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符裏的彗星 ──郭美貞》九、臺灣——她靈魂上的傷疤（下）

郭美貞(1940~2013)，一位憑藉才華和毅力在男人世界裡闖出名號的指揮家，被國際間譽為「握着充滿活力指揮棒的女性」，受到大指揮家伯恩斯坦賞識並擔任過他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助理指揮，伯恩斯坦説：「假如真有女指揮一說，郭小姐當之無愧。」

她祖籍廣東中山，生在西貢，長在澳洲、菲律賓，七、八十年代以台灣為自己的祖國，指揮台灣省交響樂、台北市交響樂團、國防部示範樂隊，並為培養青年音樂家不遺餘力，還一度創立台北愛樂交響樂團。台灣人稱她「女暴君」，既是對她能力的肯定，也預示了迫使她最後又遠走他鄉的陰影。

劉敦仁先生是郭美貞結緣台灣的牽線人，1965年經他在羅馬向于斌總主教、于焌吉大使引薦，促成了郭美貞的台灣故事。郭病逝澳大利亞後，劉敦仁不捨半世紀故人情誼，四處廣蒐資料構成文字群，以「音符裡的彗星」為名，即日起在《優傳媒》連載，請您細酌。

其實美貞和該財團最後走到分道揚鑣的地步，站在美貞的一面，她的失誤是，從一開始談判組織樂壇，到成立後的整個過程，事無巨細都由她自己出面直接和該財團談判商議。而美貞率直的個性，有可能在商談中已經得罪了對方都還不自知，還用自己的思維方式據理以爭，導致矛盾越陷越深而走向最後的決裂。美貞在國際上一向有自己的經紀人安排演出日程，唯獨在臺灣她始終是直接出面。有可能她將臺灣看成是自己的祖國，和家人商談就不須假手他人了。

就在和該財團產生矛盾的時候，有人將美貞和演出邀請單位之間談判報酬的事向該財團告狀，認為美貞有索取額外酬勞之嫌，甚至用這區區小事作為攻擊美貞的理由。但這些打小報告的人士，一味使用中華民族傳統的「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陳腐思維來貶低美貞。他們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缺乏國際音樂界運作的常識。殊不知國際上音樂家的演出，和用其他勞動力謀生一樣，都是按勞計酬的，而這些酬勞都由經紀人在演出前就已經談妥。何況自始至終美貞沒有和該財團簽署正式合約，究竟該財團給美貞支付多少報酬，至今已無從考查。但在那樣的條件下，即使美貞直接向邀請單位商議演出報酬也是名正言順的事，何況她是一位名震國際的音樂指揮家，按照國際規定支付她的報酬必須要和她的地位相匹配，說得通俗一點就是要有一定的價位，總不能處處給以公益性的演出。

問題是在臺灣，她的直接談判將她推向流言蜚語的風口浪尖，無形中就成了她的致命傷。這已不是「遺憾」或「不愉快」幾個字，能形容美貞離開臺灣的決定，只有她自己曾說過的，「臺灣在她靈魂上烙下無法癒合的瘡疤！」才足以完整地反映出她內心的傷痛。

她曾無可奈何地表白：「大家叫我要愛國，我就回來了，好不容易有個樂團，希望能好好地弄好，把年輕音樂家帶到某個水準，而且下一年度的計畫都訂好了，外國的音樂家也約好了，突然間什麼都沒有了。這怎麼說呢？」她還感歎：「我第一次有‘家’的感覺，如今家就沒了。這個曾經被視為是中華民國最有前途，最有潛力，最有希望的樂團團員聚會的場所，如今只剩下空空蕩蕩和我的苦笑。」她所說的這個家，並非般世俗概念的尋找到了一個棲身之所，而是她朝思暮想的建構起一座音樂殿堂，為臺灣打造堅實的音樂基礎。

雖然該財團給了她極為不公平的待遇，但是為了臺灣的音樂事業，何況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正朝著健康發展的方向進行，美貞仍然以積極的態度表示：「任何事都會有困難，如果X先生有困難，他可以找我商量討論，找出解決的方法。如今這麼突然地決定解散樂團，對團員怎麼交待得過去呢？」

