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有溫度的台灣史──1945~1949》3)令人大開眼界的「劫收 」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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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渡:有溫度的台灣史──1945~1949》3)令人大開眼界的「劫收 」
2021-05-20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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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

                    

1945年台灣光復的剎那,曾經歷過的老一輩人總是用「狂歡」來形容。還有人更願意以「子不嫌母醜」,來形容台灣人對來自大陸的接收者、軍隊、官員的包容。台灣人叫祖國為「唐山」,形容自己的祖先是「唐山來的」。而來自大陸的人就代表著「唐山來的人」,充滿了善意。

 

當年在現場迎接國軍的許金玉說:「那時,看見部隊髒成那樣,有人就說,這樣怎麼能打仗?可是我心裡想,八年抗戰真艱苦,把他們磨成那個樣子,阿兵哥真可憐,又乾又瘦又髒,他們為國家受苦了……。」

 

事實上,派來台灣接收的行政長官陳儀,在中國大陸的官場上,並不是一個貪官污吏,他甚至被視為是一個清廉開明的人。他娶了一個日本妻子,熟知日語,曾來過台灣,是一個知日派,為什麼會演變成二二八悲劇的結局呢?

 

研究陳儀達三十五年的學者戴國煇,曾詳細檢視這整個過程。

 

陳儀,1883年生,浙江紹興人,1902年考上浙江省公費留學,赴日本陸軍土官學校讀書。因為與魯迅(也是同鄉)、許壽裳、張明之同船赴日而結識,成為一生的朋友。1904年,他們還曾在日本留下一張合影的照片。1907年回國,輾轉於官場,做軍事參議等職,並無太大進展。1917年由北京陸軍部派赴日本就讀陸軍大學,是中國留學陸大的第一期生。1920年回國後在軍閥征戰下並無發展機會,曾投入孫傳芳部,打敗過張宗昌的部隊,也曾想讓孫部與南方國民政府合作,因此與蔣介石有淵源。

 

他雖然學的是軍事,人在官場,但本身有文人性格,與魯迅、許壽裳等保持往來。1936年魯迅逝世的時候,陳儀接到許廣平電報,內心非常悲痛,他認為「魯迅先生的逝世是中華民族不可彌補的損失」,乃建議蔣介石舉行國葬。但不被蔣所接受。魯迅曾被國民政府通緝,國民黨痛恨他都來不及,怎麼會為他舉行國葬?這只能說是官場中的陳儀,還保持著文人的天真與剛直,願意為朋友出頭。

 

1928年,陳儀受蔣介石之託,赴歐洲考察,主要是德國。他接觸了不少由馮玉祥派出留德的學生,他們此時正由於馮玉祥垮台而徬徨不已,陳儀除了資助他們繼續讀書外,還將人才引回國進政府工作。經濟博士張果為、彈道專家俞大維都是他引薦的。俞大維成為蔣介石重用的兵工署長(1949年來台後,俞大維曾任國防部長,他兒子俞揚和還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

 

陳儀除了古道熱腸外,還是一個願意提拔青年人才的官員。1934年,擔任福建省主席,次年還奉派來台參加日本舉行的「台灣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參觀日月潭水電站、嘉南大圳、基隆港、礦山、糖廠、台北帝國大學、氣象台等現代化建設,寫成一大冊的報告;同時自台灣總督府獲得《台灣法令匯編》等資料,想了解法治建設。可以說,陳儀除了學習台灣現代化建設的諸種設施,更有意在法令上加以研究。這是遠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為明白的人。陳儀主政福建七年多,引進不少新的觀念與人才,頗得到一些好評。

 

開羅會議之後,確定台灣將歸還中國,1944年10月,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即是為接收台灣做準備。九名委員中,台灣籍三人(謝南光、黃朝琴、游彌堅),浙江籍三人(陳儀、沈仲九、錢履周),國際問題專家三人(王芃生、夏濤聲、周一鶚),也都是一時之選。陳儀還利用他在中央訓練團教育長的方便,設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招考了一百二十幾名各機關的幹部,給予三民主義的思想訓練外,還特地研討日本人編的《台灣法令匯編》,這些人便成為後來陳儀接收台灣的班底。

 

可以說,較諸其它地方,台灣的接收工作是早就做了更周全的準備,上層的陳儀有心有力,中間有訓練過的幹部,下層還有台灣人抗日的深厚群眾基礎,以及歡迎祖國的熱烈心情,為什麼轉瞬惡化到變成二二八事件呢?

