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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茂吉細說台海危機史》美中兩國建立大使級會談
2020-11-11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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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開啟了美中建交前長達15年的大使級會談。(圖片取自網路)

 

美中兩國建立大使級會談

 

作者/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1955年2月中旬,解放軍順勢佔領大陳列島,就軍事作戰觀點而言,已完成此一戰役的目標。與此同時,美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展開遠東之行,並抵台訪問,3月3日與外交部長葉公超舉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換約儀式,此一條約正式生效。會後杜氏會見了蔣介石,蔣氏強調:「死守金馬絕不停戰」。

 

杜氏此行考察結果,判斷中共正準備武力犯台。杜氏返美後,美國總統艾森豪及副總統尼克森在記者招待會上暗示,美國可能使用核子武器來對付中共。顯示,台海局勢並未趨向緩和,反而升高了緊張的對峙。關鍵在於,當時美中之間並無官方對話的管道,因此雙方誤判對方的意圖,也難以避免。

 

事實上,美中兩國在台海一次危機前,即曾在外交場域短兵相接過。1954年4月21日至7月21日,為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而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係中共建國後,首次派遣代表團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毛澤東任命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為首席代表,中共與美、蘇、英、法並列為五大國,意義重大。

 

代表團臨行前夕,周恩來在全體會議上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到日內瓦是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了,我們是登國際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戲,文戲中有武戲,但總歸是一個正規戲、舞台戲。」周特別指出:「跟美國吵架有經驗,但那是野台子戲,…。」換句話說,周打算利用日內瓦會議大唱文戲,搞好各國關係外,針對美國這個頭號敵人,也不惜唱武戲。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內瓦會議中,周恩來並未放棄與美國代表團進行外交接觸,周曾説過:「做外交工作,做外事工作;時刻要記住四個字,叫“授權有限”,重大問題必須主席決策…,不然就會犯大錯。」顯然,與美國代表團如何互動,毛澤東有過明確的指示。

 

問題是,美國代表團長杜勒斯禁止團員與中國代表團有任何接觸,即使在同一個大廳開會,迎面相見也不打招呼;甚至,周恩來想主動與杜氏握手,杜氏也置之不理。尼克森回憶錄中描述說:「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一次公開的場合中,周向杜伸出他的手來,但杜勒斯卻拒絕與他握手,…。」季辛吉回憶錄透露,周對此事耿耿於懷。

 

縱使周有不快,並未影響對美工作的情緒。當美國透過英國代表團成員杜威廉向中國代表團的宦鄉口頭轉達,要求與中國代表團討論有關遣返兩國僑民與留學生的問題時,周隨即請示毛澤東,雙方代表團人員進行了5次接觸,並且達成協議。會後,兩國在日內瓦繼續進行領事級會談。不過,此一管道在台海一次危機期間,並未發揮作用。

 

美中兩國建立正式對話機制的關鍵就是,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23日周恩來發表重要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不難理解,毛澤東深知韓戰以來台灣問題已與美國掛勾,要解決台灣問題,都不得不考慮美國因素。這也是周恩來在萬隆會議對美國釋放信息的背景。官方出版的《周恩來傳(1949-1976)》引用時任翻譯蒲壽昌的回憶說,這段96個字的聲明是周臨時決定的。此一敘述,筆者存疑。在事關對美談判的重大問題上,如無毛澤東的授權,周恩來絕無可能越俎代庖。

 

針對周恩來的上述聲明,美國決定與中共展開大使級的談判。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會議,這種官方的正式談判無疑緩和了兩國間的緊張關係,可以說,九三炮戰導致了美中大使級談判。必須指出的是,周恩來提出的「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的問題」,指涉的是美中兩國透過談判來降低台海的緊張,係兩個主權國家間的問題;至於兩岸關係的問題,則屬中國內政問題,中共要採取何種方式解放台灣,不容美國置喙。此一基本原則,迄今均未改變過。

 

在兩國大使的歷次會談中,中共主張,美國應自台灣撤走一切兵力,停止軍事介入台海的行動,才能降低此一區域的緊張形勢;美國則主張,中共應承諾放棄武力犯台,才能維持此一區域的和平。雙方大使唇槍舌劍,始終無法達成共識,1957年12月,美國單方面停止此一會談,接著1958年八二三炮戰爆發,揭開了台海第二次危機序幕。

 

總的來看,在美國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下,中共主動爭取與美國進行兩國大使的對等談判,無疑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兩國可透過此一管道交換信息,化解危機,避免衝突。迄至1979年1月1日美中正式建交前,兩國未曾爆發類似韓戰的大規模戰爭,基本上,也符合兩國的利益。

 

1955年8月1日,美中兩國在日內瓦舉行的大使級談判,除了在台灣問題針鋒相對外,兩國也達成了有關平民交換的協議,中共釋放了一批在押的美國人,包括滲透大陸被捕的特工;而美國則答應讓軟禁5年之久的錢學森返回中國大陸,9月17日,錢氏偕妻小共4人,搭乘郵輪離開美國。這也是中共最大的收獲。錢氏返國後,推動導彈研製功不可沒,被稱為「導彈之父」。

配合對美關係的緩和,中共也調整了對台政策,7月30日那天,周恩來正式宣佈:「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此後中共對台政策開始轉入和戰兩手策略,並且醞釀國共三次合作的構想。    

 

1956年1月,毛澤東指示:「凡是願意走和平解放台灣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究既往。」在這一指示下,被視為「頭號戰犯」的蔣介石也列入統戰對象。毛、蔣兩人雖然勢不兩立,但是在這一年竟然建立了密使管道,穿梭傳話的密使則是《南洋商報》的記者曹聚仁。且聽下回分解。

