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茂吉細說台海危機史》李登輝與兩國論(2)李登輝翻雲覆雨見縫插針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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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茂吉細說台海危機史》李登輝與兩國論(2)李登輝翻雲覆雨見縫插針
2021-06-08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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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1999年,美軍發射了5枚精確制導炸彈,攻擊中方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繼而《考克斯報告》 指控自1980 年代至1990年代,中方在美國境內展開大規模的間諜活動,兩國關係開始產生摩擦,並進而惡化,李登輝乘機操弄「兩國論」。(圖/取自網路)

 

1998年7月1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上海提出「新三不」後,8月間李登輝決定在國安會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推動「兩國論」,解構「一個中國」的框架。當時蘇起任陸委會主委,他並未參與此一小組的研究,迄今此一小組的名單並未完全曝光,蔡英文則是核心角色。這個體制外的小組,完全聽命於李登輝,經費來自國安秘帳。外界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小組,立法院也無從監督起。關於這一小組的運作,蘇起的專書《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中有詳細的論述,筆者不再贅述。

 

這個小組開始研擬「兩國論」的同時,不知情的辜振甫率團至上海、北京參訪,先後會晤汪道涵、江澤民,展開對話。辜振甫此行,汪道涵應邀,將於1999年秋天訪台。表面上,兩岸關係雨過天晴;事實上,李登輝搞的正是兩手策略。

 

回顧李登輝上台後,兩岸經貿往來日趨密切,兩岸經濟差距相當懸殊,當時台灣的GDP達到大陸的GDP將近一半,台灣擁有的經濟能量及活力,舉世稱羨,台灣對大陸的經濟優勢不在話下。由於同文同種的大陸擁有廣大的市場及廉價的勞動力,吸引了大批台商西進投資。

 

1995年1月30日「江八點」出台後,面對這波對台統戰攻勢,4月8日「李六條」問世,第3條明確指出台灣經濟的發展要以大陸為腹地,以增進兩岸的互補互利。此一期間,北京當然樂觀其成,因為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程度愈深,在政治上要走向獨立也就愈來愈困難。關於這一點,李登輝當然心知肚明。

 

有鑑於此,台海三次危機後,李登輝改弦更張,1996年9月14日,他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之後,並明確界定:「高科技、5000萬美金以上、基礎建設」三種投資應對大陸「戒急用忍」,以免台灣喪失研發優勢以及資金過度流入大陸。「戒急用忍」無異與「李六條」相互矛盾,當然台灣的工商界有不同的聲音,這將喪失佈局大陸的先機,而拱手將大好機會讓給外國大企業。在這項緊縮政策下,只有中小企業能進軍大陸,其中不少是傳統的夕陽工業。一旦大陸綜合國力崛起後,人均國民所得大幅提升,這些傳統的夕陽產業將遭到汰除,無異是自廢武功。

 

事實上,1990年台塑董事長王永慶提出在大陸大規模投資的海滄計畫,當時台塑是台灣第一大企業,也是公認的企業龍頭,李登輝有所顧忌。此例一開,台灣大企業仿效台塑經驗,前往大陸投資設廠,挹注大筆資金,將有台灣產業空洞化之虞。有鑑於此,李登輝不惜祭出嚴厲的禁令箝制台塑集團,海滄計畫乃告胎死腹中。1989年12月5日,鄧小平為了爭取王永慶赴大陸投資設廠,親自會見王永慶,並提供政策優惠及設廠土地。然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王永慶不得不採取退却路線。

 

隨著李登輝權位的鞏固,他開始構思如何擺脫對於大陸的經濟依賴。1993年,李登輝推動「南向政策」,鼓勵台商前往東南亞投資設廠。然而,東南亞投資環境存有語言不通、法令繁瑣、產業供應鏈不全、政治不穩及社會不安等問題;再加上,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許多台商血本無歸;相對地,大陸投資環境的穩定性及高速的經濟成長率,仍是台商的首選,「南向政策」並不成功。

 

在兩岸關係及大陸政策方面,可以明顯看出李登輝一貫的兩面性,即使1996年5月20月,李登輝在就職演說中,信誓旦旦地堅持「一個中國」,不可能採行「台獨」路線,追求國家統一的承諾,這些話語都是李登輝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策略性運用,因此「兩國論」並不令人意外。

 

雖然,江澤民、克林頓的互訪,促進了中美關係的提升,但進入1999年後,兩國關係開始產生摩擦,並進而惡化,這就給予李登輝操弄「兩國論」的空間。

 

首先是,4月間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率團至華府,就中方加入世貿組織一事進行談判。此一談判已談了15年,江澤民當然希望有個結果,「入世」能增加國外資金,並可有效提高大陸優勢企業的競爭力,趁機淘汰體質不良的國有企業。雖然,內部有反對聲音,唯恐國有企業倒閉及關廠,大批工人失業下崗,導致社會動盪不安;但是,江澤民不為所動,並堅持繼續和美方打交道,爭取「入世」。

