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有溫度的台灣史──1945~1949》2)巨變的瞬間,人間的容顏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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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渡:有溫度的台灣史──1945~1949》2)巨變的瞬間,人間的容顏
2021-05-13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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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夕,《台灣新報》在8月8日有一則新聞登在重要的版面上。

「敵人以暴虐無道的手段,轟炸中小城市,造成平民、婦人,甚至孩童的大量死亡……這是非人間的殺人行為」。報紙公佈的死亡統計,有964名,其中男性440人,女性524人,而十二歲以下孩童有234人。

這是廣島原子彈轟炸的報導。

台灣人從可以讀到的有限消息裡,早已看出勝負。特別是到了戰爭後期,軍方強徵民間銅鐵物資時,甚至連中學生也被強徵入伍,就已敗象俱現。

1945年二月,台南人林書揚(1950年代的知名政治犯,是台灣關得最久的人,長達34年餘)還未足歲就被徵召入伍。部隊中大多是嘉南一帶的農村青年,他們在晚上部隊熄燈後,偷偷來找林書揚,請他教一句英語,只要一句:「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農村青年認為,美軍攻陷菲律賓之後,就會攻打台灣,如果美軍登陸被捕,就可以說出這一句。他們單純的想法是:美國是中國的盟邦,也許這樣,就算被逮捕,也不會被虧待吧。

在美軍的轟炸之下,許多人都疏散到鄉下,以躲避戰火。謝雪紅在關了十二年之後,回到台中市,後來疏散到台中山區的頭汴坑,靠幾分地過活,食物不夠,只能種地瓜、蕃薯過日子,魚肉完全斷絕,要買白米得去黑市,他們買不起。

而原台共黨員蘇新則在出獄後,回到台南,靠養兔子過活。此時食物全面管制,不能私自屠宰豬雞等,得上交給政府,才能到一點補償性的肉食。為了幫助農民缺乏肉食的困境,蘇新還寫了一本教農民如何養兔子的書,至少兔子是不必上交的。

簡吉則是回到鳳山,他的活動能量太強,在農民之中影響力太大,乾脆被看管起來。表面上,他是「皇民奉公會」的成員,但主要是加以監視,隨時報到。

一般民間過得苦哈哈,田園荒廢,糧食缺乏。這種情況下,連一些日本軍官也認為戰爭拖不過這一年。

民間流傳著:美軍攻取的島嶼都是全面掃射清理,不會留情。

天可憐見,美軍沒有攻打台灣,跳島政策直接攻向琉球。琉球之後,就是日本九州了。

而美國在不斷轟炸日本後,認為日本軍部仍有負隅頑抗,決戰本島的決心,遂投下兩顆原子彈,提早結束了戰爭。

天皇宣佈投降時,林書揚還記得「那一刻胸中的沸騰,解放的喜悅和對未來莫名的歡欣期待的心情,難以用筆墨來形容。」

在嘉義的街頭,開始出現教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以及各種教中文歌曲的知識份子。老一輩的漢文老師被重新找出來,教大家學習中文。皇民化政策之後,漢文教學被全面禁止,只能悄悄的教,現在終於可以公開了。受了五十年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彷彿一夕之間回到自己父祖的文化,許多人像吳新榮那樣,把祖先的牌位擺出來,取代那被強迫擺上去的日本神道,用古老的儀式,焚香告祭祖先:台灣光復了。

謝雪紅回到台中市,有一個月的時間,她連絡朋友,找住的地方,希望日據時期被停止的社會運動團體可以重建,開始找人籌組〈人民協會〉。她夢想建設一個新台灣。

台北的陳逸松找出一盤以前從大陸偷偷帶回來的唱片,在王井泉的山水亭那裡播放。現場一起聽的還有呂泉生。

呂泉生,1916年生,台中人,台中一中畢業後,留學東京的日本東洋音樂學校,本來主修鋼琴,因為有一次意外跌傷右手臂,只好改習聲樂。他是台灣第一個採集民謠的鄉土音樂家。1943年,〈厚生演劇〉在永樂座公演「閹雞」的時候,他用兩首具有台灣民謠的合唱曲〈六月田水〉和〈丟丟銅仔〉,讓觀眾非常感動,轟動一時,整個演出非常成功。沒想到日本警察看到這樣轟動的台灣民謠,受不了,第二天就加以取締禁唱。

