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立於南港中研院胡適墓園的胡適銅像。(圖片取自網路)

 

胡適在1949年反對和談及倡議自由中國：自美國解密檔案等資料所見 

 

作者／戴萬欽（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學國際學院院長）

 

前言》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這是胡適1963年辭世時，蔣中正悼贈的輓聯。

 

胡適在倡導「白話文學運動」上的出色貢獻，是永遠不朽的，也是國共都不能否認的。

 

胡適被讚譽是「啟蒙式」的人物。他在學術上對清朝的考證學，很有興趣，但也是重視探討思想史的綜合貫通途徑。余英時教授說：「他在思想上一方面提倡『科學方法』，另一方面則鼓吹民主自由，希望把中國引上他所嚮往的現代化的方向。」

 

在風雨晦暝的1949年，胡適比較值得探討的事蹟，大致可以有以下幾項：堅決反共而不主張和談，承蔣中正之託赴美國認真當說客，堅持不就任外交部長，領導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和被美國某些外交政策精英期待領導組織傾向自由主義的政府。本文將根據美國解密檔案等資料中所見，一一加以敘述。

 

蔣中正一再希望胡適赴美遊說》

 

胡適在1949年時，是58歲。他在1948年北平被包圍時，曾被中共用電台廣播呼籲留在北平，繼續擔任任北京大學校長。共產黨其實多次派人向胡適表示，共軍只是包圍北平，不會攻打，不會傷害他，並且可以讓他改任為圖書館館長。他為了北大師生一直不肯離開，直到國民政府堅持派專機去接他，才於12月15日由軍隊護送到南苑機場，而搭機到南京。

 

蔣中正在16日中午，便立即邀請胡適餐敍，聽他說明離開北平所遭遇的險阻。12月17日既是北京大學50周年的校慶，又恰是胡適的誕辰。蔣中正當晚設宴招待胡適和夫人江冬秀，向他賀壽。蔣中正在席間表示，希望胡適再赴美國，如同抗戰初期一樣，為國家在美國從事民間外交。

 

到了1949年元旦，蔣中正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表示要不計個人進退，促成國內和平。在1月3日，蔣中正在主持中央紀念周後，即過訪行政院長孫科及胡適等人。

 

1949年中國風雨飄搖之際，胡適支持蔣中正的反共政策與領導，蔣中正對胡適也多所禮遇與借重。(圖片取自網路)

 

1月8日晚間，蔣中正接見胡適，仍然勸說胡適赴美。蔣中正説：並非任命胡適再去出任大使，也不要胡適承負使命或是去爭取美援，而是只要胡適去美國看看。《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之記載為：「晚課後，接見胡適校長商談頗久。」蔣中正確實深悉胡適在美國的不凡聲望和人脈關係。

 

到了1月20日，蔣中正接見前外交部長王世杰，表示希望王世杰和胡適兩人，都以私人名義分別前往英國和美國走一趟。

 

胡適後來便答應蔣中正願意以民間人士身分，到美國從旁協助國民政府。他在4月6日隻身由上海乘船赴美。船在21日抵達舊金山時，胡適方由記者告悉共軍已經渡過長江了。他當下向記者表示，他仍然會堅定支持國民政府。

 

司徒雷登了解胡適支持蔣且拒絕和中共妥協》

 

胡適是一直堅持反共立場的。胡適在1948年12月便認為「和比戰難」。當時，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在北平遭到共軍嚴密包圍。傅作義對究竟是戰是和，苦思不已，乃特備車接胡適到中南海懷仁堂密商。而胡適則寫下8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相贈。

 

後來，胡適於1952年11月19日，在台北市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經強調，他在山河變色狂潮濤天之際，一再主張「和比戰難」。

 

他當天說：「『和比戰難』，是我三年半前，國共和談未破裂共匪未渡江前説的⋯⋯某晚，張治中跑來看我，說：『胡先生，我對你什麼都佩服，就是對你的‘’和比戰難‘’不敢領教。』我想張治中現在應該佩服我了吧！與共產黨談和，原是不容易的！」

 

蔣中正是在1月21日正式宜布引退，並且於下午4點10分和蔣經國等人，乘飛機離開南京。陳立夫當天見過蔣中正後，便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見面。陳立夫當面分析，國民政府仍然未決定遷往廣州，尚須看與中共是否可能順利展開和平談判的結果而定。