她無可奈何地表示：「錢，只是錢而已。」這簡單不過的幾個字，道出了解散樂團的癥結。

終於在1979年12月31日，該負責人給美貞下了最後通牒，分別發出兩封函件，一封通知為1978年6月12日財團法人愛樂交響樂團簽署的委任契約書，因基金會宣佈改組，契約書自1979年12月31日終止；同時解聘郭美貞的團長兼指揮的職務。另一封通知是請她收到函件後即日遷出阿波羅大廈，否則依法請求賠償。

這兩封通知，充分展現缺乏對一位國際知名指揮家的基本尊重，也反映出商界人士對音樂支援的誠意太過隨意，缺乏深層考慮。將音樂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商品，渾然不知包括音樂在內的文化人士從不計較經濟來源多寡的個性，並漠視了他們需要的精神鼓勵和支撐。

樂團的一位團員曾這樣表示：「成立一個樂團很難，解散卻只要一句話！愛樂成立以來雖然有點波折，但總是有目共睹而且也進行了一年多，輕言解散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解散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消息傳出後，音樂愛好者紛紛用電話和美貞聯繫，希望能按期舉行她正在安排的下一場音樂會。有些熱心人士還提出將自己心愛的小提琴捐贈給團員，部分團員也捐出自己的收入，作為樂團的經費。排練場地被取消後，所有團員就到美貞的住所排練。後來該贊助機構要求美貞將提供的住所讓出來的消息也傳到大街小巷，錢復先生得悉後，也曾邀請美貞搬到他的公館去住。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對美貞的打擊是致命的。她曾傷感地說：「如果你喜歡音樂，就要承受音樂帶給你的一切痛苦。」她也回想起好朋友事前給她的忠告，勸她不要到關係複雜的臺灣工作。美貞問道，究竟是他錯了，還是她自己錯了。得出的結論是，她沒有錯，因為她認為，「回到自祖國，將自己所學奉獻於社會和國家總不會錯的」。事後美貞對該贊助人還表達了歉意，認為有些地方是她做得不對。在西方社會，如果自己真有錯，表達歉意是君子風度，然而給美貞贊助的機構負責人，對自己不合情理的所作所為，始終保持沉默，沒有向美貞表達過些微的安慰，更毋庸有任何的歉意。充分反映出東方人死不認錯的傳統遺風。

為了使社會各界認為該財團突然解散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正確性，他們又使出了中華民族傳統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手段，先是向外公佈該財團為美貞提供了一千七百萬資金，開支過大，似乎整個的經費都被美貞給浪費掉了。對此美貞認為有必要反駁，列出了所有的經費去向：董事會使用了資金中的六百萬作為裝修辦公室費用，另外三百萬則用來購買阿波羅十三層的場地，雖然提供給美貞住宿和辦公用，但房產權是在該財團的手裡；剩下來的區區數百萬元，要為整個樂團添置樂器，樂譜等，可以說是捉襟見肘。而一年來從該財團的撥款中支付團員的薪水只有四十萬，因為美貞舉行的十多次音樂會，票房所得解決了團員的生活所需。

接著該財團又辯稱投資樂團的決定過於倉促。這樣的解說顯然過於牽強，事實上整個樂團的成立並不是美貞所引起，而是該支持機構邀請美貞來進行的。更有甚者，在沒有核實求證的前提下，該財團輕信外界的道聼塗説和個別團員對美貞的怨言，批評她不懂指揮，而要團員聽唱片作為學習的方法。當這些怨言傳到該財團董事會成員的耳裡竟予以採信。至少董事會應該邀約美貞，就外界的傳說和團員的抱怨作出公正的分析和瞭解。

要團員聽唱片是事實，如果認為美貞偷懶，那絕對是因為不瞭解美貞而產生的誤會。美貞在剛到羅馬那段時間，住在我的岳家，我妻子當時還只是個青春少女，和美貞兩人情同姊妹。我們結婚後，妻子經常在我面前，對美貞的苦學精神讚不絕口，而且讚揚她是中國人裡面聰明絕頂不可多得的音樂指揮天才。她永遠不會忘記，美貞在她家，或是兩人在暑期去義大利北部卡爾達湖（Largo Garda)畔渡假的時候，美貞每天都會在清晨四點起床，聽唱片或拿了一個小答錄機到湖邊，在那裡選一根樹枝，打開錄音機裡的音樂，隨著節拍舞動著那根樹枝。她就是這樣勤奮而堅定不移地摸索著指揮交響樂的技巧。她還對我妻子說，聽唱片或聽錄音練習指揮技巧，逼使你要細心去聽每個音符，是訓練自己耳朵對不同樂器和音訊的分辨，從而掌控整個樂團協調一致最好的方法。

