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電影 ‘郵遞員’ 的宣傳海報
智利 — — 拉丁美洲詩聖雷魯達的故國
作者/劉敦仁
可能是因為長期生活在歐洲,選擇觀賞電影幾乎是以歐洲影片為主;何況,一般來說,歐洲影片更具文藝氣息,而且製作細膩,內容貼近日常生活。如1994年發行的義大利影片 ‘郵遞員’ (il Postino) ,劇本創作及製片人是義大利著名演員馬西默.特利奧希 (Massimo Triosi 1953-1994) 。他自己還擔任了片中的男主角。
在拍攝過程中,男主角心臟病發作,需要入院進行手術,卻堅持要拍完該片再求醫,於是為防範拍片時可能發生意外,先將片中的對白全部錄好音,較需體力的鏡頭也都由替身進行。僅用了十一週就告殺青,結束的第二天,男主角便在他妹妹家拍完合照後離世。
影片在全球上映好評如潮,但是男主角已經無法享此殊榮。這部影片是根據原籍克羅地亞的智利作家安東尼.斯卡梅塔 (Antonio Skarmeta 1940-) 在1985年出版的小說 「燃燒的耐力」 (Ardiente Paciencia) 所改編。
智利作者斯卡梅塔的作品影響了義大利影片的製作
電影的情節很簡單,智利詩人巴勃羅.雷魯達 (Pablo Neruda 1904-1973) 因政治避難,與妻子來到義大利南部一個小島。當地一位只是臨時工的年輕郵遞員,每天專為雷魯達投送郵件,因而建立了友情。郵遞員受到詩人的影響,在他寫給咖啡館女侍應生的信裡抄襲詩人的作品,得到她的青睞而建立家庭。
智利詩聖雷魯達遺容
詩人後來得到智利政府赦免而決定回國,不久郵遞員收到詩人的秘書來信,請他將詩人留下的用品寄回智利。郵遞員不但照辦,還在友人協助下,詩意盎然地將海浪、鳥鳴這些大自然美好的聲音錄製下來一併寄給詩人。
五年後,當詩人再度踏足小島時,只見到郵遞員的孩子,郵遞員已在當地一次共產黨的集會中被害。
觀賞這部電影時,需要對智利詩人的背景有些許瞭解才能產生出共鳴。整個劇情簡單,人物特出,場景樸素,音樂沈穩,令觀眾細細品味人與人之間的友情。詩人的高雅和郵遞員的靦腆自卑,雖反映出社會上兩個不同的階層,卻在詩人謙虛中將兩個階級拉成一條地平線。現實生活中,雷魯達是這樣一個為工人階級奮戰的人物。
筆者夫婦的南美洲之行,智利是必不可或缺的一站。旅途中,耳聞眾多觀光客對到達智利後的目的,不外就是品嚐聞名天下的葡萄酒,或是對當地的牛排大快朵頤,幾乎沒有任何人對這位拉丁美洲詩聖有片言隻字的期待。不知是因為無知,或是有意避開詩聖的政治意識。
的確,到了智利卻沒有品嚐紅酒肯定遺憾,而那鮮嫩的牛肉,也必是旅途中食慾的追求。我們預定的酒店就在聖地牙哥市中心的 ‘公爵區’,入住後即向前台探尋能一飽口福的好餐館。
‘智利海鱸’ (Chilean Sea Bass) 是名聞全球的餐館極品 ,更是高級餐館的寵兒,其價格自是水漲船高。然而懂得追逐這種名貴海魚的饕客,幾乎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實身份。說來‘智利海鱸’ 這個名詞其實是智利人的特殊發明。
‘海鱸’ 是全球家喻戶曉味道鮮美的魚類,為了攀比它的高貴,並有利於開拓市場, 聰明的智利人就將生活在極南端帕達高尼亞 (Patagonia) 深海中的 ‘牙魚’ (Toothfish) 改頭換面稱之為人見人愛的 ‘帕達高尼亞海鱸’ (Patagonia Sea Bass),如此則可登堂入室進入全世界的高檔餐廳裡,食客們點這道菜餚可顯出幾許‘闊綽’。
智利政府在1975年決定將這個深海大魚進一步改名為 ‘智利海鱸’, 1977年還特地發行了以海鱸為圖案的紀念銀幣,這些舉措都是為了打開國際市場的精心設計。經歷了不斷的發展,這個曾經無人問津的海中生物,一躍而成為智利的 ‘白金’。多年來漁民們用 ‘竭澤而漁’ 的手段捕撈, 導致‘海鱸’ 繁殖率急劇下降,已在漁業界產生極大隱憂。
其貌不揚的智利海鱸尊容
