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24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廖承志 (如圖，圖片取自網路)，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在信尾特地引用魯迅著名的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蔣經國對中共仍懷有相當深的戒心。

 

蔣經國晚年的兩岸互動

 

作者/齊茂吉(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同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國防部長徐向前下令，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迄今，金馬外島未再爆發軍事衝突。然而蔣經國不為所動，提出「三不政策」回應：「不接觸、不談判、不妥恊」。

 

內外形勢相迫，經國面對改革壓力》

 

鄧小平全力推動改革開放的路線後，兩岸劍拔弩張的對峙，開始趨向緩和。針對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共進入和平統戰時期。1981年9月30日，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對台講話，提出九條主張，宣稱：「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自軍隊。中央政府不幹預台灣地方事務。」呼籲國民黨當局，進行國共對等談判，實行國共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統一大業。至於台灣的現狀，一概不變。「葉九條」再度重申毛澤東生前欽定的方案，在具體條件上更加細緻，其中包括兩岸的「三通」。

 

緊接著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指出，葉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國兩制」的概念，於焉成型。1984年6月22日，鄧小平稱：「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由於台灣、香港問題性質不同，因此「一國兩制」在操作上有別，台灣享有的條件較香港更加寛鬆。

 

1982年7月24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廖承志，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再度呼籲推動兩岸和平統一，並在信尾特地引用魯迅著名的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希望化解國共之間的恩怨情仇，共同促進統一大業。緊接著，美中簽訂《八一七公報》後，中共將2名被俘的U2飛行員葉常棣及張立義，釋至香港，時任國防部長宋長志兩度請示，蔣經國都未同意2名飛行員回到台灣。顯示，蔣經國對中共仍懷有相當深的戒心。

 

面對中共和談統戰攻勢，蔣經國開始思索調整大陸政策。1982年1月，ClA出身的李潔明（James Liley）至台北就任AlT處長，在他履新前，蔣經國透過中間人接觸李潔明，提出台灣政治革新的四點方案：「民主化，政府開始本土化，維持經濟繁榮，向中國開放。」這四點方案環環相扣，也成為蔣經國晚年最重要的改革。

 

中共聲聲呼喚，兩岸壁壘漸漸鬆動》

 

眾所皆知，民主化最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開放報禁；政府本土化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拔擢李登輝為副總統，成為蔣經國的接班人；維持經濟繁榮，一直是國民黨的既定政策，穩步前進；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則是鬆綁大陸政策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5月紅二代烏可力發表的一篇文章透露，1983年6月間，他率中國長城工業公司代表團至新加坡參展時，蔣經國特地指派三子蔣孝勇到他下榻的飯店見面。烏可力係前國家副主席烏蘭夫次子，當年蔣經國負笈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與鄧小平、烏蘭夫結為好友，鄧、烏兩人也成為蔣經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介紹人，關係相當深厚。蔣經國交代蔣孝勇轉達問候之意。以烏可力的出身背景及身份地位，這段秘辛應非無中生有。

 

蔣孝勇此行的任務，應與蔣經國擘畫大陸政策的轉變有關，而在1年半前，蔣經國已將此一構想向李潔明吹風。以這種節奏而言，可以看出蔣經國在大陸政策方面步步為營。不過，蔣孝勇生前出版的回憶錄，隻字未提。

 

1986年5月3日，華航機長王錫爵駕駛波音747貨機，在曼谷飛往香港途中，轉飛至廣州白雲機場，投奔大陸。華航為索回飛機、貨物，並讓2名機員返台，經過一番折衝，北京釋出善意，同意台北提出的方案，由華航香港分公司與中國民航香港辦事處直接洽談。這是37年以來，兩岸第一次直接談判，第一次達成協議。即使台北強調這是民間機構的接觸，不涉及政治問題，不過中國民航係中國民航總局成立的航空公司，華航也具有官方背景，「兩航談判」無疑突破「三不政策」的框架。

 

對岸操之過急，期望太高所託非人》

 

接著在1987年3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親筆寫了一封信給蔣經國，並交由沈誠秘密帶至台灣。沈誠稱他是蔣經國的舊部，與蔣經國關係密切，而獲得中共高層的重視。不過，沈誠宣稱他可以與蔣經國直接通電話，並在上午7點赴大直官邸與蔣經國秘密見面，蔣經國生前最後一任辦公室主任王家驊斷然否認：「說早上七點鐘見經國先生沒人知道，不可能。我接主任後，是經國先生的晚期，若說有人秘密會見經國先生，那更不可能！」

 

因此楊函應未送到蔣經國的手中，否則楊函的影本如何流傳出來，並公諸於世？蔣經國於1988年1月13日病逝，5天後，沈誠隨即遭到調查局台北市調處約談，重點是他赴中國大陸的詳情，包括楊函。4天後，即被高檢處以叛亂罪起訴，並遭到收押，拘禁在土城看守所，共250天。之後，沈誠被判無罪。

 

1994年12月間，沈誠接受《新新聞》訪談後，《新新聞》為求核實，遍訪台北、香港、北京不少相關人士。問題是，沈誠的行事風格引起不少非議，他言之鑿鑿所描述的一些情節，水份太多，這些人士「若非否認，就是質疑」，甚至有人稱沈誠為「騙子」。

 

沈誠出事後，當時經辦此事的中共中央對台指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斯德，曾在內部會議做過檢討。此後，中共中央不再由高層出面寫信給國民黨的高層。

 

熱衷打開僵局，招搖撞騙不乏其人》

 

1990年，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在接受《中國時報》訪問時，意有所指地說：「台灣方面也有很多人時常誇說與官方有連繫，而事實上其中有些人是在做政治投機或欺騙，……」前香港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任內成立對台工作指導小組，他即透露：「以對蔣家的統戰工作為例，當時相當多的人到內地，自稱為蔣家某人的代表，因而得了不少好處。然而他們是否真能代表蔣家某人，或者根本與蔣家某人毫無關係，北京也無法斷定。」顯示，確有不少人打著蔣家招牌在大陸招搖撞騙，借機鑽了空子。

 

1990年筆者首次赴北京參訪時，某位涉台人士即透露，中共高層一直與蔣氏父子存有管道，也曾透過管道送了1支柺杖給蔣介石。前香港新華分社的台灣事務務部部長黃文放生前接受《新新聞》訪談時，也說：「我們和蔣家一直有聯繫。」

蔣經國病歿前，大陸政策最重要的決定，就是開放大陸探親，此一政策需要北京當局的支持與配合，若存有聯繫的管道，事前的通氣是有必要的。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不是沈誠這條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