她鍥而不舍的學習精神，引領著她走向成功的道路，這就是為什麼每次她指揮樂團的時候，當一個團員犯了細微的錯誤，或是另一個團員自以為是地拉出和其他樂器不協調的音符，都逃不過她那敏銳的聽力。

也正是長年的自我訓練所得到的成果，她毫無保留地傳授給那些年輕的團員，希望他們能成為一個高水準的音樂家，但她的一片好心，反而遭到誤解。因為在傳統的世俗教育系統裡，團員都以為只有在那揮動的指揮棒下，才能學到演奏的技巧，他們哪能理解，美貞給他們提供的教導方法，是千金難買的個人經驗。

美貞生前曾這樣說過：「一個藝匠僅僅滿足於自以為是的作品，而一個藝術家應該超越這樣的思維，在藝術的道路上展現真，善，美。」（An artisan is content with a fairly good performance﹒An artist goes beyond that﹒An artist shows the way for truth，perfection and beauty.）

就因為她一生追求的是音樂中的完美，加上她人格裡的單純，理念的崇高，在世俗的臺灣，儘管她付出一切，卻仍然遭受無情的冷漠，譏諷和嫉妒甚至詆毀。她可以將這一切都深埋在心底，因為她愛的是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土地上的音樂愛好者。她不必要在臺灣討生活，只要她願意，她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獲得取之不盡的資源。她僅僅是盼望在臺灣有一個角落容得她為祖國下一代奉獻，然而這個極其樸素而無私的願望，終究被世俗社會所湮沒。

因為雙方就阿波羅住處的爭執不下，最終鬧上法庭，其實美貞當然沒有賴著不走的意圖，這不是她做人的原則，只是她認為該財團的作為有失風度，希望能公平辦理。但是法律訴訟並沒有給美貞帶來希望，反而給她增添不少心靈上的負擔，一直到1981年5月31日判決她敗訴。該財團在二月份就已經將那層樓出售給臺灣享有盛譽的文化人士，而美貞在遷出後就離開了臺灣。

綜觀從欣喜創辦臺北愛樂交響樂團開始，到對簿公堂的遺憾結束，歸根結底是雙方思維的文化差異所導致，而不是一個誰對誰錯的單純評論。美貞出生在越南法國殖民時代，接受了法國教育的啟蒙，隨後長期生活在澳大利亞，她的舉止言行完全是西方的，因此她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西方的直言不諱。換言之就是率真，直爽，不善掩飾，更不懂察言觀色。而東方的文化是「面子」第一，為了維持自身的面子，即便有錯，也要想方設法將一切的負面和責任推諉給對方。

美貞和該財團的關係顯然處於一個劣勢一個優勢的懸殊地位。美貞專心於音樂，她要求的僅僅是對下一代的培養和發展，對於社會中的冷酷和奸詐全然不懂。因此即使是非常細微的打擊，她都有無法承受的痛苦。而該財團既然是商業鉅子，以利益為出發點也是理所當然；支持文化事業只不過是商業界作為自我宣傳，提高知名度的手段而已。所以當文化活動影響到他們的財政收支時，解散或結束就是必然的結局。這在中外都是屢見不鮮的現象。所以當該財團解散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時，在他們的眼裡採取果斷手段固是名正言順，但對美貞和她的團員們就是無情的打擊。由此也可理解為什麼雙方從一開始就沒有簽署正式合同的原因。一邊是飽含感激的「依賴」，而另一面卻是商業界裡認為是合情合理的「利用」。這樣的合作關係，最後走上各奔東西的結局也就不足為奇了。

美貞在情緒低落的那段歲月裡，臺灣還是有人在支持她。1980年她前往台中拜會了林洋港先生，臺灣省交響樂團有意聘請她擔任客座指揮，甚至考慮請她出掌交響樂團團長一職。不過鑒於和該財團的前車之鑒，省交響樂團對此顯得舉棋不定。當時擔任臺灣省主席的李登輝先生還親自過問，希望能請美貞留下，為臺灣省交響樂團出把力。美貞最初也接受了省交響樂團的聘請。然而當地音樂人士的度量及工作方式，和美貞的處事態度格格不入，雖然臺灣有識之士仍然認同美貞對臺灣音樂的貢獻。臺灣省音樂協進會於1981年4月5日在臺北中山堂慶祝音樂節的時候，向十一位元音樂界傑出人物頒發「音樂獎章」，其中包括馬思聰和郭美貞。此時的美貞已經感到，臺灣不是她久留之地。而在1982年，她雙親在澳大利亞因患大腸癌先後去世，更加速了她離開臺灣的步伐。

