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法國里昂迷人的街頭壁畫

許多旅客前往法國里昂旅行時，歷史古蹟文物似乎並不會引起太多的興趣，因為和其他如羅馬等主要歷史城市相比，顯得較為寒酸。因此里昂的遊客客往往側重在當地的美食，或者是一年一度聖誕節前的燈光節，還有就是參觀享譽逾五個世紀的絲綢工業發展遺跡，那曾經是將法國自詡為強國而引以為榮的工業建設，而里昂就是這個建設的中心。

說起里昂的絲綢，就必須要到那個曾經風靡一時的絲綢工業基地 ‘紅十字斜坡區’ (Pentes de la Croix-Rousse) 去巡禮一番。

筆者和妻子去年在前往歐洲時，就選擇了從加拿大飛里昂的直航班機。這個人口約一百七十萬的法國第三大城市，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沒有大都市擁擠的情景。我們在出發之前，已作了細心的安排，預定了位在旅遊景點中心地帶的酒店，方便參觀的出行。

里昂是一座半島，東邊為羅納河 (Rhone) , 西邊是索恩河 (Saone)。我們下榻的酒店離文化中心區特羅廣場 (Place des Terreaux) 僅一街之隔，這座廣場自十二世紀以來一直是宗教和政治之間糾纏不清的地區，歷史上地方諸侯甚至還建造了城牆作自我保護，但最後仍然難逃被拆除的命運。

法國大革命時代，這裡竟然成為刑場，居然有七十九個 ‘罪犯’ 在此慘遭斬首。而且還有高級官員被問斬的血腥場面，予人觸目驚心之感。

今天整座廣場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東邊是市政大廈，南邊則是由修女院改建成的里昂美術館，北邊有斜坡直接通往紅十字區。

廣場上有一座別出心裁用鉛澆鑄的雕塑噴泉(見上圖)，是法國著名雕塑家佛雷德利克．奧古斯特．巴爾索迪 (Frederic-Auguste Barthordi 1834-1904) 的創作。雕塑的造型是一位象徵法國的女騎士手執馬鞭，駕馭著代表法國四條大河的四匹馬。

這座雕塑經歷了數十年的波折才最終落戶里昂。一開始是在1857年由波爾多 (Bordeaux) 市政府公開招標為該城市一座廣場設計的，年僅二十三歲的巴爾索迪入選，市政府後來改變主意將此計畫擱置。一直到1886年巴爾索迪為紐約設計的 ‘自由女神’’ 雕塑揭幕，波爾多市政府才重新考慮建造。

由於諸多原因，波爾多最終還是決定放棄這一雕塑的建造計劃，而在1888年由里昂市政府購得權益，所以這座雕塑至今成為里昂市中心一座醒目的文化象徵。

從特羅廣場順著向北的斜坡道，約步行二十分鐘，即可到達素有絲綢之都之稱的 ‘紅十字斜坡區’。這是一個非常特殊而充滿歷史痕跡的區域，路面仍然保留著幾個世紀以來的黑色鵝卵石鋪設，很多石頭都已經被磨得發亮，兩旁的商鋪鱗櫛次鱗比，我們邊觀賞每個櫥窗裡的擺設，邊漫步上到紅十字區的斜坡。

紅十字斜坡 (Pentes de la Croix-Rosseu) 的名字源自十六世紀用紅褐色石頭雕塑的十字架，路面很寬敞，左右兩邊是只有十公分左右高的石級，形成一個約兩米寬的行人道。中間較寬，是鋪設得平整的斜坡，方便居民在上下推物時不會有任何的阻礙，地面是用幾何圖形拼成的圖案，一直通到最上面的紅十字區公園。雖然是數百公尺長的斜坡，但行走在上面毫無疲累的感覺，因為行人的注意力都被那藝術美感所吸引。

遊客到紅十字區，主要是憑弔已經廢棄的絲織工業場所和絲織工人的居處。自十七世紀以來，這裡就是因為絲織工業的發展而逐漸聲名遠播，並且是歐洲絲綢工業的中心。一度曾經有三萬多絲織工人在這裡謀生。

