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符裏的彗星 ──郭美貞》八、臺灣——她靈魂上的傷疤(上)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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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裏的彗星 ──郭美貞》八、臺灣——她靈魂上的傷疤(上)
2020-09-23 18: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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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裏的彗星 ── 郭美貞》

 

編輯人語

郭美貞(1940~2013),一位憑藉才華和毅力在男人世界裡闖出名號的指揮家,被國際間譽為「握着充滿活力指揮棒的女性」,受到大指揮家伯恩斯坦賞識並擔任過他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助理指揮,伯恩斯坦説:「假如真有女指揮一說,郭小姐當之無愧。」

她祖籍廣東中山,生在西貢,長在澳洲、菲律賓,七、八十年代以台灣為自己的祖國,指揮台灣省交響樂、台北市交響樂團、國防部示範樂隊,並為培養青年音樂家不遺餘力,還一度創立台北愛樂交響樂團。台灣人稱她「女暴君」,既是對她能力的肯定,也預示了迫使她最後又遠走他鄉的陰影。

劉敦仁先生是郭美貞結緣台灣的牽線人,1965年經他在羅馬向于斌總主教、于焌吉大使引薦,促成了郭美貞的台灣故事。郭病逝澳大利亞後,劉敦仁不捨半世紀故人情誼,四處廣蒐資料構成文字群,以「音符裡的彗星」為名,即日起在《優傳媒》連載,請您細酌。

 

作者/劉敦仁

 

在沒有訪問臺灣之前,因為受到父母及舅舅的身教和言教,而且她一家三代僑居在越南西貢,一直用中華民國護照來證明他們仍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尤其在澳大利亞政府對她音樂生涯沒有表達任何的關懷後,她始終把臺灣作為自己的祖國來看待。

 

從1965年11月首次成功訪問臺灣後,美貞的心願就是能在那裡為孩子們創辦一所音樂學校,培養一批有國際水準的音樂人才,為中華民族爭光。當然最理想的是臺灣當局能支持她創辦一個交響樂團,這樣就可以留下來為她心目中的“祖國”奉獻。在開始的三年中,即使她在世界各地忙碌地為音樂會指揮,她都會想方設法安排途經臺灣到台南去看看孩子,或是在臺灣指揮音樂時,她必定會擠出時間去台南為那些富有音樂潛力的孩子授課。但每次到台灣指揮樂團,她僅能以客座指揮的身份出現。漸漸地她感受到那裡過於複雜的環境,何況她受到世界各地的邀請前往指揮,她原本可以放棄臺灣而一走了之,但她熱愛故鄉的情懷,始終是她期盼能有培養臺灣音樂人才機會的推動力。

 

事實上另一方面,臺灣有識之士也一直不斷發出安排美貞留下的呼聲,黎中天先生於1967年7月8日在臺北的經濟日報副刊的專欄“說天說地”中有很精闢的分析。

 

他寫道:

“她在憂慮,憂慮來日沒有一個供她指揮的樂團。這對音樂指揮家是非常嚴重的事;一個音樂指揮沒有樂團,猶如一個科學家沒有實驗室,也猶如一個國王沒有土地和人民。”

 

在文章的結尾,黎中天先生期待:“為了讓郭美貞小姐發揮才能,更為了提倡文化,我們――包括政府,工商文化界,以及愛好音樂的人們,大家合力給她樂團,給她好樂團吧,相信她會給我們音樂,給我們好音樂。”

 

其實當時在臺灣,除了軍方國防部的軍樂團外,臺北市有市立交響樂團,臺灣省教育廳有省交響樂團,假如當時政府部門,或教育文化界稍有發展音樂的眼光和遠見,這原本是極其容易安排的事。然而臺灣的交響樂團是政府公務員體系中的一部分,任何參與的人員,都需要經過政府內的一套程式。美貞是外籍,能否加入任何一個交響樂團,都有一定的阻力。

 

更為困難的是,為了延攬美貞,如何去克服文人相輕的傳統陋習,以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觀念,這是一道無法踰越的鴻溝。更何況美貞享有國際音樂指揮的尊稱,假如任何一個樂團交給美貞,勢必會影響相當一批人的飯碗,而導致音樂界裡人人自危的憂慮,並產生相形見拙的自卑感。於是在自私功利面前,只有在發展音樂的通道上設下難以逾越的重重藩籬。而從美貞初次訪問臺灣受到各界熱情歡迎和接待,到後來音樂界的逐漸冷淡和疏遠,就印證了台灣音樂界對待外來人才的風度和修養。

 

當然臺灣社會上仍不乏有識之士,對臺灣的文化發展給予支持和鼓勵。當美貞在澳大利亞悉尼的衛星城市哥令卡(Ku-Rin-Gai)籌備成立當地愛樂交響樂團之際,臺灣的社會賢達也在醞釀,給美貞提供在臺北創造一個發展才能的環境。其中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先生熱心奔走,希望能促成在臺北創立一個能在國際上配比的交響樂團。經過他的奔走遊說,先有台塑曾答應資助台幣五百萬元,但最終只是紙上談兵未能如願。

 

1978年王惕吾先生轉而向當地另一個享有盛譽的財團董事長商酌,希望他能夠慷慨解囊支援這個為臺灣發展未來音樂事業的文化活動。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接下來筆者對當時支持美貞的財團及關鍵人物都予以節略,目的是這本傳記專注記錄美貞一生在音樂事業上的奮鬥和成就,而不是製造社會新聞般地轟動效應。何況那段經歷因為雙方思維的差異造成了誤會,導致留下臺灣音樂界的無限遺憾。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再去挖陳年瘡疤,何況美貞斯人已去,往事已成歷史,作為美貞近半個世紀的好友,對她的性格瞭若指掌,而對支持他的財團我也只是風聞和來自新聞報導,不能就此作為杜撰依據,而要對雙方予以諒解和體恤。因此在這段歷史上,筆者只是以客觀的立場,記錄下美貞和該財團從1978年開始交往的點點滴滴。至於兩者之間的是非功過,筆者覺得沒有必要去撻伐或讚譽。

 

