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愛沙尼亞 — 波羅的海一顆閃亮的琥珀

記得童年的時候，母親在我的手腕上，配戴了一副琥珀鐲子，我幼時多病，母親給我戴上這琥珀鐲子，有著祛邪保健康的作用。經歷了戰火的洗禮，這串鐲子早已不知去向，我的健康並未得力於它，乃是靠著多年來的堅持鍛鍊，才有了今天的硬朗。

其實琥珀對健康的作用，並不是中國醫學上獨有的傳統，它的神奇功效，來自用琥珀漿液與鴉片混合，起到鎮靜的作用。歷史上琥珀也曾經作為貨幣流通交易使用，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珍奇珠寶。

歐洲國家對琥珀也早就有不同的傳說。民間視此天然形成的物質是愛情、力量，及運氣的象徵。在保健方面，古羅馬時代就有婦女用琥珀來治療咽喉痛及腺體發炎病症。德國人在1930年時代，婦女將琥珀放在嬰兒身上，可以減緩長牙時的疼痛，而且可以令嬰兒牙齒長得更為健康。

不論何種傳說，琥珀在人類史上都有著源遠流長的發展過程。希臘的克雷特島 (Crete) 上，曾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古墓中，發現波羅的海的琥珀珠子，證明琥珀歷史悠久長遠。

歷史上可以追溯到早在兩千至五千萬年前，琥珀就已經存在。它是以最古老的松樹為主的針葉樹脂滴落時，將蜘蛛，蜜蜂等昆蟲或是木屑樹葉等物質包含在其中，經過長期石化逐漸成為晶瑩剔透的固體物質。

研究結果顯示，世界上大約有250種不同的琥珀，其中以斯堪地那維亞北部地區發源最早。就是因為當地的松林茂密，大量的松脂是演化成琥珀的原始材料。

經過大自然的變化，大小不同的琥珀隨著兩邊的河流衝入波羅的海，千年之後，又隨著海潮沖積到對海的沙灘上，與沙子混合在一起。聰明的商人在沙灘進行挖掘，成為獨樹一幟的商業行為。

然而人工的挖掘終究有限，每當海上湧起狂風暴雨時，這些沈積埋藏在沙灘裡的琥珀，被衝向波羅的海的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及立陶宛三個小國沙灘上，成為當地主要的商業財富。

筆者在臺灣讀中學時，從世界地理課程中，老師解釋波羅的海的三個小國，是蘇聯強佔後成為其卵翼下的附庸國，狀極悽慘，僅此而已。後來在環球旅遊時，親身體驗了當地的歷史傳統才幡然醒悟，原來在中學所用的教科書只是在反共抗俄意識形態指導下編撰的讀本，實有誤人子弟之嫌。

其實波羅的海三國，歷史上一直就是被列強鄰國爭相奪取的一塊大肥肉。自1219年開始，愛沙尼亞就陷入命運多舛的境地。她四面直接受到強權的包圍：東邊與俄羅斯聖彼得堡相去320公里，俄羅斯最西端的軍港普斯科夫 (Pskov) 距離愛沙尼亞首都也只有332公里，如到其邊界更只有62公里之遙；南邊接鄰拉脫維亞首都里加 (Riga) ，相距320公里；西邊與瑞典斯德哥爾摩隔波羅的海相望，距離380公里；北邊則與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僅以80公里隔芬蘭灣接壤。

所以愛沙尼亞的處境就如同琥珀裡的一隻小昆蟲。只要周邊任何一個強鄰大嘴一張，這隻小昆蟲瞬間就被生吞活剝。

在歷史中有關琥珀的故事不勝枚舉。位在聖彼得堡郊區的凱瑟琳皇宮中的 ‘琥珀廳’曾經被視為 ’世界八大奇蹟’ 之一，是極其奢華的室內裝飾。

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進入到凱瑟琳博物館，其注意力並非在這座 ’琥珀廳’ 歷史的來龍去脈，只是要感受並驚嘆一下它的金碧輝超級奢華。事實上，如今進入遊客眼簾的 ‘琥珀廳’ ，只是在2003年重建的一個複製品而已。原來的歷史早已隨著主人的消失而灰飛煙滅。

