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裡戲外當年我演《八百壯士》

1975年臺灣的電影公司籌拍《八百壯士》，戲裡有個角色是抗戰時中國女童軍楊惠敏在日軍的炮火下，沖過英租界，拼命遊過蘇州河，將國旗獻給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

許多女明星都想爭取楊惠敏這個角色，導演的要求是女主角一定要會游水，於是我天天練游泳，有一天導演到泳池來看我，當場就決定由我飾演。

記得開鏡那天，許多當年的女童軍穿著童軍制服到現場，年齡大約都在60左右，楊惠敏精神奕奕地走到我面前，她很懷疑這麼瘦小的我能不能勝任勇敢的女童軍（五呎六的我當時還不到一百磅）。她用她那又粗又大的食指一邊大力戳我那滿是排骨的胸膛一邊說：“你要硬起來！知不知道！你要硬起來好好地演。”我被戳得倒退兩步，心想，她真不愧是女中豪傑。

一場遊過蘇州河的戲就分別在很多場地拍攝，然後把在河裡、水溝裡和水底攝影棚裡拍攝的戲剪接起來才能完成。當時我才二十出頭，年紀小膽子大，導演叫我從橋底往河裡跳，我撲通一聲就往下跳，反倒是導演捏了一把冷汗。電影製片場有一條阻塞多年的大水溝，臭氣沖天，平常也不注意有這麼一條溝，那天去片場，場務拿著一條長竹竿很高興地告訴我：“一會要拍你從這兒遊上岸，我把水溝都清理乾淨了，你放心。”我沒怎麼多想就下了水溝（其實想也沒用，片場導演最大，他說什麼都得照做），還好沒怎麼NG，上了岸我說剛才好像看到蛇。化妝師和工作人員抿著嘴笑說他們也看到，只是不敢講，怕說了我不肯下去。我心有餘悸地往回看：“啊呀！有條大便！”場務裝腔作勢地說：“沒有啦！那是香蕉！”

最後是在水底攝影游泳池拍，那天寒流來了，氣溫在六至八攝氏度，所有人都穿著厚大衣，講話嘴裡冒白氣兒。導演說那天一定要拍，因為第二天就要放水了，我穿著卡其布的童軍服，脖子綁上了綠領巾，背著書包就跳進那冰冷的游泳池。拍了一會兒，我趴在池邊等拍下一個鏡頭，整張臉給凍得都縮了，副導演見我可憐，叫我上去，給了我一口酒，要我到火邊烤一烤。沒想到酒加上一冷一熱的反差，令我即刻全身發抖的倒在地上，仿佛要窒息似的，我突然大叫起來，叫得驚天動地。只記得一大堆人一邊吆喝一邊把我抬到辦公室，我還是不停地抖，身上的濕衣服也沒法脫，一陣忙亂中，隱約見到一支好大的針筒往我身上紮。等我醒來的時候，媽媽和哥哥都在我身邊。

1976年，《八百壯士》讓我贏得了第22屆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獎。

1985年應導演謝晉的邀請，到上海商討拍攝白先勇小說《謫仙記》的事。那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感覺非常震動。謝導演租了一條小木船，帶我遊蘇州河、遙望四行倉庫。蘇州河原來不是很寬廣，四行倉庫已成頹垣斷壁，我想像著當年八百壯士英勇奮戰的慘烈狀況和楊惠敏背著書包勇敢地遊過蘇州河的情景。《八百壯士》電影裡，楊惠敏獻給團長謝晉元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四行倉庫樓頂升起，壯士們和楊惠敏望著冉冉上升的國旗，熱淚盈眶地舉手敬禮。真實的死守四行倉庫戰役，發生在1937年10月。半個世紀之後，遠遠的一點紅在那一座土灰色的磚牆樓頂上更顯得鮮明，那是飄蕩的五星旗！我淚眼模糊了，仿佛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和紅底金黃五顆星重疊在一起。

2019年12月我到上海欣賞賴聲川的舞臺劇《曾經如是》，臨走前去了一趟四行倉庫，看見孩子們在倉庫前的廣場上嬉戲，大人們在旁漫步陪伴，他們穿著各種顏色的服裝，在灰色高牆前更顯奪目。我抬頭望向高牆頂端，上面佈滿了碗口大的凹洞，非常觸目驚心，不像槍眼，倒像炮孔，我問朋友是不是當年留下的痕跡，他們不很確定。這天倉庫裡面不開放，我們沒能進去參觀。沒想到，謝晉元團長的兒子謝繼民聽朋友說我去了四行倉庫，提議下次親自陪我進入倉庫參觀並解說給我聽。

看了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才知道八百壯士撤出四行倉庫時只有358人，這些人一出來就被英軍下令繳械且關進收容所，過著受英軍監禁、日軍包圍的日子，四年後日軍入侵租界，孤軍成為俘虜，分送各地集中營，為日本的侵略戰爭做苦役後勤。而《八百壯士》結束的畫面卻是，英勇的壯士們在《中國一定強》的雄壯歌聲中，眼神堅定地踏步邁出四行倉庫。現實的世界有時比電影演的更殘酷，比戲劇更戲劇。

（作者是臺灣電影演員、作家。此文已收入香港天地出版社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窗裡窗外》，作者近日更新後授權三策智庫網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