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漫畫家烏合麒麟的作品引起舉世矚目。
看看澳大利亞這個國家 — —從一張諷刺漫畫說起
作者/劉敦仁
這些日子裡,澳大利亞在國際上醜聞不斷,令人捧腹又氣憤。事情最初起源自澳大利亞軍隊在阿富汗殘殺俘虜及無辜平民,包括幼兒,遭到世人的譴責和媒體的口誅筆伐。一開始澳大利亞軍方還存心隱瞞,堵塞消息來源;最後紙包不住火,連澳大利亞國防軍司令安格斯‧坎貝爾 (Angus Campbell) 也公開在電視上,譴責其部屬在阿富汗的殘忍行為。
坎貝爾將軍是澳大利亞633聯合行動部隊指揮官,在中東執行任務。所以他對澳大利亞軍隊在阿富汗的暴行不僅深惡痛絕,更是滿腔憤怒,公開在電視上譴責其部屬的惡劣行為,而且聲明澳大利亞軍方有責任承擔這份罪行,並且要嚴厲調查個水落石出,將罪犯繩之以法。
澳大利亞國防軍司令坎貝爾在電視上譴責士兵在阿富汗的不當暴行。
與此同時,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記者採訪了一位生活在烏茲甘省、名叫沙耶斯塔‧汗 (Shaista Khan) 的村民。這位年輕人在鏡頭前講述了他兄長及家庭所遭受的噩夢,及他哥哥遇害的過程:他的哥哥馬爾齊‧汗 (Marzi Khan) 正在家中磨坊幹活,突遭一群澳大利亞士兵不分青紅皂白闖入家中翻箱倒櫃,然後朝他哥哥射擊,哥哥倒地後,澳大利亞士兵立即放出軍犬咬住他的喉嚨。士兵又再朝他哥哥肩部和頭部射擊,置他於死地,用斗篷蓋住屍體。這時候他的另一個哥哥和內弟開車回來,澳大利亞士兵立即拘押他們,並燒毀他們的汽車。
事後他們的母親前往村子裏求助,由當地村民協助將他哥哥的遺體抬到清真寺,再予清理後埋葬。這場突如其來的悲劇,導致一家人頓時失去倚仗。母親每天必到哥哥遇害的地方嚎啕大哭,冀望能喚回哥哥的生命。他哥哥本已安排四天後舉辦婚禮,現在卻要重新改造新房,以免家人見屋傷心,並且原先準備辦婚禮的費用,竟成了他的喪葬費。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還採訪了另一位村民阿卜杜拉‧加富爾 (Abudullah Gafur) ,他八年前的遭遇更是觸目驚心。當澳大利亞士兵來到後闖入房內,不由分說即殺害了八個人,其中包括三名婦女和一個孩子。另外有十一個平民被槍擊傷。
當這些悲劇發生後,他們都先後向村中的領導人講述了他們的不幸遭遇,也在當地政府部門的協助下,還曾和澳大利亞駐軍的負責軍官見過面。結果只是換來一場輕描淡寫的空話,和類似的情況不會再發生的所謂保證。
阿富汗平民手捧遇害家屬照片,控訴澳大利亞士兵在阿富汗殺害無辜平民的暴行。
當然這些不幸的阿富汗村民,在澳大利亞駐軍的威迫下噤若寒蟬,直到事情爆發後,他們才敢於出面控訴這些軍人的為非作歹,以及肆意屠殺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通過媒體,他們不僅要求嚴懲兇手,還要求對被害人的家屬給予賠償。
澳大利亞士兵在阿富汗的殘忍暴行經過政府深入調查後,發表了官方的調查報告,共有39名阿富汗的俘虜及平民被殺害,另外有兩名受到虐待。但在這份報告中有多處涉事的人員及其職務被塗黑。
澳大利亞官方公佈的調查報告。
澳大利亞官方調查報告中,多處出現刪除的印記。
這是澳大利亞軍事社會學者薩曼莎‧克羅姆普沃茨博士 (Samantha Crompvoets) 受到澳大利亞國防軍司令坎貝爾的委託進行調查的一些內容。報告內沒有包括兩名14歲兒童被割喉殺害後,屍體裝入袋中被扔入河中的慘景。
