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 匪諜的女兒 廖純如憶父親廖萬督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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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真說故事》 匪諜的女兒 廖純如憶父親廖萬督
2021-01-06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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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1960改為1970年訂婚.每戶保費20元不是每位,廖清纏不是廖清池。

1960年廖萬督醫師服刑期間,因病被送往基隆的精神病院開刀。那年廖純如初中二年級。家人趁難得可以面對面的機會,特別花錢收買了戒護人員,帶爸爸去理髮、和媽媽去照相館拍了這張別具意義的合照。(廖純如提供)

 

匪諜的女兒 廖純如憶父親廖萬督

 

作者/陳婉真

 

「我的父親廖萬督醫師,生於1917年,我的老家在雲林縣二崙鄉來惠村。父親的祖父是地主,他的土地多到巡田時要騎馬出門,所以他從小就生長在相當富裕的家庭。」

 

「父親小時候常看到佃農來家裡向他祖父求情,希望少繳田租,祖父基於同情只好答應,卻說:『我少收你的,但你不能告訴別人喔。』父親年紀雖小,卻認為既然要少收田租,就該人人平等,不應有差別待遇。他從小就有平等觀念及悲天憫人的胸懷,長大後赴日習醫多年。」

 

說故事的人是我彰化女中的學姐廖純如。她就是因為父親被捕後,成為「匪諜的女兒」,在故鄉二崙常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親戚朋友怕被牽連,不敢和他們往來,母親不得已只好將她寄託給在彰化的姨媽,讓女兒能專心讀書。

1970年,留美的施興國(左三)回台灣和廖純如(右三)訂婚並登記結婚,返美前雙方家長(左邊為施興國父母、右邊為廖純如父母)到松山機場送機。(廖純如提供)

 

廖萬督在日本完成學業返回台灣後,開始積極投入二崙鄉衛生所的籌備工作。

 

衛生所於1950年6月1日正式成立,當時衛生所沒有醫務設備,也沒有醫師的編制,廖萬督以自己的家作為醫務所,開始為鄉民服務。他首創二崙鄉的衛生保健制度,每戶鄉民每年繳交新台幣20元,就可享有免費看病的便利。由於當時二崙農會總幹事廖清纏非常支持,藥品的購置費用由農會支付,讓鄉民得以免於疾病的恐懼。廖純如形容說,父親設計的這個制度,可以說是台灣最早的全民健保的概念。

 

廖醫師不久還得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特別注意學童疾病的防治,同時靠自己研發及調配的藥物,為兒童及鄉民治療頭癬、頭蝨、砂眼、瘧疾等疾病,在當時環境衛生不良,流行疾病猖獗的情況下,他熱心教導民眾注意衛生、防治疾病,對社區醫療貢獻很大。

 

廖純如說,在台灣醫療史上,說父親是學童醫療保健的先驅絕不為過,可惜或許也因為他服務社會的理念,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被認為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因而遭致牢獄之災。

 

廖純如記得她5歲以前最快樂的回憶就是,父親每天從衛生所下班回家時騎著腳踏車,車上掛著一串香蕉或其他好吃的東西。父親稍事更衣後,隨即牽著她和妹妹的手,在住家四周圍巡視自家的水稻田。父親閒暇時,對水稻品種的改良研究最有興趣,也因此獲頒許多獎狀。

 

這樣具有濟世救人精神的醫師,卻惹來情治人員的注意,廖純如記得父親每次幫鄉民看病,外面總有人監視,還有人謠傳說這是共產黨的制度。

 

1952年,廖萬督第一次被捕入獄,因查無證據,不久即被釋放。

 

1953年有一天,廖純如看到衛生所職員騎著腳踏車氣急敗壞的來告知母親,說父親已被吉普車載走(國民黨捉人的車子),關禁在斗六。

 