 

不料朱鎔基此行,即使在開放大陸市場方面作了更大的讓步,却未能如願獲得美方的支持,順利「入世」;再加上中美對於科索伏戰爭的意見不一,以美軍為首的北約開始狂轟濫炸南聯盟。這兩件事連結起來,激起了大陸自發性的反美意識,江澤民面臨相當大的壓力。

 

緊接著在5月7日晚(北京時間5月8日清晨),美軍B2發射了5枚精確制導炸彈(JDAF)攻擊中方駐貝爾格勒大使館,潘占林大使差點喪命,有3名記者當場被炸死。大陸反美意識終告爆發,群眾開始攻擊美國駐北京、上海、瀋陽的使領館,官方並未鼓動這種行動。顯示,即使大陸民間親美、媚美勢力再怎麽强大,也不敵這股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反美運動。這也是1989年後大陸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

 

事發後,克林頓隨即打電話給江澤民,但遭到拒接,克林頓只好先公開道歉,7天後克林頓才和江澤民通上電話,除了致歉外,也提出誤炸的解釋,江澤民當然不相信這種說辭。

 

事實上,解放軍也認為誤炸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以美軍高科技的水平,怎麽可能定位錯誤?即使誤炸的話,頂多只1枚炸彈,怎麼可能4枚炸彈由東西南北4個方向打進大使館,另外1枚炸彈則垂直打入大使館,這枚炸彈未爆炸,否則大使難逃一死。

 

江澤民處理這場危機時,非常冷靜,即使他在內部講話中對美國「言辭激烈」,不過他未站上第一線。5月9日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出面譴責北約,對美保留餘地,畢竟對美關係才是大局,目前只能「忍辱負重」。當然也許有人認為江澤民對美太過軟弱,但事實並非如此。

 

為了緩和國內的反美情緒,中方決定中斷兩國的高層軍事交流,同時也暫停兩國間的對話。江澤民並未打算升高兩國的對峙緊張,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25日美國國會公佈了《考克斯報告》(Cox Report) ,這份由Christopher Cox眾議員牽頭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指控自1980 年代至1990年代,中方在美國境內展開大規模的間諜活動,竊取了美方的尖端科技情報,危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5月31日,中國國務院發言人加以反駁。在美方尚未正式提出攻擊中方駐貝爾格勒大使館的調查報告之際,《考克斯報告》出爐,無疑對大陸反美運動火上添油,兩國關係更加惡化。

 

對於李登輝而言,這無異是抛出「兩國論」的大好時機!

 

 

作者/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1999年,美軍發射了5枚精確制導炸彈,攻擊中方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繼而《考克斯報告》 指控自1980 年代至1990年代,中方在美國境內展開大規模的間諜活動,兩國關係開始產生摩擦,並進而惡化,李登輝乘機操弄「兩國論」。(圖/取自網路)

 

1998年7月1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上海提出「新三不」後,8月間李登輝決定在國安會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推動「兩國論」,解構「一個中國」的框架。當時蘇起任陸委會主委,他並未參與此一小組的研究,迄今此一小組的名單並未完全曝光,蔡英文則是核心角色。這個體制外的小組,完全聽命於李登輝,經費來自國安秘帳。外界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小組,立法院也無從監督起。關於這一小組的運作,蘇起的專書《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中有詳細的論述,筆者不再贅述。

 

這個小組開始研擬「兩國論」的同時,不知情的辜振甫率團至上海、北京參訪,先後會晤汪道涵、江澤民,展開對話。辜振甫此行,汪道涵應邀,將於1999年秋天訪台。表面上,兩岸關係雨過天晴;事實上,李登輝搞的正是兩手策略。

 

回顧李登輝上台後,兩岸經貿往來日趨密切,兩岸經濟差距相當懸殊,當時台灣的GDP達到大陸的GDP將近一半,台灣擁有的經濟能量及活力,舉世稱羨,台灣對大陸的經濟優勢不在話下。由於同文同種的大陸擁有廣大的市場及廉價的勞動力,吸引了大批台商西進投資。

 

1995年1月30日「江八點」出台後,面對這波對台統戰攻勢,4月8日「李六條」問世,第3條明確指出台灣經濟的發展要以大陸為腹地,以增進兩岸的互補互利。此一期間,北京當然樂觀其成,因為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程度愈深,在政治上要走向獨立也就愈來愈困難。關於這一點,李登輝當然心知肚明。

 

有鑑於此,台海三次危機後,李登輝改弦更張,1996年9月14日,他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之後,並明確界定:「高科技、5000萬美金以上、基礎建設」三種投資應對大陸「戒急用忍」,以免台灣喪失研發優勢以及資金過度流入大陸。「戒急用忍」無異與「李六條」相互矛盾,當然台灣的工商界有不同的聲音,這將喪失佈局大陸的先機,而拱手將大好機會讓給外國大企業。在這項緊縮政策下,只有中小企業能進軍大陸,其中不少是傳統的夕陽工業。一旦大陸綜合國力崛起後,人均國民所得大幅提升,這些傳統的夕陽產業將遭到汰除,無異是自廢武功。