 

1954年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開啟了美中建交前長達15年的大使級會談。(圖片取自網路)

 

美中兩國建立大使級會談

 

作者/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1955年2月中旬,解放軍順勢佔領大陳列島,就軍事作戰觀點而言,已完成此一戰役的目標。與此同時,美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展開遠東之行,並抵台訪問,3月3日與外交部長葉公超舉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換約儀式,此一條約正式生效。會後杜氏會見了蔣介石,蔣氏強調:「死守金馬絕不停戰」。

 

杜氏此行考察結果,判斷中共正準備武力犯台。杜氏返美後,美國總統艾森豪及副總統尼克森在記者招待會上暗示,美國可能使用核子武器來對付中共。顯示,台海局勢並未趨向緩和,反而升高了緊張的對峙。關鍵在於,當時美中之間並無官方對話的管道,因此雙方誤判對方的意圖,也難以避免。

 

事實上,美中兩國在台海一次危機前,即曾在外交場域短兵相接過。1954年4月21日至7月21日,為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而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係中共建國後,首次派遣代表團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毛澤東任命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為首席代表,中共與美、蘇、英、法並列為五大國,意義重大。

 

代表團臨行前夕,周恩來在全體會議上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到日內瓦是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了,我們是登國際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戲,文戲中有武戲,但總歸是一個正規戲、舞台戲。」周特別指出:「跟美國吵架有經驗,但那是野台子戲,…。」換句話說,周打算利用日內瓦會議大唱文戲,搞好各國關係外,針對美國這個頭號敵人,也不惜唱武戲。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內瓦會議中,周恩來並未放棄與美國代表團進行外交接觸,周曾説過:「做外交工作,做外事工作;時刻要記住四個字,叫“授權有限”,重大問題必須主席決策…,不然就會犯大錯。」顯然,與美國代表團如何互動,毛澤東有過明確的指示。

 

問題是,美國代表團長杜勒斯禁止團員與中國代表團有任何接觸,即使在同一個大廳開會,迎面相見也不打招呼;甚至,周恩來想主動與杜氏握手,杜氏也置之不理。尼克森回憶錄中描述說:「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一次公開的場合中,周向杜伸出他的手來,但杜勒斯卻拒絕與他握手,…。」季辛吉回憶錄透露,周對此事耿耿於懷。

 

縱使周有不快,並未影響對美工作的情緒。當美國透過英國代表團成員杜威廉向中國代表團的宦鄉口頭轉達,要求與中國代表團討論有關遣返兩國僑民與留學生的問題時,周隨即請示毛澤東,雙方代表團人員進行了5次接觸,並且達成協議。會後,兩國在日內瓦繼續進行領事級會談。不過,此一管道在台海一次危機期間,並未發揮作用。

 

美中兩國建立正式對話機制的關鍵就是,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23日周恩來發表重要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不難理解,毛澤東深知韓戰以來台灣問題已與美國掛勾,要解決台灣問題,都不得不考慮美國因素。這也是周恩來在萬隆會議對美國釋放信息的背景。官方出版的《周恩來傳(1949-1976)》引用時任翻譯蒲壽昌的回憶說,這段96個字的聲明是周臨時決定的。此一敘述,筆者存疑。在事關對美談判的重大問題上,如無毛澤東的授權,周恩來絕無可能越俎代庖。

 

針對周恩來的上述聲明,美國決定與中共展開大使級的談判。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會議,這種官方的正式談判無疑緩和了兩國間的緊張關係,可以說,九三炮戰導致了美中大使級談判。必須指出的是,周恩來提出的「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的問題」,指涉的是美中兩國透過談判來降低台海的緊張,係兩個主權國家間的問題;至於兩岸關係的問題,則屬中國內政問題,中共要採取何種方式解放台灣,不容美國置喙。此一基本原則,迄今均未改變過。

 

在兩國大使的歷次會談中,中共主張,美國應自台灣撤走一切兵力,停止軍事介入台海的行動,才能降低此一區域的緊張形勢;美國則主張,中共應承諾放棄武力犯台,才能維持此一區域的和平。雙方大使唇槍舌劍,始終無法達成共識,1957年12月,美國單方面停止此一會談,接著1958年八二三炮戰爆發,揭開了台海第二次危機序幕。

 

總的來看,在美國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下,中共主動爭取與美國進行兩國大使的對等談判,無疑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兩國可透過此一管道交換信息,化解危機,避免衝突。迄至1979年1月1日美中正式建交前,兩國未曾爆發類似韓戰的大規模戰爭,基本上,也符合兩國的利益。

 

1955年8月1日,美中兩國在日內瓦舉行的大使級談判,除了在台灣問題針鋒相對外,兩國也達成了有關平民交換的協議,中共釋放了一批在押的美國人,包括滲透大陸被捕的特工;而美國則答應讓軟禁5年之久的錢學森返回中國大陸,9月17日,錢氏偕妻小共4人,搭乘郵輪離開美國。這也是中共最大的收獲。錢氏返國後,推動導彈研製功不可沒,被稱為「導彈之父」。

配合對美關係的緩和,中共也調整了對台政策,7月30日那天,周恩來正式宣佈:「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此後中共對台政策開始轉入和戰兩手策略,並且醞釀國共三次合作的構想。    

 

1956年1月,毛澤東指示:「凡是願意走和平解放台灣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究既往。」在這一指示下,被視為「頭號戰犯」的蔣介石也列入統戰對象。毛、蔣兩人雖然勢不兩立,但是在這一年竟然建立了密使管道,穿梭傳話的密使則是《南洋商報》的記者曹聚仁。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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