早在1974年美貞就曾見過這個財團的負責人。那是為了慶祝總統和副總統就職典禮,美貞偕同鋼琴家王青雲先生回到臺灣,指揮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這位負責人出席了是次的音樂會,美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王惕吾先生和他在商酌支持創立臺北交響樂團的事宜時,美貞正好在台南,等美貞從臺灣南部旅行回到臺北後,受到邀請和他及王惕吾先生共餐,席間這位財團負責人立即慨允每年出資新臺幣一千兩百萬作為組織交響樂團的經費。並且要美貞在一天之內提出書面計畫。臺灣工商界人士如此果斷的大手筆來支持文化事業實屬史無前例的壯舉,除了給她難以置信的驚喜外,也讓她感受到也許這是她實現報國夙願的契機。

 

稍後他還書面告訴美貞,在第一個會計年度裡,另外撥款五百萬,作為購買樂器和設置辦公室經費,其中不包括美貞的薪金。在接受邀請之前,她最大的顧慮是覺得自己中文的不足而是否能勝任這一重職。為此她特地前往拜訪于斌樞機主教,就她因語言上的障礙是否合適留在台灣的問題,徵求長輩的意見。

 

于斌樞機主教很和藹地告訴她:“妳一直都在各國奔波,現在是妳安頓下來的時候了。給臺灣兩年吧。”言下之意,似乎對美貞在臺灣長久居留的計畫也有保留,但于斌樞機主教相信,只要給她兩年的時間,她一定會為臺灣的交響樂打下扎實的基礎。不久于斌樞機即前往羅馬參加教宗保羅六世的葬禮,接下來準備出席選舉新教宗的重大儀式,不幸突因心臟病在八月十六日去世。這一噩耗傳到臺灣,各方都因這位樸素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慈善長者的去世感到傷痛,而他和美貞的一段談話成了他一生中培養後進的最後留言,體現了這位忠厚前輩‘鞠躬盡瘁’的精神。

 

即便如此,美貞仍然無法去除她的顧慮。作為一個女性指揮,在男人主導的臺灣社會中,她能否獲得尊重是她的首要考慮,從往年作為客座指揮的經驗中她就已體驗到種種難以排除的障礙。現在要獨撐整個交響樂團的籌組,建立等工作,她不免有些猶疑。她也曾和美國的朋友商討過,他們勸告她,臺灣的社會關係非常複雜,她出生在海外,長期生活在西方國家,思維和工作方式都迥然不同。以一個單純的音樂指揮,如何應對中國人的“人情世故”是一門非常難的“學問”。

 

不過經過謹慎的考慮,為了臺灣孩子的未來,為了臺灣交響樂的發展,美貞毅然決然地接受了邀請,願意拿出一到兩年時間,並對於這個尚未誕生的樂團充滿憧憬。

 

由該財團負責人擔任董事長的“財團法人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在同年六月誕生了。董事會成員包括這位負責人的夫人,另外該財團五位成員,連同美貞共七人組成。董事會聘請美貞為交響樂團“終身指揮兼團長”。七月五日,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像一個初生嬰兒呱呱誕生。財團方面宣佈樂團由74名成員組成,其中有專業音樂團員和兼職團員,並且向美國,韓國及香港等地招募海外音樂成員。每週訓練九小時。

 

該財團負責人成立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果斷決定是毋用質疑的,但這個龐大的計畫如此倉促上路顯然是有點突然。成立一個擁有數十人的音樂團體非同兒戲,而美貞除了擔任指揮兼團長外,還要親自督軍,將整個樂團誕生前的所有行政工作,壓在一個從未經歷過管理行政的音樂指揮家肩上,原本就欠周全考慮。

 

當時美貞在海內外有一連串早已排定的演出檔期合同,除了5月18日為慶祝第六屆正副總統就職典禮,在臺北國父紀念館指揮臺北市交響樂團舉行的慶祝音樂會之外,5,6月間指揮四場中華少年交響樂團的巡迴演出,6月27日出席韓國藝術界,在漢城世宗文化中心,指揮漢城交響樂團,7月16日要在美國指揮世界青年交響樂團,隨後她還要前往芝加哥為當地交響樂團培訓。

 

結束了海外忙碌的指揮工作,她隨即趕返臺北,在沒有通盤預算,完備的人員編制和合約等規劃下,該財團僅僅為她配備了一位秘書,並借用該財團的辦公室作為樂團的辦公場所。首要工作是甄選樂團成員,並且在九月要開始排練,美貞的壓力可想而知。但十多年培養人才的願望成了主要的推動力,她一天要用十多個小時,來應對這個沒有經過正式籌組的樂團工作。

 

樂團的發展並不如她想像中的那麼一帆風順,美貞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該財團大樓舉行了一次耶誕節的內部演出,希望藉此得到董事會的支持,能在第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按原計劃對外作首次公演。樂團雖然已經發展到55名團員,另外還從海外甄選了十位音樂成員,但還是沒有得到董事會的正面支持。有趣的是董事會卻將樂團的經費從原來的一千萬新臺幣增加到一仟七百萬,還為美貞配備了一位秘書。看來董事會對樂團的支持還是正面的。

 

董事會之所以對美貞計畫的對外公演有所保留,是認為樂團必須要達到高水準才能對外演出,並保證一鳴驚人。但如何達到所要求的“高水準”及所謂的“一鳴驚人”似乎極其抽象。從美貞的角度,要達到“高水準”是要經過不斷勤練,不斷演出才能完善。實際上音樂家永遠都是在追求完美,而完美又是沒有止境的。

 

舉辦一場音樂會必須要完成一連串的前期工作,如印刷宣傳海報,說明書,印製入場券和出售入場券,都需要事前的周密部署。在董事會一直還沒有首肯的情況下,美貞無法動用經費來進行這些工作,另一面又要鼓勵全團成員積極排練,萬一董事會決定對外公演,就不至於出現倉促的尷尬。為此美貞只能將三月二十四日的演出作為一個要實現的目標,一面要求團員勤力排練,一面自掏腰包將所需要的海報,說明書和入場券等印刷妥當,萬一董事會決定不對外公演,就當成投資虧損來處理了。

 

在她的任性,堅持和不屈服的個性驅動下,美貞終於如期將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搬上了舞臺。為了強化樂團的實力,並認為樂團應該賦有音樂教育的任務,團員之間應彼此切磋取長補短,為此她不遺餘力通過私人關係,從海外聘請了十四位不同國籍的音樂家加入了樂團(其中四位抵台不久就因為個人原因而離開),分別排入臺灣樂團比較弱的第二小提琴,長笛,雙簧管,豎笛,小號和低音號等組別中,以帶動樂團並促進臺灣樂團水準的提升。

