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茂吉細說台海危機史》蔣經國晚年的兩岸互動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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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茂吉細說台海危機史》蔣經國晚年的兩岸互動
2021-02-09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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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7月24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廖承志 (如圖,圖片取自網路),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在信尾特地引用魯迅著名的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蔣經國對中共仍懷有相當深的戒心。

 

蔣經國晚年的兩岸互動

 

作者/齊茂吉(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同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國防部長徐向前下令,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迄今,金馬外島未再爆發軍事衝突。然而蔣經國不為所動,提出「三不政策」回應「不接觸、不談判、不妥恊」。

 

內外形勢相迫,經國面對改革壓力

 

鄧小平全力推動改革開放的路線後,兩岸劍拔弩張的對峙,開始趨向緩和。針對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共進入和平統戰時期。1981年9月30日,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對台講話,提出九條主張,宣稱:「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自軍隊。中央政府不幹預台灣地方事務。」呼籲國民黨當局,進行國共對等談判,實行國共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統一大業。至於台灣的現狀,一概不變。「葉九條」再度重申毛澤東生前欽定的方案,在具體條件上更加細緻,其中包括兩岸的「三通」。

 

緊接著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指出,葉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國兩制」的概念,於焉成型。1984年6月22日,鄧小平稱:「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由於台灣、香港問題性質不同,因此「一國兩制」在操作上有別,台灣享有的條件較香港更加寛鬆。

 

1982年7月24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廖承志,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再度呼籲推動兩岸和平統一,並在信尾特地引用魯迅著名的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希望化解國共之間的恩怨情仇,共同促進統一大業。緊接著,美中簽訂《八一七公報》後,中共將2名被俘的U2飛行員葉常棣及張立義,釋至香港,時任國防部長宋長志兩度請示,蔣經國都未同意2名飛行員回到台灣。顯示,蔣經國對中共仍懷有相當深的戒心。

 

面對中共和談統戰攻勢,蔣經國開始思索調整大陸政策。1982年1月,ClA出身的李潔明(James Liley)至台北就任AlT處長,在他履新前,蔣經國透過中間人接觸李潔明,提出台灣政治革新的四點方案:「民主化政府開始本土化維持經濟繁榮向中國開放。」這四點方案環環相扣,也成為蔣經國晚年最重要的改革。

 

中共聲聲呼喚,兩岸壁壘漸漸鬆動

 

眾所皆知,民主化最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開放報禁;政府本土化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拔擢李登輝為副總統,成為蔣經國的接班人;維持經濟繁榮,一直是國民黨的既定政策,穩步前進;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則是鬆綁大陸政策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5月紅二代烏可力發表的一篇文章透露,1983年6月間,他率中國長城工業公司代表團至新加坡參展時,蔣經國特地指派三子蔣孝勇到他下榻的飯店見面。烏可力係前國家副主席烏蘭夫次子,當年蔣經國負笈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與鄧小平、烏蘭夫結為好友,鄧、烏兩人也成為蔣經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介紹人,關係相當深厚。蔣經國交代蔣孝勇轉達問候之意。以烏可力的出身背景及身份地位,這段秘辛應非無中生有。

 

蔣孝勇此行的任務,應與蔣經國擘畫大陸政策的轉變有關,而在1年半前,蔣經國已將此一構想向李潔明吹風。以這種節奏而言,可以看出蔣經國在大陸政策方面步步為營。不過,蔣孝勇生前出版的回憶錄,隻字未提。

 

1986年5月3日,華航機長王錫爵駕駛波音747貨機,在曼谷飛往香港途中,轉飛至廣州白雲機場,投奔大陸。華航為索回飛機、貨物,並讓2名機員返台,經過一番折衝,北京釋出善意,同意台北提出的方案,由華航香港分公司與中國民航香港辦事處直接洽談。這是37年以來,兩岸第一次直接談判,第一次達成協議。即使台北強調這是民間機構的接觸,不涉及政治問題,不過中國民航係中國民航總局成立的航空公司,華航也具有官方背景,「兩航談判」無疑突破「三不政策」的框架。

 

對岸操之過急,期望太高所託非人

 

接著在1987年3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親筆寫了一封信給蔣經國,並交由沈誠秘密帶至台灣。沈誠稱他是蔣經國的舊部,與蔣經國關係密切,而獲得中共高層的重視。不過,沈誠宣稱他可以與蔣經國直接通電話,並在上午7點赴大直官邸與蔣經國秘密見面,蔣經國生前最後一任辦公室主任王家驊斷然否認:「說早上七點鐘見經國先生沒人知道,不可能。我接主任後,是經國先生的晚期,若說有人秘密會見經國先生,那更不可能!」

