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人生》風光與情操被遺忘的大聲樂家伍伯就

提起上世紀中葉的中國男高音伍伯就，對於當今的年輕一代，可能根本就從未聽聞過這個名字。這是一位充滿音樂細胞而忘卻生活中一切雜念的聲樂家，家庭背景不凡，卻自力更生勇闖歐洲，憑藉堅強意志，建立起自己在音樂之都的一席之地。

伍伯就，中國廣東省台山人，1910年出生於廣州。父親伍漢持 (1872-1913) 先後在香港及廣州行醫。由於滿清腐敗，伍漢持以行醫作掩護，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支持孫中山的革命起義。1911年滿清被推翻覆亡，建立共和。

民國初年，伍漢持被推選為代表廣東眾議院議員，1913年4月前往北京出任第一屆國會議員，因袁世凱向五國借款，同時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伍漢持在國會上公開要求袁世凱退位以謝國人，遭到嫉恨。

七月在天津被袁世凱爪牙綁架後秘密關押在天津郊區韓家墅軍營中，8月19日夜間，軍營中遇害殉難，年僅42歲。是共和建立以來第一個為憲政流血犧牲的國會議員。曾經參加過黃花崗起義時攻打兩廣總督衙門先鋒隊第三隊隊長莫紀彭 (1885-1972），在台北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作口述歷史採訪時，尊稱伍漢持烈士為「東方憲法之神」。

當伍漢持烈士被秘密殺害就義時。伍伯就還只是一個不到三歲的孩子，所以他對於父親的認識只是幼年的零碎片段，後來就是在母親李佩珍悉心呵護下完成了他的教育。

伍伯就在家中是最幼小的，上面有兩個兄長和一個姊姊。大哥伍伯良 (1893-1972) 在香港完成中小學學業，回廣州後繼續完成高中學業，並進入嶺南大學醫學預備班。父親遇害後，隨母親到天津為父親辦理後事，途中見到 ‘北洋水師醫學院’ 招生，於是報考獲得錄取，五年後畢業。

他隨即獲得法國庚子賠款設立的公費獎學金，前往法國里昂大學醫學院學習，獲得醫學博士，結業後前往德國柏林大學繼續深造，榮獲另一個醫學博士，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雙料博士。學成歸國，在廣州負責主持紀念其父的 ‘伍漢持紀念醫院’。

第二位是姊姊伍智梅 (1898-1956)，曾在廣州教會辦的夏葛醫學專科學校習醫，並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在廣州協助其長兄進行 ‘伍漢持紀念醫院’ 工作。經過她的努力，得到北美洲華僑支持，建立了廣州中山圖書館及紀念其父的 ‘伍漢持紀念醫院’ (現今的廣州中山大學腫瘤醫院即是 ’伍漢持紀念醫院原址。

在此之前其夫婿黃建勛曾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的金庫庫長，後作為孫中山隨員兼英文秘書，伍智梅為中文秘書。夫婦兩陪同孫中山伉儷於1924年11月13日搭乘 ‘春陽丸’ 輪船北上，隨持在側，直至孫中山於翌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伍智梅是為孫中山扶棺的唯一女性。

後來由於政見的不同，伍智梅決定離開廣州去了香港，並於1950年從香港去了台灣，後在台北病逝。

三哥伍伯勝 (1903-1988) 畢業於嶺南大學附屬中學，繼而進入嶺南大學完成學業，在廣州工作一段時間後，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並獲得法學博士。抗戰勝利後，受外交部委任為駐新加坡總領事，主持東南亞外交領事事務。國共內戰後，伍伯勝決定攜同原為芝加哥僑民的妻子一同回到芝加哥定居，從此棄政從商，直到退休。

伍伯就在嶺南大學附中完成中學教育。然後於1932年前往上海，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追隨蘇俄籍音樂教師蘇石林 (Vladimir Shushlin 1896-1978) 學習聲樂。畢業後即返回香港。

