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符裏的彗星 ──郭美貞》

 

郭美貞 / 口述

張淑惠、李念平 / 記錄

 

【劉敦仁註】在台北愛樂交響樂團解散半個月後，台灣中央日報於1980年1月3，4，5日連續三天，在《中央副刊》刊登了郭美貞的口述文章“放下指揮棒嗎?”這篇口述文章敘述了郭美貞在越南西貢出生，自幼接受母親的教誨學習鋼琴，到負笈澳大利亞，刻苦學習，獲得國際名師栽培，最終登上國際指揮舞台，成為二十世紀國際上傑出的知名女指揮家的生命歷程。

 

自述中她沒有沽名釣譽，卻將台灣當成自己的家園和祖國，從第一天到台灣，以至後來為台灣發展交響樂團，無論何等艱辛和委屈，處處都以赤子之心轉為奮鬥的動力。她對臺灣有失望，有灰心，但沒有抱怨，沒有責備，只以平常心對待一切。她最後回到僑居地澳大利亞，但她沒有放下指揮棒。

 

這是她最真切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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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仇恨的地方，讓我播撒愛情

在有罪過的地方，讓我播撒寬恕

在有懷疑的地方，讓我播撒信心

在有失望的地方，讓我播撒希望

——摘自聖方濟和平禱詞

放下指揮棒嗎？

 

不，我不會放下這已溶入了我全部生命的指揮棒。

 

十五年前，當我第一次回到自由祖國，在同胞熱情的鼓舞下，指揮了國防部示範樂隊，省市交響樂團，我就願望有一天能在國內為祖國的音樂獻身，使祖國的交響樂團逐漸提高水準。直到去年六月，終於在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蔡辰南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臺北愛樂交響樂團，並聘我為指揮兼團長，給了我一個實現夙願的機會。我和五十餘位團員們，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自今年三月起的十個月之內，共舉辦了十二場公開演奏會。我們正為演奏水準日益提升而高興時，國泰突然宣佈將臺北愛樂交響樂團解散了。

 

有人問我:“你是否因而灰心，從此放下你的指揮棒呢?”

 

我斬釘截鐵的答道:

“不，我不會放下我的指揮棒!”

“你是否打算現在離開這裡，再到國外去呢?”

“不，我不能因為我現在的離去，讓團員們更加傷心。”

 

我是中國人!

我於一九四零年七月四日出生於越南西貢。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福建人。他們時時告訴我，‘你是中國人’。

 

我們在西貢有一棟大房子，有一個大院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人回到西貢，先強迫我們讓給他們居住，只准我們全家包括兩個弟弟五口人，在院邊搭蓋一間小屋藏身。

 

那時我只五歲，父母告訴我們姐弟:

“我們是中國人，只有中國強大了，外國人才不敢欺侮我們。”

 

母親愛好音樂，自幼就願望成為一位鋼琴家。但外祖父去世太早，家境困難，她只做了一位幼稚園老師。後來母親將她未實現的理想寄託於我，讓我一生下來就接觸音樂，培養我的興趣。她發現我有音樂的秉賦，就希望我能真正成為一個音樂家。她告誡我，鼓勵我。她說:

“你是一個女孩子，在不重視女人的中國社會裡，想要出人頭地，非常困難，除非你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全力以赴。”她又說:“你是一個中國人，如果不特別努力，外國人將會看不起你。”

 

我十歲的時候，父親遇到一位好心的外國太太安妮麥克道娜女士，建議我遠赴澳洲雪梨去就讀有‘音樂家搖籃’之稱的布麗吉丹學校，她在澳洲的姐姐和姐夫可以做我的監護人。母親決定陪我去，三個月後，她再回越南。在啟程前一天，舅舅開了一輛敞車帶我穿越叢林玩，忽然一條小蛇從樹上掉到我的右手上，咬了我的小手指。我忍著痛，不敢呼叫，怕讓舅舅知道，因而毀掉了我去澳洲學音樂的機會。回到家裡，我偷偷的用酒精搽拭紅腫的傷口。以後長大了才知道，幸而那不是一條毒蛇，否則，不僅毀掉了我去澳洲的機會，也毀掉了我的生命。

 

我在布麗吉丹讀了五年，由開始不懂英語，到純熟了英語。那是一所教會學校，修女管教嚴格，但充滿愛心，塑造了我以後對人處事的模式。

 