 

司徒雷登該日稍後，在呈送給艾其遜國務卿的電報中報告說：美國駐南京大使館認為，陳立夫顯然正尋求美國對提供援助給予一些承諾。司徒雷登研判，陳立夫「代表包括胡適在內的一個小團體的立場」。

 

而杜魯門政府自1948年12月便開始召回駐中國的軍事顧問團，並且拒絕向國民政府提供新的援助了。

 

司徒雷登在電報中尤其註明：「胡適繼續不贊成和中共妥協，而且相信如果沒有蔣中正領導，反共的部隊將會崩潰瓦解。」

 

在蔣中正下野離開南京後，外交部美洲司司長陳岱礎在1月25日對司徒雷登說：美洲司在1月26日便會停止作業，而且會在1月27日遷到廣州辦公。外交部在1月26日以後只會留下部長、兩名次長和秘書暫時仍然在南京上班。

 

司徒雷登在當日呈送國務卿艾其遜的電報中説：國防部和教育部的搬遷情況，也大致和外交部一樣。「胡適本人證實了教育部的情況⋯⋯胡適說，續留南京的人士，未來將可以兩個部會用一架飛機撤離」。

 

胡適由南京轉赴上海》

 

胡適在由北平抵南京後，持續著作講學。《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述：胡適1月10日在南京寫了舊作《戴震未見趙又一清書的十組證據》的「補記」。1月11日，胡適在蔡元培先生紀念會上講「整理四百年來水經注成績的小史」。

 

胡適在1月14日晚曾經赴上海，送夫人江冬秀女士及傅斯年夫人搭船遷居台灣。他在事畢後，返回南京。

 

胡適在蔣中正引退之後，於1月25日乘夜車到上海，其後即住在霞飛路1946號。

 

胡適在離開南京的前一天，寫信給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婉謝擔任總統府資政。

 

他在信中説：「禮卿先生賜鑒：適十四夜離京，二十二晨返京，始得讀先生一月十五日大札及總統府資政聘書（聘字第一一八號），不勝惶恐。依據『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為時局關係，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也請先生代為收回，並乞先生勿發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郷晚 胡適敬上 卅八、一、廿四晨。」

 

杭立武談胡適等自由派人士的主張》

 

胡適的自由派立場和反共意志，和年輕的好友杭立武是相通的。仍然留在南京年方46歲的杭立武，則在局勢肅殺混沌之際，奮力嘗試以胡適的人格聲望，尋求美國改變既有決定而續對反共力量提供軍事援助。

 

司徒雷登便曾在1月27日以電報向國務卿報告，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尋求美國支持胡適等自由派人士的堅定反共意志，而提供軍事援助。

 

司徒雷登說：杭立武在當天稍早會見美國大使館公使銜參事克拉克（Lewis Clark)。杭立武提出一批自由派人士有意領導堅定的反共力量，以廣東、福建和台灣作為基地。「他道及，其可宣布獨立於即將建立並獲得外國政府承認的任何共産黨政府之外。該團體希望蔣中正保持退休，因為怕他會阻礙到他們的活動」。

 

司徒雷登在電報中又說：杭立武提及「這個反共運動的領導人，係包括胡適、前行政院長秘書長及蔣中正的秘書李惟果、由美國訓練出來最有效率的中國陸軍軍官且正在台灣訓練新兵的孫立人將軍、中國海軍參謀長周章憲和剛剛辭卸外交部長職務的王世杰」。其實，王世杰乃是杭立武一生最佩服的兩位人物之一。

 

司徒雷登的電報又説：「這個團體仍然在空軍當中尋找可靠的領導人，當然其也必須要得到台灣省主席陳誠將軍的支持。要達成這兩項工作都面臨一些困難。但是，他認為如果美國能夠保證援助，事情便比較容易辦成。」

 

司徒雷登述及克拉克當面答覆杭立武說：「我們無法作出援助的承諾，我們無法保證美國國會的意向。但是，可以向他保證，美國人民並不希望見到中國被一個由莫斯科所主導的政權控制⋯⋯。」

 

