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英國「殖民政治」下浴火重生的愛爾蘭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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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英國「殖民政治」下浴火重生的愛爾蘭
2021-05-03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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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爾蘭地圖,東北角為仍被英國統治的北愛爾蘭。                

 

作者/劉敦仁

 

這幾十年來,國際上一直談論著,當前全球只有兩個國家還處於分裂狀態,一個是南北朝鮮,另一個是中華民族的海峽兩岸。實際上還有一個始終沒有被人認為是分裂的國家,就是歐洲北大西洋中的愛爾蘭。

 

2019年的夏天,我夫婦到愛爾蘭旅遊,先去了英國屬下的貝爾法斯特,再到極南端的愛爾蘭小港柯夫 (Cobh) , 一個從地圖上要很費勁才找到的小城市。我們並沒有因為當地複雜政治關係而有所不安,反而因為他們的境遇,引發了幾分同情和關心。

 

愛爾蘭總面積84421 平方公里。過去在稱呼英國時,總會用 ‘英倫三島’ 來形容,即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然而這種稱呼早已過時。愛爾蘭本屬於英格蘭之外的不同民族,整個領土長期被英國強佔成為殖民地。迄今為止,北愛爾蘭仍然處於英國的管轄範圍。

 

這是一個經過數百年被壓迫的苦難民族,他們不僅長期受到政治的剝削,還歷盡大自然的災害。這些災害可說是英國統治時期的人為造成,使愛爾蘭民族面臨飢荒,加上病菌的侵襲,更時刻受到死亡的威脅。但是政治的迫害以及大自然的災難,並沒有擊垮他們;相反的,在不懈的鬥爭中,他們終於獲得了建立獨立自主的共和國。

 

我們在貝爾法斯特遊覽時,仍然可以見到因長年宗教摩擦所衍生的政治仇恨留下的痕跡。宗教原本以勸人為善為宗旨,但在英國挑起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間的矛盾下,社會的隔閡令人不寒而慄。

 

在抵達愛爾蘭共和國時,我們看到愛爾蘭人民樂觀、上進,令觀光客和他們融為一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前,愛爾蘭的人均收入躍居世界前列,而且工業發達,尤其是造船業位居世界前列。

 

歷史上,愛爾蘭的命運多舛。最早被維京人侵略,到了1169年和1171年,又受到來自威爾斯的坎普羅‧諾曼 (Cambro-Norman) 民族入侵,此後就一直受到盎格魯民族蠶食的威脅。特別自1536年英國國王亨利二世,任命他的兒子約翰王子為愛爾蘭的君主起,英國變本加厲地施以高壓統治,掌控了該島的經濟命脈。當地民眾敢怒不敢言,到1691年愛爾蘭被英國完全征服而歸併入英國的版圖。

 

從1691年到1801年,基督新教徒的力量開始崛起並日漸壯大,對素來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人民無疑是極大的挑戰。新教徒在王朝的卵翼下,形成一個強大的經濟體, ‘地主’ 和 ‘佃農’ 階級分明。來自英國的 ‘地主’ 控制著廣袤的土地,在地的愛爾蘭人,變成被剝削的階級。他們要從 ‘地主’ 那裡,租賃農田耕作及住所。這一合約制度,嚴重的壓榨了佔當地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民生計。

 

十八、十九世紀連綿不絕的飢荒,英帝國不僅沒有為飢民解困,反而將有限的糧食及牲畜出口到英國換取利益,盡情搾取掠奪,這種情況在1847年大饑荒時尤為突出,引起當地民眾對英國不滿,埋下最終引起愛爾蘭人民反抗的種子。

 

 愛爾蘭南方重要海港柯夫全貌。

 

直到二十世紀,愛爾蘭的政局才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一批富有強烈國家主義的鬥士們,在1919年組織成立了 ‘新芬黨’ (Sinn Fein) ,是愛爾蘭首次出現國家黨團組織,引起英國認為極有可能發生內戰的憂慮。

 

在愛爾蘭的奮勇抗爭下,英國在1921年同意雙方簽訂 ‘英愛條約’,次年英國允許26個郡成立 ‘自由邦’,享有自治權,其議會以天主教徒為主。但英國擁有東北方六個郡的管轄權,在貝爾法斯特成立北愛爾蘭議會,成員中新教徒佔了大多數。如此形成了兩個宗教各掌政治利益的對峙局面。

 

1937年依據愛爾蘭憲法,‘自由邦’ 進一步建立 ‘愛爾蘭共和國’,確定都柏林為首都,但仍在英聯邦內。又經過十多年的奮鬥,最終在1948年12月21日,愛爾蘭議會通過正式脫離英聯邦。英國在1949年4月18日正式承認愛爾蘭獨立,但拒絕將北愛爾蘭的6個郡歸還給愛爾蘭,一直到今天都是兩國之間極其棘手的政治問題。

 

1955年愛爾蘭加入聯合國,在英國的主導下,雙方於1973年加入歐洲共同市場。20年之後 (1993年) 融入歐盟,北愛爾蘭也隨之成為歐洲的一員。因為利益上的分歧,為擺脫對歐洲共同體的依賴,英國在2016年舉行公投,決定正式退出該組織,北愛爾蘭也跟著退出,但愛爾蘭以擁有主權的共和國,仍留在歐洲聯盟中。唯一陷入非常尷尬境地的北愛爾蘭,要面對今後如何結算關稅等一系列的嚴重困擾。

 