在法國一直以 ‘絲綢之路’ 為中心來標榜自身絲織業的發達過程中，還出現過有關法國開展絲織業的趣聞。相傳在中古世紀法國傳教士用不法手段從中國獲得蠶繭，偷偷地帶回法國，並且從中國學會如何種植桑樹的本領，法國的絲織業因此而獨佔鰲頭。這些趣聞究竟是否屬實很難取得旁證，只能用姑且一聽的態度對待。

事實上中國絲綢傳入歐洲，自拜占庭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到十一世紀左右，絲綢在意大利西西里島的諾曼王朝以及西班牙的摩爾王朝都廣泛使用。及至傳到法國已經是文藝復興時代，十七世紀受到路易十四世的青睞而成為御用品。從那時起到十九世紀，法國絲綢業也從鼎盛期逐漸走向衰退，雖然里昂始終是歐洲絲綢業的中心，由於國際政治因素，加上法國本身的戰亂，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

在十九世紀的1831年，里昂紅十字區的絲織業，因為經濟衰退，資方要求勞方減薪，雙方爭執不下，導致勞方採取暴動方式佔領兵工廠及整個城市，政府不得不出動大軍平息，但對暴動的勞工沒有給予處分。這是里昂絲織工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採取的暴動。

1848年第二次的暴動是在經濟好轉後，資方為了自身利益對勞工們發出減薪的手段，由此而掀起另一場暴動，結果是政府下達命令，將一萬餘勞工驅逐出境。第三次發生在1848年的暴動，仍然起因於資方對勞方的剝削，不過更為廣泛的因素，是受到歐洲各國普遍發生因勞資糾紛而導致的抗議甚至暴動的影響。

第一次的里昂勞資糾紛所導致的暴動，給後來世界各地的左翼運動埋下了深遠的影響。里昂的工人們認為，他們發動的反叛行為對全人類勞工階級起了個帶頭作用。他們在發動暴亂時提出的一句口號：“工作是為了生存，犧牲是因為抗爭’ (Vivre en Travallilant ov movrir en Combattant)，深受歐洲勞工階級的認同。

參觀絲織廠除了瞭解生產的過程外，最重要的是感受裡面設計的不同 ‘通道’ 或是 ‘隧道’ ，法文稱為 Traboule。因爲里昂多雨，為避免絲綢受到破壞，這些特殊設計的通道就起到防止雨水侵蝕絲綢的作用。

里昂的地下通道來源已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紀，那時候山城的居民必須到山下的索恩河取水再挑到山城裡，費時費力。到了雨季就非常辛苦。於是設想出開築通道，解決了運送途中的困境。

這一歷史上的建築，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隧道也就隨著絲織業的發展，自然成為雨季輸送絲綢的通道了，這縱橫交錯的地下隧道，成為整個紅十字區的一個建築特色。

這些通道或隧道，一直連接到戶外的街道上，幾乎可以說是四通八達。據不完整統計，全區共有大約400個隧道或是通道，而對外開放參觀的只是四分之一左右。

來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到了里昂，必定會前往其中最大的一座名為 ‘絲織工人的通道’ （Traboule Cour des Voraces）參觀，它也被稱為 ‘共和大廈 (Maison de la Republique) ，它高達六層，裡面的通道極其隱蔽，在絲織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象徵意義。

整棟建築完成於1840年，他的地理位置適中，北邊是寬廣的柯爾波特廣場 (Place Colbert) ，東邊連結聖賽巴士蒂安上街 (Montee de Saint Sebastian)，南邊和英波爾特-科羅米大街 (Rue Imbert-Colomee) 相通，北邊則可從迪德雷特大街 (Rue Diderot) 步行幾分鐘即可抵達著名的紅十字區公園。

這棟大樓的名稱之中使用 Voraces 一詞就是絲織工人的代名詞。這裡的工人因為受到資產階級的剝削奮起抗爭，震驚了整個里昂。按照建築的落成年份，歷史上認為這群工人應該是參加1849年暴動的主力軍。在大樓的門首，至今仍然鑲嵌著一塊紀念碑石，上面刻著：

‘在這座如同蜂巢般的絲織工庭院中，工人們為了生存和他們的尊嚴起而抗爭！’

由於隧道裡面黑暗且隱蔽性甚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裡曾經被用作抗爭義士們的避難所，逃避了納粹的追捕。戰爭結束後，該建築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直到1995年，由神父波爾納．德維爾 (Bernard Devers) 主持的 ‘生存環境及人文主義協會 (Habitat et Humanisme Association) 將該建築買下並改裝成社會福利房舍。