‘牙魚’ 的面貌奇醜無比,特別是有鋒利的牙齒,故名為牙魚。它們生活在35米的深海中,捕食大洋中的章魚等海產,由於繁殖力很低,一般需要十年的時間才能完全成長。每年交配季節,雌雄兩性即分別在同一個區內排出卵子和精子,兩者在大洋中隨著水系接觸即能受孕。
一條成熟的 ‘牙魚’ 身長平均為兩米,體重在100公斤左右,壽命可達50年,幾乎與幼年的鯨魚相差無幾。由於他們生活的海域距離智利海岸線很遠,所以漁民出海需要配備充足的冰塊,一旦捕捉到 ‘牙魚’,就要用冰塊將其冷藏,不然溫度一改變,其肉質即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導致無法出售或食用。
在北美地區的星級餐廳裡,一份 ‘智利海鱸’ 要價在五十美元上下,許多食客喜愛其肉質 ‘入口即化’,且鮮美無比,成為食客彰顯出特殊身分的標誌。然而國際上營養學家分析認為,由於 ‘智利海鱸’ 體內儲存水銀量過高,對人體有害。所以建議人類每個月最多只能食用兩次,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則最好避免食用。
我們請酒店介紹品嚐當地海鮮的美味。並沒有特地尋找 ‘智利海鱸’ 的慾望,只是希望能找到智利人喜愛的盤中餐而已。酒店前台很熱情地告訴我們附近有一家膾炙人口的餐館名稱是Chilenazo ,從酒店步行約五分鐘即可到達。
智利首都著名的餐廳Chilenazo
一進入餐館只見人頭攅動,高朋滿座,撲鼻而來的並沒有絲毫海鮮香氣,而是炭火上烤得吱吱作響的肉香,注意到全是牛扒,豬扒,羊扒等。原來這是一家以牛扒著稱的餐廳。我們平時對肉食興趣不濃,所幸菜單中也列有烤蝦的菜餚,就 ‘既來之則安之’了。
筆者環顧四周,食客大都是東方面孔,空氣中飄過來的是此起彼伏的純粹北京腔。緊挨著我們隔鄰的餐桌上,則是用朝鮮語在交談,其中夾著幾位西方面孔,估計是外貿人員的工作餐。 他們的餐桌上,除了中間放著盛滿肉排的大餐盤外,就是數不清的啤酒瓶。
智利當地人生活中偏愛魚類和蔬果,畜牧業也很發達,和阿根廷不相伯仲。只是,智利是一個善於用產品換取外匯的國家。它每年將自己出產的牛肉出口到中國換取外匯後,再從巴拉圭(Paraguay) 及巴西等國進口牛肉供當地人食用。
由於地理位置及氣候的大同小異,智利和阿根廷比鄰而居,兩國之間在國際上的競爭關係可想而知,牛肉和紅酒都是兩國的典型產品,如今中國就成為它們爭奪的重要市場了。
阿根廷的牛扒在國際地位上更勝一籌。那裡飼養的肉牛舉世聞名,質地上乘,瘦肉多,脂肪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調味,直接煎烤就能享受到肉的鮮味。有人曾盛讚阿根廷牛肉的確是入口即化,雖是瘦肉卻可以用湯匙割開。
阿根廷和美國牛肉截然不同。阿根廷牛群生活在廣袤的草原上,自然養殖不僅令牛群減少脂肪的生長,更有強勁的免疫力避免細菌入侵,而且牛肉中含有高濃度的奧米加3脂肪酸,對人體極為有益。美國的牛群主要是依靠糧食如玉米等飼養,給牛群增加無益的膽固醇。而且要定期給牛群注射抗生素。
智利雖擁有相當規模的牧場,阿根廷的牛群和人口的比例,就好似新西蘭的羊群多過人口一樣。阿根廷人口近四千五百萬,牛群卻有四千九百萬,大都集中在中部的廣袤草原 (Pampa)。所以和阿根廷相比,智利的牛肉供應只能用小巫見大巫來形容。
阿根廷和智利的牛扒質量上乘,然而初臨斯地的亞洲觀光客,難免會被出現在面前的 ‘量’ 望而生畏。一份好的牛肉端上桌平均是12安士,有帶骨頭的就是24安士。至於烹製到什麼程度,就要看食客的喜好了。
智利肉排的量令人望而生畏
一般在阿根廷或是智利燒製牛肉是用炭火的溫度慢慢烤出其香味。常用的四種燒烤程度分別是:如歐美人喜愛的四成熟,就用西班牙文 ‘Jugoso’ 告訴服務員即可,要烤得適中就稱為 ‘A Punto’,很多亞洲人不喜歡牛肉帶血,而偏愛外焦裡嫩的,就告訴服務員 ‘Posado de Punto,而有些更喜歡熟透的就稱為 ‘Bien Cocido’。