 

故事還是從民間說起。

 

陳儀雖然帶來一群訓練過的幹部,但也同時帶來軍隊,以及無數未曾訓練過的公務員。他的理想是想建設一個全新的台灣,但現實是,整個接收團隊,基本上由一群缺乏紀律與法治觀念的行伍、公務員、特務們,以及充滿互為矛盾鬥爭的政客群體,來接收並統治台灣。

 

原本為維護安定,等待政府來台接收而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在陳儀來了之後,反而被排擠出去,一大群過去靠日本統治者得勢的御用紳士,很快用金錢賄賂包圍了接收官員。台北的酒家忙碌得缺少陪酒小姐。接收者全部來自大陸各種靠關係的人,台灣人之中有正直聲望者,特別是過去抗日坐牢的文化協會成員、農民組合志士,反而被排擠在外。

 

省內省外的衝突,開始發生。台灣人原來的社會領袖如林獻堂、李友邦等都感到不滿,而大陸來接收者則認為台灣人是受日本統治的奴隸性使然,才會對外省人的表現反感。雙方誤解與歧視日深。

 

忙著接收的人,忙著佔位置,忙著佔房子,忙著跟過去被台灣人所瞧不起的御用紳士應酬,這樣的外省人,看在台灣人眼裡,真是不堪,更是不滿。

 

陳儀和他的主要幕僚沈仲九(本身曾是無政府主義者),空有一個建設台灣的烏托邦,卻在國民黨內派系(如CC派、軍統等)的掣肘下,難以實現。另一方面,他用人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以至於明明自己的屬下貪污嚴重,他寧可不處理,或者反而加以保護。學者戴國煇曾用「陳沈唐吉訶德」來形容他們空有滿腹理想,卻沒有條件,也缺乏能力處理戰後複雜萬端的台灣重建。而偏偏,台灣人是見過現代化的建設是如何展開,該如何重建的。

 

這就註定了陳儀與台灣社會的疏離與對立。接收者的整體素質普遍都太缺少現代化的訓練了。

 

先看一些民間微小的例子吧。由小見大、見微知著,事實會更為清晰。

 

當時台灣已經有了租借自行車的小店,人們願意不收費,把自行車借給大陸來的人使用。不料常常一借就不回來了;還有大陸人借了幾天才還,讓小店無法經營,整個形象就壞了。以前借自行車並不需要證件,只要登記借的時間,約定還時付款即可。但有人借走不還,最後迫使得小店開始要使用證件、金錢抵押。

 

剛開始的狂歡期,有小販為了表示對「唐山人」的善意,買東西刻意不收費,表示感謝。不料竟有人傳說台灣買東西不用付錢,有唐山人以此去小店拿東西,造成雙方的衝突。這還只是小事,流傳在各地的還有婦女被軍人調戲吃豆腐,軍人去戲院看白戲,在攤子吃白食……。

 

還有傳說唐山人落後,不了解自來水,結果買了一個水龍頭回家掛在牆壁上,以為它就會出水……。

 

種種現象一傳十,十傳百,本來善意的「唐山」的稱呼,自此變成輕蔑的「阿山仔」。而赴大陸參加抗戰,勝利後跟著回來的台灣人,如李友邦、黃朝琴、丘念台等人,都被稱為「半山」,以區隔出他們與「阿山」的不同。

 

而台灣人之於「半山」,其憎惡之情,有時尤甚於「阿山」。這是由於從大陸回來的台灣人,大略有三種(依戴國煇的分類):第一種,重慶回來的,他們與國民黨內派系有各種關連,有的屬於CC派,有的投靠軍統,有的為抗日的情報工作,這種關係,一般台灣人根本搞不清楚。第二種是去日本統治下的中國服務,如作家張我軍、洪炎秋等,他們有不少人暗中抗日,反而不被視為半山。而最讓人憎惡的第三種,是去大陸當日本人走狗的「台灣歹狗」,他們仗恃日本勢力,作威作福,包娼包賭,為了怕漢奸追查而回台,卻更懂得利用時機拉攏政界,繼續利用大陸來台接收官員有權力卻對台灣環境不熟悉,和他們狼狽為奸,趁接收時,侵佔公有土地財產,繼續為惡。

 

應該說,大陸來台接收者的素質與台灣社會之間,存在著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差距。而接收情勢的複雜,接收者的貪污手段之粗暴、奸巧,也是未曾有過的。台灣人真大開眼界了。

