八事件中,最不堪的人性醜陋面。然而無論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變局下的人性確乎就是如此。光榮的犧牲,投機的變節,理想的堅持,醜惡的出賣,總是並存。台灣人沒有例外。

 

國軍清鄉式的掃蕩鎮壓後,國民政府也知道台灣人心不平,不會就此甘休,為了平息民憤,很快把二十一師調走,改派青年軍來台鎮守。青年軍以年輕而有一些知識能力的青年為主,能與百姓有較好的相處,改善軍民關係,消弭仇恨。而原行政長官公署則取消,改為台灣省政府,由魏道明擔任首任省主席。同時對二二八的處理也很快改採寬大政策,對自首而情節不嚴重者不予追究。

 

二二八的鎮壓總計有多少人死亡,一直成謎。當時比較有組織的共產黨團體,如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與張志忠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因了解國軍的鎮壓暴力而及時撤退,台中嘉義未有太大死傷。

 

但一般民眾缺乏對國軍鎮壓的暴力本質的認知,最多只有二戰去南洋當軍伕、打仗的經驗,根本不了解真正的鎮壓是怎麼一回事。等到鎮壓真正來臨,才在驚惶中戰慄躲避,暗夜噤聲,卻已經來不及了。

 

戴國煇曾說過,台灣人對中國的認知是INNOCENCE,說好聽是天真,說難聽是對現實的無知。和祖國隔絕了五十年的台灣人,不僅不了解大陸的政治現實、抗日的困難真相、國共鬥爭內戰、國民黨內派系矛盾等,甚至對大陸的鎮壓之慘烈,一無所知,陷入巨大危險而不自知,反而以一種質樸的憤怒,直接的反抗,以為靠群眾暴動,就可以打敗國軍,最後遭受慘重死傷,這才是悲劇的根源。

 

然而,二二八還是有溫暖的故事。陳儀的外甥叫丁名楠,他隨著陳儀來台,擔任台南縣曾文區長,三十出頭,個性溫和,處事公正,也會買教科書捐給學校的孩子讀,關心教育,在地方上有很好的口碑。二二八的時候,地方青年和學生組成的自衛隊怕外省人受到攻擊,主動把他們集中到宿舍住著,加以保護。丁名楠沒被限制行動,照常去區長辦公室上下班,只是此時也只能看看書,靜待時局演變。

 

等到國軍二十一師上岸,開始由北到南的鎮壓,三月中旬,快到嘉義,自衛隊的青年情緒激動,想衝到嘉義和國軍一拼。丁名楠聽到傳聞,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主動約了曾文區自衛隊來談。那一天,大約有七、八名自衛隊員,帶著下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槍,到區長辦公室。

 

丁名楠在辦公室外頭等他們。他語氣溫和的說:「國軍已經快到了,我希望自衛隊即日起自動解散,把取自警察所槍械庫的所有武器繳回,各自回家,至於本地區的治安,由少數留在職位上的警察和民間義警來維持,只要接受我的建議,我會回報上面,本地區的治安已經回復不須派遣軍隊進駐。」

 

正在為國軍南下的鎮壓而悲憤難抑的自衛隊員,聽到丁名楠這麼說,簡直氣瘋了。心想,這難道是他聽到國軍要來,就立場轉趨強硬,威脅我們投降嗎?此時有人用日語下了「舉槍」的指令,帶刺槍口指向丁名楠。

 

丁名楠也滿臉激動,但他沒有恐懼畏縮的樣子,用低沈的聲音說:「你們不了解軍隊的鎮壓,那是很慘的,」他說不下去,只望著隊員說:「既然各位不了解我的苦心……」,他緩緩解開上衣,露出胸膛,無畏的站在槍口之面。

 

自衛隊員舉著槍,等待隊長,或者什麼人下一聲命令。可是沒人說出來。在十幾秒的時間裡,兩行淚水從丁名楠的眼睛裡落下。

 

這時有一個隊員,用一種日式的敬語說:「可敬的對手!」而後放下了槍。隊員就這樣默默離去。

 

兩天後,麻豆的自衛隊自動解散。丁名楠遵守他的承諾。向上級報告此地在事變中,沒有發生過嚴重的騷亂,恢復秩序,要求軍隊不要進駐。就這樣避免了曾文區的傷亡。

 

這是當天在現場的自衛隊員親口告訴林書揚的故事。

 

這故事說明,陳儀所帶來的官員之中,仍有正直而具有理想性的人,只是來接收的人太多,龍蛇雜處,各路人馬都有,而當時的中國仍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階段,缺乏法治觀念,沒有公民意識,戰亂流離,官匪難分,貪污腐敗,特權橫行,所有黨政軍接收者的習性,其實只是中國百年亂世的一種必然反映而已。

 

二二八之後,所有人彷彿都忘了那個引起大暴動的賣菸婦人,到那裡去了?