 

因此楊函應未送到蔣經國的手中,否則楊函的影本如何流傳出來,並公諸於世蔣經國於1988年1月13日病逝,5天後,沈誠隨即遭到調查局台北市調處約談,重點是他赴中國大陸的詳情,包括楊函。4天後,即被高檢處以叛亂罪起訴,並遭到收押,拘禁在土城看守所,共250天。之後,沈誠被判無罪。

 

1994年12月間,沈誠接受《新新聞》訪談後,《新新聞》為求核實,遍訪台北、香港、北京不少相關人士。問題是,沈誠的行事風格引起不少非議,他言之鑿鑿所描述的一些情節,水份太多,這些人士「若非否認,就是質疑」,甚至有人稱沈誠為「騙子」。

 

沈誠出事後,當時經辦此事的中共中央對台指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斯德,曾在內部會議做過檢討。此後,中共中央不再由高層出面寫信給國民黨的高層。

 

熱衷打開僵局,招搖撞騙不乏其人

 

1990年,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在接受《中國時報》訪問時,意有所指地說:「台灣方面也有很多人時常誇說與官方有連繫,而事實上其中有些人是在做政治投機或欺騙,……」前香港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任內成立對台工作指導小組,他即透露:「以對蔣家的統戰工作為例,當時相當多的人到內地,自稱為蔣家某人的代表,因而得了不少好處。然而他們是否真能代表蔣家某人,或者根本與蔣家某人毫無關係,北京也無法斷定。」顯示,確有不少人打著蔣家招牌在大陸招搖撞騙,借機鑽了空子。

 

1990年筆者首次赴北京參訪時,某位涉台人士即透露,中共高層一直與蔣氏父子存有管道,也曾透過管道送了1支柺杖給蔣介石。前香港新華分社的台灣事務務部部長黃文放生前接受《新新聞》訪談時,也說:「我們和蔣家一直有聯繫。」

蔣經國病歿前,大陸政策最重要的決定,就是開放大陸探親,此一政策需要北京當局的支持與配合,若存有聯繫的管道,事前的通氣是有必要的。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不是沈誠這條管道!

 

1982年7月24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廖承志 (如圖,圖片取自網路),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在信尾特地引用魯迅著名的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蔣經國對中共仍懷有相當深的戒心。

 

蔣經國晚年的兩岸互動

 

作者/齊茂吉(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同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國防部長徐向前下令,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迄今,金馬外島未再爆發軍事衝突。然而蔣經國不為所動,提出「三不政策」回應「不接觸、不談判、不妥恊」。

 

內外形勢相迫,經國面對改革壓力

 

鄧小平全力推動改革開放的路線後,兩岸劍拔弩張的對峙,開始趨向緩和。針對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共進入和平統戰時期。1981年9月30日,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對台講話,提出九條主張,宣稱:「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自軍隊。中央政府不幹預台灣地方事務。」呼籲國民黨當局,進行國共對等談判,實行國共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統一大業。至於台灣的現狀,一概不變。「葉九條」再度重申毛澤東生前欽定的方案,在具體條件上更加細緻,其中包括兩岸的「三通」。

 

緊接著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指出,葉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國兩制」的概念,於焉成型。1984年6月22日,鄧小平稱:「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由於台灣、香港問題性質不同,因此「一國兩制」在操作上有別,台灣享有的條件較香港更加寛鬆。

 

1982年7月24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廖承志,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再度呼籲推動兩岸和平統一,並在信尾特地引用魯迅著名的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希望化解國共之間的恩怨情仇,共同促進統一大業。緊接著,美中簽訂《八一七公報》後,中共將2名被俘的U2飛行員葉常棣及張立義,釋至香港,時任國防部長宋長志兩度請示,蔣經國都未同意2名飛行員回到台灣。顯示,蔣經國對中共仍懷有相當深的戒心。

 

面對中共和談統戰攻勢,蔣經國開始思索調整大陸政策。1982年1月,ClA出身的李潔明(James Liley)至台北就任AlT處長,在他履新前,蔣經國透過中間人接觸李潔明,提出台灣政治革新的四點方案:「民主化政府開始本土化維持經濟繁榮向中國開放。」這四點方案環環相扣,也成為蔣經國晚年最重要的改革。

 