我是第一個中國學生，由於我接受母親的音樂教育很早，顯露了音樂的才華，修女們特別看重我。我在越南讀的是法國學校，法文較有基礎，修女們便特准我不上每一周有五堂的法文課，只另外抽空為我補課一小時。將挪出的時間，讓我加強練習音樂。晚上如有音樂會，修女只帶我一人去欣賞。

 

那時我很調皮，修女知道一時無法改變我，在勸導我時，總是說:“有一天，你會知道的。”學校規定學生一周犯過失六次，週末便不准看電影。我卻只犯五次，就小心不犯第六次了。上課不准吃東西，我常偷偷的吃。有一次偷吃，我以為老師沒有發現，其實她已看到了，只是當著同學大家的面，裝著沒有看見。下課後，她獨自勸導我，仍說:“有一天，你會知道的。”

 

一天，一位年紀大的同學，欺負一個年紀小的同學，我衝上去抱不平，幫助打那年紀大的同學。許多同學圍著看熱鬧。修女將我們三個和那些看熱鬧的同學們，全部處罰禁看電影一次---不可助長仇恨，要付出愛心;不可分裂，要團結。

 

畢業後，我得到了聲望甚高的雪梨音樂院的入學許可。我一意想做鋼琴家，主修鋼琴兼習作曲。但漸漸對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豎琴，簧管，長笛，三角鐵等樂器，都發生了興趣，甚至對指揮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常常擔任同學樂團及合唱團的指揮。老師和同學們都稱讚我有出色的音感和天才。聽到這些話，我為我有一位偉大的母親而自豪。

 

正在緊張的準備畢業考試時，聽說雪梨交響樂團的指揮尼古拉·馬可要招收弟子，引起了我入門的動機。他是俄國人，是當代的大指揮家，曾受俄國音樂家林姆斯基.柯薩克夫和德國大指揮家莫札特的教導，因不滿共產制度，一九二九年到英國演奏後就不再回俄國。招生廣告說明不收女弟子，朋友們勸我不要去碰釘子。我卻毅然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信給他，出乎眾人所料，經過嚴格的考驗後，竟收下了我這個女弟子。自那年以後，他沒有再招生，我有幸成為他最後教成的三個弟子之一。在我們正在學習的兩年半後，他驟然逝世了。師恩浩瀚，令我沒齒難忘。他那對藝術的真誠，他那追求完美的意志，以及他那天人合一的技巧，一直引導我向音樂的旅程踏實邁進。當我還只二十歲時，他在三個弟子中，特地讓我首次登臺指揮了雪梨交響樂團。

 

三年以後，即一九六四年，我獲得獎學金，免費進入了在義大利西西利島的達奧明納。由卡洛.切齊與約翰.巴比洛利爵士聯合主持的指揮研究，經過這兩位著名指揮大師的推薦，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美國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比賽。國際比賽必須代表國家。我拒絕了澳洲要我代表的邀請，我要代表中華民國。我寫信給教育部，請求准許我代表我的國家。教育部對我全然陌生，久未答覆。情急之

下，我直接打電話給教育部，更詳細地說明了我自己。教育部才回信說，我和所有中國人一樣，都可以代表中國;也就是說，我可以代表國家，但政府並不特別指定我。

 

在四十二人比賽中，有六位同獲首獎，我落後他們九名，愧對國家。第二年春天，我仍然代表中華民國飛往丹麥，參加在那裡的國際指揮比賽。我指揮丹麥廣播交響樂團，演奏西貝留斯的第二交響曲時，得到很大的好評，但仍未獲獎，只膺選為十位傑出青年指揮之一。我必須再努力。我到義大利西埃納考進了當代大指揮家修登的指揮研究班，接受了為期一個月的訓練。然後回到羅馬，準備考入當地的聖齊芝利亞音樂學院再深造。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卻讓我第一次回到了自由祖國。

 

一九六七年初春，我再度參加了美國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比賽。評審委員特別欣賞我指揮的美國名作曲家柯布藍的“墨西哥酒店”，因為那是一個極複雜極難討好的樂章。在四十一人中，我與西德的司必匹林格，法國的卡波哥朗，西班牙的亞善斯歐同獲首獎，各得五千元美金，一塊金牌。我同時得到了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副指揮聘書，成為名指揮家伯恩斯坦的助手，記得那一天，我穿的是一身

黑色緞子旗袍，我以一個純粹中國少女的姿態，登上音樂舞臺，內心感到了無的榮耀與興奮;也因為這一次，是正正式式的由中華民國政府賦予了我特定代表權。

 

我能第一次回到自由祖國，的確是一個極偶然的機會。

 

我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回到台灣的，而那一天卻正是我苦苦準備，時時盼望的聖齊芝利亞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日。我必須要果斷的在回國與參加考試之間作一抉擇，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大約在九月間，于斌總主教到羅馬一所修道院去探望一位中國女學生的病，卻不期然的遇到了另一個中國女孩子，那就是我。我是天主教徒，立刻跪吻了他的戒子。他問我:

“你是誰?”