由於當時的通訊聯絡沒有現在如此便捷，她在臺灣的這段尷尬往事，直到她去世，我從未風聞，即使在和她聯系時她也從不提及。2013年7月我在澳大利亞她弟弟家裡整理她的遺物中，有一套臺灣僑務委員會贈送給美貞有關她在臺灣的新聞報導，時間從1964年跨越到2005年，共有一千多頁。我好奇地翻閱，才發現其中有很多對她和台灣財團之間不愉快合作關係的報導。接著我又找到她在中央日報發表的文章。

看完後，我的第一反應是，她的任性造成了這樣的合作後果。2014年9月24日，臺北輔仁大學音樂系頒發郭美貞紀念獎學金的時候，前救國團主任李鐘桂博士應邀出席並致辭。因為在美貞到臺灣後不久，李博士和美貞都膺選為臺灣十大女青年的稱號，後來美貞率領臺灣青少年交響樂團訪問美國的時候，李博士也是負責人之一，所以她們之間也有過一段共事的淵源。李博士在致辭的時候，特地提到美貞的率真個性：當年他們在美國訪問期間，美貞因為和團員中的一位成員有不同意見而發生爭執。美貞立即展露出她的任性，將指揮棒一扔表示不指揮了。經過李博士的規勸並曉以大義和後果的嚴重性，美貞才將指揮棒收回。

同年7月份我訪問菲律賓的時候，當地對美貞倍極關注的華僑，也很瞭解美貞的率真個性，但他們僅以幽默的口吻一筆帶過，而不妄加非議，這是海外僑胞待人接物的風度。他們認識到藝術家都有他們以理想主義為主導的個性。藝術家往往連日常生活所需都無法安排得有條不紊，更遑論重利輕義的社會交流。「理想」和「現實」是對立的兩面，在現實面前，理想的實現就難如‘「蜀道上青天」了。從而出現了美貞的理想主義和財團的現實主義之間的憾恨！

無可諱言的是，任何的財團即使有億萬資產，也無法長期獨力支援一個龐大而眾所周知必然虧損的音樂團體。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交響樂團裡都設有一個專門為籌募款項的支薪經理，他的工作就是每年為交響樂團向社會各界籌募維繫全團的經費，而籌募資金的計畫必須在事前提交給董事會討論甚至修改後才能執行，所有籌募到的資金和隨後的支配都在年終報告時提交給董事會，並有政府部門的審計。大陸的音樂團體也在朝這個方向前行，唯獨臺灣似乎仍然循著老路在艱辛的發展。享譽國際的長榮航空公司如今贊助一個龐大的交響樂團，長此以往，就極有可能重蹈美貞和當地財團合作破裂的覆轍，而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從1983年離開臺灣後，她繼續在海外各地指揮大型交響樂團，先後去了挪威，新加坡，香港，並且在1984年飛赴南非應邀為南非大學舉辦的第二屆國際鋼琴大賽擔任國際裁判，受到與臺灣截然不同的待遇和歡迎。

一直到1989年她才再度回到臺灣停留兩周，期間曾希望拜訪該財團有關人士就一些私人財產及樂團的未盡事宜做個了斷，但是沒有得到正面答覆。

1990年臺北一群音樂愛好人士，以國際著名作曲家聖桑原作「動物狂歡節」改編的大型歌舞劇於4月23和24兩天在國家大劇院公演。由張中炎導演，曾明生編舞，新臺北管弦樂團擔任伴奏，三場演出都邀美貞指揮。這也是美貞在臺灣的最後一場指揮。

她曾對人說：「我一生是以女人做男人的事，以中國人在做外國人的音樂」。其實她在國際音樂界裡做了許多連男人都無法完成的貢獻。由於她對臺灣的熱愛，遭遇了許多始料未及的誤會和中傷，她痛苦，傷心，悲哀。尤其是和該財團的合作後受到的絕情令她寒心，她不在乎生活上的待遇，但她計較一個商業機構用狹窄的心胸在她靈魂上烙下無法磨滅的傷疤，還不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台灣，她心中曾經有過的「祖國」，竟然最後成為她心中的夢魘。