由於幼年喪父，慈母希望他能有一技之長作為日後謀生的基礎。於是伍伯就在母命難違之下，1938年起先後在嶺南大學及蘇州東吳大學法律系攻讀法律，於1942年畢業。然而伍伯就一生從未涉足律師業務，而始終不渝地發展他的音樂愛好。先進入香港培道女子中學執教音樂。並在香港擔任 ‘華南合唱團’指揮。

這個民間音樂組織在1940年5月曾公開招考40名團員，結果由122名有志者報考，經過甄選獲得錄取者共有23人。該團定每星期日晚上七點至九點排練。後來改組定名為 ‘中國合唱團’ (China Singers)，伍伯就繼續擔任團長兼指揮。和其他民間音樂團體在社會中活躍。1941年通過測驗，獲得香港廣播電台 (Hong Kong Broadcasting Station) 錄取，成為該臺 E.B.M.的歌唱者。

1941年12月8日日軍猛烈轟炸香港後，當地各音樂團體的聲響嘎然而停。伍伯就也就在這時北上前往重慶。在國立音樂院擔任音樂教師。並於1944年應聘為教育部音樂委員會委員。

此時中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抗日戰爭，重慶作為陪都，號召全國一致為反抗日本軍國主義而奮鬥，音樂界也不甘落人之後，伍伯就於1941年在重慶演唱何安東 (1907?-1994) 作曲，鐘天心作詞的抗日愛國歌曲 ‘保衛中華’ 而名噪一時，深得在重慶公幹的周恩來所賞識。 ‘保衛中華’ 歌詞為：

伍伯就在當地「南北風月刊」第一期上發表了他的作曲「慰勞將士歌」，歌詞內容為：

“起來了，起來了，我們四萬五千萬的民眾。怒吼了，怒吼了，我們保衛著國土的弟兄。

看，我們的空軍翱翔，倭敵的鐵鳥跌落在海洋。聽，我們的大砲怒放。倭敵的軍艦逃遁

又負傷。中華民族，發揚偉力與榮光——殺敵的責任，我們大家一樣，有錢的出錢，有

當他得悉上海四平倉庫由謝晉元團長率領鎮守時，獻唱了激情悲壯的「歌八百壯士」鼓勵士氣：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寧願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我們的國旗在重圍中飄蕩，飄蕩，飄蕩，飄蕩，飄蕩。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我們的行動偉烈，我們的氣節豪壯。同胞們起來，同胞們起來，快快趕上戰場，拿八百壯士做榜樣。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不會亡，不會亡，不會亡。

這首歌曲又名為 ‘中國不會亡’，香港和聲歌林有唱片發行，編號列為49843A （1941年）

1946年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伍伯就計畫到歐洲深造，他攜同妻子周靜波啟程赴法，後來改變主意轉往羅馬，考入聞名全球的聖契齊麗雅音樂學院 (Conservatorio Santa Cecilia) 插班聲樂班四年級，1948年畢業。從此在羅馬生活了二十年。

在赴歐洲之前，伍伯就攜同妻子周靜波先行應邀訪問新加坡，當時其三哥伍伯勝在新加坡擔任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於1946年9月1日在維多利亞大劇院 (Victoria Theatre) 為伍伯就舉行了一場獨唱會。主要贊助人為英國駐新加坡總督佛蘭克林．吉姆森 (Franklin Gimson) 。伍伯勝選擇這個場所為他弟弟舉行演唱會有其特殊意義。

這座新加坡的文化地標，最初在1855年奠基，於1862年竣工。1901年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去世，為紀念這位女王，新加坡政府決定予以修建， 1905年重新開幕，將這座文化館改名為 ‘維多利亞紀念堂’ (Victoria Memorial Hall) ，最後確定為 ‘維多利亞大劇院’。

是晚的演唱會是一個頗具規模的文化之夜，盛況空前。除了伍伯就個人演唱，伍伯勝夫人擔任鋼琴伴奏外，還特地邀請了新加坡首席小提琴家吳順籌 (Gho Soon-Tioe 1911-1982) 演出小提琴獨奏。使得伍伯就的獨唱會更是錦上添花。