“我叫郭美貞。”我恭敬的回答.

“你做什麼工作?”

“交響樂團指揮。”

總主教高興的笑著說:“你是指揮家，太好了，臺灣幼獅交響樂團正要我幫他們找一位指揮家，你應該回台灣。”

 

我這時只一心一意想投考音樂學院，實在不容考慮其他問題。這事也就過去了。

不料總主教竟向我國駐義大利大使于焌吉先生推薦了我。我和于大使曾經打過一次不愉快的交道，他對我印象深刻。義大利政府以往曾有一筆音樂獎學金贈與中國學生，但大使館送給了一家中國餐館老闆的妻子和女兒，因而義大利政府取消了這項獎學金。這對我以及真正學習音樂的中國貧苦學生，有著極不利的影響，我曾因此向他提出抗議。

 

十一月十一日，就在考試前一天，大使館秘書突然來電話邀我去大使官邸晚餐。于大使要我參加第二天就要啟程的中義經濟文化訪問團回臺灣。事出倉促，我以要參加明天的考試為由，予以婉謝。于大使在餐桌上和藹的對我說:“聖齊芝利亞音樂學院的考試，報考每年都有;而這個去台灣的機會，是稍縱即逝的。訪問團正巧有兩位義大利團員臨時因事不能去，騰出了空額，你應該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

 

於是我的血液沸騰了!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輕易放棄這個明天就可以回到日夕嚮往的祖國機會?我想到在澳洲時無法拿到當地政府的留義音樂獎學金，只因為我是中國人!想到我有權向于大使抗議處理音樂獎學金不當，也就因為我是中國人!中國，中國!只要我放棄明天的考試，明天就可以回到我自幼就聽到父母時時講述的中國!我心中突然抽搐了一下，握緊了拳頭，說:

“我去!”

 

我匆忙塞滿了一個皮箱，第二天到飛機場拿到了簽證，就這樣回到了祖國。

 

在訪問團十五位團員中，除了團長于大使和義大利工商界人士以外，還有義大利指揮兼鋼琴家貝塔里尼，女高音瑪利亞采麗，男中音巴德里，留義女高音沈愫之，男高音伍伯就教授和他的女兒伍敏德，中國指揮就只我一個女孩子，那時候我只有二十四歲。

 

我們被熱情地接待住在圓山飯店，後來遷到國賓大飯店。那時候，我只會英語，法語,和少數義大利語。我是一個中國人，但不會講一句國語，也不認識一個中國字，只會講父親的廣東話。我所得到的中國聖賢經典和哲學的系統知識，都是從英文譯本中讀來的。

 

因此，我無法和所接觸到的每一位祖國同胞溝通。但當我一個人溜到國賓後巷的夜市，聽到吵鬧喧嘩，看到擁擠的人群，一波一波的流動在小食攤間，小販吆喝聲，鍋鏟翻動作響，腳踏車叮叮噹噹，多麼熟悉和親切啊!突然間，我好像又回復到了小女孩的時代，騎在父親肩上逛西貢市。這證明了東南亞的文化風俗，都源於我們偉大的中國。

 

企業家辜偉甫先生，陪我去參觀榮星兒童合唱團，他們練習的地點，在淡水河邊一棟老屋中，土灰色的牆，四壁斑剝。孩子們面帶菜色，他們不像我所見到的西方孩子健康。

 

可是孩子們一開口，一切都改變了，他們變成了天使，唱出和諧的歌聲，天籟飄蕩於空際。室內的氣氛變了，牆壁不再灰色斑剝，卻像刻意安排的舞臺佈景，是那樣自然協調。孩子們臉上隨著散發著美麗的光彩，眼睛個個發亮。我佩服他們的指揮呂泉生先生，也瞭解了中國兒童所具有的音樂天賦。辜先生和呂先生正在協力開掘一座無盡的金礦。

 

十一月二十四日，國防部示範樂隊在中山堂演奏，隊長兼指揮樊燮華上校，請我和他分擔上下場指揮。雖然軍樂隊只有管樂，不算正宗的交響樂，我仍欣然為他指揮了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莫札特的“魔笛”，與韋伯的“奧勃隆”序曲。不意因此引發了我以後參加一連串的音樂活動。

