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珀感懷隨筆》說一段突破國際貿易談判的故事

郭台銘先生代表民間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要進口BNT疫苗救台灣。

晨光乍現，運動時間，信義路、忠孝東路上空無一人，好像我家後花園，全屬於我。一路上腦袋清醒，文思泉湧，今早想到郭台銘要進口BNT疫苗。

我住不起信義計畫區，但看著美麗的豪宅，想到這一區多得是為兩岸創造經濟奇蹟，然後鮭魚返鄉的台商。也想到旅遊土耳其時，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看到的美不勝收的豪宅。這是二戰後，幾百萬跑到德國的土耳其移工，發跡後鮭魚回流，在歐亞交接的海岸邊，為土耳其再造鄂圖曼的驕傲。

今天，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干的歷史故事在台灣相遇，擦出了「人性」的火花。

BioNTech的創始人Dr. Ugur Sahin及Dr. Özlem Türeci 醫師夫婦，是在德國的土耳其移工的第二代，是生產了新冠病毒疫苗 (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商品名Comirnaty，簡稱BNT ) 的巨人。郭台銘，大陸移居台灣的華人第二代，為兩岸創造經濟奇蹟有功的巨人，正在想辦法把BNT帶進台灣。

這幾天，至少有三個網路傳來一篇《「買、捐」疫苗的唬爛人，點出郭台銘買疫苗卡關原因》，又一個太陽花們企圖阻擋BNT輸入台灣，連聯合報、自由時報都相信了，可見台灣版conspiracy theory (1450)有多厲害。再這樣搞下去，帶衰台灣，會害死苦無出路的同胞。

很不幸的，這篇文章踢到了鐵板，我趕快來寫這篇「以第一線醫材國際貿易談判的經驗，談天無絕人之路」。台灣人的命也是命，不要唱衰任何想出錢出力，救台灣人命的善舉好不好？

2014年學生佔領立法院，其發難的邏輯是，學生怕國家隊出去打仗(談判)會賣國，要求過程透明公開以及被監督，成功阻擋了服貿/貨貿。簡單的說，該運動發揮了台式民主的盲動，也被民進黨收割戰果，自此以降，「政治是主導治國的唯一方針」。

衛福部2015年出版了一本《醫療器材GMP》專書(黃育文編纂)，其中有一個篇章報告醫療器材外銷歐洲，勾起我擔任衛生署藥政處長時期(2002~2005年)主導醫療器材外銷歐洲，與藥政處同仁一起開路搭橋的回憶，是一個精彩的國際貿易談判的故事。

醫療器材中歐貿易這件事，如果發生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肯定不會成功，因為太陽花會說這是中共阻撓。但是2004年我們突破了外交困境，創造醫療器材中歐貿易橋接的榮景。以下簡單介紹這件事在人為的故事。

2005年我們搭便橋(EU-Taiwan TCP)，以「第三方對第三方互相認證、核證」的橋接方式，達成促進中歐醫療器材雙邊貿易。

醫療器材進口台灣不是問題，出口卻困難重重，導因於不對等的國際貿易，以美國老大的施壓為最甚，因此開闢其他市場有戰略上的必要性。為了開啟歐盟市場，我們遭遇的實質困難，是無法與歐盟簽署國對國的貿易合約。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從過往「颱風天橋被吹斷，改搭建便橋」的絕處逢生術，得到啟示。既然歐盟以認證的第三方(certified third party)管理醫療器材(例如產品上的CE mark)，我們也有第三方(財團法人工研院量測中心及電子中心，以及財團法人金屬中心)，於是在與歐盟執委會談判時，我們提議搭便橋(EU-Taiwan TCP)，橋接「第三方對第三方互相認證、核證」來促進雙邊貿易。

那是一場美麗的仗。我記得去了布魯塞爾歐盟總部三次，最後一次在歐盟貿易總署(DG Enterprise)召開的醫療器材專家會議(MDEG)，對27個會員國的代表演講台灣的醫療器材管理後，正式定案。便橋搭好了，回到國內制定法規管理的SOP，開啟教育訓練(輸出美國用GMP，輸出歐盟則用ISO，是二套不同的管理體系)，產業界跟著應變，弄得人仰馬翻。但外銷的坦途一通，這個產業跟著蓬勃發展。

2015年衛福部出版的專書《醫療器材GMP》，為台歐醫療器材貿易留下歷史紀錄。

國際談判多了政治因素就變得複雜，手無寸鐵的蕞爾小國台灣更是險阻重重。何況見光死是談判的大忌，敲鑼打鼓穩死無疑。因此，過程中我們對外不吭一聲，也不敢吭一聲。因為只要一吭聲，美國老大一定介入阻擋。無聲的經濟就是這樣拚出來的，也只有鴨子划水，才能成就無聲的經濟。

2003年筆者與醫材談判團隊攝於布魯塞爾歐盟總部DG Enterprice。

歐盟執委會貿易總署副主委Heinz Zourek事後問我是否是律師，讓我很得意。我是藥學專長而已，但是當時的藥政處，從藥學學到醫材科技，從科技到管理，從管理到法規，從法規到經貿，從經貿到談判，長期的多元學習及跨域訓練，累積了知識及經驗。大家互相學習，成為藥政同仁對外談判的基本功。台灣長期蒙受強權的不對等貿易，自然會讓出去打仗的國家隊產生愛國護土之心。這是太陽花學子不懂，也無法體會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