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言論自由擋不住 1979年《潮流》事件始末記

1979年一整年是黨外運動最艱困的一年，《潮流》從4月創刊，到7月底已經感受到「山雨欲來」的氛圍。這是吳哲朗在《美麗島》創刊號的一篇文章，隔不到一個月，就發生陳博文及印刷廠老闆被捕事件。（陳婉真翻拍）

近年來香港、緬甸局勢的動盪，很多人慶幸自己生在台灣，能够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年輕人可能不知道，3、40年前的台灣，情況比他們還悽慘，民主自由是靠許多人無懼生命危險爭取而來的。我們且來回憶美麗島事件當年突破報禁的《潮流》事件。

1979年12月的美麗島事件，是促使台灣由獨裁走向民主很重要的政治事件，簡單講就是，國民黨政權派人潛伏在和平遊行的隊伍中製造衝突，藉機一舉逮捕黨外人士；卻因為海內外人士的聲援，迫使政府在審判過程全程開放旁聽及報導，引起人民的反思；第二年美麗島受難家屬多人參加各項民意代表選舉時高票當選，算是人民給予黨外人士的無罪判決。

1979年8月7日，作者在美國紐約訪問同鄉，得知《潮流》同事被捕，立刻決定到駐紐約辦事處「北美事務協調會」門口絕食抗議。圖為美麗島雜誌第二期的報導。

作者絕食抗議第四天，紐約好幾家電視台都前往採訪，這張照片是同鄉向美聯社購買，作者選舉時作為小冊子部分內容。

其實，早在1977年發生的「中壢事件」，就已經踩了統治者的紅線，加上黨外人士有意利用幫高雄縣黑派大老余登發祝壽的機會，伺機成立一個沒有黨名的黨（戒嚴時期禁止人民組黨），國民黨得知後先下手為強，於1979年1月21日以匪諜罪嫌逮捕余登發和他的兒子余瑞言。想不到黨外人士膽敢到橋頭鄉（今高雄市橋頭區）聲援余家，並當街示威遊行，這種無懼被捕的反抗，反而讓統治者不知所措，延後大逮捕的時間。

美麗島創刊酒會於1979年9月8日在中泰賓館舉行，勞政武、沈光秀等「反共義士」風聞作者參與其間，前往鬧場，但又不認識作者本人，只要看到女性就打，省議員黃玉嬌慘遭圍毆，守在餐廳門口的大批警察作壁上觀。（陳婉真翻拍自《美麗島》雜誌。）

余登發被捕的一個多月前（1978年12月）因為美國突然宣布和中國建交，並和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國民黨政權驚嚇之餘，宣布停止進行中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一群黨外候選人及助選員一時之間沒事可做，整天想著如何延續選舉的熱潮及人氣；而擔任黨外助選團總幹事的施明德，則和立法委員黃信介、桃園縣長許信良及律師姚嘉文等人籌劃辦理《美麗島雜誌》，真正的目標是要突破黨禁、解除戒嚴。

那是極度苦悶又恐懼的年代，每個人都隨時可能被捕。橋頭示威當晚，林義雄就很溫馨地找了作者和陳菊等幾位單身女性住在他家（就是後來發生林家滅門血案、今義光教會現址），以免半夜被偷偷抓走無處找人。

由於《潮流》事件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回響，《美麗島》雜誌自第二期起，連續三期連載軒轅平的［折筆傳奇］，以三十年來台灣政治、社會教育的一個個案角度，探討作者捨棄優渥的記者生涯，投入黨外運動的心路歷程。（陳婉真翻拍）

那時的黨外雜誌出一本就被禁一本，報禁的年代不只報紙不敢刊登真實新聞，電視也只有老三台，更不可能報導黨外的消息，我們只能利用節日或伙伴的生日等，找機會相聚。例如，國民黨想報許信良主導橋頭示威的一箭之仇，不斷利用媒體醜化他，最後以他去橋頭那天沒有請假為由，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裁定將民選的桃園縣長休職兩年。

我們就是為了避免他被報復，在橋頭遊行之後不久的過年期間，集體到桃園聲援他。即便是這樣也受到很大的壓力。我們原本準備內容較強硬的傳單，全被許信良要求不要分發（因為他受到情治人員警告），改為大家到桃園火車站集合後，每人手拿一支香到桃園大廟祈求國泰民安，並高舉「新年快樂」的布條，沿街向桃園縣民拜年，最後才到縣長公館和他討論下一步怎麼走。