2013年，當我接到她弟弟從澳大利亞發來的噩耗後，第一時間通知了臺北，希望有關部門給她舉行一台追思彌撒。但結果是如她生前一樣的冷漠。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筆者在臺灣的好友和教會聯繫的時候，得到的答覆是舉行追思彌撒必須要死者的親屬申請。當臺灣好友將這一似是而非的道理告知時，筆者的反應只能以「啼笑皆非」來形容。

而在菲律賓馬尼拉，當美貞的好友許先生得到噩耗後，即自動安排於八月十三日，在他經營的保險公司大堂裡，為美貞舉行了莊嚴的追思彌撒，來緬懷這位在音樂上有卓越貢獻的國際女指揮。

諷刺的是，臺灣和菲律賓兩位支持美貞的社會人士，都是商業鉅子，在她心目中始終是祖國的臺灣，給予她的是無法忘卻的痛苦和無法癒合的傷疤，而菲律賓卻讓美貞選擇成為她的第二故鄉。美貞生前每當在馬尼拉指揮音樂會時，許先生都會不遺餘力地支援，讓美貞有賓至如歸的感受。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兩位商業鉅子都是中國人，卻顯示了截然不同的人格表現。

就在該財團解散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社會上引起沸沸揚揚的正反兩面議論後不久，中央日報在1980年1月3日到5日的中央副刊上連續刊登了郭美貞的文章「放下指揮棒嗎？」這是一篇她的英文口述，由張淑惠和李念平負責翻譯成這篇文章。刊出後引起社會的震動。

遂即在1月12日中央日報副刊上，出現了一篇署名李家撰寫的「‘放下指揮棒嗎？’讀後」短文，特先將原文附錄如下：

一篇文章能否感動讀者激起共鳴，不在它處理上的技巧而在情真。郭美貞女士口述的「放下指揮棒嗎？」平鋪直敘，沒有華麗的詞彙，也不見曲折的情節，卻娓娓道出海外遊子堅毅奮鬥的孤苦歷程。

我對郭美貞的瞭解，只限於知道她是享譽國際樂壇的第一位中國女指揮家，其他，我就很陌生了。今天讀了她的文章，才曉得她非但有音樂長才，更令人敬佩的，該是她那腔對祖國忠愛的赤子之忱。

醉後方知酒濃，愛過才識情深。浪跡天涯的遊子方能體會出孤寂滋味。郭美貞生於西貢，長於澳洲，活躍在義大利，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使她對祖國的溫馨有迫切的渴盼，這份渴盼使她放棄了在義國辛勤努力紮下的基礎與垂手可得的深造機會，她嚮往祖國似慈母般的，親切展開雙臂，擁抱這不在身邊長大的孩子，給她更多的愛與關懷。所以夢寐中都看見自己向臺灣飛奔。

郭美貞的每一聲：「我是中國人！」皆是那麼堅實有力，正義凜然。您瞧！「在澳洲時無法拿到當地政府的留義獎學金，只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有權向于大使抗議處理音樂獎學金不當，也就因為我是中國人。」這種不卑不亢的心理，反映出留學生在異邦不平等待遇下對「中國人」的權利的重視和珍惜。

第一次毛遂自薦代表中國參加比賽，經過幾番爭取，政府接納了她，但並不熱烈；理由是她和所有中國人一樣，都可以代表中國，而不因為她在音樂上的表現。當然那時政府對她的陌生，是無法對任何未知的事實作任何肯定的。這場四十二人比賽的結果，得了十五名，成績雖非斐然，亦屬可佳，而自覺身負重任的郭美貞卻語重心長的自我譴責：「我愧對國家！」光宗耀祖的愛國情操躍然紙上，與那些受國家一手栽培而現今在海外搗毀我使館機構，高唱臺灣獨立，不顧國家命運的暴力份子，相形之下其情何等可貴。

再度參加的美國密特羅波洛斯國際指揮賽中，郭美貞為中國奪到首獎，贏得殊榮。那天，她身穿中國旗袍，內心感到無比榮耀與興奮，因為「這一次是正正式式的由中華民國政府賦予我的特定代表權。」這份赤子心，就好像一株青青榕樹，當它有朝一日嶄露頭角時，總不忘炫耀它的根。