 

二十八日晚間，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與名小提琴家奧列夫斯基，在國際學舍聯合舉行的音樂會中，我擔任了客座指揮。隨後又擔任了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演出的客座指揮。臺北市長高玉樹極力支持我，他後來請我代表臺北市，於一九六七年二月由紐約赴姐妹市休士頓客串指揮。使我有機會與我的老師約翰．巴比洛利爵士，和另一位大指揮家安德里．普雷溫分別指揮了休士頓交響樂團，使我得到殊榮。

 

台南三B(Best)兒童管弦樂團團員們的父母們，不斷的到臺北來要求我南下指導他們。一天，辜振甫先生的女公子說要陪我到台南玩玩;到了台南，又要我順便去參觀三B兒童管弦樂團。想不到全體團員正在為第二天的演出作練習，他們請我擔任明天的指揮。一天之內，是不可能訓練達到某種標準的，我無法答應。但看到了這些可愛的孩子，只好接棒臨時指導了一陣。這使我又想起了可愛的榮星合唱團，此外不知道還有多少具有音樂天賦的中國兒童們，需要大家去培育呢!我答應了團長楊麗雲女士，以後回國，如有機會，當南下訓練他們。我太喜歡祖國的兒童了，我不拘國外成人樂團指揮，與兒童樂團指揮截然劃分的成規，我是基於培育中國音樂人才的動機，願意盡我所能，為國効力。

 

一九六六年初春，我到韓國擔任了較我國水準為高的漢城愛樂交響樂團，然後回國指揮了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和榮星合唱團，也去台南指揮了三B兒童管弦樂團。第二年八月去日本指揮了水準更高的讀賣新聞交響樂團，回來指揮了市立交響樂團，就到台南去訓練三B兒童管弦樂團。現在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兼任第一小提琴的陳恒先生，就是當時三B團員。愛樂宣佈解散後，他正在辦理出國手續，決定去美國攻讀企業管理，立志將來有了錢，要為我國交響樂團出力。

 

此後，我在美國，歐洲，澳洲，南美洲，菲律賓，日本，韓國，香港等地擔任指揮之餘，只要抽得出時間，幾乎每年都要回到祖國來。有時我特意選購了可以經過臺灣的飛機票，回來看看我這有如母親一樣親切的祖國。

 

一九六九年九月，教育部文化局長王洪鈞先生，函請我回祖國組織一個中華兒童交響樂團，十月去參加菲律賓文化中心落成音樂季。我欣然答應了這個毫無頭緒的任務，立即回國來，就台南三B兒童管弦樂團，光仁小學，以及李淑德教授指導的學生中，挑選了五十六名團員，經過三個星期的練習，由兩個孩子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翠綠色的“中華民國訪菲兒童交響樂團”團旗，匆匆到菲律賓演奏。

 

那次演出，受到了轟動的歡迎，原定兩場，結果延期加演了四場。但不能耽擱團員們太多的學業，只有謝絕再加演的要求。最後一場，在菲律賓大學演奏時，座位二千，來了三千人，竟有一千人自始至終站著欣賞。

 

最讓我難忘和遺憾的，是在專為華僑演奏之後，他們送給我一本紅緞子封面簽名簿，上面簽滿了他們的名字，並在扉頁上寫著:

“你的天才好像萬丈的烈焰，

您的藝術有如燦爛的火花，

你的名，更似那隆隆的春雷，

不但震撼了中外樂壇，

而且挑動了萬千遊子的心弦！

在這裡，我們有一個要求，請為旅菲僑胞再作一次演奏，

讓我們一聽祖國之音吧！”

 

一九七六年一月，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國際文教處長鮑幼玉先生，和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執行長李鍾桂女士，邀請我回國組織一個少年管弦樂團前往美國演奏，以慶祝美國開國二百周年紀念。我回國在李淑德教授等人士的協助下，大體就七年前參加中華兒童交響樂團的團員，甄選了三十名予以訓練，命名為“中華民國華美青少年管弦樂團”於六月底到達美國。

 

我們在美國十八個州，兩個月共演出二十六場。每場都受到熱烈的歡迎。美國聽眾和僑胞都起立鼓掌致敬，他們表示從不知道中華民國有這麼高水準的少年樂團。這使我萬分感動，亟盼能再有一個成人交響樂團到國外演奏，以偉大的音樂，向外國人顯示我中華民族的心靈與國魂，並以此宣慰僑胞。

 