在國家稱呼上,英國一直使用【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意味著北愛爾蘭是屬於英國的領土。愛爾蘭全國的國土面積84421平方公里,因為削去了北愛爾蘭近14130平方公里的國土,現在官方的領土面積只剩下70273平方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愛爾蘭的獨立,對大英帝國是一個非常沈重的打擊。由於愛爾蘭的地理位置緊靠著英格蘭及蘇格蘭,頗為諷刺的是,在全世界善於開拓殖民地盤的英國,竟然無法控制緊依在身旁的殖民地,成為獨立共和國,而且和其他殖民地獨立後的地位迥然,公然脫離了大英聯邦的統御。

 

雖然北愛爾蘭歸屬於大英帝國管轄,卻自1969年以來一直籠罩在血淋淋的鬥爭中,甚至升級到恐怖主義並蔓延到英國城市,嚴重到英國要派遣軍隊維繫安全。而愛爾蘭的共和軍及新芬黨在北愛爾蘭也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直到1985年雙方簽訂了 ‘盎格魯‧愛爾蘭條約’ (Anglo-Irish Treaty) 後,局勢才少有緩和而逐漸恢復平靜。但是近日來北愛爾蘭抗議示威活動有死灰復燃的跡象,平穩了一段時間的政治鬥爭因而升級,令其和平的推進再度蒙上陰影。

 

其中雙方的宗教問題始終是所有險境的導火線,從而衍生出複雜的政治環境而有擦槍走火的危機。生活在貝爾法斯特只佔人口少數的傳統天主教公民,始終不渝地認定自己是屬於愛爾蘭的公民;而佔有當地人口中大多數的基督新教徒,自然以英國公民自居。

 

我們走訪北愛爾蘭的首府貝爾法斯特時,整個市面表面上給人的感覺是平靜的,酒吧裡飲酒作樂的氣氛十分濃厚,旅客們非常歡愉。我們置身的愛爾蘭共和東南角科克郡 (Cork) 海港小城柯夫 (Cobh),人口只有一萬多一點,更加顯得寧靜和溫馨。

 

 筆者夫婦在柯夫火車站留影。

 

‘柯夫’ 的名稱在歷史上曾有數度更名的記載。1750年時代曾使用英文拼寫為 (Cove),1849年改為 ‘女王城’ (Queenstown) ,因為英國女王維多利亞曾經在那一年到訪過。1920年發生獨立戰爭後,於7月2日將城市改回原來的名稱,沿用至今;但是在一些地圖上,仍然將該海港城市標示為 ‘女王城’ 。

 

在我們參觀的接觸過程中,深深體會出愛爾蘭人的和氣有禮,但也能充分感受到他們對自己的主張執著而堅定不移的信心。

 

1912年震驚世界的 ‘鐵達尼號’ 豪華郵輪在抵達紐約的前一晚撞冰山而沉沒的悲劇,最後的出發點就是‘女王城港’。4月10日郵輪從英國南安普頓港出發,第二天抵達 ‘女王城’ 港口,在此接待了123名旅客登船後駛往美國紐約,豈料僅僅航行了五天,竟以悲劇結束。當地登船的123名旅客,只有44名倖存。

 

話說1812年到1912年的一百年之間,從利物浦經柯夫到紐約穿越北大西洋的航程,平均需要一個月。 ‘北星船運’ (White Star Lines) 及 ‘庫納船運’ (Cunard Lines) 等四家稱霸海上的豪華客貨運公司,彼此間競爭極為激烈。早在1907年 ‘北星船運’ 總監勃魯斯‧伊斯梅 (Bruce Ismay) 及 ‘哈蘭沃爾夫船塢’ (Harland & Wolff Shipyard) 總經理皮利勳爵 (Lord Pirrie)商酌,如要在船運中異軍突起,就必須建造既豪華又最為快速的郵輪,將航程縮短為一星期。

 

於是 ‘北星船運’ 決定建造三艘巨型豪華郵輪,分別是 ‘奧林匹克號’ (Olympic) ‘鐵達尼號’ (Titanic)及 ‘巨人號’ (Gigantic) ,後來第三艘改名為 ‘不列顛號’ (Britannic)。三艘郵輪的竣工時間分別定在1911、12及13 年。

 

   筆者在柯夫火車站月臺旁的博物館,觀賞鐵達尼號郵輪模型及報導其沉沒消息的報刊。

 

 ‘鐵達尼號’ 是在1909年3月31日開工的。從幾個數目字上分析,就可以理解,在二十世紀初能建造如此龐大的郵輪,的確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巨型工程,也反映出貝爾法斯特在造船業上的曾經輝煌。’哈蘭沃爾夫船塢’ 雇用了14000名工人施工,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郵輪的框架結構,外殼的電鍍工程在1910年10月竣工,使用了三百多萬個卯釘來固定所有的鋼板。

 

在施工時,船運公司曾向外誇下海口稱,這三艘郵輪絕對不會下沉,因為工程師設計了用艙壁將整艘郵輪分隔成十六個隔間,一旦一個隔間進了水,郵輪仍能安全航駛。然而事後發現,在設計艙壁時,它的高度僅達到吃水線上六英尺。結果是一旦有一個間隔進了水,其他部分仍然會受到海水的入侵,造成隱患,所以艙壁的設計最終如同虛設。

 

 ‘鐵達尼號’ 在1911年全部竣工後,5月31日 ‘北星船運’ 按照該公司的慣例,雖然沒有用香檳酒瓶撞擊新船施行下水禮的儀式,卻仍然吸引十多萬群眾的觀禮。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於1912年4月2日完成了試航。

 

4月10日,’鐵達尼號’ 搭載了旅客,從英國南安普頓 (Southampton) 開啟了處女航,途經瑟爾堡 (Cherbourg) 上客,然後在第二天抵達 ‘女王城’ 港 ,當地有123位旅客完成登船手續後即開始穿越北大西洋前往紐約的豪華旅程。

 

