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有溫度的台灣史──1945~1949》4)從二等公民到非公民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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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渡:有溫度的台灣史──1945~1949》4)從二等公民到非公民
2021-05-27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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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人語

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

 

更不堪的內幕,當然是台灣一般人不敢想像的。這一點可以從陳儀的親信錢履周的證言來看。

 

錢履周是陳儀心腹,當時來台負責「善後救濟總署台灣分署」的工作,不參與接收,只賑濟麵粉、奶粉、藥品給民眾,所以聽到許多內幕。

 

內幕一:前進指揮所的中美高官朋分台灣銀行的黃金

 

行政長官公署的秘書長葛敬恩,與美國來台接收人員,成立前進指揮所的時候,本應維持秩序、點收公物、保存財物,不料他在公事忙完後,決定去檢查台灣銀行。在台灣銀行的倉庫裡,看到十幾箱黃金,當場貪念大起,可是身邊還有美國人埃文斯也看到了,不能獨佔,於是兩人商議如何朋分。但十幾箱黃金終究太顯眼,中國接收人員礙於葛敬恩官威,不敢吭聲;埃文斯的手下卻不客氣的要他跟分一杯羹。前進指揮人員回到重慶後,葛敬恩沒事,埃文斯卻被一狀告到魏德邁那裡,當場被撤職,調回美國。埃文斯不甘心,向美國法院申訴說,這完全是葛敬恩的主意,他只能配合,沒辦法。美國於是通知中國外交部,希望找葛敬恩去美國作證。事情才暴露出來。但最後,陳儀仍未處理,葛敬恩還是來台繼續做他的大官。

 

內幕二:五子登科

 

日本高等公務員有配房子、車子,一旦卸任即交回公家。如今日本人一走,所有房子、車子全部成為接收者的財產。甚至未點收給政府,而佔據為私人所有。有些人更誇張,運回大陸自家享用。而由於戰時通貨膨脹,日本經濟部門儲存的是金子、銀子等,結果變成劫收的目標。至於女子,是由於日本戰敗後難以生存,有些日本女人不想回日本,於是希望嫁給台灣人,以便能留下來。於是某接收副署長納妾、某官員娶妾學日文的消息不斷。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人稱「五子登科」。

 

內幕三:更誇張的是接收海軍的某一個要員,竟把一艘海軍運輸艦給「吞沒」了

 

如何吞沒呢?他把它當做不存在,所以不必交接,再改名為「台南號」,與一個福州船商合作,經營台灣─廈門─福州之間的運貨載客,生意興隆。還有一個接收人員把一個日本公營大農場吞沒,成為私人所有,再租給農民。

或許有人要問:這樣「吞沒」一艘軍艦、一個大農場,也太大膽了。難道天下盡是無知的人嗎?

然而,在接收的混亂過程中,這太容易了。識者謂:只要在日本人交來的點交清冊中,把某一頁、某一項目刪除,再叫日本人重寫過。日本人戰敗,當然乖乖照抄,哪敢反抗。公有財產就這樣不見了。

 

內幕四:最有名的是螞蟻吃了七十公斤鴉片煙

 

當時專賣局長任維均貪污無數,把好的菸草偷賣出去,留下劣質菸才公賣。更誇張的是他任內辦接收,卻不拿出日本人給他的清冊,只回說日本人沒有給清冊。但他卸任時的清冊內容,簡直荒唐得無法想像。他對日人存有卻消失的財物作的報告是:「食鹽被搶去一萬多擔,紅土(品質較好的鴉片煙土,當時日本是公賣制度)被白蟻吃掉七十公斤,糖損失幾十萬斤。」

想想一萬擔要用幾百人來搶?政府能不知道?白蟻會吃鴉片煙嗎?這簡直是生物學上的發明。偏偏這樣的文字,可以出自國民政府接收人員的高層之口。堂而皇之的貪污掉了。至於其它在各行各業,從原物料到工業企業的接收,莫不如此。連遣送日本人回國都可以索賄,看誰能先排上。

那種貪污腐敗的嘴臉,那種把尋常百姓當傻瓜的傲慢與蠻橫,那種封建式的官僚權威,那種無法無天的橫行,簡直讓台灣人大開眼界。

而當時的台灣在陳儀開明的政治下,創辦了許多報紙雜誌,台灣知識份子首度有了言論自由,基於善意,也為台灣百姓著急,天天加以報導、批判,希望政府改善。這等於起了周而告之的作用,尋常百姓如何不在一夕之間,感到徹底的失望,甚至絕望呢?