這棟自1840年建成後的歷史建築，經歷了社會的波動及戰爭摧殘，終於塵埃落定，不僅成為里昂絲織業發展中的典型代表，也是里昂城市在對抗納粹戰爭時的正義形象，建築的大門和其中的樓梯及隧道也成為里昂城市工業發展的象徵。

在里昂絲織發展過程的歷史記憶中，對外來的旅客也只當是一個參觀的旅遊景點。然而工業的發展給城市造成嚴重的污染，暴力的結果給城市帶來消極的陰暗面，於是市政府竭力謀劃如何改善這座歷史古城的面貌。這一構思對當地一群藝術學生認為恰逢其時，於是在於1970年，開始思考並討論如何改變藝術在社會上的正確位置。

他們認為傳統的藝術始終侷限在博物館或美術館中，僅僅提供給社會上少數權勢階級享受，普羅大眾幾乎沒有機會和藝術接近。

如何能給社會大眾提供更接近的藝術，就成為他們商討的主題，他們認為在大型建築牆上繪製壁畫，以本國的歷史及城市蕃衍歷程中的故事為精華形成主題，這樣的藝術肯定會在群眾中產生共鳴。於是繪製壁畫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開，一幅接著一幅出現在當地居民的眼前。

我和妻子在參觀時，被兩幅壁畫所吸引，一幅是位在絲織工大道 (Boulevard des Canuts) 名為 ‘絲織工之牆’ (Le Mue de Canuts) 的巨型壁畫，乍一看似乎是整棟建築和街道的佈局，走近仔細觀摩後卻是一幅唯妙唯肖的立體式壁畫，佇立在畫前有身歷其境的實質感，整幅壁畫面積1200平方米，是迄今為止歐洲最大的壁畫。

法國的青年藝術家在創作這些巨型壁畫時，曾用極為巧妙的詞彙形容他們創作的目的。他們認為這是最能吸引普羅大眾而使用的技巧，在法語中被稱為 Trompe-l’oeil，也就是中國人傳統中所稱的 ‘仿真畫’。

這種技巧實際上自希臘羅馬時代就在藝術上廣泛使用，如被火山湮沒的 ‘龐貝’ 古城中，就用來繪製窗門及過道，造成視覺上產生更為寬敞的感覺。

1970年時代在里昂的青年藝術家們，就將這傳統的藝術技巧，廣泛地運用在他們創造的壁畫上，目的是通過現實的意象產生光學錯覺，將繪製的物件形成立體感，給人感受到畫中的人物或是物件都具有逼真感而顯得栩栩如生。

‘絲織工之牆’ 就是紅十字區絲織工人的生活寫照，以及該區內的建築佈局，1987年完成，十年後在1997年曾加以修飾。我們看到的是在2013年經過再次修補後的版本，和當地生活的寫照更為貼切。無論是本地居民或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凡是看過這幅作品後無不讚嘆藝術家們巧奪天工的技能！

另一幅位在聖文森特廣場 (Place St. Vincent) 及瑪爾迪尼大街 (Rue de la Martiniere) 交接處，藝術家們將一棟黃色高層建築的背面和側面畫了一幅近八百平方米的壁畫，取名為 ‘里昂人的牆’ (Le Fresque des Lyonaais) 。其中有三十多位歷史及現代里昂人物，描繪出他們對城市建設的豐功偉績，這幅壁畫令當地人民產生自豪感，對自己城市更具信賴和支持。

在參觀這兩座壁畫時，不由得令筆者憶及在加拿大魁北克市所見的大型壁畫，由於魁北克是法國人佔領後開發的地區，所以將這兩座城市的壁畫串連在一起，認為魁北克的壁畫應該是受到里昂的影響。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里昂的青年藝術家在1978年創建了一個名為 ‘平民化’ (Populart) 形式的協會，目的是要設計出一個不同凡響的社會環境。將當地的現代生活和歷史，文化傳統結合在一起來作為繪製壁畫的內容主題，從而令當地居民對自己的家鄉產生共鳴及自豪感。

