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穿越在維也納的音樂時光隧道中 —— 我的音樂經歷和維也納感受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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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穿越在維也納的音樂時光隧道中 —— 我的音樂經歷和維也納感受
2020-09-06 0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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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地標聖斯蒂芬大教堂

 

作者/劉敦仁

 

第一次接觸歐洲古典音樂,應該是在我大學剛畢業後不久,許多同學不是進入大公司當白領,就是在自己家庭的行業順手當上主管。我既沒有家庭的恆產作為後援,更沒有堅實的人事背景。幸好中學時代的國文老師黃克佐在淡水初中擔任校長一職。他來自大陸山東,家屬均在大陸,孓然一身。

 

因爲我比較喜歡中國古典文化,所以上他課的時候會比較聚精會神,深得老師的關愛。大學畢業後,我特地去拜訪他,感恩於他的教誨。在交談中,老師用關心的口吻問我求職上有無成效。

 

我告訴老師,正申請了一家旅行社導遊工作,據告知,他們只提供基本薪水,其他收入就要靠遊客的小費了。公司老闆誇口說,如果我勤奮些,一個月應該有上千的收入。對這樣的數字我很懷疑,心想這可能不是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黃老師吸了口煙後問我是否願意到他那裡擔任英語老師。原來任職的老師剛辭去工作,正好有個空缺。至於薪水就和旅行社相差很懸殊了,月薪只有新台幣160元。在工作毫無頭緒的壓力下,既然老師賜予這份厚愛,我也就在毫無懸念下欣然接受了。每天天剛亮,從台北萬華搭乘區間火車到淡水上班,中午下課後可以選擇留在學校批改學生作業,或是提早下班回家。

 

我放棄了旅行社的 ‘豐厚工資’,雖然從未涉足其間,但第一感覺就是難以忍受的銅臭味。反之在中學任職,雖然薪資不高,卻有充足的空餘時間鍛鍊我最感興趣的寫作。

 

我的居家環境是一座有十多家人雜居的公家宿舍。雖自小就喜歡古典音樂的習性,卻因為生活起居的空間有限,一位堂叔給我的手搖留聲機和一大疊唱片都沒有 ‘用武之地’。所以我的活動範圍除了教書的中學辦公室外,就只有位在館前街的省立圖書館了。

 

突然有一天,從一位同學口中得知,在市中心區的重慶南路夾衡陽街角,有一家古典音樂咖啡館。求學期間他深知我的嗜好,所以告訴了我這個喜訊。

 

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在下班後的一個下午,從台北火車站漫步到他所說的地方,果然從沿街的窗戶傳出悅耳的音樂。這座咖啡館是開設在臨衡陽街的一個賣冷飲的大新小舖,還兼賣大冰磚。那時先進的冰箱供應有限,大多數的家庭只能用傳統的老式冰箱,每天要在冰箱裡放一大塊人造冰,冰箱下面還要放一個盆, 冰箱裡融化的水就流到盆裡,第二天售賣冰塊的小舖將新冰塊放進冰箱後,就幫忙將水倒掉。

 

原來這個咖啡館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校友開設的。他父母在樓下經營冷飲生意,他在學校是出了名的音樂愛好者,大學畢業後,可能徵得父母的同意,就將整個二樓騰出來,讓他經營古典音樂咖啡館。他給這個咖啡館取了一個非常詩情畫意的名字,叫做 ‘田園’。是否來自貝多芬的 ‘田園交響曲’ 不得而知,但這個咖啡館對當時生活在台北的年輕寫作者,應該是一個集會的好去處。

 

穿過冷飲店,樓梯間漆黑一團,上到二樓,昏暗的燈光並沒有體現任何浪漫的情調,一看便知是二手貨的沙發,分別擺設在不同的角落裡,一坐下去整個身子就塌陷下去,我找了個只有兩個單座沙發的一角坐下,每次要起身,必得先將身子向前挪動到沙發邊沿才能挺直身子站起來。

 

正在播放的音樂引領著客人進入虛擬的幻想意境,我也受到感染,瞬間就將這裡的擺設拋諸腦後了。學長一個人跑前忙後,既要招呼顧客,又要管理唱片的更換。見到我後,仍然駐足和我聊了幾句。

 

看了一下餐單,我選擇了最低廉的飲食,一杯清茶和兩個素菜包子。總共是新台幣十元,我核算了一下,那是我教書生涯160元月薪的十六分之一,也是一筆可觀的開銷。

 

我在那裡消磨了整整兩小時,第一次如此心無旁騖地沈浸在無邊的音樂世界裡,要不是點的飲食過於寒酸,我幾乎可以賴著不走。在離開之前,我向四周環顧了一下,咖啡間裡散落地坐著幾乎全是男性的顧客,其中還有三兩張熟臉孔,都是活躍在詩歌裡的 ‘追夢人’,後來才知道名詩人余光中等都是當時的座上客。因為我不寫詩,就單獨地躲在角落裡絞腦汁創作我的小說稿。

 

在回家的路上,沿途店舖裡低俗的喧囂 ‘音樂’和刺眼的五彩燈光絲毫引不起我的注意,兀自回味著剛才在咖啡館裡的 ‘享受’ 。不由憶及在參加 ‘聯考’ 的時候,我單獨在師範學院音樂系報了名,居然我還曾擁有過追尋 ‘音樂家’ 美夢的野心。

 

因家境的清寒,雖然不允許我對音樂有太多的奢想,卻仍然在沒有任何經濟壓力的範疇中尋找自己的樂趣。我曾鼓足勇氣,被中山北路一座天主教堂的聖詩班接納。第一次出席時,見到連我總共有十六個團員,分四個聲部,每一聲部四人。我被安排在男中低音的部分。只記得女高音聲部中有沈愫之,男中音以林寬為主角,都是當時台灣音樂界裡響噹噹的人物。我以一個藉藉無名的小伙子參與其中,難免產生自慚形穢的感覺。

 

幸運的是,林寬先生為人憨厚,每週兩個晚上的排練,他都會自動給與我額外的幫助,使得我在合唱團中還能尸位素餐佔有一席之地。

 

因為參加了合唱團,越發引起我向音樂界衝刺的興趣。所以在報考省立師範學院音樂系的時候,我還真對未來有過 ‘偉大’ 抱負的憧憬。

 

筆試及樂理居然出乎意料之外地順利通過,增加了我對被錄取的幻覺。但是要通過生死攸關的面試,就不是那麼輕鬆了。當時的系主任是戴粹倫先生,最後一關的樂器考試要通過他和其他幾位考官的面試。

 

輪到我站上舞台時,我戰戰兢兢地先向台下老師們行了一鞠躬,戴主任即問我選擇鋼琴或是小提琴,我毫不掩飾地告訴他,兩種樂器都不會。他接著問我會什麼樂器。我因為在中學時代,曾經是校際的軍樂隊成員,主要是吹奏伸縮喇叭,水平一般。所以只好如實告知,這是我唯一經歷過的樂器。

 

戴主任笑了笑說: ‘長號不屬於古典樂器的範疇。’ 

 

我知道再繼續下去,除了徒勞,更增加不少尷尬,因為我連這個樂器的學名都說不上來,只好向台下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的音樂夢想就這樣徹底粉碎!