雖然成功舉辦了這場音樂會，因受場地所限，新加坡當地許多人士仍不免為之向隅，為滿足他們的期待，接著在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晚間在南華女子中學大禮堂 (Nam Wah Girls’ School Hall) 舉行了另一場獨唱會，可容納兩千觀眾的大禮堂裡座無虛席。

在旅居義大利期間，伍伯就曾於1953年獲西班牙政府邀請，前往馬德里獻演，當地重要報紙 ABC曾撰文讚揚其為 ‘中國的瑰寶’。

之後他的足跡遍及法國、德國、瑞士及英國等國，在歐洲先後舉行了近三百場個人獨唱會，及電台和電視的節目。影響他音樂生涯的是，他在義大利認識了當代男高音貝尼亞米諾.吉利 (Beniamino Gigli 1890-1957)，吉利在1947年11月第一次聽到伍伯就的歌聲後，就滿懷地讚賞稱：‘在黑黝黝的煤炭裡發現了燦爛的鑽石’。

那是伍伯就抵達羅馬的第二年，還在聖契齊麗雅音樂學院進修。吉利聽完他的演唱，邀約伍伯就到他家，並讓他獻唱，由他女兒莉塔.吉利 (Rita Gigli) 鋼琴伴奏，而且立即收下了伍伯就作為他的學生。伍伯就成為吉利一生中唯一的一位私人學生，難得的是這位學生還是來自亞洲的中國人。他曾經幽默地對伍伯就說： ‘你將我所有的歌曲都唱完了，我再也沒有歌曲給你唱了！’

不僅如此，吉利也是伍伯就在接受天主教洗禮時的 ‘代父’ (Godfather) 。在天主教國家中，這種因宗教而結成的關係，形同家庭間的連親。有人曾將這種西方人的宗教親誼關係與中國人的 ‘乾爹’ 相比喻，但是天主教的這種 ‘父子’ 關係卻具有更神聖的地位。

吉利對伍伯就擁有自然優雅的音色倍加讚賞，而且欣賞他是一個非常聰明而又勤奮的學生。他預見伍伯就的光明前景，也因此不遺餘力地培養伍伯就。後來音樂界在評論伍伯就時，幾乎一致地讚揚伍伯就的優美音色，是受到吉利教誨的直接影響。

吉利是繼義大利男高音恩利科.卡魯索 (Enrico Caruso 1873-1921) 後，高居世界男高音榜首的聲樂家。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卡魯索的音色寬厚，適合如 ‘阿依達’ 裡英雄角色豪邁的氣勢，而吉利的音色比較抒情而柔和。在受到吉利的教授影響後，伍伯就的音色也就毫無疑問是吉利的 ‘一脈相承’ 了。

1952年，吉利邀約了伍伯就同台演唱，由吉利的女兒鋼琴伴奏。這場音樂會是1952年在距離羅馬約65公里的塞澤.羅馬諾 (Sezze Romano) 舉行的。足證伍伯就在這位名揚四海的義大利男高音心目中的地位。

是場音樂會邀請到義大利總統路易吉.艾依納烏蒂 (Luigi Einaudi 1874-1961) 親臨出席，同時有逾五十多位各國駐義大利大使也出席了這場音樂會，可謂政要齊聚，盛況空前。是伍伯就始料未及的崇高榮耀。

1955年6月29日伍伯就在羅馬巴羅米尼廳 (Sala Barromini) 舉行了一場獨唱會。這是一個頗具歷史的建築，由義大利著名建築師佛蘭切斯哥.巴羅米尼 (Francesco Borromini 1599-1667) 設計的巴洛克式教堂，而演唱廳就設在 ‘聖依弗智慧教堂’ (Sant’Ivo alla Sapienza）裡。這座教堂在 1642-1660 間建成，在羅馬宗教文化傳統歷史建築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音樂家能在這座具有歷史性的教堂裡舉行演唱會是無上的光榮。他的教授吉利親自出席了這場音樂會，是對伍伯就最高的評價和支持。

