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聖馬可廣場全貌
融入咖啡裡的文學和音樂 (五)威尼斯佛羅利安咖啡館
作者/劉敦仁
在意大利生活的那段時光,除了羅馬之外,涉足最多的城市是翡冷翠和威尼斯。每年夏秋之際,在羅馬和威尼斯之間,至少要往返穿梭五次以上,記得有一年,一個夏天就打破紀錄光顧水上城市十多次。除了開車前往觀賞著名歌劇外,就是去姆拉諾 (Murano) 欣賞當地人工技術吹玻璃製作藝術品的過程。
那時候國際觀光事業還沒有發展到像今天這般利慾薰心的程度,除了美日等富有國家之外,所有來羅馬的親朋好友,都期盼在遊覽參觀時儘量以節約為主。所以盡地主之誼好似成了我的「天職」,不但作司機兼導遊,還得招待一路上的必要開支,更別說陪同到往返一千公里的威尼斯,巨大的精神消耗尤其是個負擔。好在筆者對威尼斯情有獨鍾,每次藉機前往,也就權當學習的機會。
1966年威尼斯發生大洪水,聖馬可廣場成為一片澤國
筆者對威尼斯產生親切感,是從大學研究莎士比亞戲劇時開始的,他那膾炙人口的劇本 ‘威尼斯的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是一部諷刺性的喜劇,從中得知 ‘威尼斯’ 的名字而存心儀之情。但是更令筆者對威尼斯嚮往的是因為馬可波羅 (1254-1324) 故事的啟發。
從小就因讀過馬可波羅的遊記,而產生諸多環遊世界的憧憬。因此莎士比亞劇作、馬可波羅遊記以及威尼斯的文化歷史背景,為筆者打造成一個浪漫而充滿幻想以及必要完成的旅遊夢想。
既然在羅馬生活,儘管威尼斯有五百公里之遙,卻因為對其悠久歷史以及水上都市場景的追求,無形中成為生活內容。每次到威尼斯,必定會重溫馬可波羅東方旅程的膽識。
馬可波羅出身商人家庭,父親和叔父都是威尼斯的國際殷實商人,他們第一次到達中國後,受到忽必烈的款待。馬可波羅從小聽聞他們論述中國的種種,引起極大的興趣,所以在17歲的時候,即跟隨父親和叔父,在1271年穿越中亞沙漠,歷盡艱辛,四年後 (1275年)才抵達。忽必烈見到這位意大利年輕人後,顯然對他發生好感而延攬入朝廷為官,歷時十七年。為此他既繼承了父輩的職業,同時也將自己鍛鍊成世界聞名的旅行家。
回到意大利後,由於地方勢力相互殺戮,馬可波羅參加戰鬥後失敗,於1296年被捕囚禁在熱那亞監獄中,歷時三年。獄中他認識了在另一場鬥爭中被捕入獄的作家魯斯迪切諾.達.比薩 (Rustichello da Pisa)。
這位當時頗負盛名的作家,以寫傳奇軼事為主。其出生及死亡年份無從查考,也不知他的姓氏,由於他來自比薩,所以後人就將 ‘比薩’ 作為他的姓氏。
馬可波羅的商人背景很強,但他並不善長執筆,在獄中遇到魯斯迪切諾後,他對這位獄友講述了在中國的經歷,魯斯迪切諾用當時盛行的法式威尼斯語言一氣呵成,完成了 ‘馬可波羅行記’ 巨著。這部作品因為並非馬可波羅親手完成,幾個世紀以來,其內容的完整真實性一直在歷史文學界存有不少爭議。
這部巨作的意大利文版本是從法式威尼斯語文譯成拉丁文後,再翻譯成意大利文。書名為 ‘il Milione’,它的中文意思是 ‘一百萬’,起源於馬可波羅的綽號 ‘Emilione’ 。由於他和忽必烈的非常關係,而且在中國十七年的經歷,回到家鄉後,當地人士幾乎一致認定他擁有來自中國的不尋常財富,從而給他取了一個‘百萬財富的馬可’ 綽號,久而久之,他真正的姓氏 ‘波羅’ (Polo) 就被 這個綽號所替代。而且成為他的旅遊傳紀書名。
另外還有一個對這本書名來源的解釋。在那個時代,當地社會階層對旅遊記事文章的接受度都有一定的排斥心態,咸認為旅遊書籍中充斥不少的誇張不實的描述,令人難以置信。於是‘百萬’ 就成為 ‘滿紙謊言’ 同義詞了。