 

不知什麼原因,天主教堂的聖詩班突然解散,享受了半年多的 ’音樂癮’ 跟著結束。回想參加考音樂系那天,戴粹倫主任沒有直接趕我下台的紳士風度,一直讓我感恩不已。撫今思昔,我深深感到 ’塞翁失馬’確實是人生的一個重要哲理。

 

也因此日後的生命中,我沒有音樂家勞碌奔波日夜顛倒的生活異常,更不必為了 ‘聲譽’ 或是為了 ‘掌聲’ 而必須要作生命的額外支付。在音樂的領域裡,注定了我只能是一個坐在台下的鼓掌者,但實踐也證明,這個定位在後半生賦予我多方欣賞音樂悠然自得的無比樂趣。

 

我學會了在醉心於世界名樂章的思潮中時,就隨心所欲地沖好一杯咖啡,閉上雙眼在音符中緊跟著樂章的起伏,讓我的靈感在不同的境界中蕩漾。只要有機會到各個傑出音樂家故居瞻仰或是墓園憑弔,我絕對不會輕易放棄,在那裡跟隨著他們的成就步伐,引領我追求人生的滿足感。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先後在西班牙和義大利讀書工作,幾乎所有的閒暇時間,都陶醉在音樂中。不顧長途跋涉,我曾經去到西班牙南部摩爾族王國的最後根據地格拉納達 (Granada),去參觀他們興建的阿爾罕勃納  (La Alhambra),這個在1492年被滅亡的穆斯林王國,給世人留下的是一個奢靡的歷史遺跡。 

 

但我更大的心思是參訪西班牙二十世紀偉大吉他音樂作曲家馬魯艾爾.迪.法雅 (Manuel de Falla1876–1946) 的故居,從1921年到1939年他在這座城市裡執教和創作。留下來的兩部作曲分別是 ‘藝術大師彼得的木偶曲’ (El Retablo de Maese Pedro) 及 ‘大鍵琴及五種樂器協奏曲’ (Concierto para Clave y 5 Instrumentos) ,成為傳世之作。

 

西班牙作曲家法雅故居的原貌,現為紀念館

這位國寶級的西班牙作曲家,在格拉納達生活時,結識了不少當地文學,藝術及音樂界的傑出人士,其中就有一位我在大學研究院學習時,曾深入研究的一位當地文學音樂繪畫的多面手:卡爾西亞.洛爾加 (Federico Garcia Lorca 1898-1936)。這位二十世紀前半段的著名文學家所留下的劇作幾乎都是描寫西班牙農村中婦女在沒有任何社會地位的環境裡,默默地承受無情壓迫和歧視的悲劇。

 

由於政治的因素,洛爾加在內戰中,因過激的左傾言論,不幸被法西斯政權謀殺。引起整個西班牙社會的震動。法雅也因此在1939年離開了他生活近二十年的故土,遠走阿根廷,1946年在那裡去世。

 

法雅在格拉納達的舊居依然保持著他離開時的原樣,珍藏著許多私人物品,其中保留著洛爾加贈送的素描等珍貴文物,還有他的家俬甚至廚房用具。他去到阿根廷後原先計畫在一旦內戰結束就啟程回國,繼續在這座舊居中安享晚年。殊不知最後左傾的共和軍徹底被瓦解,右翼的法西斯一直掌權到70年代。

 

經過佛朗哥的批准,法雅的遺體最終被運回西班牙安葬,倒也體現出當時統治階層的寬容大度,並沒有因為音樂家的異見而予以阻止。

 

為了紀念法雅的音樂成就,西班牙政府特地在最高票額的100貝塞達 (Peseta) 紙幣上印了他的頭像,象徵著他的崇高地位。

 

西班牙為紀念法雅的音樂成就,特地將最高額的100貝塞塔紙幣上印了他的頭像

 

法雅一生未婚,沒有子女,畢生專注於音樂創作和培養人才。他和後起之秀霍厄金 洛德立果 (Joaquin Rodrigo 1901-1999) 之間的友情,突顯出法雅對後者音樂造詣的重視。

 

洛德立果三歲時,因傳染病白喉而失明,導致終身為盲人。後來進入盲人學校,在一次接觸到義大利歌劇作曲家威爾第 (Giuseppe Verdi 1813-1901) 作品 ‘弄臣’ (Rigoletto) 後,直接成為引導他進入音樂界的媒介。

 

西班牙作曲家洛德立果彈奏鋼琴時的神情

洛德立果並沒有因為是盲人而有任何的退縮,他意志堅定不斷創作,一生留下170首經典名曲。他的創作過程非常艱鉅,有趣的是,他並不知如何彈奏吉他,但是在他許多作品中吉他竟是主導樂器。一旦他的靈感出現,就需要有人協助寫下,再和他一同潤飾,最後完成。

 

他對自己進入音樂創作的世界,曾經留下這樣一句至理名言: ‘失明增強了我的精神生活!’

 

我自學生時代開始直到現在,始終是這位西班牙作曲家的崇拜者。他的作品 ‘阿藍湖愛斯協奏曲’ (Concierto de Aranjuez) 一直是我的最愛。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幾乎都傾注了濃郁的西班牙鄉村韻味和他故土的泥土芳香,表現出熱情樂觀,樸素坦率的民族性格。

 

‘阿藍湖愛斯協奏曲’ 是在1939年所創作。1940年在巴塞羅那首演的時候,吉他獨奏家馬沙 (Regino Sainz de la Masa) 特地為這首新曲擔任獨奏,為表達對馬沙的尊重,洛德立果在演奏會時宣布,這首曲子是專門獻給這位西班牙家喻戶曉的吉他手。

 

西班牙阿藍湖愛斯皇宮的全貌

 

對我而言,這個曾經是我度過學生時代的國家,雖然闊別已久,始終是我記憶中最為熱衷的一環。所以每次聽到這首以吉他為主旋律的樂曲時,我必然會情不自禁地隨著那動聽的音符,回憶起那個時代的點點滴滴。

 

洛德立果為人謙虛,從他墓碑上刻著的自述就可見一斑。他寫道: ’我的杯子可能很小,不過我還是用自己的杯子喝水。’ (My cup may be small, but I drink from my cup)。從字面上看只是一句非常簡樸的語言,然而這意味著作曲家始終追尋他簡樸的人生觀,和他獨有的民族音樂風格。

 

從兩代的音樂家來看,洛德立果和法雅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的師生關係,但仍顯示著 ‘青出於藍’ 的顯著差別,而且洛德立果獲得的殊榮高出法雅許多。他在1950-1951年間,為馬德里聖費爾南多皇家美術學院 (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 的落成而專門譜寫了‘卡斯迪亞奏鳴曲’ (Sonatas de Castilla) 。

 

為了表彰洛德立果音樂上的成就,西班牙國王歡.卡洛斯 (Juan Carlos) 特地在1991年給他封綬皇家的最高榮譽,阿藍湖愛斯花園侯爵 (Marques de los jardines de Aranjuez)  勳章。到1996年,西班牙藝術界的組織 ‘阿斯圖里亞王子基金會’ 為洛德立果頒發了藝術界的最高榮譽  ‘阿斯圖里亞王子文藝獎(Premio del Princes de Asturias) 。

 

西班牙國王為洛德立果頒授的最高榮譽勳章

西班牙文化界給洛德立果頒授的最高榮譽文藝獎章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從馬德里遷居到羅馬,和音樂界的接觸更形頻繁。其中有羅馬歌劇院和梵蒂岡音樂廳的直接聯繫,我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兩個音樂聖地的常客。

