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羈絆與斷鍊 台灣少年工黃文木也談高座經驗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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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真說故事》羈絆與斷鍊 台灣少年工黃文木也談高座經驗
2021-05-26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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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來的畢業證書。8千多名台灣少年工原本在戰爭中被徵募到日本造飛機,說好3年畢業後可以獲得高工文憑,卻因日本戰敗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遲至平成15年(2003年)他們已屆老年才得到這紙畢業證書。圖中曾天來為前彰化縣高座會副會長。(圖/陳婉真攝)

 

作者/陳婉真

 

「從高座回來的,沒有什麼落伍者,因為我們都在困苦的環境磨練過,過程雖然很辛苦,但也養成大家適應惡劣環境的能力。」

 

說這句話的是來自中壢的黃文木,台灣高座會成員,1931年(昭和6年)出生,1943年從中壢公學校畢業後參加考試,1944年到達日本神奈川縣高座海軍工廠,成為戰時替補日本嚴重短缺的人力支援,主要製造戰鬥機,史稱台灣少年工。他那時使用的名字是島田文一。

 

原先日本政府的規劃是,透過台灣總督府在各公學校,募集應屆畢業的國小及高等科畢業生們到日本半工半讀,職稱是「海軍工廠技手養成所(海軍工廠技士培訓所)」,有點類似現在的建教合作。期限3年,3年後發給高工畢業證書,並可成為航空工程技術人員。

 

這樣優惠的條件吸引了很多台灣少年,很多人瞞著父母偷偷蓋章獲選赴日,但因日本於1945年戰敗投降,總數8419人、年齡平均在15歲上下的台灣少年工自組「台灣省民自治會」,自行向相關單位協調取得糧食及聯繫安排返回台灣的船隻,除少數人留在日本之外,大多數分批返回台灣,這批人成為台灣戰後很重要的基礎工業人力來源。

 

黃文木與作者合照。(圖/陳婉真提供)

 

高座會成員很喜歡用「羈絆」來形容台日高座會交流的意象,在日文中,「羈絆」的意思是:人與人無法斷絕的連繫,難以分開的連結。用這句話來形容高座會的情誼還真貼切。

 

最早的具體行動起自一位原高座海軍工廠技術員早川金次先生。他目睹台灣少年工的工作情形,以及戰爭中被炸死的少年工,深受感動,戰後靠自己個人的力量,於1963年12月,在少年罹難地附近的善德寺,興建少年工慰靈碑。他曾為此來到台灣27次,進行各種查證及慰問死者遺族,足跡遍及全台。

 

或許是受到早川的精神所感動,日本高座會於1964年成立。由於那時台灣還是戒嚴時期,以及當時的政府懷有仇日情結,雖然從1982年起,陸陸續續有台北高座同學會成立,接著在新竹、桃園、新化….等地也紛紛成立,但「替日本人製造戰鬥機」是戒嚴時期不能說的禁忌。直到解除戒嚴後的1988年,台灣留日高座聯誼會才正式公開成立,此後每年雙方交流不斷;所有高座同學們也在他們「入學」60年後的平成15年(2003年),取得日本厚生勞働省的卒業證明書(畢業證書)。

 

1999年高座聯誼會合照,第二排左一為黃文木。(圖/陳婉真翻拍)

 

黃文木說,他在昭和19年3月畢業後,先到岡山61航空廠報到並受訓,接著,從岡山搭火車到高雄港。學員由小船分批接駁到大型貨輪「阿拉伯丸」,每人只帶一條毯子供在船上睡覺時使用,其餘行李直接以貨車載到船上,一路邊躲美軍可能的襲擊邊航行到日本。黃文木在高座海軍造船廠的工人培訓中心完成課程後,被派往名古屋市三菱重工名古屋飛機製造廠。

 

黃文木主要負責製造飛機的方向舵。「戰鬥機的體積很小,全部以手工打造,剛好小孩子的身材較小,雖然訓練時很苦,但工作場域卻很適合小孩子的體型,如果由成人來做,反而無法那麼靈活。小孩子工作效率很高,加上台灣少年工都很守規矩,所以日本人主管很疼我們,不像在台灣的日本人兇巴巴的。」黃文木說。

 

從亞熱帶的台灣到日本,很多人無法適應氣候的變化,加以禦寒衣物不足,食物也不够,挨餓受凍幾乎無日無之。奇怪的是,在日本兩年多,黃文木曾經凍傷,卻未曾感冒生病。

 

高座寮(宿舍)的大浴池,學員天天集體洗澡,袒誠相見。(圖/曾天來提供)