呂泉生在山水亭一聽到國歌,就讓他們多放幾次,在現場把五線譜和歌詞寫下來,再找人借了鋼板、鋼筆和油印紙,油印出來分發給民眾。他還高興的到街頭去教唱。

雖然國軍還沒來,中國政府的接收工作不知如何展開,但安藤利吉八月二十四日對台灣將交還中國政府的談話,刊在報紙上,等於阻止了軍人的台獨政變,也為台灣的前途作了明確表示。大家定了心。

但中國要如何接收,怎麼往下走下去,中國與美軍沒有消息,大家都沒有底。好不容易過了半個月之後,終於有了有消息了。

第一批到台灣的官員是跟著美軍〈中美合作所〉的飛機降臨台灣。美軍的前進指揮所在日本投降儀式前,先行到台灣,了解台灣的民情。那是9月2日。跟著來的,有國民政府官員有三個人:第一個是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第二個是中美合作所的黃昭明;第三個是台灣義勇隊的副隊長張士德。他們住進台北最豪華的賓館──梅屋敷。

9月3日,與總督府的會談在台北賓館舉行,張土德就將帶回來的第一面國旗,插在台北賓館裡,正式宣告日本時代結束,中國政府來了。

隨後,張士德開始拜會台北重要的地方領袖。張士德以台灣義勇隊副隊長的名義請一個商人連絡陳逸松,把他找去梅屋敷。張士德是台中大甲人,參加過農民組合抗日,後來赴大陸進黃埔軍校,再加入軍統。陳逸松不知道他得到什麼情報,為什麼先來找自己。

陳逸松進去的時候,看到門口警衛森嚴,站著幾個日本憲兵。當時日本餘威還在,而祖國遲遲不見蹤影,他怕出什麼事,就從廚房的後門溜進去。剛一見面,張士德就用閩南話和他交談。

他直接了當的說:「國軍很快就會來了,但國軍來之前,為了防止日本人可能有的破壞行為,希望你能出面組織台灣的青年人,用來監視日本人的行動,保護國家財產的安全。」

陳逸松義無反顧的同意了。張士德當場拿出一張紅紙,寫上「日日命令」,內容是:「任命陳逸松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

陳逸松是學法律出身的,沒看過法律上有這個「日日命令」的用語,不知道在中國大陸是什麼意思。

張士德解釋說:「這就跟行軍一樣,現場可以發佈命令,等於軍令。」

這下陳逸松懂了。

陳逸松陪著張士德到訪好幾個地方:台北、淡水、三芝、宜蘭、羅東、新竹、台中,所到之處,受到熱烈的歡迎。舞龍舞獅、鑼鼓鞭炮、歡呼夾道,比迎媽祖還熱鬧。有的地方還特別殺了一頭豬公,歡宴賓客,用最傳統的方式來慶祝這光復的時刻,以此對第一個「祖國」來的代表(特別他又是一個台灣人),表示內心的熱誠。張士德成為「台灣真正光復」的象徵。

在「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的名義下,陳逸松趕緊把台灣各界的精英組織起來。他找了過去抗日的知識份子、農民組合幹部、文化協會成員、台灣民眾黨幹部等等,從南到北,加以連絡組織。雖然大家對中國的政治情況、政府體系、派系分佈、人脈關係等,完全不了解,甚至連「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國民黨內的定位都不清楚,但在「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這個堂皇的名號下,在戰後懷著對台灣的建設、對祖國的建設有所奉獻的希望,所有人都充滿正直、純真、正義的血性,參與到青年團的工作上來。

御用紳士是一定不能用的。他們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靠著關係,作威作福,享受榮華富貴,民間非常瞧不起。如今,這些見風轉舵的投機份子,毫不猶豫的,改投到三青團的名下,到處花錢拉關係,想要擠進來弄一個職位,好拉攏以後的政治關係。

為了快速建立起青年團的各地組織,陳逸松沒辦法一一查證,他只能運用自己的人脈,把組織工作交給各地主要負責人來籌組,因為唯有各地的人最清楚誰是真正的抗日志士,誰是御用紳士。

他自兼青年團台北分團的團長;新竹是陳旺成,台中為張信義、楊貴(即作家楊逵),嘉義是劉傳來,台南吳新榮、莊孟侯,高雄是楊金虎、簡吉等。團的規章由台北制訂,運作上則交由各地自行負責。

然而,複雜的情勢很快在各地發生。吳新榮在台南就明顯感到御用紳士的威力,他們試圖加入三青團未果,就組織各種「歡迎政府籌備會」「治安維持會」等組織,請他擔任副委員長。被他拒絕了。他知道自己無法阻止對方籌組團體,最好是各走各的路。想不到這些御用紳士由嫉生恨,為了爭奪政治權力,竟埋下後來二二八事件告密陷害吳新榮的禍根。