一九七七年三月，我結束了香港愛樂交響樂團兩年指揮四十五場的工作，赴澳洲探視我的父母和兩個已做醫生的弟弟。然後再應聘去菲律賓擔任指揮。

 

經過臺灣，我與老友們作了短暫的相聚。他們都希望我能留在這裡，做些對年輕人的音樂教育工作，比如擔任大學教職等等。我不願放下我的指揮棒，而且這些年來，我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在各國擔任指揮，常被問及我們的國家交響樂團如何，我總很難答覆;因此我表示每一年最好能有一千萬元的經費，成立一個交響樂團。一九七三年，我在澳洲雪梨曾創辦了一個歌斯佳愛樂交響樂團，迄今七年，仍在不斷的成長進步，水準日高。當初我花了兩年時間經營，以後每年都去指揮演奏。

 

那次待我去澳洲後，王惕吾先生熱心奔走，希望促成組織交響樂團。當時台塑願意出五百萬元，但不能組成。王先生再與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蔡辰男先生商量，他一口氣答應每年以一千萬元以上單獨組織。

 

 

翌年回國，慶祝總統副總統就職，與鋼琴家王青雲先生同台，我指揮市立交響樂團。蔡辰男先生曾去欣賞，非常興奮，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我。我自南部旅行回來，與王惕吾先生，蔡辰男先生伉儷，還有一位曾小姐等共餐。蔡先生表示每年願出一千二百萬元成立交響樂團，並要我在一天之內提出書面計畫。後來寫信給我表示第一個會計年度另以五百萬元購買樂器及作辦公設備之用，我的年薪在外。這是出乎我意外的，在此之前，王先生並未向我透露過他與蔡先生的商洽。蔡先生對我說:“我不會給人一塊錢去買花生，如果他不合適;但我要你做這個計畫的主持人，因為只有你才最合適。”

 

在這之前，我曾請教樞機主教于斌先生，因為我不懂中文，不會說國語，文字，如果打算留在臺灣，是否適宜。他說:“你一直都在各國奔波，現在是你安頓下來的時候了。給臺灣兩年吧!”

 

是的，我為吸取各種不同的經驗，以充實我的指揮藝術，在各地停留的時間，長則三年，五年，短則一年，兩年，確實沒有較長期的安頓在一個地方。在長年飄泊異國，浪跡天涯之後，遊子也該落葉歸根了，我要回到祖國，奉獻所學。

 

現在真的要我籌組一個交響樂團了，我料想將會遭遇許多困難，尤其以一個女孩子來主持這工作，必有更多障礙。我在美國一位相知的中國朋友，就曾告訴我，國內人事關係複雜，以我一個不懂中國“人情世故”的表演藝術家，是很難處下去的。他不贊成我的打算。然而我寧可耽擱我的婚事，為了祖國的下一代，為祖國的音樂前途，我毅然決定接受蔡辰男先生的邀請。我憧憬這個交響樂團，在兩年後參加中正紀念堂的揭幕典禮活動;我憧憬這個交響樂團，將來能代表中華民國赴各國演奏。……

 

於是“財團法人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基金會”在六月成立了，由蔡辰男先生擔任董事長;由蔡夫人陳保枝女士，郭辰洲，蔡萬春，陳土根，吳憲藏，曹永坤五位先生和我擔任董事。董事會聘我為交響樂團永久指揮兼團長，另設經理負責行政工作。但第一年未派任經理，業務由我兼辦。我建議聘請國內音樂界前輩們擔任團顧問，蔡先生或許認為在愛樂尚未達到某種水準以前，不便麻煩別人，未獲贊同。我當時飛到美國指揮了世界青年交響樂團，和芝加哥訓練交響樂團，順便買回樂譜;到韓國指揮了漢城交響樂團回來，立即借用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辦公，並辦理甄試團員的工作。九月份正式開始排練。當時只有一位年輕秘書，我每天必須工作十小時，緊張忙碌，十分焦急，朋友們勸我要有耐性，才多少磨掉了當年在澳洲養成的任性。我們終於以非正式的方式，成立了臺北愛樂交響樂團。

 

在西方，組織一個交響樂團，必須先有通盤預算，完備人員編制和合約，才能展開工作，我則是由一位秘書，從一間四壁空空的辦公室做起。

 

我學會了中國人的耐性。親眼看到許多人在面臨困境時，所表現的忍耐工夫，中國人能忍人所不能忍，能以不變應萬變。我們的團員在這方面，表現得令人感動。剛成立時，排練場所在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飯廳，嘈雜不堪，他們忍下了;我要求完美心切，指摘很多，他們忍下了;在國父紀念館排演時，沒有供應理想的照明，時間也受限制，這在國外樂團一定罷奏，他們也忍下了。他們固然為了興趣參加樂團，有些人為了家庭生計，還必須奔趕於家教與練習之間，他們竟忍得住如此長期的勞累和困頓。我感覺到了中國人在平凡中的偉大。