克羅姆普沃茨博士從2016年開始調查澳大利亞空勤團 (SAS) 士兵在阿富汗的殺戮罪行,發現士兵們的隨意殺戮是一種 ‘為娛樂而殺人’ 的心態,列出個人的 ‘殺人清單’ ,用來作為該部隊形成 ‘殺人競賽’ 的文化!有些慘劇的發生,是部隊中允許士兵用槍殺囚犯作為練習靶子。
英國泰晤士報將其調查報告節錄轉載。形容 SAS 一些成員沈迷於增加牆上的 ‘殺人清單’ 數字,不惜殺戮手無寸鐵的平民和囚犯。
這位澳大利亞軍事社會學者還對澳大利亞雜誌 ‘時代’ (The Age) 記者如此陳述: ‘你可能知道,我們並不是在討論戰爭硝煙中令人困惑的個別事件,這些事件是重複的故意事件。’
她接著向記者說: ‘對我來說,這意味著一種出於娛樂目的而殺人的心態。’
她對特種部隊向她展示的 ‘競賽殺人和渴望流血’,以及不人道和不必要地對待囚犯的場景時,認為一些行為視非法如 ‘肆意殺戮’ 和 ‘慶祝殺戮’ 成為正常現象。對他們其中一些人而言,已經成為一種 ‘宗教儀式’。
她在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 ‘這些調查給我的印象是存在大量非法殺戮,我為存在殺人清單這種東西感到羞恥,這可能是我遇到的最陰險,最可憎和最可恥的事件之一。’
除此之外。澳大利亞的士兵公然侮辱已經死亡的阿富汗軍人,用他們遺留下來的假肢作為飲酒的容器,也引人側目。
英國衛報報導,澳大利亞在阿富汗,用被殺害的塔利班士兵遺留的假肢,作為飲酒器皿。
她的報告引發了澳大利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耕耘時間最長的戰爭罪調查。澳大利亞高級法官保羅‧布雷里頓 (Paul Brereton) 根據克羅姆普沃茨的調查報告,展開深入調查。澳大利亞雜誌時代報導稱,調查報告是依據對350多名宣誓目擊者的問訊,審查了數千份機密文件,錄取了證人的詳細陳述,並供認一些犯罪嫌疑人。直至筆者撰稿時,國際電視台仍然在轉播記者採訪已退役的士兵講述他們親眼目睹士兵們犯罪的場景。
即便在如此嚴密的調查中,仍然有些士兵試圖為其犯罪同僚掩飾,並且認為與英美士兵的殺戮手段相比,他們只能是處於羨慕狀態中。言下之意是,英美人虐待阿富汗囚犯及平民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往往在進行虐待離去後,這些被虐的受害者都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澳大利亞國防軍司令坎貝爾進一步披露稱,自2005年到2016年澳大利亞士兵在阿富汗犯下的戰爭罪規模令人髮指。國際輿論指這些在阿富汗發生的罪行,就如同越南戰爭時期的美萊村 (My Lai) 大屠殺。
這也不由令人回憶起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時,發生在1937年11月到12月10日 ‘百人斬比賽’ 恐怖事件。當時兩名日本少尉向并敏明和野田毅相約各殺一百名中國人,後來分別殺了105名及106名,於是再增加到各殺150人的恐怖安排。
其實當時還有另一起日本第6師團上尉田中軍吉,一人狂殺了300名中國人的血淋淋事件。雖然澳大利亞士兵在阿富汗殺戮囚犯和平民的數字,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殘忍手段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然而隨意殘殺手無寸鐵的平民,就是罪無可赦的 ‘戰地懦夫’!