9月19日,《台灣新報》發佈了陳儀將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之後,權力交接明確,過去被殖民統治者所欺負侮辱過的人,開始了報復的行動。先是對日本警察的「走狗」,展開圍毆追打,之後是日本警察,再來連台灣人與台灣人之間,有仇隙的人也無顧忌互相報復起來。

社會也已經悄悄的開始發生變化。有喜悅的活力,有民間的生氣勃勃,也有隱隱透出的犯罪與不安。

看一下當時的報紙就知道了。

「一到了夜晚就好像被上了色彩般的有著朝氣與活力,店與店不斷地接續蜿蜒,從萬華車站到龍山寺這段路間,這些店就代表著新台灣的象徵吧。

牛、豬、雞、鴨等的肉在店裡販售,高高堆起的肉引起市民的好奇心,可以想像人們已經褪去了嚴酷戰爭的色彩,激烈戰爭的反動是歷史的逆轉。高聲呼喊的販賣聲及客人的哄聲,充分反映出大家從戰爭陰影下解放出的自由。市民的購買力也趕走了煩惱。鮭魚一斤16圓好嗎?芝麻油四瓶28圓可以嗎?牛肉一斤16圓好嗎?市民們終於可以買到他們想要的商品。

往龍山寺的一隅,有露天的賭博場,眼神銳利的男子在擲骰子的時候,十圓鈔票就在賭桌上看著你來我往。另外,在小學裡,有五位男子也從襯衫的口袋裡拿出錢混雜著玩。市民抱持著必勝必贏的決心,這民族特有的僥倖心理在戰爭結束後,更是強烈的表現出來。

在賭場的旁邊,則是一間有古早味的服飾店,三件四百圓,像這樣一舉躍進的人生,就宛如走馬燈一樣,是不會再重來一次的。此外,還有士兵的鞋、軍隊用的衣物,這些都是戰爭後的遺產。新生的台灣,強而有力的生命力,就由龍山寺廣場這裡開始燃燒。和平的戰爭行列,就在全台灣一致的步調,持續下去。」

(《台灣新報》9月22日)

也正是在這一天,台灣各界「歡迎國民政府事宜籌備會辦事處」則呼籲全島在接收日當天,要舉行各種活動,慶祝台灣光復這歷史性的一刻。於是各種活動廣告都出來了,有出售國旗的,有徵會講北京話的啟事,還有一則很妙的廣告,是這樣寫的:

「慶祝台灣光復,歡迎陳民政長官閣下

  第一跳舞場總經理  張開麥

  募集舞女數十名,辦事員數名(男女不拘,經驗有無不問)

  希望者至急,履歷書攜帶,本人來談」

為了慶祝光復,各界都很忙。但有人忙著準備政治的大局,就有人偷雞摸狗,結伙幹壞事。

日本時代的警察局只有日本警察和台灣辦事的警察,他們有民怨,早已崩解,此時誰來維護治安呢?

街頭的賭博只是其一,更嚴重的是偷竊、強盜也無處報案,無人可管。雖然報紙上警告要加以取締,但沒警察執行公權力,你能怎麼辦?就只有靠臨時組織起來的三青團來維護。

桃園就發生了一幫犯罪的集團,半夜去鄉下偷農民的牛,被農民發覺了,追了出去,小偷竟持刀把農民給殺了。後來桃園三青團的人去追查,查到了犯罪集團的所在,再找一群人把他們移送法辦。

而台南的吳新榮相當聰明,他怕當地流氓幹壞事,乾脆一開始就把他們找出來,請他們成立「忠義社」,一方面激發他們的愛國心與正義感,一方面請他們維護治安。果然,黑道了解犯罪,台南的治安得到維護。

除了三青團之外,社會各界也陸續成立了各種自發性的群眾組織:〈慶祝受降大典籌備委員會〉〈人民調解委員會〉〈義勇警察隊〉等,這些團體自然摻雜了投機份子,但也都要經過群眾大會公推出來,所以人事結構上,有兩個特色:第一,殖民地時代的官員,除非操守特別好的人,否則多數靠邊站;第二,被推出來擔任一定職責的人,不少有殖民地時代具有反日運動的經歷,他們本來就有領導能力,又有群眾的聲望,自然成為領導者。這是必然的結果。