 

少年工的居住環境也不好,跳蚤蝨子趕不勝趕,尤其蝨子是產下整排卵在衣服上。他們想得到的方法就是在洗澡時把衣服脫下,邊洗澡邊把衣服放在地上踩,希望用洗澡的熱水把蝨子燙死,只可惜效果有限。因此,晚上工作結束後,大家紛紛努力「掠蝨母」,不讓蝨子破壞一夜的好眠,那可不是閒著沒事做。

 

少年工們每天早上7:00邊高呼口號邊整隊步出宿舍,宿舍的主管帶著部門工作人員列隊在門口敬禮送行;晚上下班回宿舍時,學員們一樣會受到主管帶隊在門口迎接。這種貼心的舉動提升了少年工的工作士氣,也培養少年工的守時敬業重然諾等待人處世之道,讓黃文木深感受用無窮。

 

高座會學員每天早上上工及晚上收工,宿舍長官會率部門工作人員列隊送行或迎接。(圖/黃文木提供)

 

「現在回想起來,戰爭雖然是時代悲劇,但是在高座的經驗,讓我們很快克服了遠離父母的鄉愁與思念,培養出自力更生與獨自面對惡劣環境的生存能力,例如守時及交代的事全力以赴等特質。這讓我們往後的人生面對再大的困難都不容易被打倒,所以說,高座訓練出來的人,幾乎沒有落伍者。」

 

黃文木於1946年元月搭乘2千噸的「長運丸」回台,船上載了超過2千名返台人士,非常擁擠。大約4個人擠一塊塌塌米大小的船艙位置,有人無處睡覺,索性把毯子綁起來當吊床,但大家歸心似箭,也不計較環境的好壞。到基隆下船後,每人發給回鄉的火車票,在基隆火車站前還擺著一整排的甜粥讓遊子充饑。

 

他在1951年進入台灣省公路局(今交通部公路總局)蘇澳工程處,剛好那時政府要擴建東西橫貫公路,必須由公路局派員深入勘察,黃文木會講日語,方便和原住民溝通。他受命從霧社一路探勘到太魯閣,由他率同鄉公所的村幹事、管區警員及原住民嚮導等,以5天的時間完成任務。

 

黃文木以日文撰寫回憶錄的部分手稿,卻連他自己的下一代都看不懂,也沒興趣看,這是那一代台灣人的悲哀。(圖/黃文木提供)

 

橫貫公路最早完成於1918年,是日本人的「理番道路」,也是開發森林資源的重要道路,從天祥到太魯閣段,更是名聞遐邇的產金道路,又是發電道路。戰爭期間荒廢多年,經過多次颱風地震等天災的破壞,很多路段已經無法通行,只能邊走邊開路。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座吊橋已經腐朽不堪,他們只能抓住一條鐵索緩慢走過去,身上還要揹負米、鍋子及夜間燃燒用的松油枝、檜木枝等,以防被熊攻擊。其中有一段積雪還沒融化,大家只能小心通過,到達終點站時,工務段段長及管制站人員都在場歡迎,公路局也特別給予記功獎勵。他說,這種克服困難的精神,就是少年工訓練時得到的最大本錢。

 

黃文木曾在戰後40年,台灣還在戒嚴的年代,寫了一封信到日本,向當年的長官大和正野上尉致謝,信中說:「我是前高座海軍工廠寄宿本部作業隊的一員,曾在您的指導下,挖掘躲避空襲的地下壕,迎接終戰的人。在當時那麼惡劣的環境下,您始終是那麼的富於人情味,抱持著一顆充滿溫馨、和靄的心,讓我們這些年幼的作業隊員,不知蒙受了多少的安慰,至今我都無法忘記這些種種。40餘年後的今天,我一邊懷念著過去,一邊呈上幾句由衷的謝意。」

 

高座日台交流協會事務局局長橋本理吉,在高座75周年紀念手冊中,特別為文提到黃文木的這封信,讓他至為感動,每次讀來都難免掉眼淚,就是這樣層層羈絆,牽起台日高座會雙方交流的橋樑。

 

來自中壢的黃文木,當1977年發生著名的「中壢事件」選舉作票時,他也因當年黨外人士的勇敢突破深受感動,雖然任職於公營事業單位,他也不忘去為他們的老縣長許信良加油打氣。只是談到當年同伴都已步入高齡,年輕一代對於他們當年的親身經歷根本無感,這種歷史的斷層讓人深感遺憾。對比高座會台日兩國間的羈絆,反倒是在台灣的年輕一代成為歷史的斷鍊一族,不禁令人無限感傷。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遲來的畢業證書。8千多名台灣少年工原本在戰爭中被徵募到日本造飛機,說好3年畢業後可以獲得高工文憑,卻因日本戰敗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遲至平成15年(2003年)他們已屆老年才得到這紙畢業證書。圖中曾天來為前彰化縣高座會副會長。(圖/陳婉真攝)