經過多番的努力，他們終於在1986年創立了一個合作社形式的機構稱為 CiteCreation，先後在里昂留下了一百多座壁畫，而且延伸到法國各主要城市。因為他們的創作已經受到全球的注意，所以從2000年到2004年，分別在加拿大成立了 ‘壁畫開創’ (Muralcreation) 及德國 ‘妝點城市’ (Dekorativecity) 分支機構，擴大對全球的發展。與此同時，這兩家公司進一步在耶路撒冷和莫斯科開設了代表處，可見壁畫的創作已經不是法國獨有的藝術。

如今該組織在世界各地的壁畫創作，上海的一幅可以說是全球之冠。他們特地選定在上海法國人投資的超市 ‘家樂福’ (Carrefour) 整座牆上繪製，面積為5000 平方米。內容包含有阿爾卑斯山脈、地中海、巴黎及里昂一年一度的聖誕燈節會，目的是介紹法國風情而吸引中國人到法國旅遊。

里昂在上海繪製的壁畫，內容介紹法國風情，面積為五千平方米，是全球最大的壁畫

在欣賞里昂壁畫之際，腦海中產生一些疑竇，這些壁畫和拉丁美洲的壁畫之間是否存有關聯？筆者和妻子到墨西哥及秘魯印加古代首度庫斯科旅遊時，曾參觀過規模宏大的壁畫，主題都是以當地古老民族歷史及當今社會動態的一脈相承畫面，含有濃郁的文化歷史氣息，以及當地反抗西班牙殖民的鬥爭史。

經過深入瞭解，果不其然，里昂的壁畫直接受到墨西哥國寶級壁畫藝術家狄艾戈．利維拉 (Diego Rivera 1886-1957) 巨大的影響。利維拉自十歲就進入墨西哥城的藝術學院，成長後始終將壁畫的創作為他藝術生涯的追求。

在1921年獲得當地政府的支助下，開始在公共建築牆面繪製壁畫，1922年完成了第一幅繪製在首都國立預備學校 (Escuela Nacional Preparatoria) 的巨作 ‘創世’ (The Creation)。這所學校原來是天主教耶穌會設立的伊爾迪芬索中學 (Colegio de Ildefonso) 舊址。可能利維拉本人都始料未及，由於他的這幅壁畫，國立預備學校竟然被公認為墨西哥壁畫運動的發源地。

他在繪製這幅巨作時，腰際經常要帶著手槍保護自己。因為利維拉的強烈左傾政治思維，就成了他周圍的右翼學生攻擊對象。

利維拉早在1917年即遠赴歐洲，在那裡結識了包括畢卡索在內的諸多著名藝術家，同時也有機會從保羅．高耿 (Paul Gaugin 1848-1903) 及赫恩．馬蒂斯 (Henn Matisse 1869-1954) 等當代法國藝術家的作品中吸取養分。

因為受到1914-15年墨西哥革命及蘇聯1917年十月革命的影響，他還加入了墨西哥共產黨，並且在1927年親自到莫斯科出席慶祝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大會。

自歐洲回國後，他以立體派藝術家的地位，將歐洲文藝復興壁畫技巧及內容轉化成，以墨西哥勞工階級及原住民的生活狀態，為他創作壁畫藝術的靈感源泉。由於有深厚的左傾思想，而墨西哥社會環境中勞動階級及原住民的反抗潮流又植根在他心中，大多數的壁畫中，凸顯出他對貧窮工人的同情和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也因此他的壁畫藝術得到了廣大群眾的共鳴。

1933年他曾獲得洛克斐勒家族的邀請，為紐約曼哈頓洛克斐勒大廈繪製一幅壁畫。他將這幅壁畫取名為 ‘在交叉路口上的人’ (Man at the Crossroad)。他在整幅壁畫中心點，特地加上了蘇聯的列寧頭像，遭到洛克斐勒家庭的不滿，最後這幅壁畫在1934年被消除。

1933年利維拉為紐約洛克菲勒家族繪製的 “在交叉路口的人”，中間的人物是列寧

另外一幅現存墨西哥首都的總統府中名作：’特諾克提特蘭的阿斯特克城’ (The Aztec City of Tenochtitlan）充分展現墨西哥原住民的強烈民族色彩。

現保存在墨西哥總統府中的壁畫“特諾克提特蘭的阿斯特克城”