過去抗日運動的團體,如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等,1931年以後,幾乎都入獄,組織星散,戰爭一結束,當年活躍的人已經出獄,正當四十歲左右,是人生的黃金階段,在兩個月的權力真空時期,他們發揮當年的組織長才,很快投入群眾工作。人民協會、農民協會、學生聯盟、總工會等,相繼成立起來了。

台灣慢慢恢復秩序,雖然各種勢力互相摻雜,但社會逐步恢復安定。歡迎國民政府的工作陸續展開。

10月5 日,陳儀命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中將,率領在大陸的台灣人黃朝琴、李萬居、蘇紹文等,共八十一人,搭乘美國軍機,從重慶飛抵台北,設立前進指揮所,由葛敬恩兼主任。葛敬恩與陳儀是同鄉,兼日本陸軍大學的學弟,與蔣介石也有交情,他懂得日語,派他來主持,也是合理的安排。

誰知道飛機到松山機場的那一天,葛敬恩的表現讓台灣人都看傻了眼。

中央社記者葉明勳有如下的描述:

「當五架飛機降落於松山機場時,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台灣士紳,還有挺著閃亮軍刀的日本兵,都在那裡列隊歡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出來露面,這是什麼漢官威儀。34年,首次在台北公會堂(今天的中山堂)舉行國慶紀念會,台北的天空飄揚著中華民國的國旗,這又是多麼富有意義的時刻,他又稱病不出,躲在基隆河畔的南方資料館(後為美軍協防司令部,現為台北市立美術館)休息……。他的作風真令人有點匪夷所思了。」

10月17 日,國軍第七十軍在盟軍飛機的掩護下,美國軍艦駛抵基隆港。早已聽聞消息的人,都趕去迎接。從基隆港到台北車站,擠滿了歡迎的人潮。

陳逸松、王井泉等十幾個台北文化人,沒有去基隆港與萬頭鑽動的人潮擠,而是等候在山水亭的三樓,看國軍走過。他們看得傻眼了。列隊前進的國軍,穿著破舊的棉襖、草鞋、腳上綁著鬆鬆垮垮的綁腿,背上揹了大鍋,還有人戴著斗笠,扛了米蘿,像一隊戰敗的士兵那樣,無精打彩的走過街道。

他們看得目瞪口呆。戰敗的日軍帶著閃亮的軍刀、軍容威儀的去港口列隊歡迎,而戰勝的國軍,應該更雄壯威猛啊,怎麼是這個樣子?

「怎麼這樣啊?連綁腿都是鬆鬆的?」

「你不知道,國軍是打游擊戰的,這樣才方便啊。這些都是游擊戰的勇士。不然,日本怎麼會輸去的?」

街道上還有人善意的解釋說:「那綁腿的裡面,搞不好是綁著鉛,平時練習用的,等到打仗的時候,可以健步如飛,練的是輕功。」

至於背上的鍋子,有人解釋道:「可以擋子彈啊。」

懷著對祖國的一往情深,民眾不斷做各種善意的理解。雖然各種疑惑還在心中,但總是一個戰勝國啊,怎麼可能比戰敗國差?

民眾所不了解的是,日本被拖在中國戰場,拖得愈久,陷得愈深。但中國並未在戰場獲勝,打垮日本的,是美國的太平洋戰爭反攻,以及最後的兩顆原子彈。這一場勝利,用學者戴國煇的話說,是「慘勝」。

10月23日,陳儀的飛機抵達台北,留著短髭,身形白白胖胖的陳儀,在機場人山人海的歡迎場面上,發表了他著名的講話:「不撒謊,不偷懶,不揩油」的三不政策,同時表明「我到台灣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

聽到的台灣人對他的誠懇直率,都非常感動。

他從松山機場,繞過總督府、總督官邸,到他的臨時官邸,一路上依舊人山人海,歡聲如雷。隨行的人告訴他:「這比何(應欽)總司令在南京的情形更熱烈。」

10月25日,台北公會堂坐滿了台灣各界的代表。

十時正,日本末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率領諫山春樹參謀等人,身著軍服,走入會場,向受降官敬禮。他沒戴軍帽,沒有佩刀,站在台下,低頭垂首。許多人想起他以前跋扈飛揚、殘暴殺戮的模樣,不禁感慨萬千。

陳儀受禮完畢,即席宣讀受降書。安藤利吉在降書上簽字,完成儀式,立即退席。日本殖民統治,從這一刻起,隨著安藤利吉,從台灣退席。

陳儀在台上正式宣佈:「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的版圖。」

台灣,自此走向新頁。

走向遠方的風雷,

走向風暴的未來。

 