司徒雷登在電報的結尾，也擔心杭立武等人的處境和風險，而向艾其遜提示說：「所宣稱涉及這項運動的人士的正直人格，是毫無問題的。我們應該給予他們某種型式的鼓勵。當然，我們不能太強烈強調。我們必須絕對完全保密，否則他們的生命會遇到凶險。」

 

杭立武這個動作相對十分大膽，但也符合他留學英美作為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大師拉斯基（Harold Laski)門生的初衷。所言內容絕對不是克拉克所捏造。而當時，胡適似乎比杭立武更加支持蔣中正的領導。比杭立武年長而和胡適同庚的王世杰，也是拉斯基的得意門生。

 

後來，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吳鐡城在3月4日，曾經奉命派李惟果到溪口，勸蔣中正出國。

 

杭立武其後在1949年4月7日出任何應欽內閣的教育部長。他來台後在1950年3月16日隨閻錫山內閣結束而卸任。杭立武先前曾擔任金陵大學董事長，也擔任中英庚款基金會總幹事。胡適曾經就中英庚款的運用方式，和杭立武有過公開的文章論辯。也有人說，杭立武出任何應欽內閣的教育部長是胡適推薦的。杭立武其後在台灣任其所創東海大學的董事長，他邀得尼克森來台中為創校破土。

 

杭立武晚年，只要去美國東岸出差，便會去紐約拜訪蔣宋美齡。杭立武在抗日重慶時代，和宋慶齡也有接觸。宋慶齡故世時，杭立武大概是台灣唯一在國際媒體訪問時公開申致悼念的名人。

 

陳岱礎看胡適太西化無法領導危局》

 

外交部美洲司司長陳岱礎，2月4日在廣州曾經和配合行政院遷動而移至廣州上班的克拉克公使會談。陳岱礎談及和平談判將會失敗，以及何人方能領導國民政府危局的問題。

 

克拉克在2月4日發送電報向華府艾其遜報告，陳岱礎說：李宗仁不顧面子想要謀求「合理的和平」(reasonable peace)，但是中共要求的是投降，所以將會出現繼續抗共。陳岱礎「不知道李宗仁是否會到廣州，或者是去桂林，也不知道蔣中正是否會復出而重掌領導大權」。

 

克拉克在電報中又引述陳岱礎説：「不認為由蔣中正復出領導，或者是就由李宗仁領導，便能夠有效抵抗中共。」克拉克又寫道，陳岱礎評論説：胡適和吳國楨，「都太過於西化了」。挽救危局亟需的領導人，「必須能夠對完全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中國廣大人民群眾點燃信心，而且領導人本人則必須也了解西方。中國無疑確實有這樣的人物。當和平談判失敗，而又有跡象顯示美國會加以支持時，他可能就會出頭浮現」。

 

在西方歷練頗深的陳岱礎，不看好胡適和吳國楨擁有領導危局反轉的號召力。

 

陳岱礎留學英國和美國，獲有政治學博士學位。他的尊翁和已故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是交誼深厚的福州同鄉。而他本人在外交部和葉公超公誼甚篤。他在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定時，便是駐莫斯科大使館的政治參事。他曾經有一些機會見到史達林的。

 

蔣經國在上海拜訪胡適》

 

蔣經國在3月9日曾經奉蔣中正指示，在上海拜訪胡適。蔣經國在著作《風雨中的寧靜》寫下：「父親派我赴滬訪胡適先生，並勸吳國楨不辭市長職。」蔣中正當日在溪口則於日記中寫下：「朝課指示經兒赴滬應辦各事，以勸吳國楨不可避市長，並調解吳、湯間軍政隔閡之事，便訪胡適先生也。」此足見蔣中正當時重視胡適的份量。

 

置身上海的胡適，當時仍然很關心北京大學的狀況，也對在上海的北大校友特別親切。根據《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編者胡頌平所寫，3月9日當天，胡適還為從北平逃到上海的北大醫學院舊制學生焦增煜，親筆書寫證明書如下：「⋯⋯焦君因時局關係，於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下旬離開北平。其所攜北京大學教務處註冊組所給歷年成績表及實習證件，均屬真實，特為證明如右⋯⋯」

 