 

但這樣的安排,在剛誕生的樂團中,極易引起部分本土團員的心理不平衡。就在耶誕節內部演出時,深恐外國團員在樂團中占盡上風,在嫉妒心理的作祟下,對這些外國團員產生有意無意的排斥。加上臺灣的生活條件,以及當時美國和臺灣因為斷交所造成的反美情緒,一部分外國團員決定離開,最後只剩下六人支援美貞的艱苦工作。

 

經她精密準備和不懈努力,最終獲得董事會同意,才使得音樂會順利進行。首場公演最初定在2月22日舉行,但被董事會否決。美貞始終不灰心,持續向董事會提出舉辦首場公演的建議,最終獲得批准在三月二十四日舉行。

 

早在一月份,美貞就深感力不從心,由她一人獨挑大梁,稍有不慎,不僅耽誤了樂團的正常發展,也有可能會成為外界攻擊的口實。為此她向董事會提出,由董事會另安排經理人選,處理樂團裡所有的行政和財務事宜,而她則專注音樂演出排練等她所熟悉的業務。但為辦好首場音樂會,改組樂團人事的工作被暫時擱在一邊。

 

臺北市愛樂交響樂團成立後的首場公演,於1979年3月24日在臺北市國父紀念館隆重舉行,這是臺灣音樂界的大喜事,財團支持人為臺北愛樂交響樂團首次公演,在節目單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在各界的關心與期許之下,經過六個多月的籌備,台北愛樂交響樂團終於能夠作第一次演出。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移風易俗,莫善於樂’,透過音樂的熏陶,能夠收到淨化人心,移風易俗之效。我們是抱著想對社會貢獻棉力的心情來創立愛樂交響樂團。適逢享譽中外之名指揮家郭美貞女士返國,乃聘請其主持團務,吸收國內優秀青年音樂人才成團。茲逢首次公演,缺失必多,尚請各界人士多加批評指教,以致本團能更臻完善之境。謝謝。”

 

這次的公演還得到臺灣工商界的熱心支援,計有國泰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國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樹德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萬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金閣設計傢俱股份有限公司,萬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和萬成農牧股份有限公司等。

(節目單)

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成立後第一場音樂會的節目單

 

當晚的音樂會美貞選擇了貝多芬作品七十二“里奧諾拉’序曲第三號,布魯斯作品二十六G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和德佛札克作品第八十八號G大調第八號交響曲。由小提琴手陳中平擔任獨奏。整個演出獲得音樂各界的好評,美貞也由此建立了更為堅強的信心,並按照原定計劃每月舉辦一次。

 

美貞對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發展充滿了信心,從三月份的第一場演出,到後來的每月一次演奏會,前後一共演出十多場,幾乎是場場客滿,最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票房收入除了支付每場音樂會的開支和團員的薪酬外,還為基金會增添了逾百萬元的獲利。這對所有團員也是極大的鼓勵。

 

然而她在海內外的朋友,都對這個初生嬰兒能否健康成長仍然持懷疑態度,主要是對一個以營利為主的商業機構,是否會持續支持一個所費不貲的音樂團體存有疑問。與此同時,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內部人事缺乏合理佈局,董事會成員除了美貞一人為音樂專才外,其他董事只要談到音樂事業,就如同隔靴搔癢,從而出現一系列本不應該發生的矛盾,諸如人事的管理,行政的支配,音樂會的年度計畫等等,都一股腦兒壓在美貞的肩上。不是她無能,而這根本就是一個只從會計上計較而忽略了現實需要的不合理安排。但是在開始組織樂團的時候,美貞為了發展臺灣的音樂事業,接下了這個雄偉的計畫使其付諸實現,何況該財團的財政支持來之不易,所以她咬緊牙根,獨自挑起這付重擔。

 

在邀請美貞籌組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時,賦予給她的職務頭銜是終身指揮兼團長,然而董事會只給她發了單方面的聘請函件,雙方始終沒有簽訂正式的合同。作為國際著名女指揮,美貞不善於和社會交際,只是專心致志於為台灣發展樂團而忙碌,而且她以西方社會待人接物的態度,對支持她的財團充滿信任,所以對於那一紙合約也就從未掛在心上。

 

臺北愛樂交響樂團解散前在1979年12月8日舉行的最後一場音樂會的節目單

 

此時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發展正處於巔峰狀態,負責人仍然繼續支持交響樂團的發展,但由於他本人業務繁忙無暇顧及樂團的日常事務,於是指派了董事會中的一位董事擔任執行董事,全權代表處理樂團事務。並從該財團抽調一位工作人員擔任樂團經理職務,為美貞分憂。遺憾的是二人對音樂極為陌生。從六月份到整個樂團在緊鑼密鼓準備12月8日的音樂會,一直到演出前,團員們始終沒有見過他們,也就出現了隔山如隔行的尷尬局面,而這兩位被董事會聘用人士都沒有作主權,一切還得向董事長請示,工作進展之困難可以想像。

 

事實上種種跡象反映出美貞和該負責人之間的誤解已經是暗潮洶湧。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從原來的熱情支持,漸漸走向冷漠對待,令美貞百思不得其解。例如九月三日該負責人曾給美貞發過一封信件,內容如下:

 

“當國內外邀請愛樂交響樂團出國演出時,請不要用肯定‘是’與‘否’回答對方,而將案子提交董事會辦理裁奪,也請不要告訴對方,‘如果X先生同意就沒有問題之類的話…’

 

從中即可揣摩出兩人之間似乎只有上級和下屬的關系。早在舉行董事會前一個月,也就是11月份美貞收到該財團一封英文信,敦促她在十一月三十日遷出阿波羅公寓樓。而這封通知既沒有發函的單位,也沒有發函人的簽名。美貞覺得事出蹊蹺而對這突如其來的逐客令實在難以接受,而拒絕立即遷出,並要求給以合理的解釋,該財團的答覆是如不遷出,她每個月就要交五萬元新臺幣房租。

 

原先要美貞入住公寓的也是該負責人的好意,他還花費了近三百萬來裝修整個單元,作為美貞的住所兼辦公室。令人費解的是,樂團成立才一年多,美貞破除種種困難,連續十個月每月舉行一場公開演出,每場音樂會的收入,幾乎足以支付團員的薪金。可就在此時,給美貞發出搬遷的通知令人匪夷所思,令她產生狂風暴雨即將來臨的預感。

