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殖民政治」、「侍從外交」，加拿大依然故我

我和加拿大已故總理皮埃爾‧艾里特‧杜魯道 (Pierre Elliott Trudeau 1919-2000) 曾經有過兩次非常愉快的交往，是我和西方政治人物接觸中難以忘懷的一段回憶。

一次是在1982年，當時我正在進行中美加三國之間的民間文化交流工作，邀請了第一個大型中國鐵道部雜技團到加拿大作巡迴演出，從西海岸到東部首都，共演出四十餘場，其中在首都渥太華首都文化中心演出了三場。

時值六月正是非常舒適的季節。總理接受了我的邀請，於六月三日晚上帶了他的三個兒子和好友神父一同出席。三個兒子分別是賈斯廷 (Justin 11歲) ，亞歷山大 (Alexandre 9歲) 和米歇爾 (Michel 7歲)。

杜魯道總理在加拿大政壇，可以說是一位最有胸襟，並擁有廣闊國際視野的國家元首，受到加拿大人民的敬仰。因為他的爽直，有意無意間也難免有得罪選民的情況出現。如1982年，他在西海岸的【鮭魚臂】(Salmon Arm) 小鎮考察時，三位當地的工人向乘坐在火車上的總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激怒了總理而向他們伸出中指，反映出總理也有他發洩情緒的隨意性。

上半場演出結束後，我在後臺準備了小型香檳酒會，請總理及孩子們和他的神父好友與雜技團全體團員會面，總理欣然接受了這個安排。當他看到三個孩子與雜技團員的互動時，一直在旁發出充滿父愛的微笑。

1982年杜魯道總理應邀出席觀賞中國雜技團演出，在後臺注視著他的孩子與雜技演員的互動，他的長子賈斯廷（即現任總理）在與雜技演員交流。

由於他的夫人瑪格麗特在產下第二個兒子後，染上產後躁狂憂鬱症，無法照料三個孩子的成長，總理扮演了慈父的角色，在公忙之餘不忘對孩子盡心教育。

在結束酒會前，雜技團團長向總理致贈了一幅國畫。杜魯道總理當眾展捲觀賞，立即認出這是一幅桂林山水圖，高興地向全團說，他曾經暢遊桂林。

最後一次見到杜魯道總理是1996年5月29日，那是在國會大廈將建國以來的歷任總理銅像懸掛在大廳內的一個盛典。作為唯一受邀的華人賓客，在冠蓋雲集的酒會中，我見到時任總理的克里蒂安 (Jean Chretien 1934-) ，之前見到他時，還是在杜魯道執政期間擔任司法部長及印地安人事務及北方發展部部長。

接著我在摩肩接踵的賓客群中和杜魯道總理相遇，那時候他已經從政壇上隱退，距離渥太華觀賞中國雜技團演出相隔了十四年。雖然已是古稀之年，溫文儒雅的君子風度以及親民的謙虛有禮依舊，往昔慷慨激昂的政治風格已不復見。我們交談許久，留下了終身難忘的欣慰和遺憾，因為四年後，2000年9月28日他在蒙特利爾去世。

杜魯道總理對三個孩子呵護有加，是一個典型的擁有天主教信仰的家庭。最小的兒子米歇爾喜愛運動，小名叫 ‘米蓋’ (Miche) 。1976年總理杜魯道赴古巴作國事訪問時，夫人及三個孩子同行，古巴領袖卡斯特羅見到米歇爾才滿週歲，他告訴杜魯道總理，西班牙文裡對孩子暱稱 ‘米蓋’，從此一家人就用這個西班牙的暱稱來稱呼米歇爾了。

1998年11月13日，’米蓋’ 和幾個好友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庫卡尼冰川省立公園滑雪時遇到雪崩，墜入湖中，來不及解除綁在腳上的雪橇而沉入湖底，由於湖水深逾180米，潛水員雖極力搜救卻無功而返，遇難時年僅23歲。杜魯道總理因為這一沈重的打擊，導致健康異常，兩年後便告去世。