 

我要求五十位團員都要有傑出的表現，我們若無法成為世界第一流的交響樂團，最少也應該做一個有水準有素養的樂團。環境愈艱困，我們成功的機會愈大。這必須我們大家刻苦，同心協力，攜手奮鬥，他們真做到了。我告訴他們，我們要有永遠追求完美的精神，單有錢和設備，是不足以造就一個偉大音樂家的。看到他們專注於練習，發光，進步，我特別高興，這群年輕人顯示了他們高貴的氣質。

 

我的構想是，臺北愛樂交響樂團，不僅是一個演奏性質的樂團，而且應該賦有音樂教育的任務。因此，我從美國物色了十四位年輕音樂家，希望由他們帶動，並促進國內交響樂團水準的提升。這些人儘管不是第一流的，但他們比我們國內的一般演奏水準仍高。他們的出現，使我們原來表現平凡的團員們，緊張萬分，甚至妒忌，開始大排特排。後來因為生活條件和音樂環境不理想，有六人在卡特宣佈中美斷交，國內激起反美浪潮時，不告而別。然而由於這十四位美國團員和大家合作，在此後不多天的耶誕節，使我們終能於國泰人壽二樓，為蔡辰男先生邀請的特定人士，作了一場對內的理想演出。以後演員們受到對外一連串演出的壓力，反而希望那些美國年輕音樂家仍然回來。

 

許多人不諒解，我與其選用外國年輕音樂家，為什麼不訓練更多的中國團員。其實除了這些外國人可以作為我的助教，幫助訓練中國團員外，主要也因為我們還很難物色到適當的團員。我們甄試團員時，在二百五十人中選了八十人，並做了一次嘗試性的練習，情況很好。但他們認為由民間支持的樂團，不像省市交響樂團有保障，有些人不願意簽約，心存觀望，我不得不借重外國年輕音樂家。至於年紀較大，已有聲望的音樂家，更不是我們的待遇所能羅致的。我曾和國立藝專校長張志良先生研究建教合一的問題，希望他們音樂科的學生，每週六和周日參加愛樂練習，使他們在訓練和演出中成長，將來再吸收到團裡來，成為新的一代。張校長十分同意，教育部也很支持。蔡先生觀點不同，未能贊成。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歐洲的音樂王國也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我們只有慢慢向前走呀!

 

一九七三年，國防部曾有意以一千六百萬，請我籌組國防部交響樂團。我當時認為國內條件不夠，工作推展不易，未敢承當。現在看到在經濟起飛之下，許多父母都買得起樂器，有了更多學習音樂的孩子，在這些孩子中，不僅將來會產生一些音樂家，而且他們也是未來夠水準的音樂聽眾。這使國內的音樂環境和條件日益改善了。

 

在指定樂團分部首席任務和調配席位時，可能有些較年長的團員，不太滿意屈居於晚生之後。但音樂領域是只尊重才能的。許多人有家累，兼課，不能專精於音樂工作，因而只能成為兼任業餘團員，待遇較少;只有二十四位專任職業團員，他們必須全力以赴，勤練精進。

 

在耶誕對內演出後，我積極準備於三月二十四日在國父紀念館對外首次公演。但董事會十分穩健，唯恐水準不夠，主張必須有了高水準，才宜公開。我則認為樂團要在不斷勤練，和不斷對外演出中，才會成長進步。音樂家必須永遠追求完美，而完美又是沒有止境的。人的失敗，是在先天就有失敗主義，由於自己的天性阻礙了成功。一個有毅力有信心永遠追求完美和成功的人，至少不會太失敗。

 

董事會遲遲未決定三月二十四日是否演出，我和團員們則以三月二十四日為目標加緊勤練。看看時間已迫促，如果董事會一旦決定演出，將趕不及印票，賣票，和印海報等準備工作。在焦急之下，我不得不私自將準備的票樣，海報，和說明書託朋友先行交付印刷，再聽候董事會決定。等到董事會接受我的建議，決定出時，票和海報已及時印好，可以向市面推出了。我才深深的舒了一口氣。

 