如今，郭美貞在祖國同胞的歡迎聲中回來了，償了她多年的宿願。她看到尚在萌芽的臺灣樂壇，立志要為祖國的音樂紮根；於是南來北往，發掘了多少天才讓中國的交響樂蓬勃起來，也帶動整個音樂界向前邁進。更令人興奮的是，商業钜子蔡辰南先生自動斥資籌組愛樂交響樂團，有計劃長期地訓練培植人才。這是樂壇的一粒種子，這粒種子埋進泥中已經五百五十個晝夜，經過悉心的培養，孕育出一棵健康挺直的小樹，樹雖不高，但已有朵朵含苞的蓓蕾。眼見它發芽，成長，茁壯，最是開心播種者，如果此時停止灌溉，讓那待放的蓓蕾枯萎，扼殺了希望，豈不十分可惜？

藝術本是一種性靈的享受，它使人們在其陶冶下保持人性的至真至善與至美，它具有綿久的歷史價值而非經濟價值，它是不折不扣的消費品，但是，西方先進國家已領悟到物質生活超越精神生活所造成的罪惡。對人類精神生活不遺餘力的加強，大企業家也本著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公義，拿出龐大的資金籌辦藝術體育活動，如美國政府對體育運動的提倡，日本民間繪畫市場的興旺，在在顯示精神文明已受到各國政府的鼓勵與民間財團的支持。在我國，籃球和棒球運動已引發了工商企業界的興趣，音樂藝術方面，卻還是一片有待開拓的荒漠，這位拓荒者，要排除多少困難才能走出一條小徑？尤其一位女子，想要攀頡成功的果實，其付出的心血又何止常人的十倍？

藝術家有她的執著，她追求的是完美，也許那是超現實的，以現代經濟眼光來看是不切需要的，但那就是藝術。醫護是可塑的，而藝術家是不可塑的，一位藝術家應該受到社會的尊重，因為她犧牲自己去美化人類的性靈，而一位愛國的藝術家更應該獲得祖國的關懷，社會的支持與同胞的敬愛，我們不願聽到愛樂就此奏出休止符，也不忍再聞那悽楚的流浪者之歌，我們期盼有遠見的企業家拿出經營企業的魄力來支持愛樂，我們要欣賞一曲真善美的大合奏，一支安和樂利的交響樂。

接著在1980年2月5日同一報紙第四版出現了另一篇字字帶淚，句句含情，署名‘保真’的文章：「中國的郭美貞，不要走」。全文為：

在一月初的中副上，讀到郭美貞小姐的自傳式長文——「放下指揮棒嗎？」我讀這篇文章時極為感動，也倍覺驚歎。我摺起報紙，仍然無法把文中的一句話排除在外：「如果你喜歡音樂，就要承受音樂帶給你的一切痛苦。」

從郭小姐的文章中，我第一次瞭解她的出身背景，以及她在成名前後的奮鬥經過。給我的深刻感想是：如果郭小姐真的離開臺灣，在情感上我們固有無比的惋惜；但從理智出發著想，又有誰能責怪她，批評她？國人有負於郭美貞，而郭美貞何嘗有負國人？

我說「郭美貞何嘗有負國人？」這話一點也不誇張，也非濫情之詞。

在今天，「中國人」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名詞，它的意義極其複雜，這種複雜是由於「華人」已不再是「中國人」的同義語。

郭小姐如同海外萬千的華人一樣，早已與遙遠的中國既可以發生關係，也可以絲毫不發生關係。他們可能講一種中國方言，可能用筷子吃米飯，可能······。但畢竟因另有一重身份可以狠下心說自己不是「中國人」。這種現象之形成，是由於近百年來，中國始終處於長期的動亂和貧窮的環境中，中華民族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自然而然有許多人離開這片土地。這種現象是自然的，我們要承認它的真實存性，更不應當以本位主義的眼光去看它。甚至在今天，每年仍有大批的中國人決定在「中國人」和「華人」兩種身份間選擇「華人」，何況是那些一出身就是「華人」的呢?