中共聲聲呼喚,兩岸壁壘漸漸鬆動

 

眾所皆知,民主化最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開放報禁;政府本土化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拔擢李登輝為副總統,成為蔣經國的接班人;維持經濟繁榮,一直是國民黨的既定政策,穩步前進;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則是鬆綁大陸政策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5月紅二代烏可力發表的一篇文章透露,1983年6月間,他率中國長城工業公司代表團至新加坡參展時,蔣經國特地指派三子蔣孝勇到他下榻的飯店見面。烏可力係前國家副主席烏蘭夫次子,當年蔣經國負笈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與鄧小平、烏蘭夫結為好友,鄧、烏兩人也成為蔣經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介紹人,關係相當深厚。蔣經國交代蔣孝勇轉達問候之意。以烏可力的出身背景及身份地位,這段秘辛應非無中生有。

 

蔣孝勇此行的任務,應與蔣經國擘畫大陸政策的轉變有關,而在1年半前,蔣經國已將此一構想向李潔明吹風。以這種節奏而言,可以看出蔣經國在大陸政策方面步步為營。不過,蔣孝勇生前出版的回憶錄,隻字未提。

 

1986年5月3日,華航機長王錫爵駕駛波音747貨機,在曼谷飛往香港途中,轉飛至廣州白雲機場,投奔大陸。華航為索回飛機、貨物,並讓2名機員返台,經過一番折衝,北京釋出善意,同意台北提出的方案,由華航香港分公司與中國民航香港辦事處直接洽談。這是37年以來,兩岸第一次直接談判,第一次達成協議。即使台北強調這是民間機構的接觸,不涉及政治問題,不過中國民航係中國民航總局成立的航空公司,華航也具有官方背景,「兩航談判」無疑突破「三不政策」的框架。

 

對岸操之過急,期望太高所託非人

 

接著在1987年3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親筆寫了一封信給蔣經國,並交由沈誠秘密帶至台灣。沈誠稱他是蔣經國的舊部,與蔣經國關係密切,而獲得中共高層的重視。不過,沈誠宣稱他可以與蔣經國直接通電話,並在上午7點赴大直官邸與蔣經國秘密見面,蔣經國生前最後一任辦公室主任王家驊斷然否認:「說早上七點鐘見經國先生沒人知道,不可能。我接主任後,是經國先生的晚期,若說有人秘密會見經國先生,那更不可能!」

 

因此楊函應未送到蔣經國的手中,否則楊函的影本如何流傳出來,並公諸於世蔣經國於1988年1月13日病逝,5天後,沈誠隨即遭到調查局台北市調處約談,重點是他赴中國大陸的詳情,包括楊函。4天後,即被高檢處以叛亂罪起訴,並遭到收押,拘禁在土城看守所,共250天。之後,沈誠被判無罪。

 

1994年12月間,沈誠接受《新新聞》訪談後,《新新聞》為求核實,遍訪台北、香港、北京不少相關人士。問題是,沈誠的行事風格引起不少非議,他言之鑿鑿所描述的一些情節,水份太多,這些人士「若非否認,就是質疑」,甚至有人稱沈誠為「騙子」。

 

沈誠出事後,當時經辦此事的中共中央對台指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斯德,曾在內部會議做過檢討。此後,中共中央不再由高層出面寫信給國民黨的高層。

 

熱衷打開僵局,招搖撞騙不乏其人

 

1990年,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在接受《中國時報》訪問時,意有所指地說:「台灣方面也有很多人時常誇說與官方有連繫,而事實上其中有些人是在做政治投機或欺騙,……」前香港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任內成立對台工作指導小組,他即透露:「以對蔣家的統戰工作為例,當時相當多的人到內地,自稱為蔣家某人的代表,因而得了不少好處。然而他們是否真能代表蔣家某人,或者根本與蔣家某人毫無關係,北京也無法斷定。」顯示,確有不少人打著蔣家招牌在大陸招搖撞騙,借機鑽了空子。

 

1990年筆者首次赴北京參訪時,某位涉台人士即透露,中共高層一直與蔣氏父子存有管道,也曾透過管道送了1支柺杖給蔣介石。前香港新華分社的台灣事務務部部長黃文放生前接受《新新聞》訪談時,也說:「我們和蔣家一直有聯繫。」

蔣經國病歿前,大陸政策最重要的決定,就是開放大陸探親,此一政策需要北京當局的支持與配合,若存有聯繫的管道,事前的通氣是有必要的。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不是沈誠這條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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