次子亞歷山大，自完成大學學業後即一直低調從事新聞工作及拍攝電影。可能受到父親的影響，他對國際事務有獨特的的觀點，在他拍攝的幾部有關古巴等國家的電影中都展現了他的這些思維。他的暱稱 ‘沙俠’ (Sasha) 源自俄語中的名字 ‘亞歷山大’，由於杜魯道總理特別欣賞俄羅斯的文學和文化, 就以這個俄語的暱稱為他命名。

加拿大自建國以來，政治人物及社會大眾始終洋溢著殖民主義及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延續近百年，直接影響了加拿大歷任總理的理政思維。

然而杜魯道總理與眾不同，他在國際政治上主張平衡接觸，擯棄意識形態的束縛，以致加拿大社會為這位開明的政治人物冠上了 ‘左翼’ 的頭銜。

隨著1952年開啟蘇聯之行，1971年再度訪問；1964年受到古巴卡斯特羅的邀請出席哈瓦那的盛會，1976年再度踏上古巴，以及數度的中國之行，加拿大人乾脆就直接稱呼他為 ‘共產黨’，反映出當地社會對意識形態的狹隘認知。

1976年杜魯道總理（右二）偕夫人（左二）應邀出訪古巴，卡斯楚（中）親自在機場迎接。

其實杜魯道總理早在1949年就曾訪問過中國，1960年受到中國的邀請，和好友加拿大作家傑克‧赫伯特 (Jacques Hebert 1923-2007) 結伴赴華訪問。回來後兩人合作撰寫了【紅色中國的探秘】(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 一書，於196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們訪華時正值中國如火如荼的 ‘大躍進’ 運動，所以無論從中國或是加拿大角度衡量，都是一本對研究中國近代史具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杜魯道總理在書裡序言中闡述了他和友人在出發之前，所遭遇到許多對他們前往 ‘共產中國’ 的懷疑，而且擔心他們的有去無返。但他在書中強調，在這個時代，有必要對中國作更真實的認識和了解。然而加拿大的媒體及社會上並不如此看待，乃不時用譏諷的文字或口吻對他進行攻擊。

此書出版後兩年，杜魯道總理於1971年作出了震驚全球的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邦交。他的這一舉措，不僅令日本及美國感到出其不意的尷尬，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全球的政治格局。

加拿大雖然一直標榜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但是自建國以來的一百多年裡，種族歧視的醜聞不絕於耳。

加拿大在1867年7月1日宣布獨立，骨子裡卻是一個管理權完全操控在英國人手中的自治領地半獨立國。第一任總理為約翰‧麥唐勞爵士 (Sir John A. Macdonald 1815-1891)。這位出生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的首相，繼承了其母國的殖民傳統，在加拿大領地殘酷地執行種族歧視政策。他第一次執政六年（1867-1873），第二次再度當選首相（1878 －1891），前後共在位19年，是臭名昭著的種族歧視者，殖民主義者及厭女者 (他很討厭女性)。

他在1878到1888十年內還兼任印地安人事務部部長職，設立了至今仍然頗受批評的 ‘印地安人法案’，其中最為拙劣的滅絕種族手段，就是將印地安孩子集中寄宿學校，用西方思維灌輸給這些孩子，使他們逐漸忘掉自己的文化傳統。

更為殘酷的是，他告訴國會設法用飢餓和疾病壓制原住民，使他們在極其飢餓的時候才發放食物，這樣既可以控制原住民的生計，又能節省社會的開支。再透過流行病的傳播摧殘印地安人的健康，進而產生大量的死亡，作為滅絕原住民的手段之一。

他還宣稱原住民在這裡從未擁有土地的權利，所以白人可以為所欲為地佔領土地，進而將原住民視為惡棍。

對中國僑民的惡劣手段更是罄竹難書。1887年，溫哥華發生第一次反華慘案。首相在國會提出排華動議，包括向華人徵收人頭稅。指出華人的存在將會奪走成千上萬白人的工作機會，並製造出一大群雜種，他用貶損華人和白人混雜在一起生活，就如同和魔鬼共存。