這件發生在阿富汗的澳大利亞軍隊暴行,原本和中國無關,卻因為一位中國年輕漫畫家烏合麒麟用漫畫來諷刺這樁驚動全球的戰地醜聞,惹來澳大利亞政府的一片噪音,引起關注。這張漫畫是從電腦上勾畫出來的,描述一個澳大利亞士兵,抱著一個阿富汗幼兒,幼兒身上還有一隻小羔羊。士兵另一隻手拿著一把匕首架在幼兒的喉嚨前,漫畫下顯示一行英文字,意思是: ‘不要害怕,我們是給你們帶來和平的’。
烏合麒麟的作品。
始料不及的是,這幅漫畫遭來澳大利亞政府鋪天蓋地、如喪考妣式的謾罵,認為中國漫畫家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大家。還嚴詞要求中國政府公開向澳大利亞道歉。當然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趙立堅先生也不是省油的燈, 除了嚴詞拒絕,還公開指責澳大利亞政府的卑劣手段。既然自己的國防司令都公開承認了其部屬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怎麼對中國一位年輕漫畫家的一張漫畫,卻要如此氣急敗壞大肆撻伐。
中國青年漫畫家作品被澳大利亞攻擊後,繼續以幽默手筆再創作新作品,將自己置於中間,受到舉世的矚目。
其實澳大利亞政府也正是藉此機會來轉移國際視線,一方面掩飾自己部隊遭到國際上的指責,一方面也掩飾近些日子發生在中澳貿易上撞牆的尷尬。
澳大利亞自1954年即開始醞釀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由於政府間的意見不協調,這一重要外交決策一直到1972年才得以實現。建交後曾經一度有過密切的交往,但是自澳大利亞開始走偏向美國政策路線後,無時無刻不和中國站在對立的立場。如2009年突然批准新疆異見人士熱比婭卡德爾的簽證,造成雙方的緊張。
2020年4月當新冠肺炎開始蔓延時,澳大利亞總理斯考特‧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突然向世界衛生組織提出調查中國的提案,造成中國的極度不滿。在這之前,自2017年雙方就已經沒有再安排任何的高層互訪。然後是對華為5G的打壓,處處給中國製造掣肘。更有甚者,澳大利亞對中國駐澳記者進行搜查,並取消中國學者的簽證,結束孔子學院在澳大利亞的交流項目,都引起中方極度的厭惡。
因此在國際上處於新冠肺炎肆虐,經濟下滑,貿易受到嚴重的打擊時,澳大利亞對華接二連三的摩擦。遭到中國的強烈反制,以致價值七億澳元的煤炭由53艘貨輪運到中國後遇阻,迄今為止該等貨輪仍然停泊在中國碼頭外海,上千海員無法登岸。加上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小麥加徵80%關稅,葡萄酒加徵200%保證金。令過去多年來出口到中國的產品嚴重受到阻礙。其中價值數十億澳洲在中國的葡萄酒市場,極有可能被其他國家所取代。
其他如牛肉和龍蝦,過去一直是銷往中國的龍頭產品,如今也受到嚴重打擊。今年五月和八月,澳大利亞五家牛肉工廠的牛肉,因為中國方面檢出不符規定的物質而遭到滯銷;近幾日第六家牛肉供應商又面臨同樣的命運。這對澳大利亞是致命的打擊。然而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的態度仍然是模稜兩可。時而對華出言不遜,時而又要求建立友好關係。
為此從12月2日到4日,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先後播發三次 ‘銳頻’,第一天播放: ‘倒打一耙的莫里森把澳大利亞變成一個悲哀的笑話。’
第二天的 ‘銳頻’ 是: ‘那些給莫里森撐腰的西方政客真的是 【睜眼瞎】’ 。而最後一次的 ‘銳頻’ 則為: ‘既攻擊中國又想從中國賺錢的莫里森,難道神經錯亂了嗎?’
