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夫婦在薩爾斯堡的電影故事旅遊車前留影
為什麼 ‘仙樂飄飄處處聞’ 歷久不衰?
作者/劉敦仁
維也納在世人心目中,就是一個音樂之都。在歷代的頂尖音樂人物中,奧地利幸運地出現了一位舉世觸目的音樂家莫札特,從而將奧地利推向音樂王國的崇高地位。而莫札特的出生地薩爾斯堡 (Salzburg) 更成為人們嚮往的音樂搖籃。
因此每次到奧地利就不能脫俗,維也納和薩爾斯堡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主要目的地。除了參觀欣賞有關古典音樂的歷史遺跡,就是出席較有深度的音樂會。維也納的莫札特故居以及中央公墓的音樂家墓園,都是每次旅程中必不可缺且重複觀賞的重要場所。
2019年筆者和妻子為慶祝結婚五十週年,四個月的歐洲旅程中,維也納和薩爾斯堡就成了行程重中之重的安排。在維也納出席了一年一度的安德烈.柳 (Andre Rieu 1949-) 音樂會。這位荷蘭籍的小提琴家及指揮,5歲開始學習小提琴,在父親的影響下,最終成為舉世聞名的音樂家。
他的成就不在於自己的演出,而是組織了一個史特勞斯圓舞曲的樂團,將古典音樂融入到流行和搖滾音樂中,深得普羅大眾喜愛。他從一個只有十二個音樂手的小樂團發展至今約六十位樂手的大型樂團,每年作全球巡迴演出。在他的樂團成員中,有相當多的音樂人,是他在全球各地巡迴演出時發掘出來的,而且都是街頭賣藝的社會底層,經他的培養,儼然成為樂團中極具特色的節目。他的演出場地幾乎都可容納萬人觀眾,每年的總收入介於四千萬到七千萬美元之間,可見其實力之雄厚。
觀賞他指揮的音樂會,不僅可盡情享受古典音樂的深沉莊重,同時也能對舞台上不同的民間音樂產生共鳴。為了出席是場音樂會,筆者早在九個月前就從網站上預定入場券,但已經幾乎銷售一空,餘下的有限座位就只能透過望遠鏡粗枝大葉地一窺舞台上的演出。為了能完成我們金婚紀念計畫中的重點項目,也就只能勉為其難地給自己找到心滿意足的藉口了。
這次在奧地利,就是將古典和流行音樂相結合的內容,作為我們旅途中的享受。維也納安德烈.柳的音樂會結束後,就成為後來的幾天行程中回味無窮的談話資料。直到抵達薩爾斯堡,我們的話題才隨著參觀的內容而轉換。
薩爾斯堡離維也納三百公里,搭乘火車需要兩小時38分鐘,一天有41個車次,非常便捷,乘坐奧地利的火車也是旅途中的一個享受。薩爾斯堡城市不大,從地圖上琢磨一番後,步行參觀就是最好的安排。從火車站步行到薩爾斯堡老區也只需要十五分鐘。
我們步出車站,極目四望,穿過貫穿全城的莎爾沙合河 (Fluss Salzach), 即抵達古樸寧靜的老區,雖然旅客蜂擁,卻絲毫感受不到一般旅遊區煩人的嘈雜。老區裡教堂林立,古蹟遍佈,如沒有事前的準備,肯定會有不知所措的窘境。
因為歷史中奧地利的政治演變頻繁,王朝的相互傾軋,宗教領袖的政治權勢的膨脹,無人能理解這個音樂王國,如何在歷史長河中安然度過那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鬥爭。
我們這次在薩爾斯堡主要的參觀內容是從好萊塢1965年拍攝的影片 ‘仙樂飄飄處處聞’ (Sound of Music) 各個場景中,尋找歷史的痕跡,同時通過參觀的過程,與影片裡的家庭人物及其真實生活做近距離的接觸。於是在老區市中心 ‘莫札特廣場’ 上莫札特雕塑前留影後,即展開我們探尋這個真實歷史故事的來龍去脈。
筆者在老區莫札特廣場上的雕塑前留影