他的結論是，如中國人在加拿大定居，無異將損害加拿大的國家利益，歸根結底，施行白人至上主義是理所當然的手段。

1927年加拿大發行了一分值的郵票來紀念建國後的第一任首相。

受到歧視的還有黑人等民族，在多倫多，黑人是不允許在酒店夜宿的。美國的林肯總統在1860年時就曾經說過，一旦南北內戰結束，他有意將黑人全部送回非洲。早在1858年他就指出，因為白人與黑人之間身體上的差異，根本不可能在社會上給予平等的地位共同相處。

這些種族歧視的言行，到後繼者威爾佛里德‧勞力艾爵士 (Sir Wilfried Laurier1841-1919) 擔任首相期間 (1896-1911) ，終於在1903年對中國人徵收每人500加元人頭稅，這個政策造成很多家破人亡的悲慘後果。

他於1886年在國會中提出，假如加拿大在原住民統治下，將會是一個荒蕪而沒有生產力的國家，而經過白人的文明治理，將會令千萬人生活在快樂的環境中。

麥堅齊首相 (William Leon Mackenzie King 1874-1950) 是加拿大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先後執政達22年。第一任首相麥唐勞任職19年，勞力艾首相位居第三，15年。三位都是加拿大歷史上任職最長的首相，但三位首相的種族歧視態度，在加拿大歷史上無人能出其右。

麥堅齊首相在擔任勞工部長時，就曾著書強烈提出，加拿大應該絕對成為白人至上的社會，必須排除亞洲人到加拿大定居。這裡所述的亞洲人，無異就是針對中國人。

就在麥堅齊第一次擔任首相時，於1923年7月1日通過 ‘華人移民法案’ (Chinese Exclusion Act)，將中國人移民加拿大的通道完全堵塞。直到1942年，中華民國政府和加拿大建立外交關係後，首任駐加拿大公使劉師舜在任期內，和麥堅齊首相建立了友情，從而潛移默化地改變了麥堅齊首相對中國人的觀感。後來雙方將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這個歧視中國人的法案終於在1947年5月14日廢除。

加拿大對待華人的態度應該說是追隨美國的立場。早在1882年，美國就通過 ‘排華法案’，造成中國人在美國極為困難的處境。

所以在1896年當李鴻章訪問美國的時候，感嘆美國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例，但是由於清廷腐敗衰弱，李鴻章無法向美國提出異議。唯一能對美國表達不滿的方式，就是他選擇了在歸國時，沒有從西海岸直接乘船，而是繞道從加拿大回國。

1971年杜魯道總理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是繼中華民國在與加拿大建交初期的鼎盛期後的另一個高潮。雖然加拿大社會對此有不同的反應，但杜魯道對華的立場，使得兩國在經濟貿易等各方面的交流產生顯著進展，卻是不爭的事實。

從杜魯道總理卸任後，加拿大政府經歷了六任總理，只有克里蒂安總理 (Jean Chretien 1934-) 在十年任期內 1993-2003)延續了杜魯道總理的步伐，和中國建立積極而穩固的關係。他分別在1994年及2001年率領數逾六百人的龐大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促進雙方的貿易交往，是加拿大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外交。

2003年，加拿大總理克里蒂安率領600多位工商界人士訪華，兩國在北京簽訂貿易協定，筆者與總理合影。

遺憾的是，保守黨總裡史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 1959-) 在他九年 (2006-2015) 任期內，由於對中國的態度冷淡，前五年幾乎沒有任何外交活動，直到2009年才進行了首次訪華。然而雙方商談的自由貿易，到他卸任毫無著落。

2015年加拿大自由黨的賈斯廷‧杜魯道 (Justin Trudeau 1971-) 執政後，因其是已故杜魯道總理的長子，中國期待他受到父親的影響，有助於雙方關係得到適當的改進。事實上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他也似乎有推動雙方經貿發展的意圖。