阿根廷是一個由多國移民組成的國家,其中義大利移民名列榜首,當前阿根廷總人口近四千五百萬,義大利移民後裔卻佔了兩千五百萬,佔總人口的62%。在阿根廷生活中義大利的影響力隨處可見,甚至使用的西班牙語中,往往不時夾帶著義大利的詞彙。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為此在烹調方面,如燒製牛肉,經常在義大利餐廳,較阿根廷本地的餐廳更勝一籌。筆者夫婦就曾經在美國聖地牙哥港口 ‘小義大利區’ 裡一家名叫 ‘好胃口’ (Buon Appetito) 的餐館晚餐。廚師烹製的阿根廷式牛肉,無論從手法及口味,都比在阿根廷本地出色很多。
阿根廷是以牛肉聞名於世,但在智利的面前也只能望塵莫及。
至於在智利的那頓晚餐,因為有了幾隻烤蝦,才對聖地牙哥的有了不虛此行的感覺。至於盤中的燒烤牛肉從質量上而言,體會不出阿根廷的那般鮮嫩,由於量太大,導致我們要將三分之二留置在餐盤裡。也因此在餐廳裡,突然萌生奇想,不知首次發現這塊肥沃土地的西班牙探險家麥哲倫,是否曾發現當地鮮美的牛肉?假如他聰明些,和其他殖民征服者一樣留了下來,也許終身榮華富貴,盡享美酒牛肉。但是他的 ‘探險’ 野心是要掠奪更多的財富,導致最後在菲律賓死於非命。
在抵達聖地牙哥之前,我們曾在更南邊的 ‘沙角’ (Punto Arena) 稍作停留,藉機在博物館中觀賞麥哲倫環球航行的歷史過程,同時參觀了他航行中唯一安然度過艱險回到西班牙的帆船 ‘維多利亞號’ 。
麥哲倫探險時船隊之一的 ‘維多利亞號’ 是唯一返航的帆船,圖為複製品在智利 ‘沙角’ 的博物館對外開放展出。
西班牙為紀念麥哲倫的首次環球航海,曾在1992年製造了一艘複製品,陳列在塞維亞 (Sevilla) 的博物館中。智利為慶祝2010年開國兩百週年,原計畫在2006年開工建造同一艘帆船複製品,由於全球金融海嘯,整個計畫被拖延了三年,直到2011年始完工,比慶祝200週年活動整整晚了一年。
這艘體積按照原始比例建造的複製品,陳列在 ‘沙角’ 的新維多利亞博物館露天展出,吸引了不少觀眾。從船體到內部陳設,可以想像當時麥哲倫全球航行時,這艘僅80噸的帆船浮沉於大洋之中何等艱辛和凶險。未知麥哲倫是否曾經捕捉 ‘牙魚’果腹?或許由於當時還沒有深海捕魚的技術, ‘智利海鱸’ 才得以傳宗接代,至今成為賺取外匯的海產品吧。
智利除了有紅酒,牛肉和海鮮,最難能可貴的是在拉丁美洲文學界裡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尤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被稱頌為詩聖的雷魯達被視為是國寶級的作家。
筆者在學生時代學習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學時,雷魯達的詩歌是教授的推薦。所以對這位充滿傳奇性的智利詩聖,早就景仰於心,瞻仰他的故居也就成了聖地牙哥之行最具吸引力的節目。
他一生愛海,但在他的作品中,似乎從未提及 ‘牙魚’ 的尊貴和牛肉的特質。他用平實的文字所寫下的詩歌,充滿了對情慾的澎湃,對人生的激情,以及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同情和為他們的呼喚,從而反映了他一生不平凡的政治理想。
雷魯達出生於1904年,他的原名是里卡多.艾力埃塞爾.雷夫塔立.雷耶斯.巴索阿爾托 (Ricardo Eliezer Neftali Reyes Basoalto) 。1917年7月18日才十三歲的他,在當地的 ‘晨報’ (La Manana ) 發表了處女作 ‘激情與毅力’ (Entusiasmo y Perseverancia) ,獲得好評。從1918年到1920年之間,他從本名中取出雷夫塔立.雷耶斯 (Neftali Reyes) 作為發表作品的署名。