這三則 ‘銳頻’ 經二十多個國家電視台及媒體的轉載,令澳大利亞總理極其難堪,他一直來回地在污衊及喊話之間針對中國,並沒有佔到任何的上風,反而引起國際上對澳大利亞政府及政治人物投機取巧手段的反感。
其中就有一則評論這樣地描寫: ‘以野蠻的方式展示傲慢,又可以為追求利益裝得若無其事。’
一針見血地道出澳大利亞政府的虛偽。
澳大利亞公佈的2018-2019國際貿易合作夥伴,中國高居榜首。
要瞭解澳大利亞政府的外交手段,以及這次被曝光的阿富汗殘殺當地囚犯及平民的慘案,首先要歸因於島國的心理因素。受到地理環境的支配,缺乏自信和沒有安全感,特別是澳大利亞的祖先多來自英倫三島不光彩的流放囚犯。據歷史的統計,自1788年至1868年,英帝國發配了162,000 名囚犯在島上生根發芽。應該說是自流放的囚犯當家作主後,其殘酷的殺戮習性,就開始架在澳大利亞島嶼上世居的原住民的脖子上。
這無異是宣布當地土著居民的厄運臨頭。白人利用在其他殖民地殺戮土著的傳統經驗,延伸到這個島嶼。他們竟然對當地土著發出狂妄的言論,認為 ‘土著不過是同類相食的人獸,與世界上最惡劣的爬行動物相似。在理性及有關的每種感覺方面,他們比最可鄙的畜牲都不如。’
1828年英國派駐澳大利亞的殖民總督喬治‧亞瑟 (George Arthur 1784-1854) 以立法的手段公開宣示,白人合法情況下可以殺死土著。這就導致後來發生在凡‧蒂汶陸地(Van Diemen’s Land) 層出不窮殘殺甚至滅絕土著的殘暴事件。安東尼 ‧凡 ‧帝汶 (1593-1645) 是荷蘭探險家,因為他的發現,所以後來就用他的名字為這個東南角的島嶼命名,1856年才改為塔斯馬尼雅 (Tasmania) ,沿用至今。
發生在澳大利亞殘殺事件層出不窮,其中最為殘酷的有1838年6月10日,新南威爾士麥阿爾溪 (Myall Creek) 的屠殺。起因是一群白人包圍了土著居民帳篷,造成衝突,白人逮捕了28名土著,用繩子綁住并刺死,然後焚屍滅跡。是澳大利亞歷史上臭名昭著的 ‘麥阿爾屠殺’。
1857年,另一件更為殘忍且驚心動魄的慘案發生在昆士蘭 (Queensland) 的霍勒河畔 (Hornet Bank)。慘案的發生源自於一個英國白人強姦了一個當地伊曼 (Iman) 土著婦女。部落中對此深感忿恨,於是來到該地白人弗雷澤 (Fraser) 家庭,姦殺了主人的妻子及另外11個家庭成員,包括七個孩子,家庭教師,兩個牧人及一個原住民家僕。
澳大利亞土著伊曼部落被白人囚禁後遭殺害。
事發後,弗雷澤的長子威廉遠從工作場所得悉後趕回家裡,沿途見土著就殺,單獨一人就殺害了近一百名土著,而流放到該地的囚犯及一些民兵,先後屠殺了近兩千土著。是歷史上殘殺土著最慘烈的事件。
當地的土著自萬年前即定居在島嶼上相安無事,人口應在30萬到75萬之間,然而在1901年澳大利亞成立聯邦時,土著的人口已急遽下降到只剩下六萬人左右。在塔斯馬尼雅的土著被全數綁架後,於1847年釋放回來時,只剩下16人。在後來的三十年,最後一位土著男士在1869年去世,而一位名叫楚嘎妮尼 (Truganini 1812-1876) 的女士是最後一位純種的土著婦女離開了塵世,整個部落從此絕跡,成為地球上純生物的絕種。
塔斯馬尼雅最後一位婦女楚噶妮尼去世後,標誌著該部落從地球上絕種而消失。