(7之2)

 

編輯人語

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夕,《台灣新報》在8月8日有一則新聞登在重要的版面上。

「敵人以暴虐無道的手段,轟炸中小城市,造成平民、婦人,甚至孩童的大量死亡……這是非人間的殺人行為」。報紙公佈的死亡統計,有964名,其中男性440人,女性524人,而十二歲以下孩童有234人。

這是廣島原子彈轟炸的報導。

台灣人從可以讀到的有限消息裡,早已看出勝負。特別是到了戰爭後期,軍方強徵民間銅鐵物資時,甚至連中學生也被強徵入伍,就已敗象俱現。

1945年二月,台南人林書揚(1950年代的知名政治犯,是台灣關得最久的人,長達34年餘)還未足歲就被徵召入伍。部隊中大多是嘉南一帶的農村青年,他們在晚上部隊熄燈後,偷偷來找林書揚,請他教一句英語,只要一句:「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農村青年認為,美軍攻陷菲律賓之後,就會攻打台灣,如果美軍登陸被捕,就可以說出這一句。他們單純的想法是:美國是中國的盟邦,也許這樣,就算被逮捕,也不會被虧待吧。

在美軍的轟炸之下,許多人都疏散到鄉下,以躲避戰火。謝雪紅在關了十二年之後,回到台中市,後來疏散到台中山區的頭汴坑,靠幾分地過活,食物不夠,只能種地瓜、蕃薯過日子,魚肉完全斷絕,要買白米得去黑市,他們買不起。

而原台共黨員蘇新則在出獄後,回到台南,靠養兔子過活。此時食物全面管制,不能私自屠宰豬雞等,得上交給政府,才能到一點補償性的肉食。為了幫助農民缺乏肉食的困境,蘇新還寫了一本教農民如何養兔子的書,至少兔子是不必上交的。

簡吉則是回到鳳山,他的活動能量太強,在農民之中影響力太大,乾脆被看管起來。表面上,他是「皇民奉公會」的成員,但主要是加以監視,隨時報到。

一般民間過得苦哈哈,田園荒廢,糧食缺乏。這種情況下,連一些日本軍官也認為戰爭拖不過這一年。

民間流傳著:美軍攻取的島嶼都是全面掃射清理,不會留情。

天可憐見,美軍沒有攻打台灣,跳島政策直接攻向琉球。琉球之後,就是日本九州了。

而美國在不斷轟炸日本後,認為日本軍部仍有負隅頑抗,決戰本島的決心,遂投下兩顆原子彈,提早結束了戰爭。

天皇宣佈投降時,林書揚還記得「那一刻胸中的沸騰,解放的喜悅和對未來莫名的歡欣期待的心情,難以用筆墨來形容。」

在嘉義的街頭,開始出現教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以及各種教中文歌曲的知識份子。老一輩的漢文老師被重新找出來,教大家學習中文。皇民化政策之後,漢文教學被全面禁止,只能悄悄的教,現在終於可以公開了。受了五十年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彷彿一夕之間回到自己父祖的文化,許多人像吳新榮那樣,把祖先的牌位擺出來,取代那被強迫擺上去的日本神道,用古老的儀式,焚香告祭祖先:台灣光復了。

謝雪紅回到台中市,有一個月的時間,她連絡朋友,找住的地方,希望日據時期被停止的社會運動團體可以重建,開始找人籌組〈人民協會〉。她夢想建設一個新台灣。

台北的陳逸松找出一盤以前從大陸偷偷帶回來的唱片,在王井泉的山水亭那裡播放。現場一起聽的還有呂泉生。

呂泉生,1916年生,台中人,台中一中畢業後,留學東京的日本東洋音樂學校,本來主修鋼琴,因為有一次意外跌傷右手臂,只好改習聲樂。他是台灣第一個採集民謠的鄉土音樂家。1943年,〈厚生演劇〉在永樂座公演「閹雞」的時候,他用兩首具有台灣民謠的合唱曲〈六月田水〉和〈丟丟銅仔〉,讓觀眾非常感動,轟動一時,整個演出非常成功。沒想到日本警察看到這樣轟動的台灣民謠,受不了,第二天就加以取締禁唱。