胡頌平以編者附記説：「⋯⋯焦增煜特從加拿大到台灣來憑弔胡適墓園⋯⋯他說當年從北平逃到上海，剛上岸，就被扣了。他在獄中翻看報紙，看見梅貽琦的啟事，說明天胡先生有公開演講，於是打電話去問梅貽琦，恰巧胡先生也在那裡⋯⋯胡先生便替他打電話給蔣經國先生，三十分鐘後他就釋放了⋯⋯」

 

焦增煜在獲胡適幫忙紓困後，赴加拿大留學，並定居行醫。

 

胡適與陳誠及3月來台講演自由傳統》

 

台灣省主席陳誠，在1949年2月2日，特地主動和美國駐台北總領事寇允慈（Kenneth C. Krentz)會談。兩人談了兩小時，由陳誠夫人譚祥女士擔任翻譯。

 

陳誠談及台灣必須作為發展新的中國的苗圃，也說有很多好人才已經來到台灣，必須加以重用。陳誠並且強調，胡適已經同意到台灣來，對陳誠提供諮商。

 

胡適後來在3月下旬，的確自上海來台灣住了一周。他並且應台灣省議會、文化協會進會等機關團體邀請作一次公開演請。

 

他在3月27日下午，由黃朝琴和傅斯年陪同，抵達中山堂演講。黃朝琴代表合辦單位致介紹辭。而胡適刻意選擇的演講題目是，「中國文化裏的自由傳統」。

 

胡適在演講中説：「⋯⋯這個題目也可改做『中國文化傳統的自由主義』⋯⋯『自由』可說是一個倒轉語法，可把它倒轉回來為『由自』⋯⋯中國思想的先鋒老子與孔子，也可以説是自由主義者⋯⋯今天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時代，已經到了『自由』與『不自由』的鬥爭，『容忍』與『不容忍』的鬥爭⋯⋯」。

 

胡適1949年4月赴美國當説客》

 

胡適在4月6日終於應蔣中正一再請託，而自上海搭輪船威爾遜號前往美國當說客，尋求美國援助國民政府。

 

胡適抵達美國後，確實以私人身分認真當起説客。駐美國大使顧維鈞在5月10日發電報給外交部，並請其轉呈蔣中正總裁報告説：據在華府友人密告，美國當局有意在2至3個月內承認中共政權。「已與胡適先生、于斌主教等，繼續分頭運用疏通」。顧維鈞在5月11日呈送蔣中正的信函中，曾經再度提及他迭與胡適及于斌等人會商，「並且共同研討會呈一電」。

 

顧維鈞在5月11日也主動拜會艾其遜。而大約在兩人那一次見面的三周之前，大量中共部隊已經跨越長江，既沿江建立橋頭堡，並且對上海作出包圍。艾其遜在談話記錄中寫下：看到顧維鈞試圖誇大國軍的抗共士氣，而要求美國提供額外援助給國民政府，是一件痛苦的事。

 

顧維鈞向艾其遜說：由於媒體報導司徒雷登將返回美國述職，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之前，能夠去廣州訪問。

 

艾其遜也記下：顧維鈞在告退之前，提到胡適已經抵達美國。顧維鈞補充說，希望艾其遜了解胡適是以私人身分到美國，所以「毫無官方性質」。而艾其遜則回覆，「胡適是老朋友，期待見到他」。

 

蔣中正當時確實殷切期待胡適從旁協助大使顧維鈞。蔣中正在5月間曾經致函胡適，指示遊説工作的重點如下：

 

「此時所缺乏而急需於美者，不在物質，而在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於讓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實際援助則尚其次。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並進，但仍以行政為正途，且應以此為主務。望先生協助少川大使，多加工夫為盼。」

 

而當時擔任美國軍令廳副廳長的魏德邁將軍，則在5月10日致函蔣中正，對中國局勢表示異常關切。蔣中正在5月28日的覆函中，則是講明盼望魏德邁向胡適諮詢。蔣中正説：「⋯⋯蔣夫人在美，甚盼時與晤敍，胡適博士等對於中國情形具有深切之了解，可備諮詢⋯⋯。」

 

而胡適在5月11日也函呈蔣中正，稟報他和魏家德邁之間的深談。胡適在信上説：

 

 