筆者在1969年從歐洲遷居到加拿大後,在多倫多認識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左先生夫婦。他們原先定居在澳大利亞,由於 ‘白澳政策’,無法忍受當地的種族歧視,毅然放棄了澳大利亞的一切,遷居到加拿大另起爐灶。
在1970年時代,筆者在加拿大執教時,曾經親身經驗過澳大利亞人的狂妄驕傲。同事都來自世界各國,其中有一位澳大利亞的經濟學老師。筆者對所有的同事都是一視同仁以禮相待,然而這位澳大利亞老師,卻經常拿筆者作為攻擊對象,不時用譏諷或是尖銳語氣及姿態表現其種族優越性。筆者盡力用中國人傳統的 ‘和為貴’ 思維來應對,冀望他能改變作風。
然而筆者的努力枉費心機,他以為筆者軟弱好欺,用對待土著的優越感,變本加厲地對筆者無禮。終於有一天,在忍無可忍的前提下,筆者理直氣壯而簡短有力地向他說: ‘我不想和一個來自流放囚犯之地的人打口水戰。’
他始料未及地聽到我這句話後愣在那裡,我卻大搖大擺地走開。是筆者在反擊的時候,特地加強了 ‘流放之地’ (Land of Convict) 這個詞組產生了效果。因為它是澳大利亞人最忌諱的 ‘心病’,只要用這詞組肯定能擊中他們的要害。
也因此從那之後,他對筆者的態度有了180度的大轉變。然而這也給我在後來數十年的環球旅遊中,立下自我約束的規定,永遠不會將澳大利亞安排在我們的行程中。
不過在2013年,筆者和妻子還是違背了自己的誓約,暫時將偏見擱置,去了一次澳大利亞。因為我們的五十年好友,國際知名女指揮家郭美貞去世了。她是在1950年隨著母親從越南西貢 (今胡志明市) 到了澳大利亞利悉尼,進入天主教中學後,以優異成績考入悉尼音樂學院,從此潛心學習,勤奮努力,最終獲得紐約國際青年指揮比賽金獎,受到國際知名作曲家及指揮伯恩斯坦的器重而聞名全球。因患乳腺癌,她病逝於悉尼。
通過她兩位兄弟的支持和協助,從她的遺物中發掘出相當數量的資料,給筆者為撰寫她的傳記提供了有力的幫助。當我們在悉尼時,曾特地前往音樂學院,期待在那裡能尋獲她求學期間的資料,結果事與願違,居然如此重要的 ‘一流’ 音樂學院,卻對優越校友的資料獨付闕如。便難怪她生前曾為了參加國際比賽要求校方支持卻遭到否決了。
筆者唯一獲得的資料是這座音樂學院建築在英國殖民總督府的馬廄舊址,建築設計師是被英國流放到澳大利亞的囚犯佛蘭西斯‧格林威 (Francis Greenway)。因為他在設計音樂學院的貢獻,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名列前矛的囚犯。
在幾天的逗留中,筆者在搜集郭美貞的資料方面滿載而歸,但在旅遊紀錄中,除了和她兩位兄弟的合影外,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從筆者在加拿大執教時遇到澳大利亞同事的不禮貌,到拜訪悉尼音樂學院搜集郭美貞學習資料的失望,再反觀當前中澳兩國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充分反映出在
‘流放囚犯’ 的基因籠罩下,澳大利亞人始終無法剷除其虛弱的矛盾心態。
不論是個人、社會或是國際場合,任何問題的出現,事無鉅細輕重,澳大利亞的第一反應就是,在自大狂的前題下,必須要竭力掩飾自身的弱點,同時要尋找外力的支持和叫囂。
近些日子,該國總理莫里森對華態度有所收斂,但在這之前,其叫囂的程度則十分令人側目,完全是帝國主義一百年前的態度。似乎是,在他們嚴詞對待中國時,中國必須低頭順服;假如中國針鋒相對,就是欺人太甚;中國要是用了強硬措辭,則大量的 ‘中國威脅論’就會蜂擁而至。總之,澳大利亞必須高高在上,而中國只能俯首稱臣。