1920年他開始用筆名巴勃羅.雷魯達 (Pablo Neruda) 發表作品 。他沒有用真名,是因為他父親一直不同意他寫詩。而他的筆名來源,據說是採用了捷克詩人英.雷魯達 (Ian Neruda) 的姓,但更為準確的應該是他從摩拉維亞小提琴家威爾瑪.雷魯達 (Wilma Neruda) 的名字上獲得靈感為自己取了筆名。這個筆名後來就成為他一生使用的正式姓名。
1923年他的第一本詩集 ‘暮光之城’ (Crepusculario) 出版,接著第二年另一本詩集 ‘二十首情詩歌和一首絕望之曲’ (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 問世,不僅成為當時的暢銷詩集,更令雷魯達一躍而為國際著名詩人。兩本詩集均已譯成數十種語言譯本。尤其是後者,時隔百年,迄今仍為最受寵愛的西班牙文詩集,銷售額已達數百萬冊。
在雷魯達浩瀚的詩海中,筆者獨鍾愛他為愛犬所譜寫的哀詩歌 ‘一隻狗離世了’ (Un Perro Ha Muerto) 。這首詩的開始幾句就勾畫出人與動物之間的愛:
我的愛犬離世了
我將他安葬在花園中
近生鏽的機器旁
那裡不偏不倚
正是我們再度相逢的地方
詩人雷魯達與其愛犬在黑島故居的最後留影
雷魯達在這首詩中所要表達的是人類與動物相互之間的無私關懷和珍惜,以及那無法用語言比喻的愛。從這首詩歌可以理解到詩人加入智利共產黨,並非完全是對意識形態的支持,更為珍貴的是他對社會被人忽略的弱者的同情和關心。
詩人在年輕時曾書寫帶有濃濁情慾的詩歌,他對男女之間的情欲大膽的描寫曾引起不少爭議,但最終卻成為唯一被文壇一致接納的詩人。
雷魯達自1929年即開始外交生涯,先後在緬甸、錫蘭、爪哇、新加坡等地服務,不久又調任到馬德里擔任總領事職務,因為他的文學才華,在馬德里任職期間成為當地文學中心活動人物,結識了不少當地文學家,其中有著名詩人拉法艾爾.阿爾貝爾迪 (Rafael Alberti 1902-1999) 及費迪利哥.卡爾西亞.羅爾卡 (Federico Garcia Lorca 1898-1936) 。
1936年西班牙內戰發生,羅爾卡的言論較為偏激,被認為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因此被右傾政黨逮捕,在莫須有的罪名下遭殺害,迄今為止屍體仍然沒有下落。
羅爾卡的死對雷魯達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於1938年出版了他的著名詩集 ‘西班牙在我們的心中’ (Espana en el Corazon) 。因為言論上的左傾,丟了駐馬德里總領事的官職。
聖地牙哥市中心高62層的摩天大樓
但他隨即被派往墨西哥擔任外交職務長達三年之久 (1940-1943),回到智利後於1945年4月正式加入智利共產黨,並且當選為國會參議員,開始了一連串的激進言行。他曾在1942年及1943年分別出版了歌頌史達林主義的詩集 : ‘歌頌史達林格勒’ (Canto a Stalinggrado) 及 ‘新史達林格勒愛的歌頌’ (Nuevo Canto de Amor a Stalinggrado)。為此在1953年,蘇聯向雷魯達頒授了 ‘史達林和平獎’。
自此在左傾思想的主導下,雷魯達的言行更形偏激,幾乎遭到牢獄之災。1946年智利政治人物卡伯利艾爾.岡薩雷斯.維迪拉 (Gabriel Gonzales Videla 1898-1980) 參選總統時,邀請雷魯達協助競選活動。豈知維迪拉坐上總統寶座後,立即宣布智利共產黨為非法組織,而且對雷魯達頒布了逮捕令。所幸得到友人協助,隱藏在其地下室達數月之久,最後騎馬輾轉穿過安第斯山抵達阿根廷,躲過了政治劫難。他甚至曾得到好友瓜地馬拉作家,也是196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蓋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 (Miguel Angel Asturias 1899-1974) 的協助,用他在大使任內的外交護照,讓雷魯達掩護身份而逃脫。
