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羈絆與斷鍊台灣少年工黃文木也談高座經驗

遲來的畢業證書。8千多名台灣少年工原本在戰爭中被徵募到日本造飛機，說好3年畢業後可以獲得高工文憑，卻因日本戰敗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遲至平成15年(2003年)他們已屆老年才得到這紙畢業證書。圖中曾天來為前彰化縣高座會副會長。(圖/陳婉真攝)

「從高座回來的，沒有什麼落伍者，因為我們都在困苦的環境磨練過，過程雖然很辛苦，但也養成大家適應惡劣環境的能力。」

說這句話的是來自中壢的黃文木，台灣高座會成員，1931年（昭和6年）出生，1943年從中壢公學校畢業後參加考試，1944年到達日本神奈川縣高座海軍工廠，成為戰時替補日本嚴重短缺的人力支援，主要製造戰鬥機，史稱台灣少年工。他那時使用的名字是島田文一。

原先日本政府的規劃是，透過台灣總督府在各公學校，募集應屆畢業的國小及高等科畢業生們到日本半工半讀，職稱是「海軍工廠技手養成所（海軍工廠技士培訓所）」，有點類似現在的建教合作。期限3年，3年後發給高工畢業證書，並可成為航空工程技術人員。

這樣優惠的條件吸引了很多台灣少年，很多人瞞著父母偷偷蓋章獲選赴日，但因日本於1945年戰敗投降，總數8419人、年齡平均在15歲上下的台灣少年工自組「台灣省民自治會」，自行向相關單位協調取得糧食及聯繫安排返回台灣的船隻，除少數人留在日本之外，大多數分批返回台灣，這批人成為台灣戰後很重要的基礎工業人力來源。

高座會成員很喜歡用「羈絆」來形容台日高座會交流的意象，在日文中，「羈絆」的意思是：人與人無法斷絕的連繫，難以分開的連結。用這句話來形容高座會的情誼還真貼切。

最早的具體行動起自一位原高座海軍工廠技術員早川金次先生。他目睹台灣少年工的工作情形，以及戰爭中被炸死的少年工，深受感動，戰後靠自己個人的力量，於1963年12月，在少年罹難地附近的善德寺，興建少年工慰靈碑。他曾為此來到台灣27次，進行各種查證及慰問死者遺族，足跡遍及全台。

或許是受到早川的精神所感動，日本高座會於1964年成立。由於那時台灣還是戒嚴時期，以及當時的政府懷有仇日情結，雖然從1982年起，陸陸續續有台北高座同學會成立，接著在新竹、桃園、新化….等地也紛紛成立，但「替日本人製造戰鬥機」是戒嚴時期不能說的禁忌。直到解除戒嚴後的1988年，台灣留日高座聯誼會才正式公開成立，此後每年雙方交流不斷；所有高座同學們也在他們「入學」60年後的平成15年（2003年），取得日本厚生勞働省的卒業證明書（畢業證書）。

1999年高座聯誼會合照，第二排左一為黃文木。(圖/陳婉真翻拍)

黃文木說，他在昭和19年3月畢業後，先到岡山61航空廠報到並受訓，接著，從岡山搭火車到高雄港。學員由小船分批接駁到大型貨輪「阿拉伯丸」，每人只帶一條毯子供在船上睡覺時使用，其餘行李直接以貨車載到船上，一路邊躲美軍可能的襲擊邊航行到日本。黃文木在高座海軍造船廠的工人培訓中心完成課程後，被派往名古屋市三菱重工名古屋飛機製造廠。

黃文木主要負責製造飛機的方向舵。「戰鬥機的體積很小，全部以手工打造，剛好小孩子的身材較小，雖然訓練時很苦，但工作場域卻很適合小孩子的體型，如果由成人來做，反而無法那麼靈活。小孩子工作效率很高，加上台灣少年工都很守規矩，所以日本人主管很疼我們，不像在台灣的日本人兇巴巴的。」黃文木說。

從亞熱帶的台灣到日本，很多人無法適應氣候的變化，加以禦寒衣物不足，食物也不够，挨餓受凍幾乎無日無之。奇怪的是，在日本兩年多，黃文木曾經凍傷，卻未曾感冒生病。

高座寮(宿舍)的大浴池，學員天天集體洗澡，袒誠相見。(圖/曾天來提供)