 

作者/陳婉真

 

「從高座回來的,沒有什麼落伍者,因為我們都在困苦的環境磨練過,過程雖然很辛苦,但也養成大家適應惡劣環境的能力。」

 

說這句話的是來自中壢的黃文木,台灣高座會成員,1931年(昭和6年)出生,1943年從中壢公學校畢業後參加考試,1944年到達日本神奈川縣高座海軍工廠,成為戰時替補日本嚴重短缺的人力支援,主要製造戰鬥機,史稱台灣少年工。他那時使用的名字是島田文一。

 

原先日本政府的規劃是,透過台灣總督府在各公學校,募集應屆畢業的國小及高等科畢業生們到日本半工半讀,職稱是「海軍工廠技手養成所(海軍工廠技士培訓所)」,有點類似現在的建教合作。期限3年,3年後發給高工畢業證書,並可成為航空工程技術人員。

 

這樣優惠的條件吸引了很多台灣少年,很多人瞞著父母偷偷蓋章獲選赴日,但因日本於1945年戰敗投降,總數8419人、年齡平均在15歲上下的台灣少年工自組「台灣省民自治會」,自行向相關單位協調取得糧食及聯繫安排返回台灣的船隻,除少數人留在日本之外,大多數分批返回台灣,這批人成為台灣戰後很重要的基礎工業人力來源。

 

黃文木與作者合照。(圖/陳婉真提供)

 

高座會成員很喜歡用「羈絆」來形容台日高座會交流的意象,在日文中,「羈絆」的意思是:人與人無法斷絕的連繫,難以分開的連結。用這句話來形容高座會的情誼還真貼切。

 

最早的具體行動起自一位原高座海軍工廠技術員早川金次先生。他目睹台灣少年工的工作情形,以及戰爭中被炸死的少年工,深受感動,戰後靠自己個人的力量,於1963年12月,在少年罹難地附近的善德寺,興建少年工慰靈碑。他曾為此來到台灣27次,進行各種查證及慰問死者遺族,足跡遍及全台。

 

或許是受到早川的精神所感動,日本高座會於1964年成立。由於那時台灣還是戒嚴時期,以及當時的政府懷有仇日情結,雖然從1982年起,陸陸續續有台北高座同學會成立,接著在新竹、桃園、新化….等地也紛紛成立,但「替日本人製造戰鬥機」是戒嚴時期不能說的禁忌。直到解除戒嚴後的1988年,台灣留日高座聯誼會才正式公開成立,此後每年雙方交流不斷;所有高座同學們也在他們「入學」60年後的平成15年(2003年),取得日本厚生勞働省的卒業證明書(畢業證書)。

 

1999年高座聯誼會合照,第二排左一為黃文木。(圖/陳婉真翻拍)

 

黃文木說,他在昭和19年3月畢業後,先到岡山61航空廠報到並受訓,接著,從岡山搭火車到高雄港。學員由小船分批接駁到大型貨輪「阿拉伯丸」,每人只帶一條毯子供在船上睡覺時使用,其餘行李直接以貨車載到船上,一路邊躲美軍可能的襲擊邊航行到日本。黃文木在高座海軍造船廠的工人培訓中心完成課程後,被派往名古屋市三菱重工名古屋飛機製造廠。

 

黃文木主要負責製造飛機的方向舵。「戰鬥機的體積很小,全部以手工打造,剛好小孩子的身材較小,雖然訓練時很苦,但工作場域卻很適合小孩子的體型,如果由成人來做,反而無法那麼靈活。小孩子工作效率很高,加上台灣少年工都很守規矩,所以日本人主管很疼我們,不像在台灣的日本人兇巴巴的。」黃文木說。

 

從亞熱帶的台灣到日本,很多人無法適應氣候的變化,加以禦寒衣物不足,食物也不够,挨餓受凍幾乎無日無之。奇怪的是,在日本兩年多,黃文木曾經凍傷,卻未曾感冒生病。

 

高座寮(宿舍)的大浴池,學員天天集體洗澡,袒誠相見。(圖/曾天來提供)

 