 

此時該財團傳出內部改組的資訊,該負責人也有可能從原來的公司轉到旗下另一機構擔任董事長,於是他在12月18日召開了一次董事會。

 

據美貞的回憶:“以前開董事會都是由我擬定開會的議程,這回,他們告訴我,教我不要管。OK!我也不覺得有何不對,後來他們拿來一份中英文對照的開會通知,上面只寫著要討論三件事:捐款收入情況,各項開支概算,樂團演出情形,一點都沒有說要改組的事。”

 

會議開始時,先由執行董事報告,並對美貞讚美了一番,隨後即提出辭職的要求。最後該財團負責人在會上詢問有關企業對樂團的資助情況,與會的董事們答覆說並不很理想。該負責人立即宣佈:“那麼我們就將愛樂解散吧!”他兒戲般的表態令在場的美貞一時呆住了,感到不知所以,因為事前董事長並沒有透露解散樂團的任何風聲,更沒有徵求過她的意見。

 

這一草率的決定,是否為該負責人在會上的一時衝動,還是早有預謀,外人不得而知,但從後來發生一連串令美貞措手不及的安排,證明董事會在解散愛樂交響樂團是有周密部署的。董事長宣佈解散樂團,改組為“愛藝基金會”,愛樂交響樂團從1980年元月起暫時中止,並對每一位團員支付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遣散費。並立即對外宣布解散樂團的理由:

 

一為,我國音樂環境與歐美不同,演奏人員不易招募,流動性又大,以致影響樂團的正常發展,原訂的工作計畫無法一一實現;

二為,愛樂交響樂團關係企業集資成立,最近因部分企業高層負責人調動,對樂團之贊助和基金的運用有不同意見,而導致改組。

 

這兩條似是而非的理由,令美貞和所有團員都感覺到過於牽強,且不近情理。但從該財團角度審視,說明樂團的結束完全是考慮到財團內部本身的問題,而將責任推諉給美貞。而美貞單純的音樂家思維,根本無法理解社會上爾虞我詐的技倆。

 

開完董事會的第二天,團員們仍一如既往地前往原來的排練場練習時,發現鋼琴已上了鎖。而美貞還很天真地要將樂團所有檔案及一應資料先移到她住所,以便整理好後移交,當然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原先由美貞負責的車輛也不再由她支配。由於事出突然,相當一部分團員認為,這不僅僅對美貞是個極大的傷害,對所有的團員也很不公平。皆以為該財團對創辦愛樂交響樂團一事沒有誠意,才會導致最後草率解散。

 

但為了臺灣音樂事業的前途,何況相當一部分團員對樂團已有深厚感情,美貞仍然希望該財團能回心轉意而能有一線轉機,於是聯名寫信給該負責人,請求他能改變初衷,但最終也沒有獲得答覆。

 

她還親自為所有團員向該負責人說情並提出三個要求:因為團員和該財團仍然有合約關係,到九月才到期,於是她要求將阿波羅十三層的64坪公寓作為團員訓練場所,與此同時她向社會各界尋求支持成立新樂團,以便能將原有的團員轉移到新樂團中去。到九月份團員合同滿期後遷出;2)將愛樂樂團所有樂器及樂譜贈送給新樂團;3)按照合同,一至九月每月提供45萬新臺幣作為團員的薪水,總共為450萬新臺幣。

 

為團員們的前途,美貞沒有浪費時間,開始向各方面探討,希望能成立新樂團,為原班人馬找到繼續發展音樂才華的處所。遺憾的是她向該負責人提出的三個要求都被拒絕。一些團員比喻如此龐大的商業王國,創辦一個樂團就好像擺地攤一樣,說收就收。

 

事實上在解散樂團之前,該財團董事會接二連三的動作,讓美貞很困惑。首先是和團員在簽訂合同時條文有欠公允。由於該財團缺乏對音樂瞭解的人員,所以在制訂合同內容時,合同中的措詞採用了如同聘任公司工作人員的標準,根本沒有視他們為音樂人士,不僅貽笑大方,也引起部分團員的不滿。如合同中最令團員反感的一條是:“如父母親喪事假,不得超過三天,否則算缺席一天,一年缺席四次即開除,開除後須交回薪水及付給團員的訓練費。”為此部分團員要求修改合同內容。董事會安排負責樂團的先生也對外承認,他從六月份接任以來,完全不熟悉樂團的運作,是個十足的外行。

 

因該財團屬下有一保險公司,該公司對保險銷售人員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即銷售的保險金,當天必須上交公司,如隔日即被開除。只是該財團將音樂人士看成保險銷售員,也難怪樂團成員會有反彈。為此,美貞向該財團提出修改合同內容的要求,當局同意在開過董事會後再商議修改合同事宜,不料在董事會開會時就將樂團給解散了。團員們都認為如此龐大的機構作出這樣不入流的事,已經不是單純的遺憾了。

 

修改這份既外行又不合情理的合同,還是在美貞一再催促下,才於1979年的12月姍姍來遲。早在前一年九月份團員們的合同到期後,該財團始終沒有提續約的事。而美貞本人從一開始也就是該財團單方面的延聘,作為終身指揮,雙方卻一直沒有簽訂正式的合同。但美貞一直全神貫注音樂上的發展,而忽略了合同的重要性。即便如此,團員們在沒有續約的支持下,仍然專心一致勤於排練,誠心誠意為十二月的音樂會作準備。

 

既然樂團被解散了,那麼作為主辦方的該財團,理應履行已經簽訂的合同義務和責任。即便十二月印出來的新合同中存在許多不合理的條款,但一部分團員還是簽訂了。於是美貞要求該財團有義務將剩下的九個月薪水支付給團員也是天經地義之事。但是部分團員已經無心戀棧,領取了遣散費紛紛求去,導致美貞失去了和該財團談判的基礎。

 

與此同時,該財團向外散佈消息稱,美貞早已向他們提出辭呈,她得知後除了反駁外,還出示律師為她擬好的合約稿,希望和該負責人簽訂正式的合約。但這份合約稿卻一直沒有機會遞交給他,所以美貞是在沒有合同的現狀下,為該財團付出了無法估計的心血,而能表達的僅僅是‘失望’和‘痛心’,而能形容的則是“很糟糕!”(待續)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是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以及傑出女指揮家郭美貞的傳記。