呂泉生在山水亭一聽到國歌,就讓他們多放幾次,在現場把五線譜和歌詞寫下來,再找人借了鋼板、鋼筆和油印紙,油印出來分發給民眾。他還高興的到街頭去教唱。

雖然國軍還沒來,中國政府的接收工作不知如何展開,但安藤利吉八月二十四日對台灣將交還中國政府的談話,刊在報紙上,等於阻止了軍人的台獨政變,也為台灣的前途作了明確表示。大家定了心。

但中國要如何接收,怎麼往下走下去,中國與美軍沒有消息,大家都沒有底。好不容易過了半個月之後,終於有了有消息了。

第一批到台灣的官員是跟著美軍〈中美合作所〉的飛機降臨台灣。美軍的前進指揮所在日本投降儀式前,先行到台灣,了解台灣的民情。那是9月2日。跟著來的,有國民政府官員有三個人:第一個是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第二個是中美合作所的黃昭明;第三個是台灣義勇隊的副隊長張士德。他們住進台北最豪華的賓館──梅屋敷。

9月3日,與總督府的會談在台北賓館舉行,張土德就將帶回來的第一面國旗,插在台北賓館裡,正式宣告日本時代結束,中國政府來了。

隨後,張士德開始拜會台北重要的地方領袖。張士德以台灣義勇隊副隊長的名義請一個商人連絡陳逸松,把他找去梅屋敷。張士德是台中大甲人,參加過農民組合抗日,後來赴大陸進黃埔軍校,再加入軍統。陳逸松不知道他得到什麼情報,為什麼先來找自己。

陳逸松進去的時候,看到門口警衛森嚴,站著幾個日本憲兵。當時日本餘威還在,而祖國遲遲不見蹤影,他怕出什麼事,就從廚房的後門溜進去。剛一見面,張士德就用閩南話和他交談。

他直接了當的說:「國軍很快就會來了,但國軍來之前,為了防止日本人可能有的破壞行為,希望你能出面組織台灣的青年人,用來監視日本人的行動,保護國家財產的安全。」

陳逸松義無反顧的同意了。張士德當場拿出一張紅紙,寫上「日日命令」,內容是:「任命陳逸松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

陳逸松是學法律出身的,沒看過法律上有這個「日日命令」的用語,不知道在中國大陸是什麼意思。

張士德解釋說:「這就跟行軍一樣,現場可以發佈命令,等於軍令。」

這下陳逸松懂了。

陳逸松陪著張士德到訪好幾個地方:台北、淡水、三芝、宜蘭、羅東、新竹、台中,所到之處,受到熱烈的歡迎。舞龍舞獅、鑼鼓鞭炮、歡呼夾道,比迎媽祖還熱鬧。有的地方還特別殺了一頭豬公,歡宴賓客,用最傳統的方式來慶祝這光復的時刻,以此對第一個「祖國」來的代表(特別他又是一個台灣人),表示內心的熱誠。張士德成為「台灣真正光復」的象徵。

在「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的名義下,陳逸松趕緊把台灣各界的精英組織起來。他找了過去抗日的知識份子、農民組合幹部、文化協會成員、台灣民眾黨幹部等等,從南到北,加以連絡組織。雖然大家對中國的政治情況、政府體系、派系分佈、人脈關係等,完全不了解,甚至連「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國民黨內的定位都不清楚,但在「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這個堂皇的名號下,在戰後懷著對台灣的建設、對祖國的建設有所奉獻的希望,所有人都充滿正直、純真、正義的血性,參與到青年團的工作上來。

御用紳士是一定不能用的。他們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靠著關係,作威作福,享受榮華富貴,民間非常瞧不起。如今,這些見風轉舵的投機份子,毫不猶豫的,改投到三青團的名下,到處花錢拉關係,想要擠進來弄一個職位,好拉攏以後的政治關係。

為了快速建立起青年團的各地組織,陳逸松沒辦法一一查證,他只能運用自己的人脈,把組織工作交給各地主要負責人來籌組,因為唯有各地的人最清楚誰是真正的抗日志士,誰是御用紳士。

他自兼青年團台北分團的團長;新竹是陳旺成,台中為張信義、楊貴(即作家楊逵),嘉義是劉傳來,台南吳新榮、莊孟侯,高雄是楊金虎、簡吉等。團的規章由台北制訂,運作上則交由各地自行負責。

然而,複雜的情勢很快在各地發生。吳新榮在台南就明顯感到御用紳士的威力,他們試圖加入三青團未果,就組織各種「歡迎政府籌備會」「治安維持會」等組織,請他擔任副委員長。被他拒絕了。他知道自己無法阻止對方籌組團體,最好是各走各的路。想不到這些御用紳士由嫉生恨,為了爭奪政治權力,竟埋下後來二二八事件告密陷害吳新榮的禍根。