‘仙樂飄飄處處聞’ 影片的故事是根據一個動人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描寫一位準備進入修女院實習的修女瑪麗亞.奧古斯塔.庫特雪拉 (Maria Augusta von Kutschera 1905-1987)的一段人生奇遇。
故事主人公是當地一個奧匈帝國海軍軍官喬治.馮.特拉普 (Georg von Trapp 1880-1947)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立下赫赫戰功,被授予伯爵和騎士的勳績。不幸喪妻後留下七個子女無人照料,第三個女兒瑪麗亞.佛蘭基絲卡 (Maria Franziska) 正患病無法上學,父親只得設法尋找一位家庭教師作為輔導。
這位修女見習生,是她母親臨盆時前往維也納在火車上出生的早產兒。兩歲時母親病故,生活上遭遇到一連串的折磨,經過自己的努力,十八歲畢業於國立師範專科學校。
薩爾斯堡的嫩伯格修女院全貌
在一次和傳教士的交談中,瑪麗亞有意獻身宗教,於是以見習生的身份進入薩爾斯堡的嫩伯格修女院 (Nonnberg Abbey)。剛進入修院,即因有師範的背景,所以被修院安排前往特拉普家裏為病中的女兒當家庭教師。
當我們的 ‘仙樂飄飄處處聞’ 參觀團到達嫩伯格修女院後,導遊為我們介紹了修女見習生不平凡的動人故事。置身在在714年屬於本篤修女會 (Benetictine Sisterhood) 最古老的修院中,不由得在腦際裡出現修院的歷史過程,這個修道院是經過數度遭遇祝融之災後重建的。
通過電影的情節,我們融入到修女的現實生活中。瑪麗亞在特拉普家工作不久後,主人對她產生情愫,為了避免違背她的宗教夙願,只得逃回修院,並如實地向院長報告。院長對她曉以大義,認為這是天主賦予她為孩子們挑起膽子的責任。正好特拉普的孩子們來到修院懇求這位見習生回心轉意,於是她勇敢地回到特拉普家,並於1927年和特拉普走進了婚姻殿堂。當時她只有22歲,而特拉普已經是47歲的中年男子了。
1938年納粹的肆虐,維也納情勢突變,猶太人被迫害,家庭中孩子們受到反對家庭的洗腦,納粹威逼利誘特拉普為他們服務,因為他的拒絕,將遭致被捕的厄運,於是舉家設法逃離奧地利,經過長途跋涉抵達瑞士。
‘仙樂飄飄處處聞’ 的結尾,是特拉普一家抵達瑞士,重獲自由,在快樂的音樂節奏中落下帷幕。
我們的參觀也就是在真實的歷史和電影的情節交相融會中進行。在薩爾斯堡的市中心,我們先參觀了 ‘宅邸廣場’ (Residenzplatz) 的主保堂及主教府。這是座自1588年開始建造的宗教府第,歷史上當地的總主教被尊稱為 ‘王子總主教’。因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時,薩爾斯堡的總主教曾為其王子,因此 ‘王子總主教’ 名稱就在歷史上傳承了很久。
筆者在電影中的主要場景之一米納貝尓花園裡留影
在這部歌舞影片的劇情中,瑪麗亞第一次前往特拉普家之前,途經 ‘宅邸廣場’,載歌載舞地唱出了 ‘我有信心’ 一曲,她一邊唱一邊在廣場中央的噴泉中,用雙手汲水灑向池中的馬身上。然後鏡頭轉向特拉普的別墅,在大門前唱完此曲。
薩爾斯堡老區的 ‘宅邸廣場’ 全景
隨著電影的情節,我們藉機體會了薩爾斯堡的幾處歷史遺跡。如影片中佔據了重要位置的 ‘赫爾伯魯古堡’ (Schloss Hellbrunn) ,是當地王子總主教馬庫斯.希狄庫斯 (Markus Sittikus 1574-1619) 下令建造的別墅。他在任期間每年有一半時間住在羅馬,所以回到薩爾斯堡後就希望能有一座義大利式的住宅供他享受,在1613年開始建造了這座私宅。