 

事實上,1990年台塑董事長王永慶提出在大陸大規模投資的海滄計畫,當時台塑是台灣第一大企業,也是公認的企業龍頭,李登輝有所顧忌。此例一開,台灣大企業仿效台塑經驗,前往大陸投資設廠,挹注大筆資金,將有台灣產業空洞化之虞。有鑑於此,李登輝不惜祭出嚴厲的禁令箝制台塑集團,海滄計畫乃告胎死腹中。1989年12月5日,鄧小平為了爭取王永慶赴大陸投資設廠,親自會見王永慶,並提供政策優惠及設廠土地。然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王永慶不得不採取退却路線。

 

隨著李登輝權位的鞏固,他開始構思如何擺脫對於大陸的經濟依賴。1993年,李登輝推動「南向政策」,鼓勵台商前往東南亞投資設廠。然而,東南亞投資環境存有語言不通、法令繁瑣、產業供應鏈不全、政治不穩及社會不安等問題;再加上,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許多台商血本無歸;相對地,大陸投資環境的穩定性及高速的經濟成長率,仍是台商的首選,「南向政策」並不成功。

 

在兩岸關係及大陸政策方面,可以明顯看出李登輝一貫的兩面性,即使1996年5月20月,李登輝在就職演說中,信誓旦旦地堅持「一個中國」,不可能採行「台獨」路線,追求國家統一的承諾,這些話語都是李登輝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策略性運用,因此「兩國論」並不令人意外。

 

雖然,江澤民、克林頓的互訪,促進了中美關係的提升,但進入1999年後,兩國關係開始產生摩擦,並進而惡化,這就給予李登輝操弄「兩國論」的空間。

 

首先是,4月間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率團至華府,就中方加入世貿組織一事進行談判。此一談判已談了15年,江澤民當然希望有個結果,「入世」能增加國外資金,並可有效提高大陸優勢企業的競爭力,趁機淘汰體質不良的國有企業。雖然,內部有反對聲音,唯恐國有企業倒閉及關廠,大批工人失業下崗,導致社會動盪不安;但是,江澤民不為所動,並堅持繼續和美方打交道,爭取「入世」。

 

不料朱鎔基此行,即使在開放大陸市場方面作了更大的讓步,却未能如願獲得美方的支持,順利「入世」;再加上中美對於科索伏戰爭的意見不一,以美軍為首的北約開始狂轟濫炸南聯盟。這兩件事連結起來,激起了大陸自發性的反美意識,江澤民面臨相當大的壓力。

 

緊接著在5月7日晚(北京時間5月8日清晨),美軍B2發射了5枚精確制導炸彈(JDAF)攻擊中方駐貝爾格勒大使館,潘占林大使差點喪命,有3名記者當場被炸死。大陸反美意識終告爆發,群眾開始攻擊美國駐北京、上海、瀋陽的使領館,官方並未鼓動這種行動。顯示,即使大陸民間親美、媚美勢力再怎麽强大,也不敵這股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反美運動。這也是1989年後大陸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

 

事發後,克林頓隨即打電話給江澤民,但遭到拒接,克林頓只好先公開道歉,7天後克林頓才和江澤民通上電話,除了致歉外,也提出誤炸的解釋,江澤民當然不相信這種說辭。

 

事實上,解放軍也認為誤炸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以美軍高科技的水平,怎麽可能定位錯誤?即使誤炸的話,頂多只1枚炸彈,怎麼可能4枚炸彈由東西南北4個方向打進大使館,另外1枚炸彈則垂直打入大使館,這枚炸彈未爆炸,否則大使難逃一死。

 

江澤民處理這場危機時,非常冷靜,即使他在內部講話中對美國「言辭激烈」,不過他未站上第一線。5月9日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出面譴責北約,對美保留餘地,畢竟對美關係才是大局,目前只能「忍辱負重」。當然也許有人認為江澤民對美太過軟弱,但事實並非如此。

 

為了緩和國內的反美情緒,中方決定中斷兩國的高層軍事交流,同時也暫停兩國間的對話。江澤民並未打算升高兩國的對峙緊張,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25日美國國會公佈了《考克斯報告》(Cox Report) ,這份由Christopher Cox眾議員牽頭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指控自1980 年代至1990年代,中方在美國境內展開大規模的間諜活動,竊取了美方的尖端科技情報,危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5月31日,中國國務院發言人加以反駁。在美方尚未正式提出攻擊中方駐貝爾格勒大使館的調查報告之際,《考克斯報告》出爐,無疑對大陸反美運動火上添油,兩國關係更加惡化。

 

對於李登輝而言,這無異是抛出「兩國論」的大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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