 

為協助我每個月寫歌劇報導,羅馬歌劇院的藝術部主任,每一年歌劇季節期間,都為我在劇院二樓的一個小包廂裡預留座位,只要每逢上演歌劇的首演時,我都會按時收到入場券。梵蒂岡音樂廳在音樂季節時,也幾乎讓我飽享每場音樂會的盛況。

 

從欣賞歌劇或是音樂會中被典雅的氛圍所熏陶,漸漸地對歐洲文化,特別是歌劇音樂方面,產生了濃厚入迷的感覺,從而萌生尋訪歌劇作曲家的生活點滴。

 

除了羅馬的歌劇院是我固定的出沒場所,我會不辭勞苦地從羅馬開五個小時的車到威尼斯,只是為了在那座1792年落成的 ‘費尼切歌劇院’ (La Fenice) 裡欣賞一場動人的歌劇。有時候也會驅車到五百公里外羅密歐與茱麗葉殉情的維羅納 (Verona),坐在公元一世紀的古羅馬露天劇院廢墟裡,在閃耀的星星下,迎著夏日夜間的微風,沈醉在悠揚的音樂中。

 

義大利西西里島塔奧米娜古羅馬劇場遺跡

 

雖然建造於1776年的米蘭斯卡拉歌劇院 (La Scala) 舉世聞名,我也曾在那裡欣賞過幾齣好戲,但我還是偏愛位在南邊拿波里 (Napoli) 於1737年落成的 ‘聖卡洛皇家劇院’ (Teatro Reale di San Carlo)。每次結束了回味無窮的歌劇演出後,拿波里的 ‘披薩’餅是必不可少的晚餐。

 

可是在諸多的回憶中,最難以忘懷的是西西里島上的達奧密納 (Taomina)在公元前三世紀建造的古羅馬劇院遺跡,它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聰明的義大利人,將這座廢墟裝扮成依然令人讚嘆的露天劇場。西西里島炎夏的夜晚,因為有海上吹來的徐徐海風,增添幾分詩情畫意的感覺。

 

其實羅馬城南邊也有一座露天劇院 ,原址是公元三世紀初建造的羅馬大浴池,名為 ‘卡納卡拉’  (Termi di Caracalla),如今已是一個歷史陳跡,每年夏天就在原來廢墟上演出 ‘阿依達’ 歌劇,為避免破壞古蹟被風化和損傷,近些年這齣著名的歌劇,已改在臨時搭建的舞台上演出。 

 

羅馬市區內古羅馬的浴室遺跡

 

‘阿依達’ 風行數十年,是羅馬旅遊機構吸引全球旅客的一大收入。 這齣威爾第的成名作,1871年在埃及開羅的 ‘克迪維爾歌劇院’ (Khedivial Opera House) 首演後一舉成名。如今在羅馬露天劇場演出時,其場面的雄偉,歌唱家的一流演出,仍然使千萬觀眾為之傾倒。

 

有一次,得知美國的男高音理查德.特克爾 (Richard Tucker 1913-1975) 從美國到羅馬歌劇院獻演。在演出前,我特地到他下榻的奎尼拉勒大飯店採訪他,和他促膝長談了好幾個小時,臨行前他特地邀約我到時候去觀賞他的演出。

 

不料在訪問他之後的第二天,就發生了羅馬歌劇院後台工作人員的罷工,所有的演出準備工作受到嚴重干擾。特克爾一行數十人及七十多箱行頭及服裝,在羅馬苦等了近兩週時間,最後在無奈中取消了羅馬的演出,一行人馬去到維羅納在露天劇場演出。

 

多年來,一直沈浸在觀賞各地歌劇的情趣中,但卻在西班牙東部巴塞羅那 (Barcelona) 的歌劇院裡,發生了非常尷尬的場面。

 

我去巴塞羅那的目的是為了解整個歌劇季節的演出內容,而專程拜訪當地 ‘里賽歐歌劇院’ (El Gran Teatro de Liceu) 的藝術部門負責人。在結束採訪後,他問我是否有興趣觀賞他們當晚的演出。那是一齣德國作曲家譜寫的歌劇。對我而言有幾分陌生。

 

平時我不論到哪個城市,行李箱中必定備有一套黑禮服及配套的行裝,在那個年代,前往歌劇院觀賞歌劇必定要穿著黑禮服,不然就會顯得格格不入。而那次的行程純粹是公務,所以我就沒有攜帶黑禮服。本想用這理由婉拒他的盛意,不料他詼諧地說,假如我帶了深色西服,一樣可以去觀賞。

 

他還特別加了一句說: ‘別以為劇場的觀眾個個都是音樂專業人士。其實好的座位裡不乏殺豬的,賣雜貨的。’ 說完我們不禁相對哈哈大笑了起來。

 

因為他的堅持,我接受了他的盛情。但一進入劇場,我就開始感到忐忑不安。環顧四周,與會的女士個個是珠光寶氣,男士們則清一色的黑禮服;對於自己身上的深咖啡色西服,即使周遭的觀眾沒有對我給予特殊的眼神,也難免產生心理上的窘態。

 

通常在中間休息時,觀眾或是去衛生間,或是三五成群地在大廳酒吧喝酒交談。整個的四幕演出連中間休息前後總共約四個半小時,我儘量避免站立起來,所以連衛生間都不敢問津,只是一味地捲縮在觀眾席上,手上的節目單也不知翻來覆去了多少次,而且還下意識地將節目單高高拉起遮蓋著自己的臉龐。

 

那次的歌劇觀賞,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為尷尬,而且毫無音樂感的一個晚上,每每思及,臉上還不免會泛起一絲紅暈。

 

義大利的歌劇並不能完全填補我的音樂癡迷。心中不停地思索如何能去德國和奧地利體驗那裡豐富而雅緻的古典音樂情愫。第一次去奧地利應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和妻子抵達維也納的幾天時間裡,雖然對參觀莫札特的故居博物館有一定的滿足,然而維也納的 ‘功利’ 現象,卻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甚至在臨離開時,還留下一個極其負面的印象。離境當天打車前往機場的路上,司機向我索取一個一歐元的錢幣,以方便在即將到達機場入口處時,可以快速協助我們投幣取行李推車。我夫婦內心還讚揚他服務的周到,下車時特地多給了他一些小費。

 

辦理好登記手續後,我將行李車推回到寄存處,從投幣的機器裡取出剛才給司機的一歐元錢幣,然而彈出來的卻是一個大小一模一樣的塑料小塊。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在這雞毛蒜皮的細節上作了手腳,目的只不過是多賺一歐元而已。

 

由此我聯想起,這個舉世聞名的音樂之都,出過一個政治人物,他便是從維也納跑到德國成為殺人魔王的希特勒 (Adolfo Hitler 1889-1945),不僅使千萬猶太人生命斷送在他手中,甚至還讓德國成為史無前例的聲名狼藉的 ‘戰敗國’ 。 

 

維也納在賺取旅遊收入上不遺餘力地下功夫。1865年奧地利國王約瑟夫為了討好夫人西西,特地為她建造了一座金碧輝煌的音樂廳 (Goldener Saar Wiener Musikvereins),至今仍然是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的六大音樂廳之一。由於地處偏僻,我和妻子為了一賭丰彩,曾冒雨在那個小區裡兜了好幾次才找到。

 

維也納拿莫札特名字命名的咖啡館

 