「⋯⋯昨夜二次到美京，即住宿魏德邁將軍家中，深談到半夜始就寢。魏將軍有信上總統，其大致內容，我聽他説過，但全文不曾得讀⋯⋯。他說，照現在的情形和士氣看來，福建、廣東都守不住⋯⋯。最後，我很嚴重的對魏將軍說，台灣只有七百萬人口，台灣的工業又不是可以獨立自給的經濟基礎。我們必須在大陸上撐住一個自由中國的規模，維持一個世界承認的正式政府⋯⋯。」

 

胡適在美國停留的簽證問題》

 

胡適以私人身分在美國當説客，真是全力以赴。他其實連在簽證上，也遭遇困難。他在5月22日回覆趙元任夫婦的信上，曾經有所說明。他在信上先述及在遊說工作上的努力，說明已經去了華府兩次。他接著說：

 

「許多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如Hornbeck, 如Prof. George H. Blackskee都覺得『一籌莫展』！第二次去時，見著Wedmeyer（魏德邁），他也是『有心無力』。後天又得去美京一次，可以見著Paul Hoffman 與Butterworth （巴特沃斯）諸人。」

 

至於簽證涉及的問題，胡適在信上說：

 

「⋯⋯我這三星期收到冬秀兩信，她很有點焦急，很想我把她帶出來。但此事頗不容易。我自己的護照，聽說已很費事，所以Dr. Stuart自己囑托各大學發函電請我講學”to justify visa”！⋯⋯前借你們兩百元，今寄還，千萬請收下！」

 

縱然原因不只一端，胡適以健康為由堅辭外長不就，證之後來心臟病猝死，此言倒也不虛。(圖片取自網路)

 

胡適6月被任命為外長不就任》

 

閻錫山在6月11日宣布閣員名單，胡適被任命為外交部長，但是從未就任。胡適後來即使有意自美國返回台灣，也不願意作官。他最後在10月10日，才由閻錫山解除任命。

 

其實，蔣中正在6月8日便先發電報給坐鎮廣州的行政院長閻錫山說：外交部長發表由胡適擔任，「由暫自兼代」，不派次長代理部務，實際上即由院長主持一切。

 

尤其，蔣中正在6月8日也預先部署，發電報給胡適，請他暫勿發表決定不接受任命。該電報說：

 

「百川兄或將提先生為外交部長，想必堅辭，但為國家與政局，促成閻內閣早日成立計，則不能不請先生加以考慮。至少亦須請暫勿表示決辭，而容予考慮，為荷。」

 

而行政院政務委員陳立夫，於6月14日在廣州和克拉克公使會面時談及多事，也向他證實國民黨將會以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委員會」，替代「中央政治委員會」。

 

當天，克拉克便拍發電報向艾其遜報告：陳立夫證實說，宣布任命胡適為外交部長，並未事先取得胡適的任何回覆。

 

此也足見蔣中正、李宗仁和閻錫山都很重視胡適的聲望，認為他能夠協助改善國民政府岌岌危險的處境。胡適在抗日戰爭中的1938年至1942年期間，曾經擔任駐美國大使。

 

而到了6月24日，宋子文則以電報向蔣中正報告説：胡適在前一天以電報回覆閻錫山，說他經過7、8日考慮後，決定懇辭外交部長職務。胡適電報的原文這樣說：

 

「⋯⋯然日夜自省，實無能力擔任此職，絶非謙辭。乃七八日仔細考慮之結論。⋯⋯適在此努力為國家辯寃白謗，私人地位，實更有力量，⋯⋯午間出門，即發心臟舊病。⋯⋯欲公知我確曾用最誠懇態度考慮尊囑。今日懇辭，非為私也。」

 

接著，胡適本人在7月2日，又以電報向蔣中正報告説明他不能夠擔任外交部長。他的電文說：

 

「⋯⋯適愛國反共， 公所深知。但做官治事，則絕無能力⋯⋯去冬命適組閣，適即以無能力堅辭⋯⋯」

 

而閻錫山在7月3日，也以電報自廣州向蔣中正報告他又接到胡適的如下電文：

 

「⋯⋯以外交部長資格命令留美工作，不願再開此例⋯⋯日前與美副代國務卿久談，曾評論近年美國對華外交政策與人物，並坦白指正司徒雷登大使之錯誤。若為新任外交部長，即無此言論自由⋯⋯。」