但無可否認的是,馬可波羅在意大利甚至全球人士心目中是絕無僅有的偉大旅行家,這本作品也成為意大利歷史上一部不朽的遊記文學作品。他的故居現在已經成為當地劇場的一部分,前面的廣場也以他的書名而命名。
‘馬可波羅行紀’ 一書對後人影響甚鉅。其中尤為特出的是,它成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指引,產生了前往印度的構想,卻歪打正著地抵達了拉丁美洲。至今受人詬病的是,他發現新大陸後,助長了他搜刮財務,殘殺土著的嚴重罪行;反觀馬可波羅,卻以一個出自商人家庭的年輕人,為人類留下了燦爛的文明交流。
每次到威尼斯就不由自主地會想起馬可波羅跟隨父親及叔父穿越沙漠,不畏艱辛長途跋涉,憑藉沙漠中的駱駝及沿途的馬匹車輛,最終完成歷史上無人能及的夙願。那麼當我們生活在具有現代化的航空器,且能日行千里的時代中,為什麼就不能立志作環球旅行的構思?也許沒有人能如馬可波羅那樣受到帝王的呵護,也無法因為獄中的偶遇而能得到作家的代筆,但馬可波羅始終是筆者大半生實現旅行夢想的啟蒙人。
威尼斯最令筆者癡迷的就是聖馬可廣場上大教堂門首屋頂上的四匹銅馬。每次到威尼斯,必定會在廣場上對大教堂仰首凝視良久,從牠們的命運中領悟出歐洲歷史上殘酷無情的你爭我奪。
現存於大教堂裡的四匹銅馬原著
這四匹銅馬原本是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時代競技場中的裝飾,之所以在1204年落戶威尼斯,得歸功於當時的威尼斯王國總督恩利科.丹多洛 (Doge Enrico Dandolo 1107-1205) 以耄耋之年率軍大戰後掠奪的戰利品。拿破崙攻陷威尼斯後,又將這四匹銅馬運到巴黎。直至拿氏敗亡,銅馬才重回威尼斯。
在一次的造訪中,無意間聽到當地權威人士告知,因為聖馬可廣場鴿子的繁衍,大量的糞便堆積在銅馬上造成嚴重的氧化,所以威尼斯市政府考慮將銅馬移到博物館內保存,門首的頂上就用複製品取代。
聖馬可大教堂上面的銅馬是複製品
為此筆者想方設法爬上屋頂,將四匹銅馬一一攝入鏡頭,至今保存在檔案中。果不其然,當筆者再度光顧威尼斯時,四匹銅馬已被遷入大教堂裡,屋頂原址則安裝了複製品,以供不知情旅客為之讚嘆。
其實聖馬可廣場最吸引遊人的就是頗具歷史的兩家咖啡館了,分別在廣場左右兩側遙遙相對。面對聖馬可大教堂的左邊是1638年開設的 Caffe Rimedio ,一直到1775年才由一位名叫喬基奧.瓜德里 (Georgia Quadri) 購入後予以裝修,並用他的姓氏為咖啡館命名。1830年再度易手後,新主人仍然保留了咖啡館的原名,並將二樓擴建為廣場上唯一的餐廳。
奧匈帝國在歐洲擴展時,曾經佔領威尼斯,瓜德里咖啡館無形中成為奧地利軍政人員的聚會場所,威尼斯當地人士對其極為不滿和憎恨。
於是對面的佛羅利安咖啡館 (Caffe Florian) 就成為意大利人鍾愛的地方。許多人以為羅馬的葛雷哥咖啡館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咖啡館,實際上它只能在羅馬的居首,威尼斯的佛羅利安咖啡館才當之無愧。
這家咖啡館是1720年12月29日開業的。威尼斯在經歷了法國、土耳其及奧地利等國的相繼爭奪後,最終回到意大利的懷抱。它的創始人佛羅利安.富蘭切斯科里 (Floriano Francesconi) 為表達愛家鄉的感情,特別以‘為威尼斯的勝利’ (Alla Venezia Trionfante) 給他的咖啡館命名。