豈料就在抵達紐約的前一天午夜, 4月15日,一艘用了三年時間建成的豪華郵輪,在處女航時撞到冰山導致沉沒,瞬間成為世紀最慘烈的海難。郵輪上共有2224名旅客及船務工作人員,其中1514人不幸遇難,佔全船搭載旅客及工作人員的68.1%,只有710人獲救,佔比例為31.9%。

 

‘鐵達尼號’ 郵輪的沉沒對貝爾法斯特和女王城港而言,都是一樁歷史悲劇。 ‘鐵達尼號’ 郵輪是在貝爾法斯特建造的,為此特地建造了一座頗有規模的博物館,作為發展觀光旅遊業吸引旅客參觀的項目。在愛爾蘭的柯夫港,也在火車站近月台處,設置了一個比較簡單的 ‘博物館’,將 ‘鐵達尼號’ 郵輪的圖片,及當時美國等地報導郵輪沉沒消息的報刊,向參觀者展示。在我們參訪時,自然大量聽聞到對這艘曾經有過短暫輝煌郵輪的命運嘆息,也對葬身海底的旅客和郵輪工作人員,表達無限哀思。

 

 1912年,鐵達尼號郵輪由英國香皂公司贊助的商業廣告。

 

遺憾的是,在我們的參觀途中,竟未聞參觀者對愛爾蘭島國過去的悲痛遭遇有任何的反應,特別是愛爾蘭在十八、九世紀那段連續大饑荒中所遭遇的苦難,參觀靜好似一切都未發生,更不用說表達什麼惋惜和同情了。也許是世人對愛爾蘭人遭受過的壓迫孤陋寡聞,也許是對他人時日久遠的辛酸歷程漠不關心。

 

事實上,在七百年的歷史進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斑斑血淚史,英國人在當地建立的臭名昭著的 ‘地主’ 和 ‘佃農’ 制度,強佔大批土地,致使愛爾蘭人幾乎都只能依靠種植農物維生。比如一位名叫魯坎的伯爵,十九世紀在愛爾蘭擁有的土地多達240平方公里。類似的掠奪在愛爾蘭幾乎是遍佈全島。

 

地主在擁有土地後,分租給佃農耕作。1845年時代,每個佃農只能分配到1-5畝土地,最多的也只能有5-15畝。他們出售農耕的收成後,先按租約向地主繳納租金,剩下的僅能求個溫飽。整個愛爾蘭人口中,約80%是生活在貧窮綫下。而八百萬人口中,三分之二的生計來自農耕。

 

自十八世紀以來,愛爾蘭災荒的肆虐就頻繁發生,佃農們苦不堪言。這些農耕土地的唯一能播種的農作物就是土豆。一旦遇到歉收等災荒,農民就只能忍受飢餓或疾病的折磨。

 

特別在1845年到1850年連續發生的大饑荒,是愛爾蘭後來改變政治面貌的根源。由於土豆病菌從美洲經巴爾的摩、費城及紐約的商船帶到歐洲,比利時受到的災情最為嚴重,而愛爾蘭因為土豆為主要農作物,經不起病菌的泛濫,造成土豆成熟前的大量枯萎死亡,作物歉收,佃農們無以為繼,只能面對死亡的威脅。

 

假如英國政府對待佃農稍有關懷之情,也就不會發生佃農生計的絕望,更不至於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關鍵是,當災情發生後,英國政府一方面虛應故事,一方面依然私下將已經嚴重不足的農作物、食物及和家畜出口到英國換取利益。即便是在一個世紀前發生類似的災情時,英國人都還沒有如此膽大妄為地進行斂財,1782和1783年飢荒的時候,英國政府還嚴禁食物出口,以保護佃農的食物需求。

 

然而此時,英國人將大量農作物出口,造成當地食物的嚴重匱乏,而導致大量的死亡。不僅如此,佃農還要承受房租不斷上漲的困境,支付不出房租,就得面對地主的驅趕。歷史記載,被驅趕的佃農不是以個別運作,而是集體處置,有時一次就高達三千戶,英國人的霸權主義手段極其殘忍。

 

當地的人口統計中標示著,在1841年愛爾蘭總人口為8,175,124人,到1851年下降到6,552,385人,十年間人口的損失達一百五十萬,主要是因飢餓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在飢餓的逼迫下,愛爾蘭人還曾捕殺驢子和狗等動物果腹,甚至還出現食人肉的慘劇。我們參觀的柯克郡就曾發生食人肉的悲劇,令人類無法想像,這哀鴻遍野下的悲慘情境。

 

此外還有大量人口為了生存外逃到英格蘭、北美洲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1847年,移民到加拿大的人數就有十萬之眾,一時間造成多倫多的人口一半為來自愛爾蘭的新移民。愛爾蘭人選擇加拿大是因為它也是大英聯邦的成員,所以移民至該國條件較為優越,而後英國政府將前往加拿大的條件收緊,愛爾蘭人只能轉移到美國,形成今天美國愛爾蘭後裔的繁茂。

 

筆者注意到在柯夫海港邊有一座雕像,是紀念當地一位名叫安妮‧摩爾 (Annie Moore 1874-1920) 的17歲小姑娘,帶著兩個弟弟,於1891年12月20日登上內瓦達號輪船,從 ‘女王城’ 出發前往紐約,經過十二天的航程,於12月31日抵達。因為天時已晚,所有乘客只能在輪船上過夜。第二天一月一日,恰逢新年元旦,全部148名乘客魚貫登岸,辦理入境移民手續。

 

 筆者在柯夫海濱的安妮摩爾及兩個弟弟的雕塑旁留影。

 