維也納電視機構從1960年開始,每年在該音樂廳安排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演出 ‘新年音樂會’,並向全球轉播。當然背後的動力就是利益。

 

1987年北京的中央電視台首次轉播了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後,立即吸引了中國文化界的注意,開始蠢蠢欲動醞釀成為一大商機,‘中介公司’ 也因此應運而生。金色音樂廳每年在音樂季節,只邀請享有全球聲譽的音樂團體或個人到訪演出,條件極其嚴格。因為受邀的音樂團體或個人在演出後,都會收到一筆報酬。

 

維也納金色音樂廳內景

 

其次就是被接受在該音樂廳演出的樂團,必須先申請並經批准後,雙方簽約才得以進行,獲致的利潤則由雙方按比例分成。

 

至於檔期外的兩個月,一般幾乎無人問津,既不是當地一年一度音樂節目的黃金時段,也不是真正獲得維也納音樂機構安排的節目。

 

因此從1996年開始,五花八門的中國音樂演出,就在離經叛道見不得陽光的幕後進行操作了。清一色的自費演唱就這樣依次安排在音樂廳檔期之外的空餘時間演出,而且費用不菲,據了解只要能支付三萬歐元上下的費用,就可以滿足登上金色音樂廳 ‘自我陶醉’ 的成就感!

 

到2013年,突然出現享譽中國大江南北的民歌歌手宋祖英在維也納金色音樂廳獻演的新聞,引起社會不小的震撼,咸以為中國的民歌居然征服了西方古典音樂的首府。也因此維也納金色音樂廳在中國人心目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位。

 

但是要填滿整個音樂廳裡的1800個座位,卻需要費一番心思。尤其是像宋祖英這樣的 ‘超級歌后’,總不能在她的演唱會時出現尷尬的冷場。所以當地的華人社團就必須使出渾身解數,為 ‘全場滿座’ 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了。

 

最終得到實際利益的當然是金色音樂廳和出謀劃策的 ‘中介’ 人。在那一段時間裡,中華大地形形色色的 ‘音樂團體’ 前仆後繼,過足了登台癮後,就是歐洲的幾國遊,再凱旋歸國。

 

這個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的業務交流,給金色音樂廳創造了可觀的外匯收入,也給很多中國的  ‘藝術家’ 留下經常可以眉飛色舞向親朋好友 ‘吹噓’ 的成功演出!

 

到了維也納,我和妻子自是興致沖沖地去參觀莫札特的故居,沒想到被那吱吱咯咯的地板,斑駁的粉牆和橫梁柱子,引起我們對這位潦倒一生的音樂家的身後待遇產生同情和不平。而行走在街頭,無論大商場,小舖頭,還有機場的零售店,只見附有莫札特頭像的巧克力鋪天蓋地。一個偉大的作曲家,在他奮鬥一生的故鄉,居然成了如此不堪的商業工具!

 

我們的興趣轉向南邊的中央公墓 (Zentralfriodhof) ,它是在1874年的萬聖節 (All Saints Day) 落成的。當時維也納市政府在工業大發展的前提下,預感到未來的都市將會有人滿為患之虞而必須作出 ‘未雨綢繆’ 的計畫。所以特地在東南邊郊外擇地設計了一個佔地2.5平方公里的中央公墓,共擁有三百多萬個墓穴。由於距離城區太遠,落成之初曾遭到不少的反對聲浪。

 

如今從歷史古城中心地標聖斯蒂芬大教堂 (Wien Stephansdom) 搭乘地鐵U3線,經過十個站到達終點站Simmerring,從出口處轉乘6號或71號電車,兩站之後到公墓的中間2號入口 (Tor 2) 處下車,即可直接進入公墓。

 

莫札特最早安葬的墓園遺址

 

從這裡進入公墓後,步行十分鐘,即可到達音樂家的墓園,也是我和妻子專程來到這裡的目的地,向名垂青史的音樂家們獻上最真誠的景仰。

 

遺憾的是因為妻子不慎觸碰了 ‘消除按鍵’,相機裡數百張照片瞬間全部消失。由於歸期無法更改,只得帶著無限的遺憾離開了維也納。

 

去年我們去歐洲慶祝五十年金婚紀念,在四個月舊地重遊的行程中,特地安排了重返維也納的節目,得以完成在中央公墓將之前失去的記憶重新攝入鏡頭的心願。

 

維也納地標聖斯蒂芬大教堂

 

中央公墓共有四個名人墓園,分別是32A,32C,14A 和14C 。在這四個園區內,最受矚目的是第32A區,著名音樂家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1797-1828),約翰.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老約翰.斯特勞斯(Johann Strauss Vater 1804-1849),及小約翰.斯特勞斯 (Johann Strauss II 1825-1899) ,都長眠在此。

 

筆者在中央公墓中 貝多芬墓園留影

 

筆者在中央公墓舒伯特墓園留影

 

筆者妻子在貝多芬及舒伯特墓園留影,背後中間是莫札特的紀念碑

 

筆者在中央公墓勃拉姆斯墓園留影

 

著名的音樂家莫札特並沒有安葬在這裡,他去世後最初放在安聖馬可斯公墓 (St. Marx Cemetery),但如今那裡只留下一個殘缺的紀念碑,莫札特的遺骸究竟在何處,至今無人知曉。不過為推崇他的成就,後來特地在維也納的中央公墓裡貝多芬和舒伯特墓園之間,豎立了一座紀念他的豐碑。

 

雖然維也納被公認為世界頂級的音樂之都,然而它卻沒有德國萊比錫音樂界的和諧協調。音樂家們即使擁有豐富的創作力,仍無法排除人性間的世俗弱點,彼此間為了職業,為了名聲,雖然沒有公開的敵對,暗中的角力卻時有發生。

 

儘管維也納仍掌握著古典音樂的命脈,也是歷代為音樂而奉獻追求者的夢境。世俗的功利主義充斥在各個角落無處不在。幸運的是仍有許多善心人,在默默地為社會推動音樂活動。更幸運的是維也納在近兩百年來,名垂青史的音樂家層出不窮,在他們代代薪火相傳時光中,留下一個個不朽的作品,匯聚成浩瀚無垠的音樂大洋,任由喜愛者,崇拜者,追隨者去尋找俯拾即是的音樂果實。

 

典型的例子是維也納歌劇院,每次在演出時,必定在院外廣場邊豎立著一塊巨型的白銀幕,白銀幕正前方還設置了幾張椅子,銀幕上直接播放院內舞台上的演出,讓無力購買入場券的歌劇愛好者者,如同劇場內的觀眾一樣,有機會坐在那裡欣賞完整的演出。

 

由於我們下榻的酒店距離歌劇院步行僅需三分鐘的路程,所以幾乎每晚都會到歌劇院周圍欣賞戶外的歌劇轉播,同時觀察維也納帶有濃郁音樂氣氛的社會動向。有一晚正下著小雨,但是歌劇院外廣場上設置的座位仍然是座無虛席,令人感懷不已。

 

徘徊在中央公墓的音樂家墓區,頃刻間就能將沈澱在心中的世俗渣滓洗淨,仰望藍天,在幽靜的樹叢下,感受到那份似乎不屬於人間的安詳,傳遞給我們的是:

 

悠揚的音樂傳承不息,直接賦予我們的更是人生的哲理 — 音樂家雖然都已無聲,但在那無聲的寂靜中,油然而生的是純淨的崇敬和永恆的祝禱。

 