因為澳大利亞的對華無理打壓,造成中國採取反制的手段,自今年五月,中國就未曾接聽過澳大利亞官方電話,對澳大利亞在貿易上產生了非常嚴重的衝擊。
12月1日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19個國家的200名議員共同發表支持澳大利亞出口葡萄酒到中國的聲明,對中國給澳大利亞葡萄酒加徵200%保證金一節認為是故意打壓澳國。
令人捧腹的是,正當澳大利亞在為價值十數億澳元的葡萄酒無法出口到中國市場而絞盡腦汁的關鍵時刻,台灣執政黨立即跳了出來湊熱鬧,發表 ‘自由紅酒運動’ (Freedomwine) 聲明,表示對澳大利亞友好姿態。
台灣一紙虛無縹緲的 ‘自由紅酒運動’ 聲明,就能力挽澳大利亞的狂瀾嗎?既然台灣能出鉅資向美國購買軍火,又能為澳大利亞仗義執言拔刀相助,不如更實際些,向澳大利亞訂購滯銷的葡萄酒運到台灣,分贈兩千三百萬公民享受,為下屆選舉爭取選票,一舉而數得。
澳大利亞士兵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五眼聯盟’ 先後出面干預,指責中國的 ‘無理取鬧’。’五眼聯盟’ 的橫加干涉可以理解。因為這個聯盟都是英語系國家,而且其中四國完全是英國的後裔一脈相承,與其說是為澳大利亞撐腰,還不如看成這四個國家因為在阿富汗及中東其他國家犯下更惡劣不可告人的虐待殘殺行為而遮掩。
也就在莫里森處於風口浪尖之時,滿以為堂口老大美國會全力支持,表面上讓莫里森認為已在國際上佔盡上風,殊不知骨子裡幾個難兄難弟卻暗中設法從中國取得替代澳大利亞貿易的地位。如新西蘭頭一天還在為澳大利亞當吹鼓手,第二天即見風轉舵而改口。因為新西蘭也有相當產量的葡萄酒,澳大利亞受到中國的當頭棒喝,新西蘭也就順勢希望能搶佔中國市場。
美國、加拿大看到澳大利亞牛肉進不了中國,暗中摩拳擦掌,希望能增加他們的牛肉供應中國市場份額。事實證明,利益當前,兄弟都要鬩牆,如此則 一旦‘五眼聯盟’ 成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事態,澳大利亞恐怕就只能徒呼奈何了。
澳大利亞士兵在阿富汗犯下殺害無辜平民及囚犯的殘忍事件,已經成為臭名昭著的世界醜聞,而且仍然在繼續發酵。中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安全會議中提出立法,主張對一些國家的軍人在發生戰爭地區的故意殺人,都要被帶上國際法庭審判並繩之以法,其目的就是保護受害國家無辜平民的安全,也令駭人聽聞的殘殺事件從此受到司法懲罰從而消聲匿跡。
總理莫里森在近些日子裡似乎已經有些收斂,先後向中國發出 ‘友好’ 的呼聲,然而知情人士不免懷疑,這些 ‘友好’ 的聲調裡究有多少謙虛?莫里森也向阿富汗總統表達了歉意,國際上同樣質疑,這份歉意中究有多少真誠?
即便澳大利亞的搖滾樂音樂家吉米‧巴恩士 (Jimmy Barnes) 都公開稱呼總理是 ‘愚蠢的莫里森’, 說明澳大利亞政府及其政客,只要他們細胞裡的基因公式一天不改變,他們就永遠不會放棄跟在英美屁股後為打壓中國而衝鋒陷陣的惡習!
我們且拭目以待,看這齣鬧劇最終如何落幕!
(2020年12月9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