為了控制移民入境的調查,凡是剛抵達紐約的船舶,都只能停泊在艾利斯島 (Ellis Island) 。原有的移民入境處大樓因為已老舊而被拆除,這次愛爾蘭新移民抵達後,正是移民入境處的大樓剛剛落成。

 

   紐約艾利斯島上的移民入境處等候室。

 

所以當安妮帶著弟弟第一個登岸,進入入境處接受詢問時,就成為愛爾蘭柯夫前往美國的第一個移民。給她作問訊的移民官員是美國財政部長的秘書查爾斯‧M‧亨勒 (Charles M. Hendley),問訊結束後,亨勒先生先祝賀她選擇了移民到美國,還特地贈送了一枚為新入境處落成而鑄造的十美元紀念金幣。

 

在旅客下船時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一位男旅客想插隊搶先登岸,搶在安妮的前面,被船舷邊美國邊境官員攔阻,並告知,禮貌上應該優先讓女士上岸。假如這位男士沒有被阻攔,那麼1993年2月9日經愛爾蘭總統批准在柯夫海港邊設置安妮及兩位弟弟的雕塑,就永遠不能成為事實了。

 

 安妮摩爾晚年在美國的留影。

 

據後來美國的歷史檔案中記載,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國家庭中,至少有一位長者曾經從這個島上登岸,這說明美國接受歐洲移民人群比例之大。安妮和她弟弟成為抵達美國後的第一個登岸新移民,在愛爾蘭的心目中,是一個值得自豪的歷史見證。當然它也見證了愛爾蘭因為歷史上的大饑荒,導致老百姓大量出逃,而遠渡重洋到美國求生的辛酸史。

 

愛爾蘭作家約翰‧米契爾 (John Mitchel 1815-1875) 曾於1858年在都柏林「南方公民」(The Southern Citizen) 撰寫了「愛爾蘭的最後政府 (或許) 【Last Conquest of Ireland (Perhaps)】在描寫愛爾蘭大饑荒的慘景時留下這麼一句名言:『的確,全能的上帝送來的是土豆枯萎病,英國人卻創造了飢餓』(The Almighty, indeed, sent the potato blight, but the English created the famine) 。

 

 貝爾法斯特市內豎立的紀念碑,標識著英國政府從1845年到1848年,用饑餓來實行人種滅絕的陰謀。

 

他是英國安全部門早就盯上的新聞人物,極強的國家主義者。他在1847年受僱於進步言論的刊物 『國家』 (The Nation) 時,就已經發表了呼籲愛爾蘭獨立的文章,但對該刊物的言論與他主張的激進程度相差甚遠,於是在1848年辭去職務,自行創辦了『團結的愛爾蘭人』(United Irishmen) 週刊,並擔任主編。他先後發表了三篇宣揚愛爾蘭獨立的專稿,立論偏激,被英國國會認為是具有極其嚴重煽動性的刊物,從而定性他犯有無可赦免的叛國罪,應該判處終身監禁。

 

他遭到英國政府判處十四年流放海外,1848年6月20日被押解出境到百慕達,兩年後,於1850年被轉送到澳大利亞的塔斯曼利亞刑事殖民監獄服刑。期間得到獄友的協助越獄逃亡,經過大溪地、舊金山、尼加拉瓜、古巴,最後抵達紐約。

 

   愛爾蘭在遭大饑荒的重災區,設立了一座石碑,紀念從1845年到1849年因饑荒而死亡的饑民。

 

由於這次蔓延數年的大饑荒,刺激了愛爾蘭人抗爭的決心,終於在1916年燃起了都柏林 ‘復活節起義’ 的熊熊烈火,埋下爭取獨立的種子。在後來的歲月裡,前仆後繼地完成了愛爾蘭人的獨立運動,從而建立起他們夢寐以求的自主 ‘共和國’。

 

今天無論生活在地球哪一個角落的愛爾蘭人,都擁有同樣一顆自豪的雄心,他們為能夠如同星球上其他獨立自主的民族一樣,屹立在屬於自己的一片土地上。時至今日,愛爾蘭人除了工業的發展外,更為他們湧現於國際上馳名的作家和舞蹈而驕傲。

 

比如二十世紀的愛爾蘭大作家詹姆斯‧喬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 ,不僅名噪一時,而且深刻影響著歐美及拉丁美洲的作家。他享譽全球的巨作「尤利西斯」 (Ulysses),是文壇公認的 ‘現代主義文學’ 代表作。

 

愛爾蘭的民間舞蹈,是當地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文化傳統。經過文化界的不斷提升改革,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舞蹈表演。登上美國百老匯舞台的「河流舞蹈】(Riverdance) 更是名揚四海 ,通過這個舞蹈團的環球演出,令世人對愛爾蘭刮目相看。

 

當我們漫步在柯夫小街上時,欣賞著寧靜的氛圍,和安祥的環境,不由得為愛爾蘭人民舉額稱慶,他們擁有了自己的國家,享受著浴火重生後無憂無慮的自由獨立。然而當我們漫步在貝爾法斯特的街道上時,周遭的環境所放射出來的氣氛,卻令人產生莫名的憂慮。

 

受天然環境及氣候的影響,愛爾蘭給人的印象是一片綠色風光,象徵著愛爾蘭胸襟的廣闊、大方,綠色因而為國家的代表色彩,國旗上的淡綠色也代表著天主教的信仰。不管是在愛爾蘭,或是在海外各地的愛爾蘭社團,凡遇重要節日或慶典,他們必定穿著綠色的服飾,甚至連餐桌的擺設都如綠色的大海一般,洋溢著青春富有朝氣的精神。

 

然而在地圖上東北角一小塊迥異的色彩卻格外刺眼,代表著愛爾蘭人難以釋懷的隱痛。何時能將這個地圖的顏色化二為一,將一直是愛爾蘭人難以割捨且會全力以赴的另一征途!