9月19日,《台灣新報》發佈了陳儀將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之後,權力交接明確,過去被殖民統治者所欺負侮辱過的人,開始了報復的行動。先是對日本警察的「走狗」,展開圍毆追打,之後是日本警察,再來連台灣人與台灣人之間,有仇隙的人也無顧忌互相報復起來。

社會也已經悄悄的開始發生變化。有喜悅的活力,有民間的生氣勃勃,也有隱隱透出的犯罪與不安。

看一下當時的報紙就知道了。

「一到了夜晚就好像被上了色彩般的有著朝氣與活力,店與店不斷地接續蜿蜒,從萬華車站到龍山寺這段路間,這些店就代表著新台灣的象徵吧。

牛、豬、雞、鴨等的肉在店裡販售,高高堆起的肉引起市民的好奇心,可以想像人們已經褪去了嚴酷戰爭的色彩,激烈戰爭的反動是歷史的逆轉。高聲呼喊的販賣聲及客人的哄聲,充分反映出大家從戰爭陰影下解放出的自由。市民的購買力也趕走了煩惱。鮭魚一斤16圓好嗎?芝麻油四瓶28圓可以嗎?牛肉一斤16圓好嗎?市民們終於可以買到他們想要的商品。

往龍山寺的一隅,有露天的賭博場,眼神銳利的男子在擲骰子的時候,十圓鈔票就在賭桌上看著你來我往。另外,在小學裡,有五位男子也從襯衫的口袋裡拿出錢混雜著玩。市民抱持著必勝必贏的決心,這民族特有的僥倖心理在戰爭結束後,更是強烈的表現出來。

在賭場的旁邊,則是一間有古早味的服飾店,三件四百圓,像這樣一舉躍進的人生,就宛如走馬燈一樣,是不會再重來一次的。此外,還有士兵的鞋、軍隊用的衣物,這些都是戰爭後的遺產。新生的台灣,強而有力的生命力,就由龍山寺廣場這裡開始燃燒。和平的戰爭行列,就在全台灣一致的步調,持續下去。」

(《台灣新報》9月22日)

也正是在這一天,台灣各界「歡迎國民政府事宜籌備會辦事處」則呼籲全島在接收日當天,要舉行各種活動,慶祝台灣光復這歷史性的一刻。於是各種活動廣告都出來了,有出售國旗的,有徵會講北京話的啟事,還有一則很妙的廣告,是這樣寫的:

「慶祝台灣光復,歡迎陳民政長官閣下

  第一跳舞場總經理  張開麥

  募集舞女數十名,辦事員數名(男女不拘,經驗有無不問)

  希望者至急,履歷書攜帶,本人來談」

為了慶祝光復,各界都很忙。但有人忙著準備政治的大局,就有人偷雞摸狗,結伙幹壞事。

日本時代的警察局只有日本警察和台灣辦事的警察,他們有民怨,早已崩解,此時誰來維護治安呢?

街頭的賭博只是其一,更嚴重的是偷竊、強盜也無處報案,無人可管。雖然報紙上警告要加以取締,但沒警察執行公權力,你能怎麼辦?就只有靠臨時組織起來的三青團來維護。

桃園就發生了一幫犯罪的集團,半夜去鄉下偷農民的牛,被農民發覺了,追了出去,小偷竟持刀把農民給殺了。後來桃園三青團的人去追查,查到了犯罪集團的所在,再找一群人把他們移送法辦。

而台南的吳新榮相當聰明,他怕當地流氓幹壞事,乾脆一開始就把他們找出來,請他們成立「忠義社」,一方面激發他們的愛國心與正義感,一方面請他們維護治安。果然,黑道了解犯罪,台南的治安得到維護。

除了三青團之外,社會各界也陸續成立了各種自發性的群眾組織:〈慶祝受降大典籌備委員會〉〈人民調解委員會〉〈義勇警察隊〉等,這些團體自然摻雜了投機份子,但也都要經過群眾大會公推出來,所以人事結構上,有兩個特色:第一,殖民地時代的官員,除非操守特別好的人,否則多數靠邊站;第二,被推出來擔任一定職責的人,不少有殖民地時代具有反日運動的經歷,他們本來就有領導能力,又有群眾的聲望,自然成為領導者。這是必然的結果。