就在這座龐大的宗教領袖私宅花園中,一座簡單的玻璃涼亭,成為影片中的定情場所。先是特拉普的大女兒和男朋友在涼亭中談情時唱的 ‘從十六歲到十七歲’ (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 。
筆者在玻璃涼亭前回顧電影中定情的歌聲
在瑪麗亞重新回到特拉普家中後,她和特拉普也在此吟唱‘積緣’ (Something Good) 情定終身。
我們又在湖畔遙望著湖對岸十七世紀的雷奧波德斯克隆古堡 (Schloss Leopoldskron),這是當地王子總主教雷奧波特 .安頓 .福爾緬 (Count Leopold Anton Eleutherius von Firmain 1679-1744) ,在驅逐了22000名新教徒後,併吞了附近的土地成為私產。他後來將這一大片私產留給他的堂弟,在1837年之前始終掌握在福爾緬家族手中。
筆者夫婦在湖畔留影,背景是電影中特拉普的別墅
後來這片財產數度易手,並經歷過納粹的侵佔,上世紀中葉改為對外營業的酒店,許多國際政治人物都曾慕名下榻。 在這部電影中,將它作為特拉普別墅,但真正的電影場景並未在這裡攝取;而原來設置在赫爾伯魯古堡花園中的玻璃涼亭,至今仍然保留在這裡。
如今遊客們在赫爾伯魯古堡見到的涼亭只是一個複製品而已。但是因為電影劇情的影響,不論是否原作,遊人們仍然興致沖沖地留下 ‘到此一遊’ 的紀念。
瑪麗亞率真地領著孩子們,越過河上1901年建造的 ‘莫札特橋’ (Mozartsteg) ,唱響了 ‘我的心愛之物’ (My Favorite Thing)。原來橋下的 ‘莎爾沙合’ 河與這座城市的名字有著歷史的淵源。
薩爾斯堡河的 ‘莫札特橋’
它雖然是一條淡水河,卻在過去兩百年來承擔著運輸白鹽出海的重責。因為鹽是當地的經濟命脈,所以薩爾斯堡城 (Salzburg) 的名稱就是來自這個產物。城市名稱的前半個字 (Salz) 意思是 ‘鹽’,而後一半是 ‘古堡’ (Burg)。顧名思義,這是為保護運鹽通道而建造的城堡。
有趣的是,一座因出產鹽的城市,日後卻成了音樂之都;而建立在河上的橋樑,也是用音樂家的名字予以命名。出資建造這座橋的富商,目的只是方便河對岸的居民前往老區喝咖啡不必繞大圈子而已。
瑪麗亞先是帶著孩子騎著單車穿過這座橋,輕鬆地沿著古堡道路上馳騁,他們的歌聲隨著穿梭在整個薩爾斯堡城市間;繼而他們又乘坐馬車,歡欣地唱著主題曲 ‘Do-Re-Mi’ ,製造了劇情中的高潮。這是瑪麗亞開始教孩子們唱的第一首唱歌,從七個階音順序學唱,鏡頭最後對準在市區裡古老的米納貝爾花園 (Mirabell Gardens) 。
據歷史的記載,這是一座在十八世紀由當時掌權的王子總主教沃爾夫.狄艾特利希.拉特納 (Wolf Dietrich Raitenau 1559-1617) 為他的情婦莎樂美.阿爾特 (Salome Alt 1568-1633) 所建造。他們的公開私情,幾乎震驚了整個薩爾斯堡。最終總主教失勢,被囚禁後去世,他的情婦為此一直穿著喪服,象徵著她是總主教的結髮夫妻。
電影裡描述特拉普一家在納粹的監視下,舉家參加了設在舊馴馬場劇院的一個演唱會比賽,男主人公動情地唱了 (Edelwess) ,這是阿爾卑斯山裡的一種小白花,他唱出了即將遠離故鄉的不捨,用這小白花暗示全家在唱完這首歌後即將遠離而去。
電影的結局是在修女們協助下,特拉普全家躲藏在墓園石碑後避難,最終逃出納粹魔掌,翻山越嶺抵達瑞士獲得自由。
跟隨著導遊走完 ‘仙樂飄飄處處聞’ 的重點鏡頭,似乎是在歷史的隧道中,和劇中的人物一同穿越了人間的真善美歷程。