母親與叔公黃文陶醫師隨即四處奔走打聽,才知道父親因「匪諜」罪被捕。

廖萬督被捕後,5個子女特別到虎尾的照相館拍照,寄給爸爸。前排右一為廖純如。(廖純如提供)

 

「二崙鄉民見到敬愛的醫生無緣無故被捕入獄,集體向政府陳情。誰知愈陳情罪愈重,父親本來被判刑7年,二審被改判9年,鄉民又陳情,最後被判刑12年。家人只好請求鄉民不要再陳情,否則父親必死無疑。」

 

廖純如的母親是助產士,也曾擔任過開刀房的助理,「母親的手很巧,很會『揪囝仔(接生)』,很多婦女喜歡請她來接生,聽說這位產婆接生都不會痛,因此,雖然父親被捕,她很堅強的一個人把5名子女撫養長大,而且各個都至少讀到大學畢業。」廖純如說。

 

「父親入獄後,受盡慘無人性的酷刑,包括被輪番審問不准睡覺、用針刺入指甲等。1953年,被送到位於台北市青島東路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每天清晨5時被點到名的,就帶出去槍斃。當我看到電影《悲情城市》演出這一幕時,正和父親告訴我們的一樣。我不禁痛哭失聲。想到父親這樣一位充滿愛心、熱衷音樂藝術、又頗富研究精神的青年精英(入獄時37歲)竟受到暴虐政府的無由殘害,內心至痛。」

 

「1954年父親判刑確定後,被送往新店安坑的軍人監獄服刑。媽媽每次帶我們去探監,都帶著大包小包吃的東西,因路途遙遠要坐客運、火車、三輪車還得在親戚朋友家借宿。到了監獄又要通過層層關卡,還把帶去的東西分送給警衛及獄卒人員,等見到爸爸時已所剩無幾了。直到現在,每想到爸爸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裝東西的那一幕,我還會心酸落淚。」

 

「父親後來曾被送往台東泰源監獄服刑。台東因位置偏遠,醫療人員缺乏,父親被准許在監獄的醫務所行醫,為受刑人及原住民看病。父親在泰源監獄服刑的四、五年,過得算是比較愉快。」

 

「1964年我高中二年級時,父親服刑期滿。因母親已在台北開設惠仁診所,父親旋即北上到診所看診。但國民黨政府還不善罷干休,每每三更半夜,催命似的敲門進來臨檢;翻箱倒櫃一番後,又順便到左右鄰居去騷擾,目的要讓我們無臉見四鄰。」

 

「1968年,父親因始終無法忘懷沒有醫生的原住民,一心一意想去無醫村工作,遂帶著我和妹妹去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記得我們深夜到達,行李都還沒打開,隔天一大早,就有人送來一個臉色已發黑的嬰兒。因缺乏設備,剛開始父親只能口對口人工呼吸進行急救,經父親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照顧,嬰兒才脫離險境,父親卻因此感染肺炎。父親說如果嬰兒不治,他就要帶著未打開的行李,打道回府。還好救活了,從此父親在台北與花蓮兩頭奔波,忙於兩邊的院務。」

 

1970年廖純如赴美,與夫婿施興國團聚。1975年,父親應美國醫院之邀,赴美演講針灸的方法及療效,她才知道父親在獄中讀了許多針灸的書,並以自己當實驗對象,自行摸索研究學會針灸,治療許多耳聾、小兒麻痺等病患。

左:廖萬督醫師在花蓮救活肺炎患者,家屬的銘謝啓事。右:1973年China Post (英文中國郵報,是早期台灣兩大英文報紙之一)報導廖萬督自行研發的針刺術,用於無痛分娩,及治療小兒麻痺與耳聾療效甚佳。(廖純如提供)

1973年,《中國時報》最早報導有關廖萬督「針刺術」治療小兒麻痺等患者的報導,廖純如才得知爸爸是以自身為實驗對象,請有醫學背景的媽媽下針,爸爸很想把他研發的成果傳授給更多人,可惜沒有機會。但也因此獲得美方的重視,邀請他去演講,此後子女不讓他回台灣,遠離白色恐怖的惡夢。(廖純如提供)