’琥珀廳’ 原本是德國普魯士王朝時代，準備為柏林夏洛滕堡宮 (Charlottenburg Palace) 設計的一座大廳，是弗雷德立克國王 (Frederic) 皇宮，由於他性喜奢華，皇宮內部的設計裝潢都超乎一般人的想像。’琥珀廳’ 設計的目的就是要展現成為世界之最，要超越法國路易十四凡爾賽宮的奢華程度，成為世界第一。由於後來的計畫有變，這座大廳轉而成為 ‘柏林城市皇宮’ (Berlin City Palace) 的獨特裝飾。

當時國王下令德國巴洛克雕塑家及建築師安德烈.史魯特 (Andreas Schluter 1664-1714) 和丹麥琥珀藝術專家哥特弗雷德.沃夫蘭 (Gottfried Wolfram 1683-1716) 共同設計他心目中的 ‘琥珀廳’，經歷了從1701年到1707年的精心設計，兩位設計者先後去世後，由其他兩位藝術家繼續製作，終於完成了這座舉世聞名的 ‘琥珀廳’。

此時弗雷德立克.威廉一世 (Frederic William I 1688-1740) 已自稱為普魯士大帝，和俄羅斯帝國沙皇彼得大帝 (Tzar Peter the Great 1672-1725) 結成聯盟，共同抵禦瑞典。1716年沙皇彼得大帝訪問普魯士時，對 ‘琥珀廳’ 的喜愛和推崇備至，於是普魯士國王慨然將整個大廳贈送给沙皇彼得大帝。

這座大廳總共使用了近六噸的琥珀，先將設計製作的琥珀貼在金箔鑲板上，再將鑲板鑲嵌在牆上。為了運送這份大禮，國王下令將整個大廳拆卸後裝運到距離俄羅斯聖彼得堡約24公里的 ‘沙皇村’ (Tsarskoye Selo)，凱瑟琳皇宮 (Catherine Palace) 就座落在這裡。

將柏林的 ‘琥珀廳’ 裝設在凱瑟琳皇宮內，是沙皇彼得大帝女兒伊莉莎白女皇的主意，經過專家們的精心安排，‘琥珀廳’受到王親國族的喜愛，並在數十年的精心保護下，成為皇宮中的稀世之寶。

1917年蘇聯大革命後，凱瑟琳皇宮成為國家保護的博物館。其所在地 ‘沙皇村’ ，在1937年為紀念著名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 (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 逝世一百週年改名為 ‘普希金城’。但不對外開放。博物館內對 ‘琥珀廳’ 施加了特別保護。

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座金碧輝煌的 ‘琥珀廳’ 命運。原先以天之驕子著稱的世界藝術瑰寶，驟然間成為戰爭禍害中如同流離失所無依無靠的失孤！

1941年三百萬德國納粹進攻蘇聯，為保護無價之寶的歷史文物，政府將文物緊急移往西伯利亞地區，卻來不及移走鑲嵌在凱瑟琳皇宮內的 ‘琥珀廳’。琥珀專家檢測後發現鑲嵌在牆上的琥珀因年代已久，琥珀乾燥牢固，稍有不慎，便會在拆卸過程中成為粉狀碎粒。但又擔憂德國納粹一旦佔領了凱瑟琳皇宮，勢必會加以破壞。無奈之下，專家們只得用最普通的牆紙將牆上的琥珀加以遮掩，以為萬無一失。

1941年的夏天，納粹軍攻入列寧格勒 (原名為聖彼得堡) ，並佔領了近郊普希金城及凱瑟琳皇宮。蘇聯專家們滿以為普通牆紙能起到遮擋納粹軍人耳目的作用，然而德國納粹軍只用了36小時，就將拆卸下的琥珀珍寶裝入27個大箱中，運送到原東普魯士帝國首都柯尼格斯堡 (Konigsberg) 展出。

納粹下令拆卸 ‘琥珀廳’ 主要原因是，希特勒認為這原本就是屬於普魯斯帝國的文物，是俄羅斯掠奪了這份財富，所以必須物歸原主。

未幾，戰爭局勢峰迴路轉，德國納粹軍節節敗退，英美空軍對佔領蘇聯的納粹部隊猛烈轟炸。緊接著蘇聯紅軍反攻又猛轟柯尼格斯堡，幾將其夷為平地。 ‘琥珀廳’ 命運多舛，在後來的歲月中，對 ‘琥珀廳’ 的下落有著諸多的猜測和傳言。