事實上電影的內容和真實故事有一定的差距。真實的故事是,特拉普和幾乎進入修女院的瑪麗亞結成夫妻,瑪麗亞不僅要擔負起教養他前妻遺留下來七個兒女的責任,自己後來也和特拉普誕生了三個孩子。
在實際生活中,特拉普的第一任妻子阿卡提.葛貝爾蒂納.懷特艾德 (Agathe Gobernina Whitehead 1891-1922)出生於一個顯赫的世家,除擁有爵位外,祖父又是魚雷發明家,父親投資魚雷的生產,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軍火商。特拉普妻子繼承了偌大的遺產,改善了特拉普一家的生活狀況。
妻子去世後,他購置了一座別墅,然後和瑪麗亞結成夫妻。家庭中原本可以開始恢復歡樂,卻突遭巨變。特拉普為了幫助一位朋友,將存放在倫敦銀行的積蓄全部轉移到奧地利,不料因為歐洲的經濟蕭條,當地銀行出現危機,特拉普的存款頃刻之間化為烏有。
一家人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瑪麗亞當機立斷,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擔,決定全家擠在樓下一層,上面的房間出租來彌補家用。
瑪麗亞注意到七個孩子的音樂天賦,於是組織了 ‘特拉普家庭合唱團’ (Trapp Family Choir) ,教孩子們唱歌。通過收音機,德國著名女高音洛蒂.樂赫曼 (Lotte Lehmann 1888-1976) 極為欣賞他們的歌喉,於是鼓勵他們舉辦音樂會。不久奧地利總理庫爾特.舒斯尼格 (Kurt Schuschnigg 1897-1977) 也從收音機裡聽到他們的歌聲,於是安排他們到維也納獻藝。
當地的總主教委派佛蘭茲.瓦斯勒 (Franz Wasner 1905-1992) 神父作為提供特拉普家庭服務的神父, ‘特拉普家庭合唱團’ 組織後,他擔任了指揮和團長的職務,開始了歐洲的巡迴演出。演出內容有古典音樂,有民俗歌曲和牧歌等,受到廣泛的歡迎。
1935年他們曾在薩爾斯堡的舊馬廄改裝成的劇院裡公開演出,受到極佳的好評。這座舊馬廄建於1693年,原來是一座馴馬場,由當時的王子總主教約翰.厄爾斯特.馮.杜 (Johann Ernst von Thun 1643-1709) 下令建造,他在曾作為建築主保堂後廢棄的採石場,利用其下沈的低窪土地改裝成馴馬場 (Felsenreitschule),同時還建有三層拱廊作為來賓觀賞馴馬之用。
1935年特拉普家庭合唱團曾經演唱的舊馬廄改造的劇場,如今已經成為薩爾斯堡一年一度的音樂節主會場。
1938年納粹佔領奧地利後,曾經下令要特拉普加入納粹的海軍服務,遭到他的嚴詞拒絕。為了一家的安全,他計畫遠離家鄉。由於他出生於現今克羅地亞的扎達爾 (Zadar) ,當時是義大利的屬地,所以特拉普擁有義大利籍的公民。於是他在這一年,舉家搭乘火車抵達義大利,與美國的演出經紀人聯繫,獲得六個月的旅遊簽證乘船抵達美國。
1941年特拉普合唱團在波斯頓演唱時的神情
為了更適合演出的商業目的,經紀人將他們的合唱團改名為 ‘特拉普家庭歌唱者’ (Trapp Family Singers),開始在美國公開演出,以此維持生活所需。六個月之後因簽證到期,他們只得回到歐洲,為避開納粹的騷擾,他們選擇在北歐作巡迴演出。1939年9月再度申請簽證獲准,從挪威乘船抵達美國。
他們先在賓州落腳,繼續巡迴演出,頗受觀眾歡迎,聲名大噪。1942年決定在東北角新罕布夏州 (New Hempshire) 佛蒙特 (Vermont) 地區的小鎮斯托 (Stowe) 購買660英畝土地,建了一座鄉村旅社,名為 ‘特拉普家庭旅社’ (Trapp Family Lodge)。在慘淡經營下,舉家生活才得以安定。