 

廖純如親眼目睹她帶父親經過麻州時,有位台灣人教授因打球腳受傷已有8個星期不能行走,經朋友介紹,拄著拐杖趕來求助。父親立刻幫他做針灸,15分鐘後,父親請他站起來走走看,大家都半信半疑,不敢相信,沒想到那位教授竟慢慢站起來,而且真的能走路了。

 

廖純如說:「父親既然出國,子女就沒打算讓他回台灣。他後來曾在日本紅十字醫院工作。父親充滿愛心、認真負責的態度,受到日本病人的愛戴及敬重,並到處受邀演講。想不到在1982年4月一個深夜,父親應病人要求要去醫院(東京礦工醫院)急診,竟被一名喝醉酒的日本人一拳打倒,從樓梯上滾下來摔成重傷。我立即飛去陪他,見父親傷勢嚴重,悲痛不已。」兩年後,廖醫師逝世於日本神戶,享年68歲。

 

廖家子女後來獲得白色恐怖不當審判的補償金,廖純如把她分得的那一份捐給慈林基金會,希望父親的愛心永遠得以傳承。

施興國和廖純如夫婦一年多前回台灣,曾應邀到「北社」講述他們的故事,在台期間四處拜訪,並特別到景美人權園區,指著爸爸的名字,拍下這張照片。(廖純如提供)

 

廖純如和夫婿施興國很早就定居加拿大溫哥華,兩人都熱心台灣人事務,也曾在短期赴德國期間認識刺蔣案主角之一鄭自才及吳清桂夫婦,吳清桂曾多次在通信中提到他們遠在瑞典生活苦悶,兩夫婦熱心邀請他們移民到加拿大,兩家成為一輩子的好朋友。

 

兩夫妻都相當重視子女教育,兒女也皆有所成就。其中女兒施華維教授,現為美國UCLA副校長,是相當的傑出的旅美台灣人之一。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訂正,1960改為1970年訂婚.每戶保費20元不是每位,廖清纏不是廖清池。

1960年廖萬督醫師服刑期間,因病被送往基隆的精神病院開刀。那年廖純如初中二年級。家人趁難得可以面對面的機會,特別花錢收買了戒護人員,帶爸爸去理髮、和媽媽去照相館拍了這張別具意義的合照。(廖純如提供)

 

匪諜的女兒 廖純如憶父親廖萬督

 

作者/陳婉真

 

「我的父親廖萬督醫師,生於1917年,我的老家在雲林縣二崙鄉來惠村。父親的祖父是地主,他的土地多到巡田時要騎馬出門,所以他從小就生長在相當富裕的家庭。」

 

「父親小時候常看到佃農來家裡向他祖父求情,希望少繳田租,祖父基於同情只好答應,卻說:『我少收你的,但你不能告訴別人喔。』父親年紀雖小,卻認為既然要少收田租,就該人人平等,不應有差別待遇。他從小就有平等觀念及悲天憫人的胸懷,長大後赴日習醫多年。」

 

說故事的人是我彰化女中的學姐廖純如。她就是因為父親被捕後,成為「匪諜的女兒」,在故鄉二崙常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親戚朋友怕被牽連,不敢和他們往來,母親不得已只好將她寄託給在彰化的姨媽,讓女兒能專心讀書。

1970年,留美的施興國(左三)回台灣和廖純如(右三)訂婚並登記結婚,返美前雙方家長(左邊為施興國父母、右邊為廖純如父母)到松山機場送機。(廖純如提供)

 

廖萬督在日本完成學業返回台灣後,開始積極投入二崙鄉衛生所的籌備工作。

 