 

(7之3)

編輯人語

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

                    

1945年台灣光復的剎那,曾經歷過的老一輩人總是用「狂歡」來形容。還有人更願意以「子不嫌母醜」,來形容台灣人對來自大陸的接收者、軍隊、官員的包容。台灣人叫祖國為「唐山」,形容自己的祖先是「唐山來的」。而來自大陸的人就代表著「唐山來的人」,充滿了善意。

 

當年在現場迎接國軍的許金玉說:「那時,看見部隊髒成那樣,有人就說,這樣怎麼能打仗?可是我心裡想,八年抗戰真艱苦,把他們磨成那個樣子,阿兵哥真可憐,又乾又瘦又髒,他們為國家受苦了……。」

 

事實上,派來台灣接收的行政長官陳儀,在中國大陸的官場上,並不是一個貪官污吏,他甚至被視為是一個清廉開明的人。他娶了一個日本妻子,熟知日語,曾來過台灣,是一個知日派,為什麼會演變成二二八悲劇的結局呢?

 

研究陳儀達三十五年的學者戴國煇,曾詳細檢視這整個過程。

 

陳儀,1883年生,浙江紹興人,1902年考上浙江省公費留學,赴日本陸軍土官學校讀書。因為與魯迅(也是同鄉)、許壽裳、張明之同船赴日而結識,成為一生的朋友。1904年,他們還曾在日本留下一張合影的照片。1907年回國,輾轉於官場,做軍事參議等職,並無太大進展。1917年由北京陸軍部派赴日本就讀陸軍大學,是中國留學陸大的第一期生。1920年回國後在軍閥征戰下並無發展機會,曾投入孫傳芳部,打敗過張宗昌的部隊,也曾想讓孫部與南方國民政府合作,因此與蔣介石有淵源。

 

他雖然學的是軍事,人在官場,但本身有文人性格,與魯迅、許壽裳等保持往來。1936年魯迅逝世的時候,陳儀接到許廣平電報,內心非常悲痛,他認為「魯迅先生的逝世是中華民族不可彌補的損失」,乃建議蔣介石舉行國葬。但不被蔣所接受。魯迅曾被國民政府通緝,國民黨痛恨他都來不及,怎麼會為他舉行國葬?這只能說是官場中的陳儀,還保持著文人的天真與剛直,願意為朋友出頭。

 

1928年,陳儀受蔣介石之託,赴歐洲考察,主要是德國。他接觸了不少由馮玉祥派出留德的學生,他們此時正由於馮玉祥垮台而徬徨不已,陳儀除了資助他們繼續讀書外,還將人才引回國進政府工作。經濟博士張果為、彈道專家俞大維都是他引薦的。俞大維成為蔣介石重用的兵工署長(1949年來台後,俞大維曾任國防部長,他兒子俞揚和還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

 

陳儀除了古道熱腸外,還是一個願意提拔青年人才的官員。1934年,擔任福建省主席,次年還奉派來台參加日本舉行的「台灣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參觀日月潭水電站、嘉南大圳、基隆港、礦山、糖廠、台北帝國大學、氣象台等現代化建設,寫成一大冊的報告;同時自台灣總督府獲得《台灣法令匯編》等資料,想了解法治建設。可以說,陳儀除了學習台灣現代化建設的諸種設施,更有意在法令上加以研究。這是遠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為明白的人。陳儀主政福建七年多,引進不少新的觀念與人才,頗得到一些好評。

 

開羅會議之後,確定台灣將歸還中國,1944年10月,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即是為接收台灣做準備。九名委員中,台灣籍三人(謝南光、黃朝琴、游彌堅),浙江籍三人(陳儀、沈仲九、錢履周),國際問題專家三人(王芃生、夏濤聲、周一鶚),也都是一時之選。陳儀還利用他在中央訓練團教育長的方便,設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招考了一百二十幾名各機關的幹部,給予三民主義的思想訓練外,還特地研討日本人編的《台灣法令匯編》,這些人便成為後來陳儀接收台灣的班底。

 

可以說,較諸其它地方,台灣的接收工作是早就做了更周全的準備,上層的陳儀有心有力,中間有訓練過的幹部,下層還有台灣人抗日的深厚群眾基礎,以及歡迎祖國的熱烈心情,為什麼轉瞬惡化到變成二二八事件呢?