(2020年7月25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維也納地標聖斯蒂芬大教堂

 

作者/劉敦仁

 

第一次接觸歐洲古典音樂,應該是在我大學剛畢業後不久,許多同學不是進入大公司當白領,就是在自己家庭的行業順手當上主管。我既沒有家庭的恆產作為後援,更沒有堅實的人事背景。幸好中學時代的國文老師黃克佐在淡水初中擔任校長一職。他來自大陸山東,家屬均在大陸,孓然一身。

 

因爲我比較喜歡中國古典文化,所以上他課的時候會比較聚精會神,深得老師的關愛。大學畢業後,我特地去拜訪他,感恩於他的教誨。在交談中,老師用關心的口吻問我求職上有無成效。

 

我告訴老師,正申請了一家旅行社導遊工作,據告知,他們只提供基本薪水,其他收入就要靠遊客的小費了。公司老闆誇口說,如果我勤奮些,一個月應該有上千的收入。對這樣的數字我很懷疑,心想這可能不是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黃老師吸了口煙後問我是否願意到他那裡擔任英語老師。原來任職的老師剛辭去工作,正好有個空缺。至於薪水就和旅行社相差很懸殊了,月薪只有新台幣160元。在工作毫無頭緒的壓力下,既然老師賜予這份厚愛,我也就在毫無懸念下欣然接受了。每天天剛亮,從台北萬華搭乘區間火車到淡水上班,中午下課後可以選擇留在學校批改學生作業,或是提早下班回家。

 

我放棄了旅行社的 ‘豐厚工資’,雖然從未涉足其間,但第一感覺就是難以忍受的銅臭味。反之在中學任職,雖然薪資不高,卻有充足的空餘時間鍛鍊我最感興趣的寫作。

 

我的居家環境是一座有十多家人雜居的公家宿舍。雖自小就喜歡古典音樂的習性,卻因為生活起居的空間有限,一位堂叔給我的手搖留聲機和一大疊唱片都沒有 ‘用武之地’。所以我的活動範圍除了教書的中學辦公室外,就只有位在館前街的省立圖書館了。

 

突然有一天,從一位同學口中得知,在市中心區的重慶南路夾衡陽街角,有一家古典音樂咖啡館。求學期間他深知我的嗜好,所以告訴了我這個喜訊。

 

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在下班後的一個下午,從台北火車站漫步到他所說的地方,果然從沿街的窗戶傳出悅耳的音樂。這座咖啡館是開設在臨衡陽街的一個賣冷飲的大新小舖,還兼賣大冰磚。那時先進的冰箱供應有限,大多數的家庭只能用傳統的老式冰箱,每天要在冰箱裡放一大塊人造冰,冰箱下面還要放一個盆, 冰箱裡融化的水就流到盆裡,第二天售賣冰塊的小舖將新冰塊放進冰箱後,就幫忙將水倒掉。

 

原來這個咖啡館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校友開設的。他父母在樓下經營冷飲生意,他在學校是出了名的音樂愛好者,大學畢業後,可能徵得父母的同意,就將整個二樓騰出來,讓他經營古典音樂咖啡館。他給這個咖啡館取了一個非常詩情畫意的名字,叫做 ‘田園’。是否來自貝多芬的 ‘田園交響曲’ 不得而知,但這個咖啡館對當時生活在台北的年輕寫作者,應該是一個集會的好去處。

 

穿過冷飲店,樓梯間漆黑一團,上到二樓,昏暗的燈光並沒有體現任何浪漫的情調,一看便知是二手貨的沙發,分別擺設在不同的角落裡,一坐下去整個身子就塌陷下去,我找了個只有兩個單座沙發的一角坐下,每次要起身,必得先將身子向前挪動到沙發邊沿才能挺直身子站起來。

 

正在播放的音樂引領著客人進入虛擬的幻想意境,我也受到感染,瞬間就將這裡的擺設拋諸腦後了。學長一個人跑前忙後,既要招呼顧客,又要管理唱片的更換。見到我後,仍然駐足和我聊了幾句。

 

看了一下餐單,我選擇了最低廉的飲食,一杯清茶和兩個素菜包子。總共是新台幣十元,我核算了一下,那是我教書生涯160元月薪的十六分之一,也是一筆可觀的開銷。

 

我在那裡消磨了整整兩小時,第一次如此心無旁騖地沈浸在無邊的音樂世界裡,要不是點的飲食過於寒酸,我幾乎可以賴著不走。在離開之前,我向四周環顧了一下,咖啡間裡散落地坐著幾乎全是男性的顧客,其中還有三兩張熟臉孔,都是活躍在詩歌裡的 ‘追夢人’,後來才知道名詩人余光中等都是當時的座上客。因為我不寫詩,就單獨地躲在角落裡絞腦汁創作我的小說稿。

 

在回家的路上,沿途店舖裡低俗的喧囂 ‘音樂’和刺眼的五彩燈光絲毫引不起我的注意,兀自回味著剛才在咖啡館裡的 ‘享受’ 。不由憶及在參加 ‘聯考’ 的時候,我單獨在師範學院音樂系報了名,居然我還曾擁有過追尋 ‘音樂家’ 美夢的野心。

 

因家境的清寒,雖然不允許我對音樂有太多的奢想,卻仍然在沒有任何經濟壓力的範疇中尋找自己的樂趣。我曾鼓足勇氣,被中山北路一座天主教堂的聖詩班接納。第一次出席時,見到連我總共有十六個團員,分四個聲部,每一聲部四人。我被安排在男中低音的部分。只記得女高音聲部中有沈愫之,男中音以林寬為主角,都是當時台灣音樂界裡響噹噹的人物。我以一個藉藉無名的小伙子參與其中,難免產生自慚形穢的感覺。

 

幸運的是,林寬先生為人憨厚,每週兩個晚上的排練,他都會自動給與我額外的幫助,使得我在合唱團中還能尸位素餐佔有一席之地。

 

因為參加了合唱團,越發引起我向音樂界衝刺的興趣。所以在報考省立師範學院音樂系的時候,我還真對未來有過 ‘偉大’ 抱負的憧憬。

 

筆試及樂理居然出乎意料之外地順利通過,增加了我對被錄取的幻覺。但是要通過生死攸關的面試,就不是那麼輕鬆了。當時的系主任是戴粹倫先生,最後一關的樂器考試要通過他和其他幾位考官的面試。

 

輪到我站上舞台時,我戰戰兢兢地先向台下老師們行了一鞠躬,戴主任即問我選擇鋼琴或是小提琴,我毫不掩飾地告訴他,兩種樂器都不會。他接著問我會什麼樂器。我因為在中學時代,曾經是校際的軍樂隊成員,主要是吹奏伸縮喇叭,水平一般。所以只好如實告知,這是我唯一經歷過的樂器。

 

戴主任笑了笑說: ‘長號不屬於古典樂器的範疇。’ 

 

我知道再繼續下去,除了徒勞,更增加不少尷尬,因為我連這個樂器的學名都說不上來,只好向台下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的音樂夢想就這樣徹底粉碎!