衛生所於1950年6月1日正式成立,當時衛生所沒有醫務設備,也沒有醫師的編制,廖萬督以自己的家作為醫務所,開始為鄉民服務。他首創二崙鄉的衛生保健制度,每戶鄉民每年繳交新台幣20元,就可享有免費看病的便利。由於當時二崙農會總幹事廖清纏非常支持,藥品的購置費用由農會支付,讓鄉民得以免於疾病的恐懼。廖純如形容說,父親設計的這個制度,可以說是台灣最早的全民健保的概念。

 

廖醫師不久還得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特別注意學童疾病的防治,同時靠自己研發及調配的藥物,為兒童及鄉民治療頭癬、頭蝨、砂眼、瘧疾等疾病,在當時環境衛生不良,流行疾病猖獗的情況下,他熱心教導民眾注意衛生、防治疾病,對社區醫療貢獻很大。

 

廖純如說,在台灣醫療史上,說父親是學童醫療保健的先驅絕不為過,可惜或許也因為他服務社會的理念,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被認為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因而遭致牢獄之災。

 

廖純如記得她5歲以前最快樂的回憶就是,父親每天從衛生所下班回家時騎著腳踏車,車上掛著一串香蕉或其他好吃的東西。父親稍事更衣後,隨即牽著她和妹妹的手,在住家四周圍巡視自家的水稻田。父親閒暇時,對水稻品種的改良研究最有興趣,也因此獲頒許多獎狀。

 

這樣具有濟世救人精神的醫師,卻惹來情治人員的注意,廖純如記得父親每次幫鄉民看病,外面總有人監視,還有人謠傳說這是共產黨的制度。

 

1952年,廖萬督第一次被捕入獄,因查無證據,不久即被釋放。

 

1953年有一天,廖純如看到衛生所職員騎著腳踏車氣急敗壞的來告知母親,說父親已被吉普車載走(國民黨捉人的車子),關禁在斗六。

 

母親與叔公黃文陶醫師隨即四處奔走打聽,才知道父親因「匪諜」罪被捕。

廖萬督被捕後,5個子女特別到虎尾的照相館拍照,寄給爸爸。前排右一為廖純如。(廖純如提供)

 

「二崙鄉民見到敬愛的醫生無緣無故被捕入獄,集體向政府陳情。誰知愈陳情罪愈重,父親本來被判刑7年,二審被改判9年,鄉民又陳情,最後被判刑12年。家人只好請求鄉民不要再陳情,否則父親必死無疑。」

 

廖純如的母親是助產士,也曾擔任過開刀房的助理,「母親的手很巧,很會『揪囝仔(接生)』,很多婦女喜歡請她來接生,聽說這位產婆接生都不會痛,因此,雖然父親被捕,她很堅強的一個人把5名子女撫養長大,而且各個都至少讀到大學畢業。」廖純如說。

 

「父親入獄後,受盡慘無人性的酷刑,包括被輪番審問不准睡覺、用針刺入指甲等。1953年,被送到位於台北市青島東路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每天清晨5時被點到名的,就帶出去槍斃。當我看到電影《悲情城市》演出這一幕時,正和父親告訴我們的一樣。我不禁痛哭失聲。想到父親這樣一位充滿愛心、熱衷音樂藝術、又頗富研究精神的青年精英(入獄時37歲)竟受到暴虐政府的無由殘害,內心至痛。」

 

「1954年父親判刑確定後,被送往新店安坑的軍人監獄服刑。媽媽每次帶我們去探監,都帶著大包小包吃的東西,因路途遙遠要坐客運、火車、三輪車還得在親戚朋友家借宿。到了監獄又要通過層層關卡,還把帶去的東西分送給警衛及獄卒人員,等見到爸爸時已所剩無幾了。直到現在,每想到爸爸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裝東西的那一幕,我還會心酸落淚。」

 

「父親後來曾被送往台東泰源監獄服刑。台東因位置偏遠,醫療人員缺乏,父親被准許在監獄的醫務所行醫,為受刑人及原住民看病。父親在泰源監獄服刑的四、五年,過得算是比較愉快。」