 

整個結構性的原因還在於,台灣人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雖然被視為二等公民,但二等公民依然有法治可循。

 

日本警察可以隨意「檢束」,拘留二十九天,至第三十天得送法院,如果沒有正當理由,就得釋放。但在國民政府來了之後,所有法律失效。台灣人不了解中國大陸法律還不打緊,重要的是法律在大陸根本不成為有效的社會規範。有權力的人,不受法律拘束,貪污腐敗,侵佔公物,貪贓枉法,凌駕法律之上,沒有權力的人,受盡欺凌,無處申冤。

 

不僅是法治,台灣經過日本現代化的治理,社會已有相當的規範。此種規範不是只有成文法,而是及於不成文的文化。例如前述的租借自行車應按時歸還,向雜貨店賒借應按月歸墊,排隊買票等,這都是一種不成文的社會規範。台灣已逐步進入一個較文明的社會階段。台灣人雖然是一個「二等公民」,但至少他知道了一個正常的「公民」該如何。那是從日本人身上看見的。

 

所以光復對台灣人最大的意義,最歡欣鼓舞的願望,即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

 

但陳儀一來,台灣人不僅「二等公民」做不成,甚至連「公民」都當不了。

 

責任全在陳儀嗎?非也。因為,幾千年來,中國連「公民」的概念都不曾有過,更不必說現代法治社會下,一個公民的權利了。

 

更何況,百年來的中國,從清朝末年的列強侵略、民國革命後的混戰、軍閥割據與北伐、抗戰的全面動員,百年來,整個中國無一寧日。不要談法治下一個「公民」的權利義務,即連現代化國家最基本的「在數目字上管理」(借用黃仁宇觀念),都未曾做到。蔣介石在抗戰之初,高呼「四萬萬同胞站起來」,事實上是一個想當然耳的估算,當時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未曾有過統計。更不必說,在現代化的管理上,得做國家資源的總整理,包括:土地資源與所有權的登記與清理,山林、自然、礦物、水流等所有國家資源的總體調查等。中國在人與物的計算上,根本沒有任何數目調查,如何「現代化管理」呢?

 

不必說政府管理,黃仁宇抗戰時在國軍中,部隊有時有補給,有時流浪民間,到處找地主強要食物資助,與民匪何異?但所謂抗戰只能如此勉強支撐,才能讓國軍維持下來。這樣的部隊,來台灣接收,那會是什麼場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個生活於法治社會、等待著做堂堂正正「公民」的台灣,被一個連公民概念都不曾有過,法治概念全無的接收者來管理,那會是何等的落差?那是什麼樣劇退的時代?

 

然而,享受著戰勝狂歡的台灣人,根本未曾真正了解大陸,更不了解中國政治情勢的複雜,卻只是像等待母親一般,慶祝回歸了祖國。

 

這種熱情,固然感人,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天真無知(INNOCENCE),以至於缺乏客觀的現實認知,宏觀的時勢分析,以及理性的判斷力。

 

等到形勢一旦改變為他們所未曾料想者,就只能帶著巨大的失望與憤怒,朝向極端的反面走。從熱愛祖國,變成痛恨接收,痛恨貪官污吏,再演變為對整體「阿山」的反感,對「半山」的怨恨(特別怨他們是台灣人,卻不能幫台灣人說話),到最後,甚至是對接收政府的憤怒,最後終於演成對抗。

 

從「大狂歡」到「大絕望」,並沒有很長時間。1945年底開始實際接收後,1946年經濟開始急速惡化,失業者、流浪街頭的青年、南洋歸來的軍伕、無法開工的工廠、通貨膨脹、被貪官污吏吸乾的資源、糧食被強徵而困苦的農民……,一切的一切,像突然埋下大量火藥的地雷區,只要有人誤踩,就會全面引爆。

 

唯一讓人感到欣慰的是,陳儀也帶來了不少認真用心的技術官僚,像孫運璿、丁名楠、嚴家淦等。他們盡力復原台灣經濟。台電就是顯例。

 

1946年,日本人開始大量遣返的時候,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走了3153個日籍技術人員。在經過美軍大轟炸後,台灣電力系統急需修復,以恢復供電,然而一下子熟悉台灣電力系統的技師幾乎走光了,台灣電力供應立即成問題。日本技師走的時候曾揚言:「三個月之後,台灣將陷入一片黑暗。」

 