早在1953年11月4日，伍伯就曾參加了在羅馬聖契齊麗雅音樂學院舉行的一場競爭賽。這是為第二年舉辦的 ‘21世紀音樂會’ 選拔獻唱者。參加競賽的有來自不同國家五十多位男高音，競爭實力旗鼓相當。但伍伯就最後脫穎而出，並位居榜首。

1954年4月4日，這場盛會在羅馬 ‘阿根廷劇院’ (Teatro Argentina) 開幕。主辦方是 ‘日內瓦歐洲文化中心’ (Centre Europeen de la Culture) 。這個組織的發起人是瑞士哲學家、作家丹尼斯.德.羅希蒙 (Denis de Rougemont 1906-1983) ，於1950年在瑞士日內瓦成立。他的主張是通過這個組織發揚歐洲文化的團結精神。

瑞士歐洲文化中心選擇羅馬 ‘阿根廷劇院’ 舉行如此規模的文化演出，是基於該劇院有極其優越的文化背景。它是在1731年建成，1732年1月31日開幕。一開始劇院專供歌劇演出，其中主要是普契尼 (Giacomo Pucini 1858-1924) 的作品。

義大利著名歌劇作曲家喬阿琪諾.安東尼奧.羅西尼 (Gioachino Antonio Rossini 1792-1868) 享譽盛名的歌劇 ‘塞維亞的理髮師’ (il Barbiere di Siviglia) 就是在1816年2月20日假座這間古典劇院中首演，給 ‘阿根廷劇院’ 留下不朽的盛名。

到二十世紀，‘阿根廷劇院’ 改變了它的作風，以上演著名舞台劇為主，其中就有義大利的著名劇作家路易吉.皮藍德羅 (Luigi Pirandello 1867-1936)、挪威劇作家亨利.易卜生 (Henric Ibsen 1828-1906) 及俄羅斯作家馬克辛.高爾基 (Maxim Gorky 1868-1936) 的作品。

羅馬的 ‘聖契齊麗雅音樂學院’ 自1950年後，即用這座劇院作為其錄音場所，所以瑞士歐洲文化中心組織這個音樂盛會，其選拔演出的男高音重任就落在該音樂學院。演出活動共舉行十二天，演唱會是由一個300名成員組成的交響樂團伴奏。獲得錄取參加演出的著名男高音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同時由這些參加國家組織一個諮詢小組，該小組負責人即為當時著名的俄羅斯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 1882-1971)，它雖是一個歐洲的音樂盛會，卻飽含著世界級的文化水準。

伍伯就在眾多的男高音競爭中脫穎而出，擔任演出活動開幕典禮的首晚角色。他在演唱會中主唱匈牙利作曲家貝拉.巴爾托克 (Bela Bartok 1881-1945) 的作品 ’世俗頌歌’ (Cantata Profana)。這位著作等身的作曲家名震歐洲樂壇，而伍伯就能在這個盛大的演唱會中，演唱他的作品，是無比的殊榮。更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為止，伍伯就是至今唯一在這座古典的藝術殿堂裡獻藝的中國人。是繼得到義大利聞名全球的男高音吉利賞識後的另一份殊榮。

為表彰伍伯就在聲樂方面的成就，羅馬世界藝術學院，在1962年特地給他頒授了榮譽博士學位。

在二十年的義大利生活中，除了舉行獨唱會之外，伍伯就還不時潛心作曲，如 ‘父親’， ‘母親’， ‘安妮塔’，‘伊莉莎白’ 及 ‘再會吧！羅馬’，詞曲均為其創作，而 ‘催眠曲’ 則是其作曲，妻子作詞，均收藏於楊兆禎主編的 ‘中國藝術名歌選’ 第二集裡（文化圖書公司印行）。這些作品都傾注著他濃郁的個人情感，如 ’父親’ 是懷念為民族而犧牲的氣節， ‘母親’ 則是感恩於寡母的呵護和教育， ‘再見吧！羅馬’ 則是他在赴港前為對羅馬的不捨而寫下的一首淒迷歌曲。