少年工的居住環境也不好，跳蚤蝨子趕不勝趕，尤其蝨子是產下整排卵在衣服上。他們想得到的方法就是在洗澡時把衣服脫下，邊洗澡邊把衣服放在地上踩，希望用洗澡的熱水把蝨子燙死，只可惜效果有限。因此，晚上工作結束後，大家紛紛努力「掠蝨母」，不讓蝨子破壞一夜的好眠，那可不是閒著沒事做。

少年工們每天早上7:00邊高呼口號邊整隊步出宿舍，宿舍的主管帶著部門工作人員列隊在門口敬禮送行；晚上下班回宿舍時，學員們一樣會受到主管帶隊在門口迎接。這種貼心的舉動提升了少年工的工作士氣，也培養少年工的守時敬業重然諾等待人處世之道，讓黃文木深感受用無窮。

高座會學員每天早上上工及晚上收工，宿舍長官會率部門工作人員列隊送行或迎接。(圖/黃文木提供)

「現在回想起來，戰爭雖然是時代悲劇，但是在高座的經驗，讓我們很快克服了遠離父母的鄉愁與思念，培養出自力更生與獨自面對惡劣環境的生存能力，例如守時及交代的事全力以赴等特質。這讓我們往後的人生面對再大的困難都不容易被打倒，所以說，高座訓練出來的人，幾乎沒有落伍者。」

黃文木於1946年元月搭乘2千噸的「長運丸」回台，船上載了超過2千名返台人士，非常擁擠。大約4個人擠一塊塌塌米大小的船艙位置，有人無處睡覺，索性把毯子綁起來當吊床，但大家歸心似箭，也不計較環境的好壞。到基隆下船後，每人發給回鄉的火車票，在基隆火車站前還擺著一整排的甜粥讓遊子充饑。

他在1951年進入台灣省公路局（今交通部公路總局）蘇澳工程處，剛好那時政府要擴建東西橫貫公路，必須由公路局派員深入勘察，黃文木會講日語，方便和原住民溝通。他受命從霧社一路探勘到太魯閣，由他率同鄉公所的村幹事、管區警員及原住民嚮導等，以5天的時間完成任務。

黃文木以日文撰寫回憶錄的部分手稿，卻連他自己的下一代都看不懂，也沒興趣看，這是那一代台灣人的悲哀。(圖/黃文木提供)

橫貫公路最早完成於1918年，是日本人的「理番道路」，也是開發森林資源的重要道路，從天祥到太魯閣段，更是名聞遐邇的產金道路，又是發電道路。戰爭期間荒廢多年，經過多次颱風地震等天災的破壞，很多路段已經無法通行，只能邊走邊開路。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座吊橋已經腐朽不堪，他們只能抓住一條鐵索緩慢走過去，身上還要揹負米、鍋子及夜間燃燒用的松油枝、檜木枝等，以防被熊攻擊。其中有一段積雪還沒融化，大家只能小心通過，到達終點站時，工務段段長及管制站人員都在場歡迎，公路局也特別給予記功獎勵。他說，這種克服困難的精神，就是少年工訓練時得到的最大本錢。

黃文木曾在戰後40年，台灣還在戒嚴的年代，寫了一封信到日本，向當年的長官大和正野上尉致謝，信中說：「我是前高座海軍工廠寄宿本部作業隊的一員，曾在您的指導下，挖掘躲避空襲的地下壕，迎接終戰的人。在當時那麼惡劣的環境下，您始終是那麼的富於人情味，抱持著一顆充滿溫馨、和靄的心，讓我們這些年幼的作業隊員，不知蒙受了多少的安慰，至今我都無法忘記這些種種。40餘年後的今天，我一邊懷念著過去，一邊呈上幾句由衷的謝意。」

高座日台交流協會事務局局長橋本理吉，在高座75周年紀念手冊中，特別為文提到黃文木的這封信，讓他至為感動，每次讀來都難免掉眼淚，就是這樣層層羈絆，牽起台日高座會雙方交流的橋樑。

來自中壢的黃文木，當1977年發生著名的「中壢事件」選舉作票時，他也因當年黨外人士的勇敢突破深受感動，雖然任職於公營事業單位，他也不忘去為他們的老縣長許信良加油打氣。只是談到當年同伴都已步入高齡，年輕一代對於他們當年的親身經歷根本無感，這種歷史的斷層讓人深感遺憾。對比高座會台日兩國間的羈絆，反倒是在台灣的年輕一代成為歷史的斷鍊一族，不禁令人無限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