咖啡館起初的規模雖只有兩間咖啡室,但很快就引起當地上層社會尤其是文化界的注意而經常光顧。其中包括有意大利著名戲劇作家卡諾.果爾多尼 (Carlo Gordoni 1707-1793) ,及當地作家賈科莫.卡薩諾瓦 (Giacomo Casanova 1725-1798)。後者因為父母均為演員,自幼欠缺家庭溫暖,跟隨著當地一位神職人員生活多年。後經奮發向上成為律師,和王室、教宗、樞機主教及上層社會結為深交,竟養成了奢侈風流的積習,以致他的名字成了‘風流成性’ 的代名詞。
卡薩諾瓦給後人留下一部自傳 ‘我生命中的故事’ (Histoire de ma Vie) 迄今為止仍然被公認為是對十八世紀歐洲的社會動態及人生百態描述得最真實的一部作品,也因為他對女性的追逐,反映了當時歐洲生活的糜爛和荒唐。
咖啡館創始人後來用他自己的名字為咖啡館命名為 ‘Caffe Florian’,並在1750年擴張到四間咖啡室。他的孫子瓦倫蒂諾在1773年接手,1814年瓦倫蒂諾再交給兒子安東尼奧經營。這座咖啡館經過了四代人在一百年間的苦心經營,有了一定的規模。
佛羅利安咖啡館過道夜景
這期間經歷了戰爭及政治的干擾。1796年,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遍及歐洲,威尼斯王國擔心會受到法國革命意識的傳播,曾經一度下令瓦倫蒂諾關閉。1858年後咖啡館曾數度易手,雖然業主已經不是原來創始人的後裔,但依舊沿襲著佛羅利安的名字,並將內部加以裝修,增加了四間咖啡室,分別是 ‘議員廳’ (Sala del Senato), ‘中國廳’ (Sala Cinese), ‘遠東廳’ (Sala Orientale) 和 ‘希臘廳’ (Sala Greca)。其中 ‘議員廳’ 裡有十一幅代表藝術和科學的作品,是很多愛國人士用來議事的場所。
咖啡館裡的中國廳
為突出亞洲異域風光展現的效果,設計 ‘中國廳’ 和 ‘遠東廳’ 的藝術家,有意地將兩個廳連接在一起,並用窗戶的佈局,使得在那裡飲咖啡的客人感覺上在迷宮中作樂。然而由於裝飾廳堂的設計師缺乏對東方文化的深入認識,‘中國廳’ 裡陳列的畫作內容只是一些所謂的情人場景。 ‘遠東廳’ 裡繪製的則是異鄉婦女的畫像。
咖啡館裡的遠東廳
這令筆者在酌飲咖啡時,聯想起在西西里島首府巴勒爾莫參觀歷史古蹟 ‘諾曼皇宮’ (Palazza dei Normanni) 時,見到其所謂的‘中國廳’,廳堂內裝飾的畫雕居然都是不堪入目,趣味低俗的 ‘春宮’ 圖,令人啼笑皆非,牆上的中文字也令人如墜五里霧中。在那個時代,描述東方文化是歐洲極為普遍的時尚表現,法國、荷蘭等地的王宮中皆可看到,只能被視為是文明歐洲對東方文化帶有藐視的 ‘無知’。
咖啡館在1872年和1891年分別再增添了兩個咖啡廳,分別是 ‘名人廳’ (Sala degli Uomini Illustri) 及 ‘四季廳’ (Sala delle Stagioni)。‘名人廳’ 裡懸掛著十多幅意大利的名人畫像,包括意大利劇作家果爾多尼和馬可波羅。至於 ‘四季廳’ 則繪製了代表四季的四幅女性畫像。到了1920年,經營者再為咖啡廳增加了一個 ‘自由廳’ (Sala della Liberta) 用手繪的鏡子作為裝飾。
咖啡館裡的名人廳
因為這座咖啡館內部裝修得雅典清怡,和對面的瓜德里咖啡館形成強烈對比。給人的普遍印象是瓜德里咖啡館氣氛浮躁喧鬧,而佛羅利安咖啡館一直保持著它自開設以來的高雅。所以始終是歐洲文學作家到威尼斯時的必選去處。其中就有英國小說家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浪漫派詩人拜倫。意大利當地的文人更是不計其數,包括詩人吳哥.佛士科羅 (Ugo Foscolo 1778-1827) 及卡布里艾勒.達努基奧 (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 。