(2021年4月15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愛爾蘭地圖,東北角為仍被英國統治的北愛爾蘭。                

 

作者/劉敦仁

 

這幾十年來,國際上一直談論著,當前全球只有兩個國家還處於分裂狀態,一個是南北朝鮮,另一個是中華民族的海峽兩岸。實際上還有一個始終沒有被人認為是分裂的國家,就是歐洲北大西洋中的愛爾蘭。

 

2019年的夏天,我夫婦到愛爾蘭旅遊,先去了英國屬下的貝爾法斯特,再到極南端的愛爾蘭小港柯夫 (Cobh) , 一個從地圖上要很費勁才找到的小城市。我們並沒有因為當地複雜政治關係而有所不安,反而因為他們的境遇,引發了幾分同情和關心。

 

愛爾蘭總面積84421 平方公里。過去在稱呼英國時,總會用 ‘英倫三島’ 來形容,即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然而這種稱呼早已過時。愛爾蘭本屬於英格蘭之外的不同民族,整個領土長期被英國強佔成為殖民地。迄今為止,北愛爾蘭仍然處於英國的管轄範圍。

 

這是一個經過數百年被壓迫的苦難民族,他們不僅長期受到政治的剝削,還歷盡大自然的災害。這些災害可說是英國統治時期的人為造成,使愛爾蘭民族面臨飢荒,加上病菌的侵襲,更時刻受到死亡的威脅。但是政治的迫害以及大自然的災難,並沒有擊垮他們;相反的,在不懈的鬥爭中,他們終於獲得了建立獨立自主的共和國。

 

我們在貝爾法斯特遊覽時,仍然可以見到因長年宗教摩擦所衍生的政治仇恨留下的痕跡。宗教原本以勸人為善為宗旨,但在英國挑起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間的矛盾下,社會的隔閡令人不寒而慄。

 

在抵達愛爾蘭共和國時,我們看到愛爾蘭人民樂觀、上進,令觀光客和他們融為一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前,愛爾蘭的人均收入躍居世界前列,而且工業發達,尤其是造船業位居世界前列。

 

歷史上,愛爾蘭的命運多舛。最早被維京人侵略,到了1169年和1171年,又受到來自威爾斯的坎普羅‧諾曼 (Cambro-Norman) 民族入侵,此後就一直受到盎格魯民族蠶食的威脅。特別自1536年英國國王亨利二世,任命他的兒子約翰王子為愛爾蘭的君主起,英國變本加厲地施以高壓統治,掌控了該島的經濟命脈。當地民眾敢怒不敢言,到1691年愛爾蘭被英國完全征服而歸併入英國的版圖。

 

從1691年到1801年,基督新教徒的力量開始崛起並日漸壯大,對素來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人民無疑是極大的挑戰。新教徒在王朝的卵翼下,形成一個強大的經濟體, ‘地主’ 和 ‘佃農’ 階級分明。來自英國的 ‘地主’ 控制著廣袤的土地,在地的愛爾蘭人,變成被剝削的階級。他們要從 ‘地主’ 那裡,租賃農田耕作及住所。這一合約制度,嚴重的壓榨了佔當地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民生計。

 

十八、十九世紀連綿不絕的飢荒,英帝國不僅沒有為飢民解困,反而將有限的糧食及牲畜出口到英國換取利益,盡情搾取掠奪,這種情況在1847年大饑荒時尤為突出,引起當地民眾對英國不滿,埋下最終引起愛爾蘭人民反抗的種子。

 

 愛爾蘭南方重要海港柯夫全貌。

 

直到二十世紀,愛爾蘭的政局才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一批富有強烈國家主義的鬥士們,在1919年組織成立了 ‘新芬黨’ (Sinn Fein) ,是愛爾蘭首次出現國家黨團組織,引起英國認為極有可能發生內戰的憂慮。

 

在愛爾蘭的奮勇抗爭下,英國在1921年同意雙方簽訂 ‘英愛條約’,次年英國允許26個郡成立 ‘自由邦’,享有自治權,其議會以天主教徒為主。但英國擁有東北方六個郡的管轄權,在貝爾法斯特成立北愛爾蘭議會,成員中新教徒佔了大多數。如此形成了兩個宗教各掌政治利益的對峙局面。

 

1937年依據愛爾蘭憲法,‘自由邦’ 進一步建立 ‘愛爾蘭共和國’,確定都柏林為首都,但仍在英聯邦內。又經過十多年的奮鬥,最終在1948年12月21日,愛爾蘭議會通過正式脫離英聯邦。英國在1949年4月18日正式承認愛爾蘭獨立,但拒絕將北愛爾蘭的6個郡歸還給愛爾蘭,一直到今天都是兩國之間極其棘手的政治問題。

 

1955年愛爾蘭加入聯合國,在英國的主導下,雙方於1973年加入歐洲共同市場。20年之後 (1993年) 融入歐盟,北愛爾蘭也隨之成為歐洲的一員。因為利益上的分歧,為擺脫對歐洲共同體的依賴,英國在2016年舉行公投,決定正式退出該組織,北愛爾蘭也跟著退出,但愛爾蘭以擁有主權的共和國,仍留在歐洲聯盟中。唯一陷入非常尷尬境地的北愛爾蘭,要面對今後如何結算關稅等一系列的嚴重困擾。

 

在國家稱呼上,英國一直使用【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意味著北愛爾蘭是屬於英國的領土。愛爾蘭全國的國土面積84421平方公里,因為削去了北愛爾蘭近14130平方公里的國土,現在官方的領土面積只剩下70273平方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愛爾蘭的獨立,對大英帝國是一個非常沈重的打擊。由於愛爾蘭的地理位置緊靠著英格蘭及蘇格蘭,頗為諷刺的是,在全世界善於開拓殖民地盤的英國,竟然無法控制緊依在身旁的殖民地,成為獨立共和國,而且和其他殖民地獨立後的地位迥然,公然脫離了大英聯邦的統御。