 

故事還是從民間說起。

 

陳儀雖然帶來一群訓練過的幹部,但也同時帶來軍隊,以及無數未曾訓練過的公務員。他的理想是想建設一個全新的台灣,但現實是,整個接收團隊,基本上由一群缺乏紀律與法治觀念的行伍、公務員、特務們,以及充滿互為矛盾鬥爭的政客群體,來接收並統治台灣。

 

原本為維護安定,等待政府來台接收而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在陳儀來了之後,反而被排擠出去,一大群過去靠日本統治者得勢的御用紳士,很快用金錢賄賂包圍了接收官員。台北的酒家忙碌得缺少陪酒小姐。接收者全部來自大陸各種靠關係的人,台灣人之中有正直聲望者,特別是過去抗日坐牢的文化協會成員、農民組合志士,反而被排擠在外。

 

省內省外的衝突,開始發生。台灣人原來的社會領袖如林獻堂、李友邦等都感到不滿,而大陸來接收者則認為台灣人是受日本統治的奴隸性使然,才會對外省人的表現反感。雙方誤解與歧視日深。

 

忙著接收的人,忙著佔位置,忙著佔房子,忙著跟過去被台灣人所瞧不起的御用紳士應酬,這樣的外省人,看在台灣人眼裡,真是不堪,更是不滿。

 

陳儀和他的主要幕僚沈仲九(本身曾是無政府主義者),空有一個建設台灣的烏托邦,卻在國民黨內派系(如CC派、軍統等)的掣肘下,難以實現。另一方面,他用人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以至於明明自己的屬下貪污嚴重,他寧可不處理,或者反而加以保護。學者戴國煇曾用「陳沈唐吉訶德」來形容他們空有滿腹理想,卻沒有條件,也缺乏能力處理戰後複雜萬端的台灣重建。而偏偏,台灣人是見過現代化的建設是如何展開,該如何重建的。

 

這就註定了陳儀與台灣社會的疏離與對立。接收者的整體素質普遍都太缺少現代化的訓練了。

 

先看一些民間微小的例子吧。由小見大、見微知著,事實會更為清晰。

 

當時台灣已經有了租借自行車的小店,人們願意不收費,把自行車借給大陸來的人使用。不料常常一借就不回來了;還有大陸人借了幾天才還,讓小店無法經營,整個形象就壞了。以前借自行車並不需要證件,只要登記借的時間,約定還時付款即可。但有人借走不還,最後迫使得小店開始要使用證件、金錢抵押。

 

剛開始的狂歡期,有小販為了表示對「唐山人」的善意,買東西刻意不收費,表示感謝。不料竟有人傳說台灣買東西不用付錢,有唐山人以此去小店拿東西,造成雙方的衝突。這還只是小事,流傳在各地的還有婦女被軍人調戲吃豆腐,軍人去戲院看白戲,在攤子吃白食……。

 

還有傳說唐山人落後,不了解自來水,結果買了一個水龍頭回家掛在牆壁上,以為它就會出水……。

 

種種現象一傳十,十傳百,本來善意的「唐山」的稱呼,自此變成輕蔑的「阿山仔」。而赴大陸參加抗戰,勝利後跟著回來的台灣人,如李友邦、黃朝琴、丘念台等人,都被稱為「半山」,以區隔出他們與「阿山」的不同。

 

而台灣人之於「半山」,其憎惡之情,有時尤甚於「阿山」。這是由於從大陸回來的台灣人,大略有三種(依戴國煇的分類):第一種,重慶回來的,他們與國民黨內派系有各種關連,有的屬於CC派,有的投靠軍統,有的為抗日的情報工作,這種關係,一般台灣人根本搞不清楚。第二種是去日本統治下的中國服務,如作家張我軍、洪炎秋等,他們有不少人暗中抗日,反而不被視為半山。而最讓人憎惡的第三種,是去大陸當日本人走狗的「台灣歹狗」,他們仗恃日本勢力,作威作福,包娼包賭,為了怕漢奸追查而回台,卻更懂得利用時機拉攏政界,繼續利用大陸來台接收官員有權力卻對台灣環境不熟悉,和他們狼狽為奸,趁接收時,侵佔公有土地財產,繼續為惡。

 

應該說,大陸來台接收者的素質與台灣社會之間,存在著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差距。而接收情勢的複雜,接收者的貪污手段之粗暴、奸巧,也是未曾有過的。台灣人真大開眼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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