少年工的居住環境也不好,跳蚤蝨子趕不勝趕,尤其蝨子是產下整排卵在衣服上。他們想得到的方法就是在洗澡時把衣服脫下,邊洗澡邊把衣服放在地上踩,希望用洗澡的熱水把蝨子燙死,只可惜效果有限。因此,晚上工作結束後,大家紛紛努力「掠蝨母」,不讓蝨子破壞一夜的好眠,那可不是閒著沒事做。

 

少年工們每天早上7:00邊高呼口號邊整隊步出宿舍,宿舍的主管帶著部門工作人員列隊在門口敬禮送行;晚上下班回宿舍時,學員們一樣會受到主管帶隊在門口迎接。這種貼心的舉動提升了少年工的工作士氣,也培養少年工的守時敬業重然諾等待人處世之道,讓黃文木深感受用無窮。

 

高座會學員每天早上上工及晚上收工,宿舍長官會率部門工作人員列隊送行或迎接。(圖/黃文木提供)

 

「現在回想起來,戰爭雖然是時代悲劇,但是在高座的經驗,讓我們很快克服了遠離父母的鄉愁與思念,培養出自力更生與獨自面對惡劣環境的生存能力,例如守時及交代的事全力以赴等特質。這讓我們往後的人生面對再大的困難都不容易被打倒,所以說,高座訓練出來的人,幾乎沒有落伍者。」

 

黃文木於1946年元月搭乘2千噸的「長運丸」回台,船上載了超過2千名返台人士,非常擁擠。大約4個人擠一塊塌塌米大小的船艙位置,有人無處睡覺,索性把毯子綁起來當吊床,但大家歸心似箭,也不計較環境的好壞。到基隆下船後,每人發給回鄉的火車票,在基隆火車站前還擺著一整排的甜粥讓遊子充饑。

 

他在1951年進入台灣省公路局(今交通部公路總局)蘇澳工程處,剛好那時政府要擴建東西橫貫公路,必須由公路局派員深入勘察,黃文木會講日語,方便和原住民溝通。他受命從霧社一路探勘到太魯閣,由他率同鄉公所的村幹事、管區警員及原住民嚮導等,以5天的時間完成任務。

 

黃文木以日文撰寫回憶錄的部分手稿,卻連他自己的下一代都看不懂,也沒興趣看,這是那一代台灣人的悲哀。(圖/黃文木提供)

 

橫貫公路最早完成於1918年,是日本人的「理番道路」,也是開發森林資源的重要道路,從天祥到太魯閣段,更是名聞遐邇的產金道路,又是發電道路。戰爭期間荒廢多年,經過多次颱風地震等天災的破壞,很多路段已經無法通行,只能邊走邊開路。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座吊橋已經腐朽不堪,他們只能抓住一條鐵索緩慢走過去,身上還要揹負米、鍋子及夜間燃燒用的松油枝、檜木枝等,以防被熊攻擊。其中有一段積雪還沒融化,大家只能小心通過,到達終點站時,工務段段長及管制站人員都在場歡迎,公路局也特別給予記功獎勵。他說,這種克服困難的精神,就是少年工訓練時得到的最大本錢。

 

黃文木曾在戰後40年,台灣還在戒嚴的年代,寫了一封信到日本,向當年的長官大和正野上尉致謝,信中說:「我是前高座海軍工廠寄宿本部作業隊的一員,曾在您的指導下,挖掘躲避空襲的地下壕,迎接終戰的人。在當時那麼惡劣的環境下,您始終是那麼的富於人情味,抱持著一顆充滿溫馨、和靄的心,讓我們這些年幼的作業隊員,不知蒙受了多少的安慰,至今我都無法忘記這些種種。40餘年後的今天,我一邊懷念著過去,一邊呈上幾句由衷的謝意。」

 

高座日台交流協會事務局局長橋本理吉,在高座75周年紀念手冊中,特別為文提到黃文木的這封信,讓他至為感動,每次讀來都難免掉眼淚,就是這樣層層羈絆,牽起台日高座會雙方交流的橋樑。

 

來自中壢的黃文木,當1977年發生著名的「中壢事件」選舉作票時,他也因當年黨外人士的勇敢突破深受感動,雖然任職於公營事業單位,他也不忘去為他們的老縣長許信良加油打氣。只是談到當年同伴都已步入高齡,年輕一代對於他們當年的親身經歷根本無感,這種歷史的斷層讓人深感遺憾。對比高座會台日兩國間的羈絆,反倒是在台灣的年輕一代成為歷史的斷鍊一族,不禁令人無限感傷。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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