1978年年底，黨外人士受到1977年中壢事件的鼓舞，許多人投入選舉，施明德得到立法委員黃信介的支持，並提供自家透天厝作為黨外總部，圖為黨外助選團總部外觀及標章，站在標章旁窗口的即為總幹事施明德。那次選舉因美中建交臨時喊停。（陳婉真珍藏）

過完年後，省議會也開始開會，那時的省議員是台灣民選的最高民意代表，在地方上具有相當的民意基礎。那是第六屆省議會，那年由於中壢事件的緣故，國民黨不敢作票，因此除了許信良當選桃園縣長之外，省議會多了好幾位黨外省議員，像張俊宏、林義雄、邱連輝、蘇洪月嬌、黃玉嬌、林樂善......等。但開會時省議員的發言，卻很少報紙會報導，尤其黨外省議員更是被全面封殺，電視新聞就更不用說了。

我當時在台大附近開了一家小餐廳兼賣咖啡，但忍不住常往省議會跑，看到死氣沈沈的省議會，想起大學時每年校運期間，我們系就負責《校運快報》的出刊，一天可以發行好幾張快報；剛好那時在「台灣日報」的吳哲朗也因為報紙被情治單位買下而失業，我找他和省議員張俊宏討論，向他們提出創辦地下報的構想。一方面意在挑戰報禁，另一方面不登記對方就無法勒令我們停刊，算是打游擊的概念，3個人越討論越興奮，就把這份地下報訂名為《潮流》。張俊宏並讓出他的議員會館房間供我們兩人寫稿，省議會開會期間每天出報，休會時我們也跟著休息，但有重要黨外活動我們會全程報導。

1979年6月9日，立法委員黃順興在彰化市成立服務處，陳博文前往攝影，被警察搶走相機並抽出底片，作者極為憤怒，咒罵警察。（陳婉真珍藏）

我們從1979年4月27日發行第一期《潮流》，潮流的工作人員就只有我和吳哲朗。我們兩人每天各拿一張8開大的白報紙，自己畫版頭、自己寫稿、自己下標題、自己規劃版面，吳哲朗寫第一版，我負責寫翻面的第二版。每天上午9:00~12:00、下午3:00~6:00省議會開會時，我們兩人就坐在議場樓上的旁聽席採訪，一有時間就回到張俊宏房間寫稿。因為時間緊迫，我們都不打草稿，直接寫在白報紙上，大約晚上7:00~8:00左右就全部完成，然後由我送到台中市一家小印刷廠快速印刷。印刷廠只有老闆一人，他印完後，第二天一大早我再到印刷廠拿印好的報紙到省議會，很多張俊宏及其他省議員的支持者拿到後，各自拿回地方上自己再去影印分送支持者。

由於政治氣氛實在太沈悶，一張小小沒什麼花俏版面設計、也沒有照片的《潮流》（因為那時洗照片正常要4天，各報社都有自己的攝影記者及暗房等沖洗設備，我們沒有），很快流通到全國各地。由於省議會開會期間每天出刊，比黨外雜誌一個月一本（而且經常被禁）快很多，因而大受歡迎。好幾位朋友看到後會出錢贊助，為了聲援許信良，我們就請他們同意當作廣告費用，在每期的報頭下都會刊出祝許信良生日快樂的廣告，我們後來就把它定為每則報頭下的廣告費600元。

《潮流》的迅速竄起，帶動了省議會的「觀光」熱潮。很多人為了儘快拿到《潮流》，會專程跑到省議會等候，然後帶回各自家鄉影印分送，國民黨於是發動省議員在開會期間專案討論圍剿，並作成不歡迎我和吳哲朗進入議場及議員會館的決議。

那時省議員雖然還沒有公費助理，卻已有人自費聘請助理或秘書，張俊宏和余陳月瑛第一時間就說要分別聘請吳哲朗和我為助理，並告知議會秘書處，省議員的圍剿因而破功。

國民黨於是派人打電話給遠在台北的張俊宏太太許榮淑，說我常在張俊宏的會館出入，誣指我們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行為。某天中午許榮淑氣沖沖跑到張俊宏房間突襲檢查，張俊宏和好幾位南投鄉親在房間裡閒聊，我和吳哲朗坐在書桌上振筆疾書，許榮淑看到現場後默默離開，吳哲朗笑說該吃醋的應該是他老婆才對。國民黨的抓耙仔手法實在不够高明。