 

胡適這一番懇辭不就任的話，也的確是有一些道理的。後來，他在1962年確實因為心臟夙疾，而在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酒會會場中，突然間病倒而辭世。

 

而蔣中正在7月19日，仍然去電報給胡適說：「⋯⋯外交部長職務事，當請閻先生詳細考慮後與兄商定。在商決前如能不對外作任何表示，實所深盼。」蔣中正在電報中，也說明日內便將赴菲律賓訪問，目的在籌劃成立以菲韓中為基幹之遠東反共聯盟。

 

蔣中正在李宗仁代總統7月底到台灣視察之際，仍然在7月29日當面希望李宗仁出面敦促胡適接受，而說「可請兄親電敦勸也」。

 

胡適在7月16日另去拜訪馬歇爾。他向馬歇爾質疑美國先前要求國共合組「聯合政府」的問題，也道及，中國是否就是美國某些人士對中共抱持幻想而擁有「天真無邪」理想主義的祭品？

 

胡適固然在其後即告訴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再會見任何美國行政部門官員及國會領袖，但事實上依然持續努力。此可由駐華府首席武官皮宗敢在8月3日的電報，加以證明。

 

皮宗敢當日向蔣中正報告的電報説，胡適將暫留美國，以和友人傑普塞(Philip Jessup）等人接觸。電文中説：「胡先生謂，近日美國國務院成立遠東問題檢討顧問會，其人選為傑普塞⋯⋯均係彼之好友，故擬留此與彼輩多所接觸。」

 

胡適的立場和甘介侯大不同》

 

胡適的遊説立場，和李宗仁的私人代表甘介侯大為不同。甘介侯在7月1日曾經由大使顧維鈞陪同拜訪艾其遜國務卿尋求美援。甘介侯向艾其遜強調李宗仁才是中華民國政策的負責人，而蔣中正則是領導國民黨的黨務。艾其遜理解甘介侯刻意要淡化蔣中正在政府中仍然擁有的重要份量。

 

而顧維鈞則是當面向艾其遜表示：他建議在美國國內成立一個非正式小組，由幾位中國人士和他們的美國朋友一起組成。顧維鈞説，小組應該納入胡適和甘介侯等人士。顧維鈞強調，這樣的小組應該可以彰顯，將中國的所有反共力量團結起來。

 

艾其遜在他自己的當日談話記錄中，寫下他所作的答覆為：

 

「如同杜魯門總統在接見甘介侯時所言，美國對設立委員會或是宣布某些原則，沒有興趣，而只對行動和行為有興趣⋯⋯。」

 

另外，艾其遜又記録下他當場評論説：「在台灣保留30萬部隊不動，似乎不是在中國（大陸）對抗共產主義最有效的方式。」顯示艾其遜仍然是對蔣中正不満的。

 

顧維鈞對會談經過，應該是快速向蔣中正回報。所以，蔣中正在7月3日的日記中寫著：「美國國務卿艾氏問顧大使與甘介侯何以不用台灣存金，是其有意挑撥我內部，毀損我威信，示意反對派對余之攻訐。又其對顧明示其援華白皮書不能不出之態度，此美國政府教唆桂系反蔣之又一姿態也。」

 

胡適與反共救國聯合聲明》

 

基本上，胡適是贊成各黨派捐棄成見，團結反共。行政院曾於7月7日在廣州召開「抗日救國聯合聲明」記者會。該日也是77事變爆發的12周年紀念日。在會中發言的有國民黨蔣李兩派的代表和中國青年黨及民社黨的領袖人物。

 

記者會宣布該聯合聲明已經先行獲得蔣中正、李宗仁、于斌及胡適等全國名人親自簽名支持。在廣州的克拉克公使，特地以信件附上聯合聲明英譯本向國務卿報告。

 

這項聯合聲明的動作，乃是宋子文、胡適和蔣廷黻三人共同建議的。他們在6月20日曾經一起發電報敦請蔣中正，邀約各黨派人士及軍政首長聯名發表宣言，宜示團結一致反共到底的決心。原電內容既提及美國朝野尚多持懷疑，也請求「將西南西北以及台灣各軍政首長」和在美之于斌和曾琦等人士加入。而蔣中正次日即以電報回覆，同意進行。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標舉了知識分子與權者之間的處身之道，胡適乃其典範，是以至今受人追念尊敬。(圖片取自網路)