我們的演出是成功的，轟動的，座無虛席的。以後每月的演出，也是場場客滿，全部售票所得，除了應付場租等等演出費用外，基金會尚有一百餘萬的收入。我看到團員們在臺上聚精會神的認真演奏，感到了最大的滿足。團員們也從我指揮時欣快的面部表情，得到了一些安慰。

 

朋友們對愛樂交響樂團的存在和發展，缺乏信心，多半種因於外界對國泰機構的疑慮，他們不明瞭一個營利事業，是否會源源不斷的來支援一個所費不貲的交響樂團。

 

我對蔡辰男先生深具信心。他是這個環境裡，最具社會意識的企業家之一，很少人能有膽識和氣魄，將一筆本可以再投資的雄大財力，投入一個非營利的新事物的。蔡先生只是覺得錢要進來也要出去，多做些事情對社會和國家總有好處。我知道國外的著名交響樂團，都是由許多企業機構與個人多方面贊助的;像蔡先生這般獨自肩挑愛樂這付重擔，是很少見的。大家為什麼硬要問:“國泰創辦愛樂

的真正目的何在?”

 

我承認任何人作任何事情，動機都不一樣;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的本身。蔡先生夫婦說到就做到了。交響樂團的出現與存在，對推展社會文化總是有貢獻的。交響樂團可以促進一般音樂水準，交響樂團的水準也代表了一個國家的音樂水準和文化水準。我們都有決心和信心，將愛樂辦好。蔡先生曾說過:“錢不是問題，事情要做好，做成功。”比如第二會計年度，我僅要一千萬元經費，蔡

先生則慨然允給了一千二百萬。

 

有人懷疑我:“郭美貞真有心留下來嗎?她打算待多久?能待多久?”

 

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將愛樂辦好，使它能夠進步並維持水準於不墜。讓任何人隨時都可以來接替我的指揮棒。能如此，我即無愧於國泰，無愧於蔡先生，也無愧於國家。

 

堅毅的蔡先生也有困擾。他告訴我，常接到別人的電話，論東議西。我猜他開始憂慮了，花了很多錢，得來的卻是煩惱。所以我回答他說:“我一點也不擔憂。我很高興，因為事情進行得很理想，我們都在盡力而為，做得很好。”我看到蔡先生的面部表情頓時開朗起來，確實感到十分高興。

 

蔡先生讓國泰人壽和關係企業投入了愛樂一千九百萬元。據說其中有三百萬是在阿波羅大廈購買和裝修六十八坪的基金會址並供我居住(其中裝修購置費為一百萬元，我設計儘量儉省，基金會僅付七十五萬元。)；有六百萬元是在萬城通商大樓地下裝修廣達二百八十坪的練習場所和辦公地點，再用樂團名義每月交付十萬元租金;另有一百餘萬元係購置樂器。這是具有氣魄的大手筆。教育部六月份

曾打算補助愛樂交響樂團五十五萬元，亦為蔡先生所婉謝。蔡先生是以獨資經營企業的精神，來經營愛樂的。

 

也許由於蔡先生太忙，後來請董事會的曹永坤先生擔任執行董事，代表處理基金會業務。但曹先生也很忙，六月份才偶有接觸，到十二月八日最後演出一場，團員尚不認識曹先生。蔡先生也派了一位職員陳振基先生擔任樂團經理，並由國泰人壽的一位王協理代表蔡先生在上面管事。所不同的是過去蔡先生直接負責，可以自己作主，放手由我做。而曹，陳，王三位先生要對蔡先生負責，也就多所顧慮了。曹先生喜歡音樂和聽唱片，但到底不是音樂工作者，王協理和陳經理對音樂更是隔行。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溝通和缺乏默契。然而這些對於我們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仍然勤於練習，認真演出。

 

自從陳經理來後，我就專心音樂工作，對於行政不再過問，樂團所有開支，我和陳經理都不經手，必須簽請基金會核准直接支付。樂團每月僅有三千元左右零用金，由陳經理支配。我不論是在澳洲成立樂團，和在臺灣成立樂團，從不經手錢。即使前兩次組團去菲律賓和美國演奏，經費也由別人支配，我也從未經手。我只負責訓練和指揮工作。

 

專任團員的合約，九月應該簽訂新的一年合約，但遲遲未見行動。團員們依舊照常聯繫和演出。直到十一月底，陳經理署名分別函寄各專任團員一份合約，並附有四十一條管理規則，限三天之內簽訂。有五位團員如期簽訂了，但多數認為規則條文尚有商討餘地，要求和陳經理研究。當時我們正準備於十二月八日在國父紀念館演出，忙得不可開交，陳經理表示可俟演出後再談。演出後，陳經理又表示等董事開會後再說。至於我，在蔡先生當初給我信上說:最近即簽合約。但一年多來，迄未簽訂，我信賴蔡先生，也從未催促他。