歐洲的生活並沒有改變伍伯就對中國的熱愛，他曾經有機會可以改變身份，成為旅居義大利的華人，但是他沒有這麼做，一直堅持以中國人的地位與人交往，深得當地人的尊重。

他在1966年曾應邀去過台灣訪問，在當地舉行了獨唱會，受到教育部部長閻振興頒授匾額，對他在音樂上的造詣表達景仰之意。

因為受到中國不同政治因素的影響，他和 ‘保衛中華’ 作曲家何安東及著名小提琴家馬思聰，有著不同程度但卻又相似的被罷黜命運。這兩位中國的傑出音樂家，因為生活在大陸，當反右鬥爭及文化大革命運動發生時，何安東及馬思聰都沒有逃脫被冠以 ‘右派’ 及 ‘反動學術權威 + 叛國投敵份子’ 的罪名，前者在上海音樂界裡被除名，後者因為逃亡美國而客死他鄉。

伍伯就因為從未回過大陸，所以幸免於何安東及馬思聰的不幸遭遇。不過因為可能他曾經擁有台灣護照，而且在大陸最動亂的時候出訪過台灣，所以上海音樂學院發展史中，從未提過他的名字。最終何安東及馬思聰都得到了平反，2007年在紀念何安東百年誕辰時，廣東省文聯在培正中學校園內，為何安東豎立了塑像，表彰這位為抗戰寫下激勵人心歌曲的貢獻。馬思聰也在他兒子直接函電溫家寶總理後，其骨灰最終得以長眠於故鄉。

伍伯就的恩師吉利是在1957年去世的，直接影響到他日後的音樂生涯，隨著歲月的增長，他最後決定回到香港退隱。原本他有到台灣隱居的打算，但他的三女兒建議他回香港，因為那裡有他熟識的友人，有共同語言的同行。而台灣人地生疏，又不諳閩南語，生活中難免會受到諸多的不便。大陸對他而言，那裡的物是人非情景只能勾起無限的傷感。

自父親伍漢持烈士殉難後，母親畢生辛勞一面負責女兒在海外籌款創立的醫院業務，一面要承擔起幾個孩子的教育。不幸的是，因為大陸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醫院及家中所有財產均遭沒收，伍伯就的母親及大哥都遭到無情的打擊，伍伯良被囚禁及下放，母親則被掃地出門鬱鬱而終其一生。這些負面的現實，造成伍伯就面對充滿思念的故鄉卻裹足不前。

伍伯就曾有過一段傳奇性的婚姻。他在嶺南大學學成後，前往上海進入蘇州東吳大學學習法律，在那裡認識了秀外慧中的千金小姐鄭漢生，她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教育家鄭洪年 (1875-1958）。滿清末年時，兩廣總督端方於1906年計畫興學，鄭洪年提議創辦學校，在1907年興建了 ‘暨南學堂’，端方為創始人，鄭洪年為首任 ‘堂長’，到1909年離職。1927年再度出任為校長，將 ‘暨南學堂’ 改為 ‘暨南大學’。此後又任職了七年，到1934年離任。

伍伯就在上海求學時，認識了他女兒鄭漢生並結成連理。他們結伴從上海搭乘加拿大輪船 ‘亞洲號’ 前往香港時，鄭漢生已身懷六甲，途中突然難產，嬰兒雖幸運存活，但是鄭漢生最終回生乏術而不幸離世。待伍伯就抵達香港後，將剛出生的嬰兒交給了家人照料扶養。

到重慶後，他又重組家庭，先後誕生了兩個女兒。在赴歐洲前，也只能將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交由祖母扶養，一直到十六年後，伍伯就可能思親心切，想起在重慶時和周恩來有過交往，於是直接致函給北京周恩來總理，請他考慮批准三女兒到義大利團聚的要求。

周恩來和伍伯就在重慶接觸時，對伍伯就的愛國抗戰熱情倍加讚賞。所以當周總理接到信後，因著對這位名噪一時的男高音的記憶猶新，隨即批准了他女兒的出國手續。最令人感動的是，周總理並沒有用政治的偏見來看待這位曾經服務於國民黨轄下的音樂家，而是從愛護文化人士的大局出發，使得伍伯就終於在十六年後，與襁褓之中即告分離的孩子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