 

雖然北愛爾蘭歸屬於大英帝國管轄,卻自1969年以來一直籠罩在血淋淋的鬥爭中,甚至升級到恐怖主義並蔓延到英國城市,嚴重到英國要派遣軍隊維繫安全。而愛爾蘭的共和軍及新芬黨在北愛爾蘭也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直到1985年雙方簽訂了 ‘盎格魯‧愛爾蘭條約’ (Anglo-Irish Treaty) 後,局勢才少有緩和而逐漸恢復平靜。但是近日來北愛爾蘭抗議示威活動有死灰復燃的跡象,平穩了一段時間的政治鬥爭因而升級,令其和平的推進再度蒙上陰影。

 

其中雙方的宗教問題始終是所有險境的導火線,從而衍生出複雜的政治環境而有擦槍走火的危機。生活在貝爾法斯特只佔人口少數的傳統天主教公民,始終不渝地認定自己是屬於愛爾蘭的公民;而佔有當地人口中大多數的基督新教徒,自然以英國公民自居。

 

我們走訪北愛爾蘭的首府貝爾法斯特時,整個市面表面上給人的感覺是平靜的,酒吧裡飲酒作樂的氣氛十分濃厚,旅客們非常歡愉。我們置身的愛爾蘭共和東南角科克郡 (Cork) 海港小城柯夫 (Cobh),人口只有一萬多一點,更加顯得寧靜和溫馨。

 

 筆者夫婦在柯夫火車站留影。

 

‘柯夫’ 的名稱在歷史上曾有數度更名的記載。1750年時代曾使用英文拼寫為 (Cove),1849年改為 ‘女王城’ (Queenstown) ,因為英國女王維多利亞曾經在那一年到訪過。1920年發生獨立戰爭後,於7月2日將城市改回原來的名稱,沿用至今;但是在一些地圖上,仍然將該海港城市標示為 ‘女王城’ 。

 

在我們參觀的接觸過程中,深深體會出愛爾蘭人的和氣有禮,但也能充分感受到他們對自己的主張執著而堅定不移的信心。

 

1912年震驚世界的 ‘鐵達尼號’ 豪華郵輪在抵達紐約的前一晚撞冰山而沉沒的悲劇,最後的出發點就是‘女王城港’。4月10日郵輪從英國南安普頓港出發,第二天抵達 ‘女王城’ 港口,在此接待了123名旅客登船後駛往美國紐約,豈料僅僅航行了五天,竟以悲劇結束。當地登船的123名旅客,只有44名倖存。

 

話說1812年到1912年的一百年之間,從利物浦經柯夫到紐約穿越北大西洋的航程,平均需要一個月。 ‘北星船運’ (White Star Lines) 及 ‘庫納船運’ (Cunard Lines) 等四家稱霸海上的豪華客貨運公司,彼此間競爭極為激烈。早在1907年 ‘北星船運’ 總監勃魯斯‧伊斯梅 (Bruce Ismay) 及 ‘哈蘭沃爾夫船塢’ (Harland & Wolff Shipyard) 總經理皮利勳爵 (Lord Pirrie)商酌,如要在船運中異軍突起,就必須建造既豪華又最為快速的郵輪,將航程縮短為一星期。

 

於是 ‘北星船運’ 決定建造三艘巨型豪華郵輪,分別是 ‘奧林匹克號’ (Olympic) ‘鐵達尼號’ (Titanic)及 ‘巨人號’ (Gigantic) ,後來第三艘改名為 ‘不列顛號’ (Britannic)。三艘郵輪的竣工時間分別定在1911、12及13 年。

 

   筆者在柯夫火車站月臺旁的博物館,觀賞鐵達尼號郵輪模型及報導其沉沒消息的報刊。

 

 ‘鐵達尼號’ 是在1909年3月31日開工的。從幾個數目字上分析,就可以理解,在二十世紀初能建造如此龐大的郵輪,的確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巨型工程,也反映出貝爾法斯特在造船業上的曾經輝煌。’哈蘭沃爾夫船塢’ 雇用了14000名工人施工,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郵輪的框架結構,外殼的電鍍工程在1910年10月竣工,使用了三百多萬個卯釘來固定所有的鋼板。

 

在施工時,船運公司曾向外誇下海口稱,這三艘郵輪絕對不會下沉,因為工程師設計了用艙壁將整艘郵輪分隔成十六個隔間,一旦一個隔間進了水,郵輪仍能安全航駛。然而事後發現,在設計艙壁時,它的高度僅達到吃水線上六英尺。結果是一旦有一個間隔進了水,其他部分仍然會受到海水的入侵,造成隱患,所以艙壁的設計最終如同虛設。

 

 ‘鐵達尼號’ 在1911年全部竣工後,5月31日 ‘北星船運’ 按照該公司的慣例,雖然沒有用香檳酒瓶撞擊新船施行下水禮的儀式,卻仍然吸引十多萬群眾的觀禮。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於1912年4月2日完成了試航。

 

4月10日,’鐵達尼號’ 搭載了旅客,從英國南安普頓 (Southampton) 開啟了處女航,途經瑟爾堡 (Cherbourg) 上客,然後在第二天抵達 ‘女王城’ 港 ,當地有123位旅客完成登船手續後即開始穿越北大西洋前往紐約的豪華旅程。

 