音符裏的彗星 ── 郭美貞》

 

編輯人語

郭美貞(1940~2013),一位憑藉才華和毅力在男人世界裡闖出名號的指揮家,被國際間譽為「握着充滿活力指揮棒的女性」,受到大指揮家伯恩斯坦賞識並擔任過他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助理指揮,伯恩斯坦説:「假如真有女指揮一說,郭小姐當之無愧。」

她祖籍廣東中山,生在西貢,長在澳洲、菲律賓,七、八十年代以台灣為自己的祖國,指揮台灣省交響樂、台北市交響樂團、國防部示範樂隊,並為培養青年音樂家不遺餘力,還一度創立台北愛樂交響樂團。台灣人稱她「女暴君」,既是對她能力的肯定,也預示了迫使她最後又遠走他鄉的陰影。

劉敦仁先生是郭美貞結緣台灣的牽線人,1965年經他在羅馬向于斌總主教、于焌吉大使引薦,促成了郭美貞的台灣故事。郭病逝澳大利亞後,劉敦仁不捨半世紀故人情誼,四處廣蒐資料構成文字群,以「音符裡的彗星」為名,即日起在《優傳媒》連載,請您細酌。

 

作者/劉敦仁

 

在沒有訪問臺灣之前,因為受到父母及舅舅的身教和言教,而且她一家三代僑居在越南西貢,一直用中華民國護照來證明他們仍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尤其在澳大利亞政府對她音樂生涯沒有表達任何的關懷後,她始終把臺灣作為自己的祖國來看待。

 

從1965年11月首次成功訪問臺灣後,美貞的心願就是能在那裡為孩子們創辦一所音樂學校,培養一批有國際水準的音樂人才,為中華民族爭光。當然最理想的是臺灣當局能支持她創辦一個交響樂團,這樣就可以留下來為她心目中的“祖國”奉獻。在開始的三年中,即使她在世界各地忙碌地為音樂會指揮,她都會想方設法安排途經臺灣到台南去看看孩子,或是在臺灣指揮音樂時,她必定會擠出時間去台南為那些富有音樂潛力的孩子授課。但每次到台灣指揮樂團,她僅能以客座指揮的身份出現。漸漸地她感受到那裡過於複雜的環境,何況她受到世界各地的邀請前往指揮,她原本可以放棄臺灣而一走了之,但她熱愛故鄉的情懷,始終是她期盼能有培養臺灣音樂人才機會的推動力。

 

事實上另一方面,臺灣有識之士也一直不斷發出安排美貞留下的呼聲,黎中天先生於1967年7月8日在臺北的經濟日報副刊的專欄“說天說地”中有很精闢的分析。

 

他寫道:

“她在憂慮,憂慮來日沒有一個供她指揮的樂團。這對音樂指揮家是非常嚴重的事;一個音樂指揮沒有樂團,猶如一個科學家沒有實驗室,也猶如一個國王沒有土地和人民。”

 

在文章的結尾,黎中天先生期待:“為了讓郭美貞小姐發揮才能,更為了提倡文化,我們――包括政府,工商文化界,以及愛好音樂的人們,大家合力給她樂團,給她好樂團吧,相信她會給我們音樂,給我們好音樂。”

 

其實當時在臺灣,除了軍方國防部的軍樂團外,臺北市有市立交響樂團,臺灣省教育廳有省交響樂團,假如當時政府部門,或教育文化界稍有發展音樂的眼光和遠見,這原本是極其容易安排的事。然而臺灣的交響樂團是政府公務員體系中的一部分,任何參與的人員,都需要經過政府內的一套程式。美貞是外籍,能否加入任何一個交響樂團,都有一定的阻力。

 

更為困難的是,為了延攬美貞,如何去克服文人相輕的傳統陋習,以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觀念,這是一道無法踰越的鴻溝。更何況美貞享有國際音樂指揮的尊稱,假如任何一個樂團交給美貞,勢必會影響相當一批人的飯碗,而導致音樂界裡人人自危的憂慮,並產生相形見拙的自卑感。於是在自私功利面前,只有在發展音樂的通道上設下難以逾越的重重藩籬。而從美貞初次訪問臺灣受到各界熱情歡迎和接待,到後來音樂界的逐漸冷淡和疏遠,就印證了台灣音樂界對待外來人才的風度和修養。

 

當然臺灣社會上仍不乏有識之士,對臺灣的文化發展給予支持和鼓勵。當美貞在澳大利亞悉尼的衛星城市哥令卡(Ku-Rin-Gai)籌備成立當地愛樂交響樂團之際,臺灣的社會賢達也在醞釀,給美貞提供在臺北創造一個發展才能的環境。其中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先生熱心奔走,希望能促成在臺北創立一個能在國際上配比的交響樂團。經過他的奔走遊說,先有台塑曾答應資助台幣五百萬元,但最終只是紙上談兵未能如願。

 

1978年王惕吾先生轉而向當地另一個享有盛譽的財團董事長商酌,希望他能夠慷慨解囊支援這個為臺灣發展未來音樂事業的文化活動。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接下來筆者對當時支持美貞的財團及關鍵人物都予以節略,目的是這本傳記專注記錄美貞一生在音樂事業上的奮鬥和成就,而不是製造社會新聞般地轟動效應。何況那段經歷因為雙方思維的差異造成了誤會,導致留下臺灣音樂界的無限遺憾。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再去挖陳年瘡疤,何況美貞斯人已去,往事已成歷史,作為美貞近半個世紀的好友,對她的性格瞭若指掌,而對支持他的財團我也只是風聞和來自新聞報導,不能就此作為杜撰依據,而要對雙方予以諒解和體恤。因此在這段歷史上,筆者只是以客觀的立場,記錄下美貞和該財團從1978年開始交往的點點滴滴。至於兩者之間的是非功過,筆者覺得沒有必要去撻伐或讚譽。

 

早在1974年美貞就曾見過這個財團的負責人。那是為了慶祝總統和副總統就職典禮,美貞偕同鋼琴家王青雲先生回到臺灣,指揮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這位負責人出席了是次的音樂會,美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王惕吾先生和他在商酌支持創立臺北交響樂團的事宜時,美貞正好在台南,等美貞從臺灣南部旅行回到臺北後,受到邀請和他及王惕吾先生共餐,席間這位財團負責人立即慨允每年出資新臺幣一千兩百萬作為組織交響樂團的經費。並且要美貞在一天之內提出書面計畫。臺灣工商界人士如此果斷的大手筆來支持文化事業實屬史無前例的壯舉,除了給她難以置信的驚喜外,也讓她感受到也許這是她實現報國夙願的契機。