1970年智利左翼政治人物薩爾瓦多.阿延德 (Salvador Allende 1908-1973) 競選總統獲勝,成為拉丁美洲第一個馬克思左傾總統。他邀請雷魯達擔任總統顧問的重任。雷魯達在第二年 (1971)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阿延德總統邀請他返國,在國家體育館向七萬觀眾朗誦他的作品。
1973年右翼政黨在美國中情局協助下,對阿延德總統施加壓力,並推翻其政權。阿延德總統拒絕辭職,在發表最後一次政治講話後,於9月11日自殺,結束了三年的馬克思政權。取而代之的是奧古斯多.皮諾切 (Augusto Pinochet 1915-2006) 軍政府。在他的鎮壓手段之下,智利失蹤人數在三千以上。
此時雷魯達因健康情況在1973年9月進入了醫院,在住院期間,他突然堅持出院,回到黑島 (Isla Negra) 住所,告訴他的家人,軍政府領袖皮諾切派人給他注射了有毒針藥,企圖將他置於死地。9月23日雷魯達在家離世。
雷魯達始終被國際文學界認為是左翼詩人,爭議不斷。但是在文學界有顯著地位的拉美作家則對他一致公認是20世紀無人能匹配的偉大詩人。墨西哥著名詩人奧克達維奧.帕茲 (Octavio Paz 1914-1998),生前是雷魯達知己,曾公開批評雷魯達稱,在他表達史達林主義時,會令人起雞皮疙瘩。不過他也公正地指出,雷魯達是這一代最偉大的詩人。
我們佇立在雷魯達的故居前,深為他對第三任妻子全心貫注的愛情動容,這座原是為她設計的,幾乎傾注了他全部的心力,給他妻子的不僅是愛情,更使她感受到詩人所賦予的關切和保護。雷魯達在總統阿延德自殺後兩週左右去世,他的名字也在被逮捕的名單中。妻子遵從詩人生前的遺願,在這座溫馨的家中舉行葬禮儀式。
雷魯達在聖地牙哥為其第三任妻子建造的居所,如今是對外開放的紀念博物館。
在故居前面的廣場上,筆者凝視著用他詩句所設計出的露天紀念碑。不僅感慨萬千,為什麼政治人物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他們的政治意見,而作家偶爾的議論,不僅有牢獄之災,更有付出生命代價的可能。西班牙詩人羅爾卡至今屍骨不存,令人毛骨悚然。
中國北宋陸游的 「老學庵筆記」中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的比喻,最是經典,可以說是 ‘放諸四海皆準’ 的至理名言。遺憾的是迄今這種 ‘只許州官放火’ 的無恥行徑,竟然在世界許多角落方興未艾。如小島上的電視台被官方強行關閉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詩人在從政寫作時曾遭到如此的對待,因健康原因進入醫院後,軍政府仍然是 ‘必先除之而後快’ 的步步進逼,卑鄙無恥地在醫院中對其施以毒手。
即使在政治圈裡,卑劣的相互殘殺古今中外也層出不窮。如抗戰時期的汪精衛,遭到日本軍醫的謀害,拉丁美洲革命先驅切.卡瓦拉 (Che Guevara) 在美國中情局主導下被殘殺後,屍體失蹤了數十年,這都體現了政治人物的殘忍無情。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再狠毒無情的政治人物,雖然有過風光權勢,但終究被人遺忘。相對的,作家或革命英雄的氣節和精神,雖經苦難,最終長留在人民的心中。
筆者在雷魯達故居門前紀念廣場上留念,旁邊是篆刻詩人作品的銅匾之一,以示對詩人的崇敬。
哥倫比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卡爾西亞.馬爾奎斯,曾這樣讚頌雷魯達: ‘不論從哪一種語言的寫作角度審視,他都是二十世紀無與倫比的最偉大詩人。’
(2021年1月20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