豈料就在抵達紐約的前一天午夜, 4月15日,一艘用了三年時間建成的豪華郵輪,在處女航時撞到冰山導致沉沒,瞬間成為世紀最慘烈的海難。郵輪上共有2224名旅客及船務工作人員,其中1514人不幸遇難,佔全船搭載旅客及工作人員的68.1%,只有710人獲救,佔比例為31.9%。

 

‘鐵達尼號’ 郵輪的沉沒對貝爾法斯特和女王城港而言,都是一樁歷史悲劇。 ‘鐵達尼號’ 郵輪是在貝爾法斯特建造的,為此特地建造了一座頗有規模的博物館,作為發展觀光旅遊業吸引旅客參觀的項目。在愛爾蘭的柯夫港,也在火車站近月台處,設置了一個比較簡單的 ‘博物館’,將 ‘鐵達尼號’ 郵輪的圖片,及當時美國等地報導郵輪沉沒消息的報刊,向參觀者展示。在我們參訪時,自然大量聽聞到對這艘曾經有過短暫輝煌郵輪的命運嘆息,也對葬身海底的旅客和郵輪工作人員,表達無限哀思。

 

 1912年,鐵達尼號郵輪由英國香皂公司贊助的商業廣告。

 

遺憾的是,在我們的參觀途中,竟未聞參觀者對愛爾蘭島國過去的悲痛遭遇有任何的反應,特別是愛爾蘭在十八、九世紀那段連續大饑荒中所遭遇的苦難,參觀靜好似一切都未發生,更不用說表達什麼惋惜和同情了。也許是世人對愛爾蘭人遭受過的壓迫孤陋寡聞,也許是對他人時日久遠的辛酸歷程漠不關心。

 

事實上,在七百年的歷史進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斑斑血淚史,英國人在當地建立的臭名昭著的 ‘地主’ 和 ‘佃農’ 制度,強佔大批土地,致使愛爾蘭人幾乎都只能依靠種植農物維生。比如一位名叫魯坎的伯爵,十九世紀在愛爾蘭擁有的土地多達240平方公里。類似的掠奪在愛爾蘭幾乎是遍佈全島。

 

地主在擁有土地後,分租給佃農耕作。1845年時代,每個佃農只能分配到1-5畝土地,最多的也只能有5-15畝。他們出售農耕的收成後,先按租約向地主繳納租金,剩下的僅能求個溫飽。整個愛爾蘭人口中,約80%是生活在貧窮綫下。而八百萬人口中,三分之二的生計來自農耕。

 

自十八世紀以來,愛爾蘭災荒的肆虐就頻繁發生,佃農們苦不堪言。這些農耕土地的唯一能播種的農作物就是土豆。一旦遇到歉收等災荒,農民就只能忍受飢餓或疾病的折磨。

 

特別在1845年到1850年連續發生的大饑荒,是愛爾蘭後來改變政治面貌的根源。由於土豆病菌從美洲經巴爾的摩、費城及紐約的商船帶到歐洲,比利時受到的災情最為嚴重,而愛爾蘭因為土豆為主要農作物,經不起病菌的泛濫,造成土豆成熟前的大量枯萎死亡,作物歉收,佃農們無以為繼,只能面對死亡的威脅。

 

假如英國政府對待佃農稍有關懷之情,也就不會發生佃農生計的絕望,更不至於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關鍵是,當災情發生後,英國政府一方面虛應故事,一方面依然私下將已經嚴重不足的農作物、食物及和家畜出口到英國換取利益。即便是在一個世紀前發生類似的災情時,英國人都還沒有如此膽大妄為地進行斂財,1782和1783年飢荒的時候,英國政府還嚴禁食物出口,以保護佃農的食物需求。

 

然而此時,英國人將大量農作物出口,造成當地食物的嚴重匱乏,而導致大量的死亡。不僅如此,佃農還要承受房租不斷上漲的困境,支付不出房租,就得面對地主的驅趕。歷史記載,被驅趕的佃農不是以個別運作,而是集體處置,有時一次就高達三千戶,英國人的霸權主義手段極其殘忍。

 

當地的人口統計中標示著,在1841年愛爾蘭總人口為8,175,124人,到1851年下降到6,552,385人,十年間人口的損失達一百五十萬,主要是因飢餓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在飢餓的逼迫下,愛爾蘭人還曾捕殺驢子和狗等動物果腹,甚至還出現食人肉的慘劇。我們參觀的柯克郡就曾發生食人肉的悲劇,令人類無法想像,這哀鴻遍野下的悲慘情境。

 

此外還有大量人口為了生存外逃到英格蘭、北美洲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1847年,移民到加拿大的人數就有十萬之眾,一時間造成多倫多的人口一半為來自愛爾蘭的新移民。愛爾蘭人選擇加拿大是因為它也是大英聯邦的成員,所以移民至該國條件較為優越,而後英國政府將前往加拿大的條件收緊,愛爾蘭人只能轉移到美國,形成今天美國愛爾蘭後裔的繁茂。

 

筆者注意到在柯夫海港邊有一座雕像,是紀念當地一位名叫安妮‧摩爾 (Annie Moore 1874-1920) 的17歲小姑娘,帶著兩個弟弟,於1891年12月20日登上內瓦達號輪船,從 ‘女王城’ 出發前往紐約,經過十二天的航程,於12月31日抵達。因為天時已晚,所有乘客只能在輪船上過夜。第二天一月一日,恰逢新年元旦,全部148名乘客魚貫登岸,辦理入境移民手續。

 

 筆者在柯夫海濱的安妮摩爾及兩個弟弟的雕塑旁留影。

 

為了控制移民入境的調查,凡是剛抵達紐約的船舶,都只能停泊在艾利斯島 (Ellis Island) 。原有的移民入境處大樓因為已老舊而被拆除,這次愛爾蘭新移民抵達後,正是移民入境處的大樓剛剛落成。