孫運璿帶著三、四十位大陸來的技師,和台電的台籍工程師,再找來幾百位台北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現在的台北科技大學)、台南工業學校學生(現為成功大學),四處拼湊零件,尋找可能的替代工具,在艱苦的條件下,一邊學習,一邊修理,竟然在五個月之內,恢復了台灣80%的供電。連日本人都不得不說是奇蹟。就是這一股傻勁,讓台灣電力復原,讓台灣人感動。

 

然而,原本日本所佔據的重點工業並不讓台灣人參與,恢復不易。許多工廠的機器在美軍轟炸後,已難以運轉,經濟停滯,生產力下降,台灣經濟已在崩潰的邊緣。偏偏大陸的內戰很快爆發,而貪官污吏更加深台灣的危機。

 

1946年十二月,大陸作家蕭乾來台灣訪問十天。短短的時間裡,他用一個大陸人的眼光,作家的敏銳,兩岸比較反省的心靈,看見了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巨大落差,留下見證般的記錄:

 

「當飛機翼斜過草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坦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相兇惡的保鑣(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是被信任著。…礦開了,油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荳餅變成了肥料,湖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用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一個乞丐(也沒遇到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籤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了碗碟便蜷在蓆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

 

蕭乾還特地描寫一個下女可以識字,靜靜讀著科學小說的場景,確實相當動人。

 

他如此形容台灣:

 

「台灣不但比不上更現代化的西方,在建設上它一定遠跟不上日本。但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躝在異族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下如可比做乳牛,台灣的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都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南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中國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蕭乾在文末還是苦口婆心的叮嚀:

 

「在台島兜完了圈子,重新望到台北,火車站上那些黨部標語,特別是「建設新台灣」,我感到一種不安,一種諷刺。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文盲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原始農業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消費國—消費的且多是洋貨。台灣的基礎「全」是日本統治者留下的。我們不幸生在這個標語口號的世紀裡,對於標語口號的內容,三十年來早已變得麻木不仁了。但是台人卻把壁上的紙條當「布告」。他們要兌現呵!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趕上台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洲,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烟,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以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然而,蕭乾作為文學家敏銳的預感,苦口婆心的勸解,沒有能阻止大時代的悲劇。

 

1946年的台灣,風雷悶響,天陰地沉,暴雨將至。

 

(7之4)

 

編輯人語

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

 

更不堪的內幕,當然是台灣一般人不敢想像的。這一點可以從陳儀的親信錢履周的證言來看。

 

錢履周是陳儀心腹,當時來台負責「善後救濟總署台灣分署」的工作,不參與接收,只賑濟麵粉、奶粉、藥品給民眾,所以聽到許多內幕。

 

內幕一:前進指揮所的中美高官朋分台灣銀行的黃金

 

行政長官公署的秘書長葛敬恩,與美國來台接收人員,成立前進指揮所的時候,本應維持秩序、點收公物、保存財物,不料他在公事忙完後,決定去檢查台灣銀行。在台灣銀行的倉庫裡,看到十幾箱黃金,當場貪念大起,可是身邊還有美國人埃文斯也看到了,不能獨佔,於是兩人商議如何朋分。但十幾箱黃金終究太顯眼,中國接收人員礙於葛敬恩官威,不敢吭聲;埃文斯的手下卻不客氣的要他跟分一杯羹。前進指揮人員回到重慶後,葛敬恩沒事,埃文斯卻被一狀告到魏德邁那裡,當場被撤職,調回美國。埃文斯不甘心,向美國法院申訴說,這完全是葛敬恩的主意,他只能配合,沒辦法。美國於是通知中國外交部,希望找葛敬恩去美國作證。事情才暴露出來。但最後,陳儀仍未處理,葛敬恩還是來台繼續做他的大官。

 

內幕二:五子登科

 

日本高等公務員有配房子、車子,一旦卸任即交回公家。如今日本人一走,所有房子、車子全部成為接收者的財產。甚至未點收給政府,而佔據為私人所有。有些人更誇張,運回大陸自家享用。而由於戰時通貨膨脹,日本經濟部門儲存的是金子、銀子等,結果變成劫收的目標。至於女子,是由於日本戰敗後難以生存,有些日本女人不想回日本,於是希望嫁給台灣人,以便能留下來。於是某接收副署長納妾、某官員娶妾學日文的消息不斷。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人稱「五子登科」。

 

內幕三:更誇張的是接收海軍的某一個要員,竟把一艘海軍運輸艦給「吞沒」了

 

如何吞沒呢?他把它當做不存在,所以不必交接,再改名為「台南號」,與一個福州船商合作,經營台灣─廈門─福州之間的運貨載客,生意興隆。還有一個接收人員把一個日本公營大農場吞沒,成為私人所有,再租給農民。

或許有人要問:這樣「吞沒」一艘軍艦、一個大農場,也太大膽了。難道天下盡是無知的人嗎?