 

不知什麼原因,天主教堂的聖詩班突然解散,享受了半年多的 ’音樂癮’ 跟著結束。回想參加考音樂系那天,戴粹倫主任沒有直接趕我下台的紳士風度,一直讓我感恩不已。撫今思昔,我深深感到 ’塞翁失馬’確實是人生的一個重要哲理。

 

也因此日後的生命中,我沒有音樂家勞碌奔波日夜顛倒的生活異常,更不必為了 ‘聲譽’ 或是為了 ‘掌聲’ 而必須要作生命的額外支付。在音樂的領域裡,注定了我只能是一個坐在台下的鼓掌者,但實踐也證明,這個定位在後半生賦予我多方欣賞音樂悠然自得的無比樂趣。

 

我學會了在醉心於世界名樂章的思潮中時,就隨心所欲地沖好一杯咖啡,閉上雙眼在音符中緊跟著樂章的起伏,讓我的靈感在不同的境界中蕩漾。只要有機會到各個傑出音樂家故居瞻仰或是墓園憑弔,我絕對不會輕易放棄,在那裡跟隨著他們的成就步伐,引領我追求人生的滿足感。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先後在西班牙和義大利讀書工作,幾乎所有的閒暇時間,都陶醉在音樂中。不顧長途跋涉,我曾經去到西班牙南部摩爾族王國的最後根據地格拉納達 (Granada),去參觀他們興建的阿爾罕勃納  (La Alhambra),這個在1492年被滅亡的穆斯林王國,給世人留下的是一個奢靡的歷史遺跡。 

 

但我更大的心思是參訪西班牙二十世紀偉大吉他音樂作曲家馬魯艾爾.迪.法雅 (Manuel de Falla1876–1946) 的故居,從1921年到1939年他在這座城市裡執教和創作。留下來的兩部作曲分別是 ‘藝術大師彼得的木偶曲’ (El Retablo de Maese Pedro) 及 ‘大鍵琴及五種樂器協奏曲’ (Concierto para Clave y 5 Instrumentos) ,成為傳世之作。

 

西班牙作曲家法雅故居的原貌,現為紀念館

這位國寶級的西班牙作曲家,在格拉納達生活時,結識了不少當地文學,藝術及音樂界的傑出人士,其中就有一位我在大學研究院學習時,曾深入研究的一位當地文學音樂繪畫的多面手:卡爾西亞.洛爾加 (Federico Garcia Lorca 1898-1936)。這位二十世紀前半段的著名文學家所留下的劇作幾乎都是描寫西班牙農村中婦女在沒有任何社會地位的環境裡,默默地承受無情壓迫和歧視的悲劇。

 

由於政治的因素,洛爾加在內戰中,因過激的左傾言論,不幸被法西斯政權謀殺。引起整個西班牙社會的震動。法雅也因此在1939年離開了他生活近二十年的故土,遠走阿根廷,1946年在那裡去世。

 

法雅在格拉納達的舊居依然保持著他離開時的原樣,珍藏著許多私人物品,其中保留著洛爾加贈送的素描等珍貴文物,還有他的家俬甚至廚房用具。他去到阿根廷後原先計畫在一旦內戰結束就啟程回國,繼續在這座舊居中安享晚年。殊不知最後左傾的共和軍徹底被瓦解,右翼的法西斯一直掌權到70年代。

 

經過佛朗哥的批准,法雅的遺體最終被運回西班牙安葬,倒也體現出當時統治階層的寬容大度,並沒有因為音樂家的異見而予以阻止。

 

為了紀念法雅的音樂成就,西班牙政府特地在最高票額的100貝塞達 (Peseta) 紙幣上印了他的頭像,象徵著他的崇高地位。

 

西班牙為紀念法雅的音樂成就,特地將最高額的100貝塞塔紙幣上印了他的頭像

 

法雅一生未婚,沒有子女,畢生專注於音樂創作和培養人才。他和後起之秀霍厄金 洛德立果 (Joaquin Rodrigo 1901-1999) 之間的友情,突顯出法雅對後者音樂造詣的重視。

 

洛德立果三歲時,因傳染病白喉而失明,導致終身為盲人。後來進入盲人學校,在一次接觸到義大利歌劇作曲家威爾第 (Giuseppe Verdi 1813-1901) 作品 ‘弄臣’ (Rigoletto) 後,直接成為引導他進入音樂界的媒介。

 

西班牙作曲家洛德立果彈奏鋼琴時的神情

洛德立果並沒有因為是盲人而有任何的退縮,他意志堅定不斷創作,一生留下170首經典名曲。他的創作過程非常艱鉅,有趣的是,他並不知如何彈奏吉他,但是在他許多作品中吉他竟是主導樂器。一旦他的靈感出現,就需要有人協助寫下,再和他一同潤飾,最後完成。

 

他對自己進入音樂創作的世界,曾經留下這樣一句至理名言: ‘失明增強了我的精神生活!’

 

我自學生時代開始直到現在,始終是這位西班牙作曲家的崇拜者。他的作品 ‘阿藍湖愛斯協奏曲’ (Concierto de Aranjuez) 一直是我的最愛。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幾乎都傾注了濃郁的西班牙鄉村韻味和他故土的泥土芳香,表現出熱情樂觀,樸素坦率的民族性格。

 

‘阿藍湖愛斯協奏曲’ 是在1939年所創作。1940年在巴塞羅那首演的時候,吉他獨奏家馬沙 (Regino Sainz de la Masa) 特地為這首新曲擔任獨奏,為表達對馬沙的尊重,洛德立果在演奏會時宣布,這首曲子是專門獻給這位西班牙家喻戶曉的吉他手。

 

西班牙阿藍湖愛斯皇宮的全貌

 

對我而言,這個曾經是我度過學生時代的國家,雖然闊別已久,始終是我記憶中最為熱衷的一環。所以每次聽到這首以吉他為主旋律的樂曲時,我必然會情不自禁地隨著那動聽的音符,回憶起那個時代的點點滴滴。

 

洛德立果為人謙虛,從他墓碑上刻著的自述就可見一斑。他寫道: ’我的杯子可能很小,不過我還是用自己的杯子喝水。’ (My cup may be small, but I drink from my cup)。從字面上看只是一句非常簡樸的語言,然而這意味著作曲家始終追尋他簡樸的人生觀,和他獨有的民族音樂風格。

 

從兩代的音樂家來看,洛德立果和法雅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的師生關係,但仍顯示著 ‘青出於藍’ 的顯著差別,而且洛德立果獲得的殊榮高出法雅許多。他在1950-1951年間,為馬德里聖費爾南多皇家美術學院 (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 的落成而專門譜寫了‘卡斯迪亞奏鳴曲’ (Sonatas de Castilla) 。

 

為了表彰洛德立果音樂上的成就,西班牙國王歡.卡洛斯 (Juan Carlos) 特地在1991年給他封綬皇家的最高榮譽,阿藍湖愛斯花園侯爵 (Marques de los jardines de Aranjuez)  勳章。到1996年,西班牙藝術界的組織 ‘阿斯圖里亞王子基金會’ 為洛德立果頒發了藝術界的最高榮譽  ‘阿斯圖里亞王子文藝獎(Premio del Princes de Asturias) 。

 

西班牙國王為洛德立果頒授的最高榮譽勳章

西班牙文化界給洛德立果頒授的最高榮譽文藝獎章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從馬德里遷居到羅馬,和音樂界的接觸更形頻繁。其中有羅馬歌劇院和梵蒂岡音樂廳的直接聯繫,我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兩個音樂聖地的常客。

 