 

林江邁先是被送到醫院治療,後由家人接返桃園,過了一陣子,等風波平息之後,她仍帶著她的香菸攤子,到南京西路附近,離事發地點天馬茶房不遠的日新國小(連戰曾就讀於這一所小學)旁的圍牆邊,照樣賣她的香菸。她總是把自己梳理得乾乾淨淨,坐在圍牆邊的樹蔭下。對面就是遠東戲院,看完了戲,有人會來買香菸。再沒有人知道,那個瘦瘦小小的婦人,就是引起全台大暴動的女人。陪伴她的,還是那個最小的女兒林明珠。她那年十歲,陪著母親走過最艱難的時光。

 

一九五○年代,林明珠長成了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她曾經去一個外省人家庭幫傭。那時,負責政府高官維安工作的特警隊宿舍就在附近,離林江邁的攤子不遠。有一個年輕人偶而會來買菸。有時太晚了,他看林江邁一個小婦人揹那麼重的香菸架子可憐,便幫她扛回家。他叫曾德順,是陳誠的隨扈,山西來的小夥子,因為幫哥哥去服兵役,就跟了國軍來到台灣。

 

日子久了,總是勞煩人家,林江邁覺得不好意思,就煮了一桌菜,請警衛隊的人來吃飯。看著在一旁幫忙的林明珠長得清秀,警衛隊的人就想撮合還單身的曾德順。曾德順看林明珠樸實開朗,溫柔顧家,就決定提親。等到結了婚,去辦理登記,才知道他的丈母娘是「二二八那個賣菸婦人」。可是他並不在意,只說:事情都過去了,有什麼關係?她還不是平平常常,好好過日子。

 

林江邁的家人都反對這個婚姻,甚至不願意把喜餅拿去送人,覺得丟臉。但林江邁不在乎,她只要女兒嫁一個正直溫厚的好人,這才是一輩子的事。曾德順對林江邁非常孝順,侍奉她到終老。

 

這一對風暴後結合的本省外省婚姻,走過風風雨雨的一輩子,卻永遠相攜相愛。曾德順曾罹患腦炎,瀕臨死亡,還是靠著林明珠日日夜夜照顧,才挽回一命。我在二○○八年為這一對患難而恩愛的夫妻,做過一部記錄片〈尋找二二八的沈默母親〉,那時他們還緊緊的握著手,一起接受採訪。

 

彷彿所有的省籍矛盾,族群衝突,在林江邁與林明珠的身上未曾留下傷痕。那個造成風暴的人,早已走出風暴,然而整個社會的傷害卻已經造成。特別是台灣精英的死亡,有一種指標的作用。如:

林茂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博士。

陳澄波:畫家,台灣首位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受聘擔任上海新華藝專西畫系教授兼系主任、上海昌明藝專教授兼主任。1931年獲選為「當代十二位代表畫家」之一,作品參與美國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之展出)。

陳炘:台北師範學校畢業、美國愛荷華吉奈爾學院就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

阮朝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福島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台灣新生報》總經理。

宋斐如: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唯一一位一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

王育霖:日治時期的律師、台灣第一位檢察官,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查緝新竹市長郭紹宗少將(河南人)涉貪污奶粉案時倍受打壓,因此案成為國民政府的眼中釘。

張七郎: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醫師、花蓮縣參議會議長。二戰結束後,張七郎在花蓮籌建一個高大的牌樓歡迎國民政府,並要求三個兒子盡速返台服務。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長子張宗仁醫師先被軍人以士兵上吐下瀉需要醫治為由騙出門,而後張七郎與三子張果仁醫師被軍人強行帶走,三人均以繩子反縛手背後,於鳳林郊外的公墓遭到槍決。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軍人報復。其次子張依仁醫師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感謝紙),才免去殺身之禍,後來避居日本。

 

以上只是少數典型,還有更多知識精英死於二二八事件。如此橫暴鎮壓,台灣民眾固然畏威而噤聲,但知識份子內心如何平息?

 

台灣的反抗運動自此轉入地下。台灣人開始認知到中國的現實,而此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在大陸,除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還有一個「紅色祖國」,既然要反抗國民黨,要為二二八事件討回公道,唯有與中國的反獨裁、反內戰社會運動結合……。

 

至於二二八事件造成多少死傷,依據〈二二八基金會〉的統計,向該會申請補償的有效案件:已審件數:2728件,其中成立件數2266件(死亡案682件,失蹤案178件,羈押、徒刑等1406件)。然而「賠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受難數字」,這是由於二二八之後,歷經白色恐怖的戒嚴年代,民眾對此噤聲,許多歷史文件被隱藏銷毀,有的已無家屬,有的因為事件家破人亡無法追查,有的家屬因為痛心而流亡海外,更有家屬拒絕補償…。

 

特別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針對匪諜嫌疑、反抗運動、學生讀書會等而展開的全面清鄉,造成更大的搜捕、槍決、冤獄、刑死。人們無以名之(白色恐怖一詞還是1980年代末才有的名詞),再加上受難者多為因二二八事件之後而起來反抗者,因此總是被人們用「二二八事件」來作為全稱。於是二二八的死傷人數就從事件當時的死傷,延伸為一個歷史時期(約從1947 年到1954年)的政治受難者的總合,以至於對二二八的死傷者難有一個共同的說法。直到1990年代,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補償才加以區隔。這恐怕也是歷史的必然吧。

(7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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