 

稍後他還書面告訴美貞,在第一個會計年度裡,另外撥款五百萬,作為購買樂器和設置辦公室經費,其中不包括美貞的薪金。在接受邀請之前,她最大的顧慮是覺得自己中文的不足而是否能勝任這一重職。為此她特地前往拜訪于斌樞機主教,就她因語言上的障礙是否合適留在台灣的問題,徵求長輩的意見。

 

于斌樞機主教很和藹地告訴她:“妳一直都在各國奔波,現在是妳安頓下來的時候了。給臺灣兩年吧。”言下之意,似乎對美貞在臺灣長久居留的計畫也有保留,但于斌樞機主教相信,只要給她兩年的時間,她一定會為臺灣的交響樂打下扎實的基礎。不久于斌樞機即前往羅馬參加教宗保羅六世的葬禮,接下來準備出席選舉新教宗的重大儀式,不幸突因心臟病在八月十六日去世。這一噩耗傳到臺灣,各方都因這位樸素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慈善長者的去世感到傷痛,而他和美貞的一段談話成了他一生中培養後進的最後留言,體現了這位忠厚前輩‘鞠躬盡瘁’的精神。

 

即便如此,美貞仍然無法去除她的顧慮。作為一個女性指揮,在男人主導的臺灣社會中,她能否獲得尊重是她的首要考慮,從往年作為客座指揮的經驗中她就已體驗到種種難以排除的障礙。現在要獨撐整個交響樂團的籌組,建立等工作,她不免有些猶疑。她也曾和美國的朋友商討過,他們勸告她,臺灣的社會關係非常複雜,她出生在海外,長期生活在西方國家,思維和工作方式都迥然不同。以一個單純的音樂指揮,如何應對中國人的“人情世故”是一門非常難的“學問”。

 

不過經過謹慎的考慮,為了臺灣孩子的未來,為了臺灣交響樂的發展,美貞毅然決然地接受了邀請,願意拿出一到兩年時間,並對於這個尚未誕生的樂團充滿憧憬。

 

由該財團負責人擔任董事長的“財團法人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在同年六月誕生了。董事會成員包括這位負責人的夫人,另外該財團五位成員,連同美貞共七人組成。董事會聘請美貞為交響樂團“終身指揮兼團長”。七月五日,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像一個初生嬰兒呱呱誕生。財團方面宣佈樂團由74名成員組成,其中有專業音樂團員和兼職團員,並且向美國,韓國及香港等地招募海外音樂成員。每週訓練九小時。

 

該財團負責人成立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果斷決定是毋用質疑的,但這個龐大的計畫如此倉促上路顯然是有點突然。成立一個擁有數十人的音樂團體非同兒戲,而美貞除了擔任指揮兼團長外,還要親自督軍,將整個樂團誕生前的所有行政工作,壓在一個從未經歷過管理行政的音樂指揮家肩上,原本就欠周全考慮。

 

當時美貞在海內外有一連串早已排定的演出檔期合同,除了5月18日為慶祝第六屆正副總統就職典禮,在臺北國父紀念館指揮臺北市交響樂團舉行的慶祝音樂會之外,5,6月間指揮四場中華少年交響樂團的巡迴演出,6月27日出席韓國藝術界,在漢城世宗文化中心,指揮漢城交響樂團,7月16日要在美國指揮世界青年交響樂團,隨後她還要前往芝加哥為當地交響樂團培訓。

 

結束了海外忙碌的指揮工作,她隨即趕返臺北,在沒有通盤預算,完備的人員編制和合約等規劃下,該財團僅僅為她配備了一位秘書,並借用該財團的辦公室作為樂團的辦公場所。首要工作是甄選樂團成員,並且在九月要開始排練,美貞的壓力可想而知。但十多年培養人才的願望成了主要的推動力,她一天要用十多個小時,來應對這個沒有經過正式籌組的樂團工作。

 

樂團的發展並不如她想像中的那麼一帆風順,美貞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該財團大樓舉行了一次耶誕節的內部演出,希望藉此得到董事會的支持,能在第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按原計劃對外作首次公演。樂團雖然已經發展到55名團員,另外還從海外甄選了十位音樂成員,但還是沒有得到董事會的正面支持。有趣的是董事會卻將樂團的經費從原來的一千萬新臺幣增加到一仟七百萬,還為美貞配備了一位秘書。看來董事會對樂團的支持還是正面的。

 

董事會之所以對美貞計畫的對外公演有所保留,是認為樂團必須要達到高水準才能對外演出,並保證一鳴驚人。但如何達到所要求的“高水準”及所謂的“一鳴驚人”似乎極其抽象。從美貞的角度,要達到“高水準”是要經過不斷勤練,不斷演出才能完善。實際上音樂家永遠都是在追求完美,而完美又是沒有止境的。

 

舉辦一場音樂會必須要完成一連串的前期工作,如印刷宣傳海報,說明書,印製入場券和出售入場券,都需要事前的周密部署。在董事會一直還沒有首肯的情況下,美貞無法動用經費來進行這些工作,另一面又要鼓勵全團成員積極排練,萬一董事會決定對外公演,就不至於出現倉促的尷尬。為此美貞只能將三月二十四日的演出作為一個要實現的目標,一面要求團員勤力排練,一面自掏腰包將所需要的海報,說明書和入場券等印刷妥當,萬一董事會決定不對外公演,就當成投資虧損來處理了。

 

在她的任性,堅持和不屈服的個性驅動下,美貞終於如期將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搬上了舞臺。為了強化樂團的實力,並認為樂團應該賦有音樂教育的任務,團員之間應彼此切磋取長補短,為此她不遺餘力通過私人關係,從海外聘請了十四位不同國籍的音樂家加入了樂團(其中四位抵台不久就因為個人原因而離開),分別排入臺灣樂團比較弱的第二小提琴,長笛,雙簧管,豎笛,小號和低音號等組別中,以帶動樂團並促進臺灣樂團水準的提升。

 