他在2016年訪華，也許是受到智囊團的負面建議，而他自身又缺乏深度的政治經驗，因此在訪華行程中，更多的是談及人權等他根本沒有實際掌握的問題，這是他父親生前在和中國交往過程中盡量避免的尷尬議題。結果把原本已被前任總理削弱的中加關係，變得更為脆弱。

兩年前當華為公司副總裁孟晚舟途徑溫哥華機場轉機時，突然遭到逮捕，加拿大政府應美國政府要求，將孟晚舟引渡到美國受審。假如賈斯廷總理具有分析國際紛爭的能力，洞悉這是一場由美國導演的政治把戲，應當可以迅速解決這一落在他頭上的燙手山芋。

然而他並沒有作出適當的處理，甚至根本沒有參考史諾登案例。美國中情局工作人員史諾登，因為向媒體洩露了機密信息，2013年遭到美國政府通緝，要求香港政府將史諾登逮捕並遣送到美國。當時香港特首梁振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安排史諾登離港赴莫斯科避難。中美之間雖然因此有過齟齬，但最終是不了了之。

雖然中國政府一再要求加拿大將孟晚舟立即釋放，讓她平安回到中國。但是賈斯廷總理沒有妥善因應這件國際風波，導致迄今已經兩年多，案件仍然在溫哥華法院開庭審理，充分展露出賈斯廷總理對國際事務的顢頇無能。

無理逮捕孟晚舟一案，就成了坐實加拿大十足‘侍從外交’的典型案例。當時正值特朗普執政，他的驕蠻跋扈強勢態度，令賈斯廷除了唯命是從外別無他法，就只有犧牲和中國的關係，來暴露其虛弱的 ‘獨立司法’。

加拿大自建國以來，一直是在美國的治外法權操控下進行邊境活動。凡是從加拿大前往美國的旅客，都必須在美國設於加拿大機場內的邊防進行護照及行李檢查。這意味著美國的執法人員旁若無人地在加拿大領土上為所欲為，形成對一個所謂的司法獨立的主權國家極其可笑而不合常理的運作；所以孟晚舟在溫哥華機場被捕，美國的聯邦調查局人員幕後的導演，也就不足為奇了。

隨著歲月的變遷，加拿大人對種族歧視的問題也不是沒有反省，社會上已有相當的人士對這種不文明的歷史遺傳早就充滿反感，認為這是加拿大的奇恥大辱。2018年，西海岸的溫哥華島上，省府所在地維多利亞市議會，決定將市政府廣場上的第一任首相麥唐勞雕像移走。

位於豎立在中部利賈納市和法語區魁北克的蒙特利爾兩城市的麥唐勞首相雕像，先後被人潑紅漆，蒙格里爾的雕塑甚至被 ‘斬首’ 。不過有趣的是，法語區竟有人對這位英語系的種族主義者抱不平。

一百多年以來，種族歧視、殖民主義的陰影，始終在美洲大陸若隱若現。當前因為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受到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的栽贓嫁禍，導致美國本土毆打甚至殘殺亞裔的歧視悲劇層出不窮；而這股歪風也隨著加拿大的跟風傳統在加國各地蔓延，亞裔的生命安全岌岌可危。

至今看不出加拿大有任何改善和中國關係的跡象，相反的是，加拿大加入了 ‘無眼聯盟’，不斷向中國施加壓力。所謂的 ‘無眼聯盟’ 也就是以英美為主，加上澳大利亞、加拿大及新西蘭三個盎格魯撒克遜子孫勾結在一起的團伙。他們從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種族歧視，滅絕原民，掠奪財富的斑斑劣跡，早已為世人所不齒，如今不論其說詞如何包裝，都無法掩飾其慣性不改、故技重施的本質。賈斯廷總理還被人挖出在求學時代，用顏料將自己的臉塗黑，來戲弄有色人種，遭到各界指責其本身種族歧視的拙劣行徑，足證加拿大政治人物的種族歧視觀念始終揮之不去。

加拿大無法走出美國所籠罩的陰影，其自由民主也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擺設罷了。當自己社會中的人權問題都無法解決時，偏偏要向中國的人權及種族待遇指手畫腳，那無異是極其荒謬的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