但究竟誰是「中國人」呢？我試著為它下定義，中國人乃是一種人，他對「中國」有一份榮辱與共的情感，並且他與中國的命運是共同一致的。我所下的界定也許還不周全，也有待歷史的考驗。但我自信這個定義是嚴肅的，是顧及了今日的實在情形。我相信僅憑血統未足以證實是中國人。就如同用筷子吃米飯的人未必都是華人一樣。我在定義中強調「與中國的命運是共同一致的」，我認為這是極重要的。

郭小姐的偉大，既在於她毅然決定，從華人的身份回歸為「中國人」。以郭小姐在國際樂壇上的聲譽，做這種抉擇更不簡單，是需要極大的毅力和勇氣的。我並不崇洋輕土，但我相信在世界各地，想找一個比「臺北愛樂」更具規模，水準更高的交響樂團，恐怕不下一百個之多(熟悉世界樂壇動態的人可能會說何止一百個)。而在這一百個樂團當中，郭小姐即使僅為稻梁謀，找一個指揮的「差事」也是不難的。

她很可以留在國外，而國內的大眾傳播媒介還是會繼續報導她的事蹟動態，讚揚她在海外「為國爭光」。但郭美貞就不再是中國的郭美貞了，而是「華裔指揮家Miss Guo」。這世界上確有不少華裔人才，但負盛名的中國人可能不多。我們可能生出很多音樂神童，但未必能育成國際聞名的音樂家。郭小姐「回到人事關係複雜的臺灣」，指揮兼行政來組織樂團，我相信這真如她所說，是「為了祖國的下一代，為了祖國的音樂前途」。我相信這也是紀政和楊傳廣的理想。要在自己國家的跑道上，訓練出破世界紀錄的運動選手。可惜這種精神和意願，卻是不大容易被國人瞭解接納的。

也許這樣的限例實在不多——至少是與潮流相反的，所以我們並不敢相信郭美貞真會留下來。在中國人離開中國的時候，她——一位華人竟然回歸中國，太不可思議了。

在我們的想法中，郭小姐也許只是蜻蜓點水式的轉一趟，然後又「回」到澳洲，歐洲或美洲。隔一陣子報紙刊出海外通訊員的訪問稿，郭小姐禮貌客氣地說：「祖國的音樂水準一年比一年進步。」僅如此，已夠使我們滿足，安慰和陶醉的了。但令人詫異的，「郭美貞回來了！」並且站在中國的土地上說：「我要求五十餘位團員都要有傑出的表現，我們若無法成為世界第一流的交響樂團，最少也應該做一個有水準有素養的樂團。環境愈艱困，我們成功的機會愈大。這必須我們大家刻苦，同心協力，攜手奮鬥。」

而國人給予她什麼？我實在不忍心細說。我只能說，今天，我們這個富有的的社會，而竟然無法支持郭小姐指揮一個樂團。這一切都是夠諷刺的。

我對音樂並不內行，亦不敢自詡為「樂迷」。但我記得高三那年，某晚前往國父紀念館，欣賞李抱忱先生指揮的中國藝術歌曲演唱會，散場出來時正值傾盆大雨，我站在臺階上注視著那麼多音樂的愛好者湧出紀念館，在雨中也令我有無比的感動與激奮。我讀完郭小姐的長文，深覺我們實在沒有資格說什麼話挽留她。但我突然憶起國父紀念館那一幕，想到或許至少我們有足夠的熱情，誠懇地說：

郭小姐一定能體會，中國是屬於中國人的，一個熱愛中國的人，是無法不分擔，不承受因愛中國而產生的痛苦的。

這兩份剪報和中央日報美貞的口述文章，是我從美貞的遺物中找到的，她將這幾篇文章妥善地保存著，足證美貞對臺灣感情之深，令人唏噓。

那時臺灣社會各界普遍認為該財團對郭美貞的背信，不僅反映出商界的市儈，也看出對藝術支持虎頭蛇尾的態度。一切是以利益為重，沒有利益，也就顧不得信義的敗落。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夭折的時候，美貞在12月20日對臺北聯合報記者這樣說:

上帝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就是要為世人貢獻自己——沒有播種，那能發芽，成長！沒有耕耘，那有收穫？這與中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古語是相同的道理。

她的人生哲學，和該財團的理念正好是南轅北轍。該財團的釜底抽薪也就不難理解了。但這都沒有令美貞感到挫折。她在三月份到南部去旅行散心，東勢地區七所國中國小的二十多位音樂老師得悉美貞在南部的消息，臨時在和平鄉邀集了一個座談會，請美貞來講解合唱團的訓練方法，和有關音樂教育的問題。她自己感到這是在旅程中極有成效的額外收穫。她也感觸地表示：

理想不是伸手就可得的東西，而是要涉過千山萬水，經過無數考驗與挫折才能得到的。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是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以及傑出女指揮家郭美貞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