但這樣的安排,在剛誕生的樂團中,極易引起部分本土團員的心理不平衡。就在耶誕節內部演出時,深恐外國團員在樂團中占盡上風,在嫉妒心理的作祟下,對這些外國團員產生有意無意的排斥。加上臺灣的生活條件,以及當時美國和臺灣因為斷交所造成的反美情緒,一部分外國團員決定離開,最後只剩下六人支援美貞的艱苦工作。

 

經她精密準備和不懈努力,最終獲得董事會同意,才使得音樂會順利進行。首場公演最初定在2月22日舉行,但被董事會否決。美貞始終不灰心,持續向董事會提出舉辦首場公演的建議,最終獲得批准在三月二十四日舉行。

 

早在一月份,美貞就深感力不從心,由她一人獨挑大梁,稍有不慎,不僅耽誤了樂團的正常發展,也有可能會成為外界攻擊的口實。為此她向董事會提出,由董事會另安排經理人選,處理樂團裡所有的行政和財務事宜,而她則專注音樂演出排練等她所熟悉的業務。但為辦好首場音樂會,改組樂團人事的工作被暫時擱在一邊。

 

臺北市愛樂交響樂團成立後的首場公演,於1979年3月24日在臺北市國父紀念館隆重舉行,這是臺灣音樂界的大喜事,財團支持人為臺北愛樂交響樂團首次公演,在節目單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在各界的關心與期許之下,經過六個多月的籌備,台北愛樂交響樂團終於能夠作第一次演出。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移風易俗,莫善於樂’,透過音樂的熏陶,能夠收到淨化人心,移風易俗之效。我們是抱著想對社會貢獻棉力的心情來創立愛樂交響樂團。適逢享譽中外之名指揮家郭美貞女士返國,乃聘請其主持團務,吸收國內優秀青年音樂人才成團。茲逢首次公演,缺失必多,尚請各界人士多加批評指教,以致本團能更臻完善之境。謝謝。”

 

這次的公演還得到臺灣工商界的熱心支援,計有國泰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國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樹德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萬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金閣設計傢俱股份有限公司,萬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和萬成農牧股份有限公司等。

(節目單)

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成立後第一場音樂會的節目單

 

當晚的音樂會美貞選擇了貝多芬作品七十二“里奧諾拉’序曲第三號,布魯斯作品二十六G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和德佛札克作品第八十八號G大調第八號交響曲。由小提琴手陳中平擔任獨奏。整個演出獲得音樂各界的好評,美貞也由此建立了更為堅強的信心,並按照原定計劃每月舉辦一次。

 

美貞對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發展充滿了信心,從三月份的第一場演出,到後來的每月一次演奏會,前後一共演出十多場,幾乎是場場客滿,最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票房收入除了支付每場音樂會的開支和團員的薪酬外,還為基金會增添了逾百萬元的獲利。這對所有團員也是極大的鼓勵。

 

然而她在海內外的朋友,都對這個初生嬰兒能否健康成長仍然持懷疑態度,主要是對一個以營利為主的商業機構,是否會持續支持一個所費不貲的音樂團體存有疑問。與此同時,臺北愛樂交響樂團內部人事缺乏合理佈局,董事會成員除了美貞一人為音樂專才外,其他董事只要談到音樂事業,就如同隔靴搔癢,從而出現一系列本不應該發生的矛盾,諸如人事的管理,行政的支配,音樂會的年度計畫等等,都一股腦兒壓在美貞的肩上。不是她無能,而這根本就是一個只從會計上計較而忽略了現實需要的不合理安排。但是在開始組織樂團的時候,美貞為了發展臺灣的音樂事業,接下了這個雄偉的計畫使其付諸實現,何況該財團的財政支持來之不易,所以她咬緊牙根,獨自挑起這付重擔。

 

在邀請美貞籌組臺北愛樂交響樂團時,賦予給她的職務頭銜是終身指揮兼團長,然而董事會只給她發了單方面的聘請函件,雙方始終沒有簽訂正式的合同。作為國際著名女指揮,美貞不善於和社會交際,只是專心致志於為台灣發展樂團而忙碌,而且她以西方社會待人接物的態度,對支持她的財團充滿信任,所以對於那一紙合約也就從未掛在心上。

 

臺北愛樂交響樂團解散前在1979年12月8日舉行的最後一場音樂會的節目單

 

此時臺北愛樂交響樂團的發展正處於巔峰狀態,負責人仍然繼續支持交響樂團的發展,但由於他本人業務繁忙無暇顧及樂團的日常事務,於是指派了董事會中的一位董事擔任執行董事,全權代表處理樂團事務。並從該財團抽調一位工作人員擔任樂團經理職務,為美貞分憂。遺憾的是二人對音樂極為陌生。從六月份到整個樂團在緊鑼密鼓準備12月8日的音樂會,一直到演出前,團員們始終沒有見過他們,也就出現了隔山如隔行的尷尬局面,而這兩位被董事會聘用人士都沒有作主權,一切還得向董事長請示,工作進展之困難可以想像。

 

事實上種種跡象反映出美貞和該負責人之間的誤解已經是暗潮洶湧。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從原來的熱情支持,漸漸走向冷漠對待,令美貞百思不得其解。例如九月三日該負責人曾給美貞發過一封信件,內容如下:

 

“當國內外邀請愛樂交響樂團出國演出時,請不要用肯定‘是’與‘否’回答對方,而將案子提交董事會辦理裁奪,也請不要告訴對方,‘如果X先生同意就沒有問題之類的話…’

 

從中即可揣摩出兩人之間似乎只有上級和下屬的關系。早在舉行董事會前一個月,也就是11月份美貞收到該財團一封英文信,敦促她在十一月三十日遷出阿波羅公寓樓。而這封通知既沒有發函的單位,也沒有發函人的簽名。美貞覺得事出蹊蹺而對這突如其來的逐客令實在難以接受,而拒絕立即遷出,並要求給以合理的解釋,該財團的答覆是如不遷出,她每個月就要交五萬元新臺幣房租。

 

原先要美貞入住公寓的也是該負責人的好意,他還花費了近三百萬來裝修整個單元,作為美貞的住所兼辦公室。令人費解的是,樂團成立才一年多,美貞破除種種困難,連續十個月每月舉行一場公開演出,每場音樂會的收入,幾乎足以支付團員的薪金。可就在此時,給美貞發出搬遷的通知令人匪夷所思,令她產生狂風暴雨即將來臨的預感。