《潮流》寫過最勁爆的新聞要屬第41期，那是當年6月30日晚上，林義雄在美麗島雜誌社聲援許信良（被休職兩年）記者會中說的一段話。大意是說，對付國民黨這種罪惡政權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以暴易暴，一條是不予理會，讓它自生自滅，兩條路大家怎麼決定他就怎麼跟。

作這個結論之前他還說，國民黨是叛亂團體，對內假借反攻大陸欺騙台灣老百姓；對外假借民主欺騙友邦......，這些話在當年是要殺頭的，而他竟公然在記者會上大聲嗆國民黨。美麗島雜誌社旁邊就是中廣公司（今帝寶大廈），我看一看，記者會場記者很多，抓耙子更多。我搭吳晢朗的車子回台中的路上時心想，作為新聞記者，我有報導這則新聞的義務，但林義雄一定會因為這些發言被報復（只是沒想到報復的方式是滅門慘案）；而我如果不寫，林義雄萬一出事，社會更搞不清楚因何而起。幾經思考，我還是漏夜把稿子寫好，然後大清早送到印刷廠，請老闆在中午以前印好給我。

6月30日中午我們剛得知許信良確定被休職兩年時，大家心情都很激動。下午，林義雄突然找我去他辦公室，要我以最快的速度離開台灣去美國，他會找我是因他知道我已有美國簽證，卻因為事情一件接著一件發生，並不想出國，林義雄笑著說我那種心態是「婦人之仁」。他給了我兩百美元的紅包，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出國，出國前停止參加一切黨外活動，以免節外生枝。

我於是趕訂機票，出國時間是7月5日，但那5天之間我沒有聽他的話，《潮流》照出，7月1日黨外人士以慶賀高雄市升格為院轄市為由到高雄突襲式演講，我也去了，還去發他說國民黨是叛亂團體的《潮流》。

1978年作者（左）參選台北市立法委員，募款餐會中，中國時報總編輯歐陽醇（中）特別前往參加。桃園縣長許信良致詞。（陳婉真珍藏）

5天後我順利出國，我把《潮流》41期放在行李箱裡、手提包中、錢包裡；也把它摺成一小摺塞在全身上下從胸罩到內褲、到襪子、到鞋子。海關當然對我從頭到腳大搜身，終究被我偷渡了幾張出國。我抵達東京機場前先聯絡在東大唸博士的弟弟子聰到機場見面，把《潮流》41期交給他，他後立刻大量影印，我人還沒到美國，那期的《潮流》已經傳遍日本、美國、歐洲等台灣人社團了。

吳哲朗後來因為只剩他一人，《潮流》變成不定期出刊，有活動時，原先我寫的第二版就用陳博文的照片把版面擺滿，看起來更加活潑，但也因此激怒了統治者。1個多月後，國民黨終於逮捕陳博文及印刷廠老闆楊裕榮，吳哲朗聞訊先躲起來，我在美國立刻決定到紐約的北美事務協調會絕食抗議。

由於那時全美各地透過電話答錄機傳遞台灣新聞的「台灣之音」紛紛設立，消息很快傳遍世界各地，許多同鄉群起聲援。我絕食12天後因身體虛弱送醫，在台灣方面則透過黨外人士的努力，陳博文和楊裕榮獲釋，吳哲朗也經協調算是出面投案，隨即恢復自由身。這也是戒嚴時期首次抗議成功救出同志的一次經驗。

事隔40多年後，前不久老友陳文輝在一次閒談中，不知為什麼談到那次協調的經過。原來他在做生意期間，經常到政大男生宿舍和尤清、黃越欽等人閒聊，彼此無話不談，吳哲朗跑路時，陳文輝就利用這層關係請黃越欽出面，和國民黨高層溝通，想不到事情順利解決。可見在雙方劍拔弩張激烈對峙時，有這麼一位彼此信得過的中間人是何等重要的事。

回想《潮流》發行時間不過3個月，總共出了46期，我們也算是打了一場漂亮的游擊戰，勝利的原因在於海內外的串連，大家開始透過新的傳播媒介快速傳遞訊息。

美麗島事件後，統治者依舊採取雜誌出一本禁一本的策略，想讓黨外人士卻步。卻碰到李敖以出版專書的方式；鄭南榕則是一次申請好幾十張雜誌發行許可，第一張被禁，立刻改以第二位發行人名義，無間斷發行雜誌。這些都是戒嚴時期爭取言論自由的創意努力，鄭南榕最後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才換得今日100%言論自由。前人們努力的過程見證了，言論自由的潮流畢竟非刀槍牢籠所能阻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