 

   紐約艾利斯島上的移民入境處等候室。

 

所以當安妮帶著弟弟第一個登岸,進入入境處接受詢問時,就成為愛爾蘭柯夫前往美國的第一個移民。給她作問訊的移民官員是美國財政部長的秘書查爾斯‧M‧亨勒 (Charles M. Hendley),問訊結束後,亨勒先生先祝賀她選擇了移民到美國,還特地贈送了一枚為新入境處落成而鑄造的十美元紀念金幣。

 

在旅客下船時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一位男旅客想插隊搶先登岸,搶在安妮的前面,被船舷邊美國邊境官員攔阻,並告知,禮貌上應該優先讓女士上岸。假如這位男士沒有被阻攔,那麼1993年2月9日經愛爾蘭總統批准在柯夫海港邊設置安妮及兩位弟弟的雕塑,就永遠不能成為事實了。

 

 安妮摩爾晚年在美國的留影。

 

據後來美國的歷史檔案中記載,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國家庭中,至少有一位長者曾經從這個島上登岸,這說明美國接受歐洲移民人群比例之大。安妮和她弟弟成為抵達美國後的第一個登岸新移民,在愛爾蘭的心目中,是一個值得自豪的歷史見證。當然它也見證了愛爾蘭因為歷史上的大饑荒,導致老百姓大量出逃,而遠渡重洋到美國求生的辛酸史。

 

愛爾蘭作家約翰‧米契爾 (John Mitchel 1815-1875) 曾於1858年在都柏林「南方公民」(The Southern Citizen) 撰寫了「愛爾蘭的最後政府 (或許) 【Last Conquest of Ireland (Perhaps)】在描寫愛爾蘭大饑荒的慘景時留下這麼一句名言:『的確,全能的上帝送來的是土豆枯萎病,英國人卻創造了飢餓』(The Almighty, indeed, sent the potato blight, but the English created the famine) 。

 

 貝爾法斯特市內豎立的紀念碑,標識著英國政府從1845年到1848年,用饑餓來實行人種滅絕的陰謀。

 

他是英國安全部門早就盯上的新聞人物,極強的國家主義者。他在1847年受僱於進步言論的刊物 『國家』 (The Nation) 時,就已經發表了呼籲愛爾蘭獨立的文章,但對該刊物的言論與他主張的激進程度相差甚遠,於是在1848年辭去職務,自行創辦了『團結的愛爾蘭人』(United Irishmen) 週刊,並擔任主編。他先後發表了三篇宣揚愛爾蘭獨立的專稿,立論偏激,被英國國會認為是具有極其嚴重煽動性的刊物,從而定性他犯有無可赦免的叛國罪,應該判處終身監禁。

 

他遭到英國政府判處十四年流放海外,1848年6月20日被押解出境到百慕達,兩年後,於1850年被轉送到澳大利亞的塔斯曼利亞刑事殖民監獄服刑。期間得到獄友的協助越獄逃亡,經過大溪地、舊金山、尼加拉瓜、古巴,最後抵達紐約。

 

   愛爾蘭在遭大饑荒的重災區,設立了一座石碑,紀念從1845年到1849年因饑荒而死亡的饑民。

 

由於這次蔓延數年的大饑荒,刺激了愛爾蘭人抗爭的決心,終於在1916年燃起了都柏林 ‘復活節起義’ 的熊熊烈火,埋下爭取獨立的種子。在後來的歲月裡,前仆後繼地完成了愛爾蘭人的獨立運動,從而建立起他們夢寐以求的自主 ‘共和國’。

 

今天無論生活在地球哪一個角落的愛爾蘭人,都擁有同樣一顆自豪的雄心,他們為能夠如同星球上其他獨立自主的民族一樣,屹立在屬於自己的一片土地上。時至今日,愛爾蘭人除了工業的發展外,更為他們湧現於國際上馳名的作家和舞蹈而驕傲。

 

比如二十世紀的愛爾蘭大作家詹姆斯‧喬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 ,不僅名噪一時,而且深刻影響著歐美及拉丁美洲的作家。他享譽全球的巨作「尤利西斯」 (Ulysses),是文壇公認的 ‘現代主義文學’ 代表作。

 

愛爾蘭的民間舞蹈,是當地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文化傳統。經過文化界的不斷提升改革,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舞蹈表演。登上美國百老匯舞台的「河流舞蹈】(Riverdance) 更是名揚四海 ,通過這個舞蹈團的環球演出,令世人對愛爾蘭刮目相看。

 

當我們漫步在柯夫小街上時,欣賞著寧靜的氛圍,和安祥的環境,不由得為愛爾蘭人民舉額稱慶,他們擁有了自己的國家,享受著浴火重生後無憂無慮的自由獨立。然而當我們漫步在貝爾法斯特的街道上時,周遭的環境所放射出來的氣氛,卻令人產生莫名的憂慮。

 

受天然環境及氣候的影響,愛爾蘭給人的印象是一片綠色風光,象徵著愛爾蘭胸襟的廣闊、大方,綠色因而為國家的代表色彩,國旗上的淡綠色也代表著天主教的信仰。不管是在愛爾蘭,或是在海外各地的愛爾蘭社團,凡遇重要節日或慶典,他們必定穿著綠色的服飾,甚至連餐桌的擺設都如綠色的大海一般,洋溢著青春富有朝氣的精神。

 

然而在地圖上東北角一小塊迥異的色彩卻格外刺眼,代表著愛爾蘭人難以釋懷的隱痛。何時能將這個地圖的顏色化二為一,將一直是愛爾蘭人難以割捨且會全力以赴的另一征途!

(2021年4月15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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