 

胡適杭立武雷震領導發行「自由中國」》

 

根據克拉克公使在8月9日呈送國務卿的電報，教育部長杭立武當面向他説：「自由中國」雜誌將創刋，而且杭立武相信胡適將會在10月之前，由美國返抵台灣，負責該雜誌的發行事宜。

 

克拉克的電報又説：杭立武固然否認眼前的階段會很快結束，卻同意下一個階段的戰鬥，將是在中國人的思想問題上。杭立武向克拉克表示，他所收到的報告和克拉克相近，即為在中共佔領區內人民對共產黨的失望，已經增強。

 

克拉克引述杭立武說：「我們應當設法在這塊肥沃的土壤上種植民主的種子，⋯⋯期待多時的『自由中國』雜誌創刊號，已經規劃在本月內出刋。」克拉克接著補充説：「儘管這和我們收到的資訊，是相左的」。

 

克拉克又説：「杭立武博士相信胡適博士在10月之前便會回到台灣，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主持該雜誌的發行及相關事務」。

 

到了8月24日，克拉克又和杭立武會面，談論時局發展。克拉克以電報向國務院報告杭立武的說明為：

 

「他所進行的思想戰鬥，並不受其他政府單位或是官員的督導。他只是遵循良心行事。他已經向蔣中正和李宗仁兩派系都表明，兩方面在這個階段應該要團結。」

 

克拉克在8月30日，又自廣州以電報向國務卿報告說：「根據杭立武所言，胡適已經完成編輯《自由中國》的一本小冊子，而且正在親筆撰寫另外一冊。然而，胡適在進一步從事此類寫作之前，他希望能夠完全解除名義上的外交部長職位。胡適已經要求杭立武向李宗仁總統說明情況。杭立武聲稱，胡適其後便將會在這一方向上，投注相當大的心力。」

 

後來於11月20日在台北創刊的「自由中國」雜誌，實際的運作多由雷震負責，而胡適則確實是雜誌登記的發行人。

 

尤其，胡適在創刋號中撰寫「『自由中國』的宗旨」。他在文章中詳細闡述了雜誌的宗旨。文章中說：

 

「⋯⋯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有這些：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胡適後來曾經追憶這段歴史而說：

 

「⋯⋯大陸危急的時候，⋯⋯許多朋友在南京在上海常談到國家的問題，想辦一種日報或雜誌以振起『輿論』。在那個時候，大家就定了『自由中國』這個名字。當時首幾位朋友要我寫一個簡單的宣言⋯⋯ 」

 

所以，胡適確實是可能早在4月14日，就擬妥了這篇稿子。

 

胡適在1949年所作努力的最大貢獻，可能是他領導了「自由中國」的創刋。他以此對衆多知識份子和年輕學子，播下了深遠宏大的影響。(圖片取自網路)

 

邵玉銘教授曾經在1981年刋於聯合報的一篇文章中，引用美國國務院解密的1948年底文件，說明胡適曾經對他自己在抗戰勝利後未對共產主義從事思想戰，表示遺憾。

 

邵玉銘在文章中說：「而徐蚌會戰也快敗之時，胡適之先生憂心憂國，對當時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老涙縱橫地表示其遺憾。」所以，我們可以確定胡適在1949年時的確認為，努力傳播自由中國的思想，殊為重要，很有意義，才是他應該要投入的工作。

 

胡適對美國白皮書的反應》

 

胡適對美國國務院在8月5日公佈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是非常不満意，又傷心的。胡適很不満意艾其遜在附呈杜魯門的報告函上強調，中國內戰的惡果，不是杜魯門政府所能左右的。

 

其後，胡適在1950年4月3日在寫給沈怡的信中說，他在白皮書公布之後，便有整整5個月未去華府。

 

蔣中正在8月9日，由於考慮到杜魯門政府已經發表不利於國民政府的白皮書，即指示宋美齡及顧維鈞暫不宜再向美國要求援助。然而，顧維鈞、胡適、宋子文、甘介侯和蔣廷黻在會商後，依然聯合向蔣中正建議，不妨仍繼續向杜魯門政府請求援助。