 

此時該財團傳出內部改組的資訊,該負責人也有可能從原來的公司轉到旗下另一機構擔任董事長,於是他在12月18日召開了一次董事會。

 

據美貞的回憶:“以前開董事會都是由我擬定開會的議程,這回,他們告訴我,教我不要管。OK!我也不覺得有何不對,後來他們拿來一份中英文對照的開會通知,上面只寫著要討論三件事:捐款收入情況,各項開支概算,樂團演出情形,一點都沒有說要改組的事。”

 

會議開始時,先由執行董事報告,並對美貞讚美了一番,隨後即提出辭職的要求。最後該財團負責人在會上詢問有關企業對樂團的資助情況,與會的董事們答覆說並不很理想。該負責人立即宣佈:“那麼我們就將愛樂解散吧!”他兒戲般的表態令在場的美貞一時呆住了,感到不知所以,因為事前董事長並沒有透露解散樂團的任何風聲,更沒有徵求過她的意見。

 

這一草率的決定,是否為該負責人在會上的一時衝動,還是早有預謀,外人不得而知,但從後來發生一連串令美貞措手不及的安排,證明董事會在解散愛樂交響樂團是有周密部署的。董事長宣佈解散樂團,改組為“愛藝基金會”,愛樂交響樂團從1980年元月起暫時中止,並對每一位團員支付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遣散費。並立即對外宣布解散樂團的理由:

 

一為,我國音樂環境與歐美不同,演奏人員不易招募,流動性又大,以致影響樂團的正常發展,原訂的工作計畫無法一一實現;

二為,愛樂交響樂團關係企業集資成立,最近因部分企業高層負責人調動,對樂團之贊助和基金的運用有不同意見,而導致改組。

 

這兩條似是而非的理由,令美貞和所有團員都感覺到過於牽強,且不近情理。但從該財團角度審視,說明樂團的結束完全是考慮到財團內部本身的問題,而將責任推諉給美貞。而美貞單純的音樂家思維,根本無法理解社會上爾虞我詐的技倆。

 

開完董事會的第二天,團員們仍一如既往地前往原來的排練場練習時,發現鋼琴已上了鎖。而美貞還很天真地要將樂團所有檔案及一應資料先移到她住所,以便整理好後移交,當然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原先由美貞負責的車輛也不再由她支配。由於事出突然,相當一部分團員認為,這不僅僅對美貞是個極大的傷害,對所有的團員也很不公平。皆以為該財團對創辦愛樂交響樂團一事沒有誠意,才會導致最後草率解散。

 

但為了臺灣音樂事業的前途,何況相當一部分團員對樂團已有深厚感情,美貞仍然希望該財團能回心轉意而能有一線轉機,於是聯名寫信給該負責人,請求他能改變初衷,但最終也沒有獲得答覆。

 

她還親自為所有團員向該負責人說情並提出三個要求:因為團員和該財團仍然有合約關係,到九月才到期,於是她要求將阿波羅十三層的64坪公寓作為團員訓練場所,與此同時她向社會各界尋求支持成立新樂團,以便能將原有的團員轉移到新樂團中去。到九月份團員合同滿期後遷出;2)將愛樂樂團所有樂器及樂譜贈送給新樂團;3)按照合同,一至九月每月提供45萬新臺幣作為團員的薪水,總共為450萬新臺幣。

 

為團員們的前途,美貞沒有浪費時間,開始向各方面探討,希望能成立新樂團,為原班人馬找到繼續發展音樂才華的處所。遺憾的是她向該負責人提出的三個要求都被拒絕。一些團員比喻如此龐大的商業王國,創辦一個樂團就好像擺地攤一樣,說收就收。

 

事實上在解散樂團之前,該財團董事會接二連三的動作,讓美貞很困惑。首先是和團員在簽訂合同時條文有欠公允。由於該財團缺乏對音樂瞭解的人員,所以在制訂合同內容時,合同中的措詞採用了如同聘任公司工作人員的標準,根本沒有視他們為音樂人士,不僅貽笑大方,也引起部分團員的不滿。如合同中最令團員反感的一條是:“如父母親喪事假,不得超過三天,否則算缺席一天,一年缺席四次即開除,開除後須交回薪水及付給團員的訓練費。”為此部分團員要求修改合同內容。董事會安排負責樂團的先生也對外承認,他從六月份接任以來,完全不熟悉樂團的運作,是個十足的外行。

 

因該財團屬下有一保險公司,該公司對保險銷售人員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即銷售的保險金,當天必須上交公司,如隔日即被開除。只是該財團將音樂人士看成保險銷售員,也難怪樂團成員會有反彈。為此,美貞向該財團提出修改合同內容的要求,當局同意在開過董事會後再商議修改合同事宜,不料在董事會開會時就將樂團給解散了。團員們都認為如此龐大的機構作出這樣不入流的事,已經不是單純的遺憾了。

 

修改這份既外行又不合情理的合同,還是在美貞一再催促下,才於1979年的12月姍姍來遲。早在前一年九月份團員們的合同到期後,該財團始終沒有提續約的事。而美貞本人從一開始也就是該財團單方面的延聘,作為終身指揮,雙方卻一直沒有簽訂正式的合同。但美貞一直全神貫注音樂上的發展,而忽略了合同的重要性。即便如此,團員們在沒有續約的支持下,仍然專心一致勤於排練,誠心誠意為十二月的音樂會作準備。

 

既然樂團被解散了,那麼作為主辦方的該財團,理應履行已經簽訂的合同義務和責任。即便十二月印出來的新合同中存在許多不合理的條款,但一部分團員還是簽訂了。於是美貞要求該財團有義務將剩下的九個月薪水支付給團員也是天經地義之事。但是部分團員已經無心戀棧,領取了遣散費紛紛求去,導致美貞失去了和該財團談判的基礎。

 

與此同時,該財團向外散佈消息稱,美貞早已向他們提出辭呈,她得知後除了反駁外,還出示律師為她擬好的合約稿,希望和該負責人簽訂正式的合約。但這份合約稿卻一直沒有機會遞交給他,所以美貞是在沒有合同的現狀下,為該財團付出了無法估計的心血,而能表達的僅僅是‘失望’和‘痛心’,而能形容的則是“很糟糕!”(待續)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是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以及傑出女指揮家郭美貞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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