特拉普家庭在美國經營的飯店,迄今仍受到遊客的青睞。
在舒適的生活中,他們並沒有忘記家鄉的同胞,所以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特拉普重返奧地利,目睹了戰後的慘狀,於是和妻子在美國成立了 ‘特拉普家庭奧地利救助基金會’ (Trapa Family Austria Relief Inc.) 由和他們一起共甘苦多年的瓦斯勒神父擔任財務主管。
他們每當演出時,就在舞台上呼籲並特別強調稱:‘奧地利將海頓、修伯特、莫札特及平安夜曲獻給了世界,如果這世界不給奧地利伸出援手,這些奉獻遲早會消失。大家都知道歐洲當前的局勢,但是幾乎無人知曉奧地利的人民正在失去他們的勇氣和希望。’
由於他們的援助計畫長期不懈,1949年教宗庇佑十二世 (Pope Pius XII) 特地給特拉普家庭頒授了勳章。
一家十口後來申請加入了美國籍,最小的兒子是在美國出生的,自然就是美籍公民。唯獨特拉普本人從未放棄其義大利國籍,一直到1947年去世,始終未加入美國籍。瑪麗亞在1948年出版了她的回憶錄「特拉普家庭歌星的故事」(The Story of Trapp Family Singers),暢敘他們一家的奮鬥過程。1965年好萊塢拍攝的 ‘仙樂飄飄處處聞’ 就是根據這本書,並參考1956年和1958年德國拍攝的兩部影片 ‘特拉普家庭’ (The Trapp Family 1956) 及 ‘特拉普家庭在美國’ (The Trapp Family in America 1958) 以及百老匯的舞臺劇改編而成的。
瑪麗亞在1942年13月30日抵達美國時司法部門出具的證明檔
為了螢幕上的浪漫表現以及美國好萊塢以商業利益為出發點的要求,電影中有很多地方與特萊普家庭的實際生活相差甚遠。
比如,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在影片中,特拉普是一個具有軍人嚴肅本色的一家之主,而瑪麗亞則是溫和善良的女性。與現實生活中正好顛倒。從他們的子女後來透露,瑪麗亞是一個脾氣極其暴躁的女人,稍有不稱心的地方即暴跳如雷,而特拉普則是一個充滿耐心而且深愛音樂的紳士。
真實的生活中,他們的婚姻是在修女院中完成的,而電影中,為了使氣氛更為濃郁浪漫,將鏡頭放在郊區摩德希 (Modesee) 的大教堂裡。
電影戲劇化的高潮,放置在電影結束時,特拉普夫婦帶著一群孩子在阿爾卑斯山上,為獲得自由前往瑞士而深深地呼吸。
編劇選擇瑞士,可能是認為瑞士有著中立國的地位,更有名副其實的效果。實際上,因為特拉普有義大利國籍的背景,所以舉家搭乘火車前往義大利轉往美國。
在電影裡接近尾聲前,幾段納粹的搜捕特拉普一家,以及他們在舊馴馬場改建的劇院裡舞臺上獻唱作逃亡的準備,顯然就是美國好萊塢慣於製造高潮的手法。其實這幾段特拉普家庭和納粹鬥法的經歷,從未發生在真實生活中。或許用另一種更具有藝術性的手法處理,應比這幾場較為牽強附會的納粹鏡頭更為生動。
我們參觀的行程,在距離特拉普家庭不遠處的一個名為摩德希 (Mondsee) 小鎮結束。到這個小鎮有兩個目的,一是導遊要大家在那裡喝咖啡休息,品嚐當地出名的奶酪。
但更重要的是,參觀一座自公元748年建設的修道院,經過千餘年不尋常的歷史過程,如今是當地較具規模的巴洛克式 ‘聖麥克大教堂’ (The Collegiate Church of St. Michael)。原來電影中特拉普和瑪麗亞結婚的儀式就是在這座教堂裡進行拍攝的,場面宏偉而動情。
特拉普和瑪麗亞結婚的教堂全貌
進行婚禮的教堂內景