 

胡適8月時想回台灣努力》

 

胡適在8月16日寫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既說他對國民政府要求他對外不要說出不就任外交部長，感到痛苦，也説了他自己心裏的打算。他的信上說：

 

「你們勸我在外教書，把家眷接來。此事我也仔細想過，但我不願久居國外。讀了白皮書之後，更不願留在國外。我想回去做點我能做的事：第一，絕不作官；第二，也不弄考據⋯⋯請不必告訴外間朋友。」

 

接著在8月20日，胡適發出電報給杭立武說：

 

「弟決不願就外長，亦決不願就任何官職。弟昨始得見新佈之千葉白皮書，更覺得我前所謂辯寃白謗，實有需要。若政府不許我向外聲明未就外長事，豈非閉我之口，裹我之腳乎？此表千乞代陳介、鄰、百、騮諸公為感。」

 

胡適十分想要毅然回台灣做他認為有意義的事。他想做的事，是寫文章和演講。他是期望回到台灣，努力為「自由中國」的理念耕耘的。

 

但是，他在10月到11月之間，竟然兩度心臟病發。到了1950年6月，夫人江冬秀自台灣到了美國，和他一起生活。

 

美國有人期待胡適組黨》

 

美國外交政策精英中，的確有人在1949年重視胡適的聲望，而期盼胡適能夠在台灣領導組織一個自由派立場的政黨。

 

美國代理國務卿韋柏（James E. Webb)，在1949年11月14日，曾經以備忘錄將一份杜魯門總統指派他閱讀的備忘錄，交給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巴特沃斯。該份備忘錄的重點在建議，美國是否應該對仍然在抵抗中共的部隊提供援助。韋柏說明該備忘錄，並未押注完成日期，也未註明是何人，或是何單位所撰寫。韋柏指示巴特沃斯必須準備一份評估報告，以方便國務卿艾其遜不久後便能夠和杜魯門總統面商。

 

該備忘錄研判，美國建議將孫立人升遷為陸軍總司令，必可獲得蔣中正和李宗仁代總統的同意。

 

另外，該備忘錄主張：台灣應該出現新的由文人領導的政府。尤其，環繞在胡適周圍受過西方訓練的自由派人士，既應該組織一個新的中國自由黨，也應該負責組閣。

 

結語》

 

胡適被不少人認為是洋溢最豐富人性因子的民國風雲人物。他儒雅，又富於正義感，且熱愛知識。

 

他也感謝自己在國內外發表無神論思想，都受到容忍。其實，他對馬丁·路德和喀爾文的宗教改革，都有深刻認識。

 

胡適既是批評國民黨在民主作為上的不足和缺失，也抨擊馬列主義和共產黨。

 

毛澤東在1945年便找人傳話，希望胡適支持中共。而胡適在1950年曾經應邀在美國影響力宏大的《外交季刊》10月號，發表論文「史達林征服世界戰略下的中國」。

 

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在1948年12月決定留在北平不走，其後竟在1956年9月21日因為精神痛苦而自殺。

 

雷震在1960年運作籌劃成立反對黨時，一心想推舉胡適為領導人的。但是，胡適並未接受。

 

張忠棟教授曾經評論説：「⋯⋯胡適為了雷震，為了『自由中國』，以及為了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還是和政府當道有過許多次據理力爭。」

 

胡適畢竟終生未組黨。但是，他始終以無黨無派身分，勇於向蔣中正提出諍言。他也曾經期待陳誠依憲法出馬競選接任總統職務。

 

他在烈雷霹靂又大廈傾倒的1949年，尤其展現出他作為知識份子出衆不凡的風骨和愛國的熾熱理想。他衷心希望致力反共又督促政府改革，推動建立一個能夠體現自由的中國。

 

胡適對司徒雷登有批評，但是司徒雷登後來出版在華50年生涯的回憶錄時，仍然特別請他作序。而胡適寫的序言，則刻意引用馬太福音，堅持了他對杜魯門政府的感觸。

 

如今回過頭來看，胡適在1949年所作努力的最大貢獻，可能是他領導了「自由中國」的創刋。他以此在台灣等地，對衆多知識份子和年輕學子，播下了深遠宏大的影響。

 

偉哉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