 

「1964年我高中二年級時,父親服刑期滿。因母親已在台北開設惠仁診所,父親旋即北上到診所看診。但國民黨政府還不善罷干休,每每三更半夜,催命似的敲門進來臨檢;翻箱倒櫃一番後,又順便到左右鄰居去騷擾,目的要讓我們無臉見四鄰。」

 

「1968年,父親因始終無法忘懷沒有醫生的原住民,一心一意想去無醫村工作,遂帶著我和妹妹去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記得我們深夜到達,行李都還沒打開,隔天一大早,就有人送來一個臉色已發黑的嬰兒。因缺乏設備,剛開始父親只能口對口人工呼吸進行急救,經父親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照顧,嬰兒才脫離險境,父親卻因此感染肺炎。父親說如果嬰兒不治,他就要帶著未打開的行李,打道回府。還好救活了,從此父親在台北與花蓮兩頭奔波,忙於兩邊的院務。」

 

1970年廖純如赴美,與夫婿施興國團聚。1975年,父親應美國醫院之邀,赴美演講針灸的方法及療效,她才知道父親在獄中讀了許多針灸的書,並以自己當實驗對象,自行摸索研究學會針灸,治療許多耳聾、小兒麻痺等病患。

左:廖萬督醫師在花蓮救活肺炎患者,家屬的銘謝啓事。右:1973年China Post (英文中國郵報,是早期台灣兩大英文報紙之一)報導廖萬督自行研發的針刺術,用於無痛分娩,及治療小兒麻痺與耳聾療效甚佳。(廖純如提供)

1973年,《中國時報》最早報導有關廖萬督「針刺術」治療小兒麻痺等患者的報導,廖純如才得知爸爸是以自身為實驗對象,請有醫學背景的媽媽下針,爸爸很想把他研發的成果傳授給更多人,可惜沒有機會。但也因此獲得美方的重視,邀請他去演講,此後子女不讓他回台灣,遠離白色恐怖的惡夢。(廖純如提供)

 

廖純如親眼目睹她帶父親經過麻州時,有位台灣人教授因打球腳受傷已有8個星期不能行走,經朋友介紹,拄著拐杖趕來求助。父親立刻幫他做針灸,15分鐘後,父親請他站起來走走看,大家都半信半疑,不敢相信,沒想到那位教授竟慢慢站起來,而且真的能走路了。

 

廖純如說:「父親既然出國,子女就沒打算讓他回台灣。他後來曾在日本紅十字醫院工作。父親充滿愛心、認真負責的態度,受到日本病人的愛戴及敬重,並到處受邀演講。想不到在1982年4月一個深夜,父親應病人要求要去醫院(東京礦工醫院)急診,竟被一名喝醉酒的日本人一拳打倒,從樓梯上滾下來摔成重傷。我立即飛去陪他,見父親傷勢嚴重,悲痛不已。」兩年後,廖醫師逝世於日本神戶,享年68歲。

 

廖家子女後來獲得白色恐怖不當審判的補償金,廖純如把她分得的那一份捐給慈林基金會,希望父親的愛心永遠得以傳承。

施興國和廖純如夫婦一年多前回台灣,曾應邀到「北社」講述他們的故事,在台期間四處拜訪,並特別到景美人權園區,指著爸爸的名字,拍下這張照片。(廖純如提供)

 

廖純如和夫婿施興國很早就定居加拿大溫哥華,兩人都熱心台灣人事務,也曾在短期赴德國期間認識刺蔣案主角之一鄭自才及吳清桂夫婦,吳清桂曾多次在通信中提到他們遠在瑞典生活苦悶,兩夫婦熱心邀請他們移民到加拿大,兩家成為一輩子的好朋友。

 

兩夫妻都相當重視子女教育,兒女也皆有所成就。其中女兒施華維教授,現為美國UCLA副校長,是相當的傑出的旅美台灣人之一。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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