然而,在接收的混亂過程中,這太容易了。識者謂:只要在日本人交來的點交清冊中,把某一頁、某一項目刪除,再叫日本人重寫過。日本人戰敗,當然乖乖照抄,哪敢反抗。公有財產就這樣不見了。

 

內幕四:最有名的是螞蟻吃了七十公斤鴉片煙

 

當時專賣局長任維均貪污無數,把好的菸草偷賣出去,留下劣質菸才公賣。更誇張的是他任內辦接收,卻不拿出日本人給他的清冊,只回說日本人沒有給清冊。但他卸任時的清冊內容,簡直荒唐得無法想像。他對日人存有卻消失的財物作的報告是:「食鹽被搶去一萬多擔,紅土(品質較好的鴉片煙土,當時日本是公賣制度)被白蟻吃掉七十公斤,糖損失幾十萬斤。」

想想一萬擔要用幾百人來搶?政府能不知道?白蟻會吃鴉片煙嗎?這簡直是生物學上的發明。偏偏這樣的文字,可以出自國民政府接收人員的高層之口。堂而皇之的貪污掉了。至於其它在各行各業,從原物料到工業企業的接收,莫不如此。連遣送日本人回國都可以索賄,看誰能先排上。

那種貪污腐敗的嘴臉,那種把尋常百姓當傻瓜的傲慢與蠻橫,那種封建式的官僚權威,那種無法無天的橫行,簡直讓台灣人大開眼界。

而當時的台灣在陳儀開明的政治下,創辦了許多報紙雜誌,台灣知識份子首度有了言論自由,基於善意,也為台灣百姓著急,天天加以報導、批判,希望政府改善。這等於起了周而告之的作用,尋常百姓如何不在一夕之間,感到徹底的失望,甚至絕望呢?

 

整個結構性的原因還在於,台灣人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雖然被視為二等公民,但二等公民依然有法治可循。

 

日本警察可以隨意「檢束」,拘留二十九天,至第三十天得送法院,如果沒有正當理由,就得釋放。但在國民政府來了之後,所有法律失效。台灣人不了解中國大陸法律還不打緊,重要的是法律在大陸根本不成為有效的社會規範。有權力的人,不受法律拘束,貪污腐敗,侵佔公物,貪贓枉法,凌駕法律之上,沒有權力的人,受盡欺凌,無處申冤。

 

不僅是法治,台灣經過日本現代化的治理,社會已有相當的規範。此種規範不是只有成文法,而是及於不成文的文化。例如前述的租借自行車應按時歸還,向雜貨店賒借應按月歸墊,排隊買票等,這都是一種不成文的社會規範。台灣已逐步進入一個較文明的社會階段。台灣人雖然是一個「二等公民」,但至少他知道了一個正常的「公民」該如何。那是從日本人身上看見的。

 

所以光復對台灣人最大的意義,最歡欣鼓舞的願望,即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

 

但陳儀一來,台灣人不僅「二等公民」做不成,甚至連「公民」都當不了。

 

責任全在陳儀嗎?非也。因為,幾千年來,中國連「公民」的概念都不曾有過,更不必說現代法治社會下,一個公民的權利了。

 

更何況,百年來的中國,從清朝末年的列強侵略、民國革命後的混戰、軍閥割據與北伐、抗戰的全面動員,百年來,整個中國無一寧日。不要談法治下一個「公民」的權利義務,即連現代化國家最基本的「在數目字上管理」(借用黃仁宇觀念),都未曾做到。蔣介石在抗戰之初,高呼「四萬萬同胞站起來」,事實上是一個想當然耳的估算,當時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未曾有過統計。更不必說,在現代化的管理上,得做國家資源的總整理,包括:土地資源與所有權的登記與清理,山林、自然、礦物、水流等所有國家資源的總體調查等。中國在人與物的計算上,根本沒有任何數目調查,如何「現代化管理」呢?