 

當時傳聞，國泰財產分了家，國泰機構已改組，蔡先生也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轉任為另一國泰機構的董事長了。我們沒有想到這些改變，會對國泰及其關係企業所支持的愛樂交響樂團有何基本上的影響。

 

十二月十八日舉行董事會，事前沒有照例要我提出議案。會議開始時，曹執行秘書報告了演出等情況，並讚美愛樂演出水準很高，說我確實全心全力在為愛樂工作，表示感謝。然後他突然表示辭職。等到蔡先生問到各關係企業最近資助的

情形如何時，有人答覆說不太好。蔡先生接著說:“那麼我們就將愛樂解散吧!”我當時要求延長三個月，作為商討的緩衝期，但未為接受。

 

我實在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太戲劇化了。

 

我立即想起那相知的朋友，當初不贊成我回到人事關係複雜的臺灣來工作。是他錯了?還是我錯了?不，我沒有錯，回到自己祖國，將自己所學奉獻於社會和國家，總不會錯的。

 

每天有人打電話來慰問和鼓勵我們，並要求我們仍能如預告所說，在元月十三日照常演出。有人說國泰既然將樂器鎖起來，他願意將自己心愛的小提琴捐給我們。也有團員將領到的薪金全部捐給團裡。團員沒有了練習場所，但仍如期到我的居所練習。錢復先生也來電話說，如果我的居所有問題，可以住在他的府上。我對這些真情摯意，非常感謝。

 

如果你喜歡音樂，就要承受音樂帶給你的一切痛苦!我想。

 

現在，我對一切仍無從決定。只有幾點是確定了的:我不會因此放下我的指揮棒;我也不會拋棄團員們立刻到國外去;即使連菲律賓邀請我元月去指揮交響樂團的演出，我決定不去了。

 

【張淑惠，李念平附記】

“放下指揮棒嗎?”一文，是由郭美貞小姐口述，我們記錄的。我們很驚訝她的國語竟如此之純熟，表達能力竟如此之高強。她的講述，充滿了哲學意味，和表現了極高的文學素養，這自然源於她用功廣獵英文和法文書籍的結果。可惜為了精簡文字，我們不能完全記錄下來。但由此，我們才知道她不僅僅止於對音樂的高深造詣。她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敘述中，也常提及神的意志和神的啟示等等。我們也都省略了。

 

我們原不認識郭小姐，只因愛樂交響樂團於三月二十四日，首次在國父紀念館公開演奏前，入場券在市面上立即售空，我們遍購不著，最後才冒昧到練習場所去找郭小姐幫助。她非常熱心的設法讓我們買到了樂團僅剩的幾張票。以後每次演奏會，我們都爭取時間，儘先買票前往欣賞。看到這位享譽國際的‘女暴君’，她那具有千鈞氣質的巧妙指揮，聽到美妙而光彩的音樂旋律，使滿座聽眾都沉醉，都興奮，都狂歡。愛樂是國內具有高水準的交響樂團，每次演奏的樂章都不相同，郭美貞敢於挑選一般人所陌生的，最艱難的曲子，讓國人欣賞。

 

最近突見報載，愛樂解散了，原定元月十三日的演奏會也取消了。那以往曾經飄漾於國父紀念館的美妙旋律，將成絕響。我們感到了對她的虧欠，以萬分歉疚的心情，又冒昧的找到郭小姐的居所去安慰她，希望她能諒解這只是個別事件，不能看作祖國對他的報償。祖國的同胞對她仍如當初一樣的敬愛和仰慕。

 

我們試著要求她能由這件事談起，將她自己和她的音樂生活，向祖國同胞作一個簡略的介紹，讓大家對這位令我們依依難捨的音樂天才和偉大的愛國者，有著更充分的瞭解。郭美貞就是那麼純潔爽朗，出乎意料的，她竟然同意了我們的要求。向我們口述了這篇文章。有些詞彙，她尚不能運用恰當的國語表達，就用英語說明。

 

第一次口述，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去年的今天，她正在興奮的準備耶誕演出)，她一直講到凌晨五點鐘，才睏極而眠。我們這兩個與她素昧平生學建築的女孩子，也就有幸在她的居所睡了兩小時。

 

她說:“我不冀求國家為我做些什麼，只希望盡我所能為國家多做點事。”現在，我們——為她所關愛的國人，特別是聽眾，該為她做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