有人認為，在德國將 ‘琥珀廳’ 運上軍艦準備移送時，遭蘇聯紅軍潛艇發射魚雷炸沉。又有人認為，希特勒下令將 ‘琥珀廳’ 秘密運出歐洲，藏不為人知的地方。有關琥珀的下落眾說紛紜，言之鑿鑿，但終究都是無稽之談。

唯一略可採信的是，在被炸的柯尼格斯堡廢墟中，挖出一塊義大利藝術家製作的碎石鑲嵌的拼圖，其中有四顆琥珀，經鑑定確認是凱瑟琳皇宮 ‘琥珀廳’ 的原物。據稱這四顆琥珀後來被俄羅斯政府沒收，並用來製作琥珀複製品時的原材料之用。而足可採信的信息就是，蘇聯宣稱 ‘琥珀廳’ 已經在柯尼格斯堡毀於戰火時徹底消失。

經過數十年的探討，德國及俄羅斯商定共同將戰火中遭到損毀的文化古蹟予以修復。凱瑟琳博物館在二次大戰時早已毀於戰火，所以在凱瑟琳博物館修復後，德俄雙方擬定在凱瑟琳博物館中還原 ‘琥珀廳’ 的面貌，於1979年制定方案並開工，由俄羅斯提供技術人力，德國支付所有費用，於2003年重新開放。

俄羅斯總統普京 (Vladimir Putin 1952-) 及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 (Gerhard Schroder 1944-) 在2003年共同主持落成儀式。雙方選擇這一年，是為特別紀念聖彼得堡建城三百周年。

至此近一個世紀尋找原始的 ‘琥珀廳’ 案告一段落，凱瑟琳博物館的 ‘琥珀廳’ 受到來自全球愛好藝術人士的青睞。但又有多少參觀者在欣賞之餘，會感嘆著，就因為區區幾個政治人物對珍寶的貪婪和掠奪，竟引起史上近兩百年的天災人禍？

筆者和妻子兩度參觀訪問聖彼得堡，在凱瑟琳博物館中，就親眼目睹現代人藉著旅遊表現的貪婪。第一次進入 ‘琥珀廳’ 時，筆者和妻子以遊客的姿態四處觀賞，偶爾取出相機拍幾張照片留作 ‘到此一遊’ 的紀念。卻就在興高采烈時，背後人群中傳來帶有吆喝甚至是譴責的口吻：‘這裡不許拍照！’ 經過眼神的搜索，見到一位身著制服的女士，看上去是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她吆喝的對象就是筆者。

經驗告訴我不能讓她如此無理，即單刀直入地回答道： ‘這麼多人都在拍照，你怎麼不管？’

見到筆者的來著不善，她臉上立即閃出一絲笑容，改用輕鬆口吻問道： ‘你有沒有交拍照片費用？’

原來那一聲吆喝關鍵就是收費的問題，只要交十元美金，這個原本不准拍照的地方，立即被允許給 ‘攝影家’ 大顯身手。

第二次再次光臨凱瑟琳博物館時，再也聽不到為十元美金拍攝費用而嚴厲的吆喝。參觀者可隨心所欲地拍攝。但筆者已經意興闌珊，不願為一個複製品去浪費心思。雖然整座大廳仍有藝術的美感，但歷史的價值早已隨風而去。‘琥珀廳’ 給筆者留下的只是一絲難忘的歷史記憶。

既然 ‘琥珀廳’ 的如此威風。凡是到凱瑟琳博物館的參觀者，必定一睹其真面貌，由此引起遊客對琥珀的好奇有增無減，不過琥珀的真偽也因歲月的流逝受到不少的質疑。

琥珀最早的原始出產地，以波蘭沿海為主，波羅的海綿延的千里海岸線上就成為自古以來商賈們尋寶的樂園，波羅的海沿岸三小國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及立陶宛就成為深受矚目的淘寶勝地。

筆者和妻子兩度在愛沙尼亞旅遊，古老市區中到處可見琳琅滿目的琥珀，沿街向遊客兜售琥珀的小販也是絡繹不絕。即便沿海沙灘中仍然隱藏著琥珀的各種傳說，面對那些擺設在市場裡如同水果蔬菜般的 ‘琥珀’ 就不由得產生疑竇，如同在泰國辨別紅藍寶石，也好似在香港、臺灣女士們在小商鋪選擇名牌手袋一般。