為協助我每個月寫歌劇報導,羅馬歌劇院的藝術部主任,每一年歌劇季節期間,都為我在劇院二樓的一個小包廂裡預留座位,只要每逢上演歌劇的首演時,我都會按時收到入場券。梵蒂岡音樂廳在音樂季節時,也幾乎讓我飽享每場音樂會的盛況。

 

從欣賞歌劇或是音樂會中被典雅的氛圍所熏陶,漸漸地對歐洲文化,特別是歌劇音樂方面,產生了濃厚入迷的感覺,從而萌生尋訪歌劇作曲家的生活點滴。

 

除了羅馬的歌劇院是我固定的出沒場所,我會不辭勞苦地從羅馬開五個小時的車到威尼斯,只是為了在那座1792年落成的 ‘費尼切歌劇院’ (La Fenice) 裡欣賞一場動人的歌劇。有時候也會驅車到五百公里外羅密歐與茱麗葉殉情的維羅納 (Verona),坐在公元一世紀的古羅馬露天劇院廢墟裡,在閃耀的星星下,迎著夏日夜間的微風,沈醉在悠揚的音樂中。

 

義大利西西里島塔奧米娜古羅馬劇場遺跡

 

雖然建造於1776年的米蘭斯卡拉歌劇院 (La Scala) 舉世聞名,我也曾在那裡欣賞過幾齣好戲,但我還是偏愛位在南邊拿波里 (Napoli) 於1737年落成的 ‘聖卡洛皇家劇院’ (Teatro Reale di San Carlo)。每次結束了回味無窮的歌劇演出後,拿波里的 ‘披薩’餅是必不可少的晚餐。

 

可是在諸多的回憶中,最難以忘懷的是西西里島上的達奧密納 (Taomina)在公元前三世紀建造的古羅馬劇院遺跡,它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聰明的義大利人,將這座廢墟裝扮成依然令人讚嘆的露天劇場。西西里島炎夏的夜晚,因為有海上吹來的徐徐海風,增添幾分詩情畫意的感覺。

 

其實羅馬城南邊也有一座露天劇院 ,原址是公元三世紀初建造的羅馬大浴池,名為 ‘卡納卡拉’  (Termi di Caracalla),如今已是一個歷史陳跡,每年夏天就在原來廢墟上演出 ‘阿依達’ 歌劇,為避免破壞古蹟被風化和損傷,近些年這齣著名的歌劇,已改在臨時搭建的舞台上演出。 

 

羅馬市區內古羅馬的浴室遺跡

 

‘阿依達’ 風行數十年,是羅馬旅遊機構吸引全球旅客的一大收入。 這齣威爾第的成名作,1871年在埃及開羅的 ‘克迪維爾歌劇院’ (Khedivial Opera House) 首演後一舉成名。如今在羅馬露天劇場演出時,其場面的雄偉,歌唱家的一流演出,仍然使千萬觀眾為之傾倒。

 

有一次,得知美國的男高音理查德.特克爾 (Richard Tucker 1913-1975) 從美國到羅馬歌劇院獻演。在演出前,我特地到他下榻的奎尼拉勒大飯店採訪他,和他促膝長談了好幾個小時,臨行前他特地邀約我到時候去觀賞他的演出。

 

不料在訪問他之後的第二天,就發生了羅馬歌劇院後台工作人員的罷工,所有的演出準備工作受到嚴重干擾。特克爾一行數十人及七十多箱行頭及服裝,在羅馬苦等了近兩週時間,最後在無奈中取消了羅馬的演出,一行人馬去到維羅納在露天劇場演出。

 

多年來,一直沈浸在觀賞各地歌劇的情趣中,但卻在西班牙東部巴塞羅那 (Barcelona) 的歌劇院裡,發生了非常尷尬的場面。

 

我去巴塞羅那的目的是為了解整個歌劇季節的演出內容,而專程拜訪當地 ‘里賽歐歌劇院’ (El Gran Teatro de Liceu) 的藝術部門負責人。在結束採訪後,他問我是否有興趣觀賞他們當晚的演出。那是一齣德國作曲家譜寫的歌劇。對我而言有幾分陌生。

 

平時我不論到哪個城市,行李箱中必定備有一套黑禮服及配套的行裝,在那個年代,前往歌劇院觀賞歌劇必定要穿著黑禮服,不然就會顯得格格不入。而那次的行程純粹是公務,所以我就沒有攜帶黑禮服。本想用這理由婉拒他的盛意,不料他詼諧地說,假如我帶了深色西服,一樣可以去觀賞。

 

他還特別加了一句說: ‘別以為劇場的觀眾個個都是音樂專業人士。其實好的座位裡不乏殺豬的,賣雜貨的。’ 說完我們不禁相對哈哈大笑了起來。

 

因為他的堅持,我接受了他的盛情。但一進入劇場,我就開始感到忐忑不安。環顧四周,與會的女士個個是珠光寶氣,男士們則清一色的黑禮服;對於自己身上的深咖啡色西服,即使周遭的觀眾沒有對我給予特殊的眼神,也難免產生心理上的窘態。

 

通常在中間休息時,觀眾或是去衛生間,或是三五成群地在大廳酒吧喝酒交談。整個的四幕演出連中間休息前後總共約四個半小時,我儘量避免站立起來,所以連衛生間都不敢問津,只是一味地捲縮在觀眾席上,手上的節目單也不知翻來覆去了多少次,而且還下意識地將節目單高高拉起遮蓋著自己的臉龐。

 

那次的歌劇觀賞,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為尷尬,而且毫無音樂感的一個晚上,每每思及,臉上還不免會泛起一絲紅暈。

 

義大利的歌劇並不能完全填補我的音樂癡迷。心中不停地思索如何能去德國和奧地利體驗那裡豐富而雅緻的古典音樂情愫。第一次去奧地利應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和妻子抵達維也納的幾天時間裡,雖然對參觀莫札特的故居博物館有一定的滿足,然而維也納的 ‘功利’ 現象,卻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甚至在臨離開時,還留下一個極其負面的印象。離境當天打車前往機場的路上,司機向我索取一個一歐元的錢幣,以方便在即將到達機場入口處時,可以快速協助我們投幣取行李推車。我夫婦內心還讚揚他服務的周到,下車時特地多給了他一些小費。

 

辦理好登記手續後,我將行李車推回到寄存處,從投幣的機器裡取出剛才給司機的一歐元錢幣,然而彈出來的卻是一個大小一模一樣的塑料小塊。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在這雞毛蒜皮的細節上作了手腳,目的只不過是多賺一歐元而已。

 

由此我聯想起,這個舉世聞名的音樂之都,出過一個政治人物,他便是從維也納跑到德國成為殺人魔王的希特勒 (Adolfo Hitler 1889-1945),不僅使千萬猶太人生命斷送在他手中,甚至還讓德國成為史無前例的聲名狼藉的 ‘戰敗國’ 。 

 

維也納在賺取旅遊收入上不遺餘力地下功夫。1865年奧地利國王約瑟夫為了討好夫人西西,特地為她建造了一座金碧輝煌的音樂廳 (Goldener Saar Wiener Musikvereins),至今仍然是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的六大音樂廳之一。由於地處偏僻,我和妻子為了一賭丰彩,曾冒雨在那個小區裡兜了好幾次才找到。

 

維也納拿莫札特名字命名的咖啡館

 

維也納電視機構從1960年開始,每年在該音樂廳安排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演出 ‘新年音樂會’,並向全球轉播。當然背後的動力就是利益。