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在他保存的馬可波羅遊記上寫滿了他閱讀的注解
馬可波羅故居
1893年,威尼斯市長里卡多.薩爾瓦蒂科 (Ricardo Salvatico) ,在 ‘議員廳’ 用餐時,突然觸發靈感,想借咖啡館的藝術魅力,舉辦國際美術展覽。經他的努力促使威尼斯議會一致通過舉辦 ‘第一屆威尼斯市國際藝術展覽會’ (Prima 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Arte della Citta di Venezia)。特地選擇在1895年4月30日開幕,目的是為慶祝國王翁貝爾多一世 (Umberto I 1844-1900) 及王后馬格麗特.莎沃雅 (Margherita di Savoia 1851-1926)的銀婚大慶。
義大利印有馬可波羅頭像的一千里拉紙幣
1895年第一屆威尼斯國際藝術節的宣傳海報
令市長先生始料未及的是,半年的展出居然吸引了超過二十萬觀眾的光臨,從而增強了他繼續舉辦藝術展的意願,最終決定每兩年舉辦一次。經歷了一百多年不斷的改進,至今已成為世界公認國際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藝術展,並將名稱簡化為 ‘威尼斯雙年展’ (La Biennale di Venezia)。
台灣在1995年首次以 ‘臺灣藝術’ 為主題參加了威尼斯雙年展,但早在1957年和1959年,臺灣藝術家蕭勤 (1935-) 和楊英風 (1926-1997) 就曾經以個人名義參加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則遲至2005年才首見出席。
2017年,中國現代派藝術家邱志傑率領一個藝術家代表團,以 ‘代代相傳’ (Continuum,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為主題,在中國館展出了代表作。其中有一位頗為引人注目的藝術家來自蘇州的刺繡高手姚慧芬女士,她藉著蘇繡作品的展出,凸顯出威尼斯和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淵源。
2017年中國藝術家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其中蘇州刺繡藝術家姚慧芬在家鄉作刺繡時的神情。
假如馬可波羅再世,看到姚慧芬的驚人傑作,相信他一定會興起故地重遊的念頭。意大利人對中國絲綢的瞭解,就是通過馬可波羅傳遞的。聖馬可廣場上具有三百年歷史的佛羅利安咖啡館,造就了威尼斯雙年展的興起,有誰會料到,一座只是供群眾喝咖啡交談的場所,帶給威尼斯的竟然是國際上首屈一指的藝術價值!
在當前心冠肺炎病毒蔓延全球之際,意大利曾遭受到幾乎是毀滅性的衝擊,西班牙、法國和葡萄牙也均未倖免,因此對這幾家將文化和咖啡聯繫在一起的咖啡館的未來感到憂心忡忡,當務之急是如何解救眼前面臨的經營困境。他們能否繼續生存的命運,只能寄希望於疫情的早日過去及社會經濟的恢復。
筆者對這幾家咖啡館都有著深厚而千絲萬縷的情份,期待著疫情過後,舊地重遊,能在那裡喝一杯濃郁的咖啡,重溫往日的異國情誼,最重要的是能看到它們的面貌依舊,別來無恙!
(2020年10月8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