筆者在塔林搜集到一枚琥珀，在大小一如雞蛋、晶瑩剔透的黃色固體化石裡，充盈著昆蟲，木屑和樹葉碎片等，卻情不自禁地將這顆琥珀和愛沙尼亞人民聯想在一起，後者如同被一個強大而虎視耽耽的力量包圍著而無法喘息，要掙脫出這個逆境就必須衝破這如同禁錮的化石。

一想到這裡，對那些小商品店中美不勝收的琥珀致以‘驚鴻一瞥’ 之後，便寧肯將目光轉移到歷史與現代交替的社會現象中去了解愛沙尼亞這個國家。

愛沙尼亞僅有一百三十萬人口，卻擁有星羅棋在波羅的海裡1500 個小島。首都塔林 (Tallinn) 居民四十三萬左右，換言之，全國約百分之四十的人口都集中在首都。

塔林位在愛沙尼亞的北邊海濱，城市面積不大，地理位置卻極為險要，從1219年丹麥入侵後，歷史上就一直是列強必爭之地。經歷了丹麥、瑞典及蘇俄先後的佔領，直到1917年才得以獨立。

然而愛沙尼亞人民的惡夢，一年之後被德國侵占而再度呈現，不過沒有多久，又在如同夢中般地回到獨立懷抱。1940年再次被蘇聯佔領，次年又因納粹佔領蘇聯遭到德國併吞，1944年納粹被擊敗，愛沙尼亞落入蘇聯之手，成為被統治下的 ‘獨立國’。直至1990年蘇聯解體，愛沙尼亞才重新獲得解放直到目前。

一個只不過巴掌大的國家，卻在群雄包圍的壓力之下，經歷了數百年的痛苦掙扎，終於迎來了獨立自主的自由。此後在自身的奮鬥努力下，僅僅二十年之間，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蹟。雖然仍有大比例的貧窮，但從另一個角度去審視，愛沙尼亞已經一躍而居世界IT科技的領先地位。

1980年莫斯科舉辦國際奧運會，帆船比賽地點就選在愛沙尼亞的海濱城市畢律塔 (Pirita)，當時愛沙尼亞還是蘇聯的附庸國。為了接待國際選手，並向外播放奧運賽程，首都建造了64公尺高的電視塔，奧林匹亞大酒店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人士，政府行政大樓及專為奧運會帆船比賽建造的遊艇中心 (Regatta Centre) 等眾多重要設施先後落成，奠定了塔林現代化的基礎。

就這樣，塔林成為古老和現代交錯的旅遊城市。塔林老區分為上城和下城。上城是從十五世紀流傳下來的貴族區，是當今政府所在地，愛沙尼亞的政府機構和外國使館都設立在這裡。德國人早在十三世紀建造的托姆皮阿古堡 (Toompea Castle) 及其旁邊的赫爾曼高塔 (Herman Tower) 現在已經成為愛沙尼亞政治中心。每天在高塔上舉行升降旗儀式，雄壯的國歌 ‘我的祖國就是我的愛’ (Mu Isamaa on minu arm) 響徹雲霄，激發了愛沙尼亞人民的愛國激情。

愛沙尼亞首都塔林位在上城的托姆皮阿古堡及赫爾曼高塔，如今為國會大廈。

而下城就是過去的 ‘公民城市’，也就是普羅大眾的居住地和商業區。上下兩區雖將塔林展現出貧富的分野。但筆者更喜歡的就是 ‘公民城市’，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古蹟都集中在這個地區。市政中心廣場，是全城的心臟地帶。市政大廳已經穿越了六百年的歷史長河，卻仍然保持著它誘人的魅力。

十五世紀瑞典人為保衛城市安全而設計出古城牆，如今仍然保存著有八座城塔。其中尤以 ‘胖瑪格麗砲塔’ (Fat Margaret) 最受遊客歡迎。Kiek in de Kok 防衛塔是整個古塔中的精華，這是十五世紀瑞典佔領後修建的，護城塔林下的秘密通道，總長達500米，二次大戰時曾用作防空洞，如今是內容極其豐富的博物館，從中可體驗出這個命運不濟的小國家是如何從壓制的千年艱辛中 ‘涅槃重生’ 的。綿延的古城牆在現代的生活情趣中仍然靜靜地散發著古樸的氣息，激勵著愛沙尼亞人民秉持歷史傳承持續奮鬥。