在真實的故事裡,特拉普一家在瑪麗亞悉心培養下所組織的合唱團,稱得上是專業的藝術演唱者。他們從1934年到1956年,在三十多個國家巡迴演出,創下逾三百萬觀眾的紀錄。除了正式的劇場外,他們也在各地中學禮堂及社區音樂廳獻演。
1952年及1953年他們在美國加州的聖巴爾巴拉的 ‘洛貝洛劇院’ (Lobero Theatre) 演出,轟動一時。這兩場音樂會,也給編劇人許多額外的啟發。
從看過電影,再進入薩爾斯堡拍攝場景的參觀,以及女主人公的描述,游走在歷史和現實中。在導遊的帶領下,一路上巴士裡的遊客歌聲不絕於耳,除了筆者之外,幾乎人人都能將電影中的插曲唱得一字不差。說明六十年前的老電影,迄今仍然是影迷的追捧,尤其是美國人更將這部電影視為他們在影視圈裡的珍寶。
1965年影片殺青後,在全球放映,筆者在羅馬看過後的感受是一部娛樂性極強的影片,尤其是英國女主角朱莉.安德魯斯 (Julie Andres 1935-),能歌善舞,整部影片從頭到尾一氣呵成。男主角克里斯多福.珀魯默爾 (Christopher Plummer 1929-) 沈穩的表現,令筆者好奇而曾追蹤其家庭的背景。
果不其然,男主人公的曾祖父約翰.白修 (John Bethune 1793-1872) 是聖公會傳教士,為加拿大蒙特利爾市建立教會的重要人物。而約翰.白修的曾祖父約翰.厄波特 (John Abbott 1821-1893) 曾擔任過為期只有一年的首相 (1891-1892)。
因為姓氏白修 (Bethune)在蒙特利爾有歷史傳統中的重要性,也因為這個姓氏增加了我更多的好奇,深入探討後,原來男主角的父輩裡有一位名震中外的革命鬥士白求恩 (Norman Bethune 1890-1939)。他是一位傑出的外科醫生,鑒於他的激進思維,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成為一位國際人士。他在1936年前往西班牙,在內戰中救死扶傷。稍後中日戰爭爆發,他又奔赴中國,進入晉察冀共產黨抗日前線,不僅擔負起前線救治傷兵,還為當地貧困百姓義務診病。不幸在一次進行手術時染上破傷風而身亡。
毛澤東後來在1939年12月29日發表了 ‘紀念白求恩’ 一文。在文化大革命時,與另外兩篇文章 ‘為人民服務’ 及 ‘愚公移山’ 成為人人必讀的 ‘老三篇’,也因此白求恩在中國成為家喻戶曉的國際主義者。
雖然這是一篇政治性很強的文章,但閱讀過的人數,遙遙領先於 ‘仙樂飄飄處處聞’ 的觀眾數字。如果男主角得知這個信息,不知有何感想?
薩爾斯堡旅程中的電影拍攝景點參觀,和歷史古蹟中的徘徊,體會出生命中的兩極世界。
那些古老的建築留給後人的只是一些藏垢之所,遺留下政治人物以及 ‘道貌岸然’ 的宗教人士心目中,權力金錢的慾望和卑劣的情慾。
然而電影裡一個善良柔情的女性,給觀眾展現出幫助丈夫重建家庭,通過音樂教育孩子,經歷不懈奮鬥解決家庭的困境,從絕境中脫穎而出!展現出女主人公的真情和善良,建立了一個充滿 ‘美’ 的家庭。還承擔起援助同胞的義舉,體現了 ‘愛屋及烏’ 的善良品德!
這不就是人類經常吊在嘴邊卻難以企及的 ‘真善美’ 的詮釋嗎!
(2020年12月31日完稿於溫哥華除夕夜)
附註:筆者在一年的最後一天寫完這篇短文,目的無他,只是想通過這部充滿喜悅的影片介紹,
向讀者賀年,企盼悅耳的音樂和動情的故事,給每個人帶來一份樸素的祝福。2020是
瘋狂的一年,洩氣的一年,更是給人類帶來渺茫無助的一年。衷心希望在新的一年中,每
個人的生活中充滿著希望和安詳。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