過去抗日運動的團體,如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等,1931年以後,幾乎都入獄,組織星散,戰爭一結束,當年活躍的人已經出獄,正當四十歲左右,是人生的黃金階段,在兩個月的權力真空時期,他們發揮當年的組織長才,很快投入群眾工作。人民協會、農民協會、學生聯盟、總工會等,相繼成立起來了。

台灣慢慢恢復秩序,雖然各種勢力互相摻雜,但社會逐步恢復安定。歡迎國民政府的工作陸續展開。

10月5 日,陳儀命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中將,率領在大陸的台灣人黃朝琴、李萬居、蘇紹文等,共八十一人,搭乘美國軍機,從重慶飛抵台北,設立前進指揮所,由葛敬恩兼主任。葛敬恩與陳儀是同鄉,兼日本陸軍大學的學弟,與蔣介石也有交情,他懂得日語,派他來主持,也是合理的安排。

誰知道飛機到松山機場的那一天,葛敬恩的表現讓台灣人都看傻了眼。

中央社記者葉明勳有如下的描述:

「當五架飛機降落於松山機場時,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台灣士紳,還有挺著閃亮軍刀的日本兵,都在那裡列隊歡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出來露面,這是什麼漢官威儀。34年,首次在台北公會堂(今天的中山堂)舉行國慶紀念會,台北的天空飄揚著中華民國的國旗,這又是多麼富有意義的時刻,他又稱病不出,躲在基隆河畔的南方資料館(後為美軍協防司令部,現為台北市立美術館)休息……。他的作風真令人有點匪夷所思了。」

10月17 日,國軍第七十軍在盟軍飛機的掩護下,美國軍艦駛抵基隆港。早已聽聞消息的人,都趕去迎接。從基隆港到台北車站,擠滿了歡迎的人潮。

陳逸松、王井泉等十幾個台北文化人,沒有去基隆港與萬頭鑽動的人潮擠,而是等候在山水亭的三樓,看國軍走過。他們看得傻眼了。列隊前進的國軍,穿著破舊的棉襖、草鞋、腳上綁著鬆鬆垮垮的綁腿,背上揹了大鍋,還有人戴著斗笠,扛了米蘿,像一隊戰敗的士兵那樣,無精打彩的走過街道。

他們看得目瞪口呆。戰敗的日軍帶著閃亮的軍刀、軍容威儀的去港口列隊歡迎,而戰勝的國軍,應該更雄壯威猛啊,怎麼是這個樣子?

「怎麼這樣啊?連綁腿都是鬆鬆的?」

「你不知道,國軍是打游擊戰的,這樣才方便啊。這些都是游擊戰的勇士。不然,日本怎麼會輸去的?」

街道上還有人善意的解釋說:「那綁腿的裡面,搞不好是綁著鉛,平時練習用的,等到打仗的時候,可以健步如飛,練的是輕功。」

至於背上的鍋子,有人解釋道:「可以擋子彈啊。」

懷著對祖國的一往情深,民眾不斷做各種善意的理解。雖然各種疑惑還在心中,但總是一個戰勝國啊,怎麼可能比戰敗國差?

民眾所不了解的是,日本被拖在中國戰場,拖得愈久,陷得愈深。但中國並未在戰場獲勝,打垮日本的,是美國的太平洋戰爭反攻,以及最後的兩顆原子彈。這一場勝利,用學者戴國煇的話說,是「慘勝」。

10月23日,陳儀的飛機抵達台北,留著短髭,身形白白胖胖的陳儀,在機場人山人海的歡迎場面上,發表了他著名的講話:「不撒謊,不偷懶,不揩油」的三不政策,同時表明「我到台灣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

聽到的台灣人對他的誠懇直率,都非常感動。

他從松山機場,繞過總督府、總督官邸,到他的臨時官邸,一路上依舊人山人海,歡聲如雷。隨行的人告訴他:「這比何(應欽)總司令在南京的情形更熱烈。」

10月25日,台北公會堂坐滿了台灣各界的代表。

十時正,日本末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率領諫山春樹參謀等人,身著軍服,走入會場,向受降官敬禮。他沒戴軍帽,沒有佩刀,站在台下,低頭垂首。許多人想起他以前跋扈飛揚、殘暴殺戮的模樣,不禁感慨萬千。

陳儀受禮完畢,即席宣讀受降書。安藤利吉在降書上簽字,完成儀式,立即退席。日本殖民統治,從這一刻起,隨著安藤利吉,從台灣退席。

陳儀在台上正式宣佈:「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的版圖。」

台灣,自此走向新頁。

走向遠方的風雷,

走向風暴的未來。

 

(7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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