縱然從丹麥到瑞典時代持續建築的城牆和塔林吸引不少遊客，但是老區內最高的教堂高塔非聖奧拉弗 (St. Olaf’s Church) 莫屬。他的名稱來自於挪威國王，因戰爭殉職後被封為聖人，這座教堂為紀念他而命名。諷刺的是，蘇聯佔領愛沙尼亞後，從1944年到蘇聯解體，這座教堂的高塔成為蘇聯特務機構克格勃 (KGB) 監視站和無線電中心。

一個以勸人為善的宗教場所成為血腥的政治鬥爭機構，愛沙尼亞人民對這段歷史真是情何以堪。古塔在建築初期高達159米，屬於歐洲最高的建築，居高臨下，可清晰地遠眺芬蘭灣及其周邊的風光。由於高度的突出，歷史上曾遭到數次雷擊而發生火災。如今重建的高塔為123米，仍然可以環視塔下的優美景色。

漫步在古老的市區裡，經過一個藥房，仔細端詳方知這是一家自1422年即開設的藥房 (Raeapteck)，準確的開設年份已經無從查考。但從記載的年份1422年，紀錄著經營藥房的主人已經是第三位了。所以後人就用這個年份作為藥房的起始點。足證這是全歐洲最古老的藥房。裡面還出售愛沙尼亞當地的傳統古老藥劑。

走在街道上不時見到面貌秀麗的年輕姑娘在路邊擺設小攤售賣土產，對遊客溫文有禮。我們駐足在一個小攤販前欣賞少女製作杏仁糖，少女見到我們兩張東方臉，欣喜地將杏仁糖遞給妻子試吃。妻子眉飛色舞地稱讚該糖甜而不膩十分可口，高興地從少女處購買了帶回送親友。

鱗次櫛比的小餐館幾乎都是門庭若市。當地的一道特色烹飪血腸 (Verivorst) ，是遊客的最佳選項。它是由雜糧、洋蔥、各種香料，再加入墨角藍或稱為牛至的調料和上動物血製作而成，其誘人的香味從餐廳廚房裡傳到街心令人垂涎三尺。

屈指算來，第二次去愛沙尼亞已經是近兩年前的往事了。但當地的歷史事蹟時時懸掛在心頭，小攤販上少女的親切笑容仍不時展現眼前。在這個被列強圍繞的一片肥沃土地上，上百萬人民正如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遭受著新冠病毒的騷擾，原本就有貧富懸殊的社會，是否處於雪上加霜的逆境，令人掛念。在旅客絕跡的脅迫下，那些美味的 ‘血腸’ 可能已無人問津。小攤上的杏仁糖又是否依然無恙？那個善良少女的謀生前景，可能早已遭到摧毀！

經歷了一千多年的列強侵略，最終擺脫了獨立前蘇聯40年的控制，為了 ‘安全’，愛沙尼亞轉而投入北大西洋公約的懷抱，究竟是福是禍，還需要時間的檢驗。因為地理位置的特殊，假如和拉脫維亞及立陶宛如同瑞士及奧地利般共同宣布為 ‘中立’ 地區，也許更能鞏固獨立的地位？

愛沙尼亞的地理位置和瑞士及奧地利截然不同，如今也早已成為自由民主獨立的國家。然而歷史的見證告訴世人，這個 ‘迷你’ 小國是否能將獨立自主的權利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看它的造化了。

歷史上愛沙尼亞數度獨立，卻始終不停地成為周邊列強的砧上肉；蘇聯佔領前也曾經出現過四十多年的獨立自主，但最終還是落入蘇聯長達近五十年的奴役掌握中。愛沙尼亞人民會否感受到，這些隱藏在強權心裡的 ‘歷史重演’何時會再次搬上舞台？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只能居家生活，乃不時把玩著從愛沙尼亞帶回來的那顆琥珀，注視著晶瑩固體中的那些昆蟲、木屑、樹葉……。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