 

不必說政府管理,黃仁宇抗戰時在國軍中,部隊有時有補給,有時流浪民間,到處找地主強要食物資助,與民匪何異?但所謂抗戰只能如此勉強支撐,才能讓國軍維持下來。這樣的部隊,來台灣接收,那會是什麼場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個生活於法治社會、等待著做堂堂正正「公民」的台灣,被一個連公民概念都不曾有過,法治概念全無的接收者來管理,那會是何等的落差?那是什麼樣劇退的時代?

 

然而,享受著戰勝狂歡的台灣人,根本未曾真正了解大陸,更不了解中國政治情勢的複雜,卻只是像等待母親一般,慶祝回歸了祖國。

 

這種熱情,固然感人,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天真無知(INNOCENCE),以至於缺乏客觀的現實認知,宏觀的時勢分析,以及理性的判斷力。

 

等到形勢一旦改變為他們所未曾料想者,就只能帶著巨大的失望與憤怒,朝向極端的反面走。從熱愛祖國,變成痛恨接收,痛恨貪官污吏,再演變為對整體「阿山」的反感,對「半山」的怨恨(特別怨他們是台灣人,卻不能幫台灣人說話),到最後,甚至是對接收政府的憤怒,最後終於演成對抗。

 

從「大狂歡」到「大絕望」,並沒有很長時間。1945年底開始實際接收後,1946年經濟開始急速惡化,失業者、流浪街頭的青年、南洋歸來的軍伕、無法開工的工廠、通貨膨脹、被貪官污吏吸乾的資源、糧食被強徵而困苦的農民……,一切的一切,像突然埋下大量火藥的地雷區,只要有人誤踩,就會全面引爆。

 

唯一讓人感到欣慰的是,陳儀也帶來了不少認真用心的技術官僚,像孫運璿、丁名楠、嚴家淦等。他們盡力復原台灣經濟。台電就是顯例。

 

1946年,日本人開始大量遣返的時候,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走了3153個日籍技術人員。在經過美軍大轟炸後,台灣電力系統急需修復,以恢復供電,然而一下子熟悉台灣電力系統的技師幾乎走光了,台灣電力供應立即成問題。日本技師走的時候曾揚言:「三個月之後,台灣將陷入一片黑暗。」

 

孫運璿帶著三、四十位大陸來的技師,和台電的台籍工程師,再找來幾百位台北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現在的台北科技大學)、台南工業學校學生(現為成功大學),四處拼湊零件,尋找可能的替代工具,在艱苦的條件下,一邊學習,一邊修理,竟然在五個月之內,恢復了台灣80%的供電。連日本人都不得不說是奇蹟。就是這一股傻勁,讓台灣電力復原,讓台灣人感動。

 

然而,原本日本所佔據的重點工業並不讓台灣人參與,恢復不易。許多工廠的機器在美軍轟炸後,已難以運轉,經濟停滯,生產力下降,台灣經濟已在崩潰的邊緣。偏偏大陸的內戰很快爆發,而貪官污吏更加深台灣的危機。

 

1946年十二月,大陸作家蕭乾來台灣訪問十天。短短的時間裡,他用一個大陸人的眼光,作家的敏銳,兩岸比較反省的心靈,看見了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巨大落差,留下見證般的記錄:

 

「當飛機翼斜過草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坦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相兇惡的保鑣(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是被信任著。…礦開了,油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荳餅變成了肥料,湖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用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一個乞丐(也沒遇到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籤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了碗碟便蜷在蓆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

 

蕭乾還特地描寫一個下女可以識字,靜靜讀著科學小說的場景,確實相當動人。

 

他如此形容台灣:

 

「台灣不但比不上更現代化的西方,在建設上它一定遠跟不上日本。但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躝在異族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下如可比做乳牛,台灣的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都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南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中國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蕭乾在文末還是苦口婆心的叮嚀:

 

「在台島兜完了圈子,重新望到台北,火車站上那些黨部標語,特別是「建設新台灣」,我感到一種不安,一種諷刺。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文盲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原始農業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消費國—消費的且多是洋貨。台灣的基礎「全」是日本統治者留下的。我們不幸生在這個標語口號的世紀裡,對於標語口號的內容,三十年來早已變得麻木不仁了。但是台人卻把壁上的紙條當「布告」。他們要兌現呵!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趕上台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洲,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烟,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以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然而,蕭乾作為文學家敏銳的預感,苦口婆心的勸解,沒有能阻止大時代的悲劇。

 

1946年的台灣,風雷悶響,天陰地沉,暴雨將至。

 

(7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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