 

1987年北京的中央電視台首次轉播了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後,立即吸引了中國文化界的注意,開始蠢蠢欲動醞釀成為一大商機,‘中介公司’ 也因此應運而生。金色音樂廳每年在音樂季節,只邀請享有全球聲譽的音樂團體或個人到訪演出,條件極其嚴格。因為受邀的音樂團體或個人在演出後,都會收到一筆報酬。

 

維也納金色音樂廳內景

 

其次就是被接受在該音樂廳演出的樂團,必須先申請並經批准後,雙方簽約才得以進行,獲致的利潤則由雙方按比例分成。

 

至於檔期外的兩個月,一般幾乎無人問津,既不是當地一年一度音樂節目的黃金時段,也不是真正獲得維也納音樂機構安排的節目。

 

因此從1996年開始,五花八門的中國音樂演出,就在離經叛道見不得陽光的幕後進行操作了。清一色的自費演唱就這樣依次安排在音樂廳檔期之外的空餘時間演出,而且費用不菲,據了解只要能支付三萬歐元上下的費用,就可以滿足登上金色音樂廳 ‘自我陶醉’ 的成就感!

 

到2013年,突然出現享譽中國大江南北的民歌歌手宋祖英在維也納金色音樂廳獻演的新聞,引起社會不小的震撼,咸以為中國的民歌居然征服了西方古典音樂的首府。也因此維也納金色音樂廳在中國人心目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位。

 

但是要填滿整個音樂廳裡的1800個座位,卻需要費一番心思。尤其是像宋祖英這樣的 ‘超級歌后’,總不能在她的演唱會時出現尷尬的冷場。所以當地的華人社團就必須使出渾身解數,為 ‘全場滿座’ 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了。

 

最終得到實際利益的當然是金色音樂廳和出謀劃策的 ‘中介’ 人。在那一段時間裡,中華大地形形色色的 ‘音樂團體’ 前仆後繼,過足了登台癮後,就是歐洲的幾國遊,再凱旋歸國。

 

這個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的業務交流,給金色音樂廳創造了可觀的外匯收入,也給很多中國的  ‘藝術家’ 留下經常可以眉飛色舞向親朋好友 ‘吹噓’ 的成功演出!

 

到了維也納,我和妻子自是興致沖沖地去參觀莫札特的故居,沒想到被那吱吱咯咯的地板,斑駁的粉牆和橫梁柱子,引起我們對這位潦倒一生的音樂家的身後待遇產生同情和不平。而行走在街頭,無論大商場,小舖頭,還有機場的零售店,只見附有莫札特頭像的巧克力鋪天蓋地。一個偉大的作曲家,在他奮鬥一生的故鄉,居然成了如此不堪的商業工具!

 

我們的興趣轉向南邊的中央公墓 (Zentralfriodhof) ,它是在1874年的萬聖節 (All Saints Day) 落成的。當時維也納市政府在工業大發展的前提下,預感到未來的都市將會有人滿為患之虞而必須作出 ‘未雨綢繆’ 的計畫。所以特地在東南邊郊外擇地設計了一個佔地2.5平方公里的中央公墓,共擁有三百多萬個墓穴。由於距離城區太遠,落成之初曾遭到不少的反對聲浪。

 

如今從歷史古城中心地標聖斯蒂芬大教堂 (Wien Stephansdom) 搭乘地鐵U3線,經過十個站到達終點站Simmerring,從出口處轉乘6號或71號電車,兩站之後到公墓的中間2號入口 (Tor 2) 處下車,即可直接進入公墓。

 

莫札特最早安葬的墓園遺址

 

從這裡進入公墓後,步行十分鐘,即可到達音樂家的墓園,也是我和妻子專程來到這裡的目的地,向名垂青史的音樂家們獻上最真誠的景仰。

 

遺憾的是因為妻子不慎觸碰了 ‘消除按鍵’,相機裡數百張照片瞬間全部消失。由於歸期無法更改,只得帶著無限的遺憾離開了維也納。

 

去年我們去歐洲慶祝五十年金婚紀念,在四個月舊地重遊的行程中,特地安排了重返維也納的節目,得以完成在中央公墓將之前失去的記憶重新攝入鏡頭的心願。

 

維也納地標聖斯蒂芬大教堂

 

中央公墓共有四個名人墓園,分別是32A,32C,14A 和14C 。在這四個園區內,最受矚目的是第32A區,著名音樂家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1797-1828),約翰.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老約翰.斯特勞斯(Johann Strauss Vater 1804-1849),及小約翰.斯特勞斯 (Johann Strauss II 1825-1899) ,都長眠在此。

 

筆者在中央公墓中 貝多芬墓園留影

 

筆者在中央公墓舒伯特墓園留影

 

筆者妻子在貝多芬及舒伯特墓園留影,背後中間是莫札特的紀念碑

 

筆者在中央公墓勃拉姆斯墓園留影

 

著名的音樂家莫札特並沒有安葬在這裡,他去世後最初放在安聖馬可斯公墓 (St. Marx Cemetery),但如今那裡只留下一個殘缺的紀念碑,莫札特的遺骸究竟在何處,至今無人知曉。不過為推崇他的成就,後來特地在維也納的中央公墓裡貝多芬和舒伯特墓園之間,豎立了一座紀念他的豐碑。

 

雖然維也納被公認為世界頂級的音樂之都,然而它卻沒有德國萊比錫音樂界的和諧協調。音樂家們即使擁有豐富的創作力,仍無法排除人性間的世俗弱點,彼此間為了職業,為了名聲,雖然沒有公開的敵對,暗中的角力卻時有發生。

 

儘管維也納仍掌握著古典音樂的命脈,也是歷代為音樂而奉獻追求者的夢境。世俗的功利主義充斥在各個角落無處不在。幸運的是仍有許多善心人,在默默地為社會推動音樂活動。更幸運的是維也納在近兩百年來,名垂青史的音樂家層出不窮,在他們代代薪火相傳時光中,留下一個個不朽的作品,匯聚成浩瀚無垠的音樂大洋,任由喜愛者,崇拜者,追隨者去尋找俯拾即是的音樂果實。

 

典型的例子是維也納歌劇院,每次在演出時,必定在院外廣場邊豎立著一塊巨型的白銀幕,白銀幕正前方還設置了幾張椅子,銀幕上直接播放院內舞台上的演出,讓無力購買入場券的歌劇愛好者者,如同劇場內的觀眾一樣,有機會坐在那裡欣賞完整的演出。

 

由於我們下榻的酒店距離歌劇院步行僅需三分鐘的路程,所以幾乎每晚都會到歌劇院周圍欣賞戶外的歌劇轉播,同時觀察維也納帶有濃郁音樂氣氛的社會動向。有一晚正下著小雨,但是歌劇院外廣場上設置的座位仍然是座無虛席,令人感懷不已。

 

徘徊在中央公墓的音樂家墓區,頃刻間就能將沈澱在心中的世俗渣滓洗淨,仰望藍天,在幽靜的樹叢下,感受到那份似乎不屬於人間的安詳,傳遞給我們的是:

 

悠揚的音樂傳承不息,直接賦予我們的更是人生的哲理 — 音樂家雖然都已無聲,但在那無聲的寂靜中,油然而生的是純淨的崇敬和永恆的祝禱。

 

(2020年7月25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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