在墨西哥總統府中珍藏一幅1928年繪製的名為 ‘軍火庫中’ (En el Arsenal) 壁畫，幾位當時與利維拉都有聯繫的左翼革命人士都出現在畫中，有古巴的共產黨人胡里奧．安東尼奧．梅雅（Julio Antonio Mella 1903-1929) 及其女友蒂娜．蒙多迪 (Tina Mondotti 1896-1942)，意大利共產黨人維多里奧．威達勒 (Vittorio Vidale 1900-1983) , 還有蘇聯修正主義領袖人物萊昂．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1879-1940) 。這幅壁畫不僅反映了利維拉的政治理念，還為這些左傾人士在從事反抗鬥爭時彼此間錯綜複雜關係，留下不少值得研究的懸疑。

尤其是托洛斯基在被驅逐出黨後流亡到墨西哥，曾受到利維拉和他第四任妻子佛麗塔．卡羅 (Frida Kahlo 1907-1954) 的幫助，在他們家生活了一段時間。充分說明利維拉當時政治的極端意識。

利維拉從1922年到1954年幾乎全心全意的發揮他在壁畫上的藝術奇才，而在墨西哥全國各地留下不少令人讚嘆的不朽之作。在墨西哥首都有一個名叫特比托 (Tepito) 的小區擁有十多萬人口，自古以來一直是阿斯迪克族原住民的聚集地。數百年來維持著下層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態。而且當地有一個露天市場，每天上萬小販到該地販賣各種生活必需品。但大部分都是假冒偽劣的次貨。

該地區還有一特色，就是犯罪率極高，社會之間相互鬥毆事件層出不窮，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窮人聚居地。所以有 ‘敢作敢為小區’ (Barrio Bravo) 的別稱。有趣的是自1973年，在該區舉行了第一次畫展，主題是： ‘要認識墨西哥，必要來到特比托’ (Conozca Mexico, Visite Tepito)。

這是當地一個在1970年創設的藝術團體 ‘特比托藝術就在這裡’（Tepito Arte Aca）主持的展覽，受到當時社會動亂的啟發，藝術家們集體思考究竟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於是他們將精力集中在以社會群眾的現實環境為主題的藝術活動，就這樣將墨西哥自古以來即發展有序的壁畫，到狄艾戈．利維拉發展到極致，以及特比托區的青年藝術家再次創作，形成墨西哥一脈相承的藝術境界。

為了深入瞭解利維拉的繪製壁畫經驗，里昂的青年藝術家曾在1983年組織了一個藝術代表團前往墨西哥，特地在特比托區，和當地的工人階級們對話後，經過六個月的交流，認識到墨西哥歷史上對壁畫的尊重和延續，並感受到利維拉一生對壁畫的執著和貢獻，深深地影響著這一群法國年輕藝術家。

所以他們在回到法國後，用三年的時間籌畫，終於在1986年成立了CiteCreation組織，經過不懈的努力，四十年的光陰中，他們已經設計了近750壁畫，縱然有些國家對他們的奉獻不以為意，然而大多數國家藝術界，對他們這種二十世紀藝術上的異軍突起，表達最高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群抱有理想的藝術家中，居然女性佔了大多數。藝術界認為，之所以有大批女藝術家參與，主要是女性的容忍力強，而且她們具有吃苦耐勞的特性。

今天在里昂可以看到一幅墨西哥壁畫，那是在狄艾戈．利維拉基金會和利維拉的女兒推動下，里昂市政府接受了這個要求，批准墨西哥藝術家繪製了這幅近450平方米的巨幅壁畫，來紀念利維拉藝術對里昂壁畫發展的引導力。

事實上，在里昂看到當地壁畫的遍佈全市，幾乎都會一致讚揚法國人的藝術智慧，然而又有誰會知道這個法國吸引全球的壁畫群，竟然是來自一位政治上極端的左傾，生活上風流無羈的墨西哥人！

假如沒有法國青年藝術家率真的態度，紀錄下他們和墨西哥之間一段歷史性的交流，利維拉在國際藝壇上也無法溢出燦爛的光芒。即便如此，法國社會仍持有不同的見解，為了旅遊觀光利益，他們僅突出法國壁畫的光輝本無可厚非，因為在無法卸下白人至上的複雜心態下，面對有著濃郁原住民色彩的墨西哥人藝術，原本就很難取得平衡，何況他們始終有一定的擔憂：在歐洲是否會出現有色人種藝術的喧兵奪主！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