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與身段》外交優雅比強硬 更富智慧更難得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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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與身段》外交優雅比強硬 更富智慧更難得
2020-08-23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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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南生(三策智庫授權轉載)

 

外交優雅與外交強硬都是辦外交的題中應有之義,優雅與強硬對外交來說,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國人為外交強硬叫好的多,為外交優雅叫好的少,一些人不知外交優雅為何物,甚至有人視外交優雅為「軟弱」、「缺鈣」。

 

沒有優雅就沒有外交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實施國家對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質決定了外交手段與軍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按照一定規範和平處理國家間關係,落實對外政策,該強硬的時候當然要強硬,但更多的時候離不開外交優雅,外交優雅更彰顯國家形象、國家智慧,外交失去優雅,從一定程度上講無異於外交的缺位,甚至意味著失敗。

 

 

外交優雅是「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蘇美曾拿鄧小平身高說事,涉嫌人格侮辱,鄧機智回應,使蘇美當場難堪。

 

1974年,鄧小平代表中國在聯合國發言。發言後,在休息室碰見了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葛的個頭比鄧高出一大截,他將手臂自然橫過去摸著鄧小平的頭,別有用心地說:「小平同志,你剛才的發言好極了,只可惜個子太矮了!」

 

鄧小平並沒有惱羞成怒,反而也把手臂橫去,正好摸到葛羅米柯的屁股上,不冷不熱地回擊一句:「這是哪裡的話呢!」巧妙地維護了自己的尊嚴。

 

還有一次在美國發言,美方故意將發言台設置得很高,企圖給鄧小平難堪。鄧毫不畏懼,反而搬了一把凳子,並站在上面大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全場一片掌聲。對於自己的身高,鄧從不避諱,反而就這一問題道出了自己的早年經歷,他說:自己個子不高,完全是因為早年吃不飽,累的。機智果斷,堅毅從容,成就了一代偉人鄧小平。

 

外交優雅是鬥智鬥勇不鬥氣。外交境界有三:高者鬥智,中者鬥勇,低者鬥氣。

 

一次,周恩來出訪途中,一位西方記者與周握手後,從口袋中掏出手帕擦手,然後把手帕塞進口袋。周恩來見狀,不動聲色,也從口袋中掏出手帕,擦完手後,將手帕直接扔進垃圾桶中。周以一種優雅的方式有力地回擊了對方的挑釁。

 

外交優雅是既善於示強,也善於示弱。比示強更難的是示弱。

 

楚國被吳國覆滅之後,楚國大夫申包胥決心光復楚國,他一路跋山涉水到秦國,請求秦助楚復國,秦王認為秦沒有助楚的必要,拒絕了申的請求。申毫不灰心,在秦庭大哭七天七夜。秦王終被感動,發戰車五百乘救援,使楚國終於光復。

 

申包胥作為貴族,還有比在外國人面前嚎啕痛哭更示弱的嗎?但沒有誰認為申的行為是粗俗之舉,相反,申該放下身段的時候放得下身段,該求人的時候求得恰當,使自己的國家終於光復,他以特殊的方式詮釋了外交優雅。

 

 

1943年,中國抗戰最艱難時,宋美齡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訪美並在美國國會等處發表演說,面對美國聽眾多次灑下淚水,喚起了美國朝野對中國的同情與更進一步的支持,提升了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

 

外交優雅是既善於鬥爭,更善於交友。通常意義上,謀和比謀鬥更體現外交真諦。

 

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對新中國有特殊意義。與會各國情況複雜,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存在差異,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的主張也不盡相同。作為剛剛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會議前後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在大會上,雖然絕大多數國家的代表在發言中表達了對和平友好的訴求,但有的國家代表攻擊共產主義,有的則表示了對中國的疑慮。會場的氣氛越發緊張。

 

周恩來不是強硬回應,而是決定放棄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將原稿油印散發,另做一補充發言。周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強調「求同」而不是「立異」,主張不同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存在並不妨礙亞非國家求同和團結,並表示中國準備在堅守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亞非各國建立正常關係。

 

周充滿智慧地進行闡釋和解惑,用平等的態度來平息爭論,贏得了各方的尊敬和贊同,一舉扭轉外界對新中國的偏見,會議氣氛也產生了積極的變化。會議通過的《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著名的十項原則,而這正是以中國代表團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石引申和發展得來的。萬隆會議確立的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十項原則,已成為當今世界普遍認可和遵循的重要指導原則。

 

外交優雅並非易事

 

法國大革命時曾出現如下一幕: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被判絞刑。行刑前一天,路易十六對看守說,明天天冷,上絞刑架的時候,他想多穿一件衣服——他不想自己凍得瑟瑟發抖,被國人認為是害怕死亡;而王后在登上斷頭台時,不小心踩了劊子手的腳,隨口而出的是「對不起,先生」。

 

這一幕被一個資產階級思想家看得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那個資產階級思想家是奉命觀察採寫,為資產階級鼓與呼的,他記下了路易十六和夫人,作為國王和王后,在王冠落地、被送上絞刑架時,他們如何保持了生命的體面和優雅。他們知道,這個時候憤怒、歇斯底里,除了讓自己難看,沒有太大意義;相反,保持優雅,則會有另一種力量。

 

其實外交更應該如此,外交本來是為國家贏得善意和理解而存在的,無論什麼時候,在準確傳遞國家意圖的同時,外交人員還應盡可能為國家營造一個良好氛圍。而後者,往往更重要。哪怕國家之間交惡,作為外交人員,也沒有必要惡聲惡語。因為惡聲惡語,狠話懟人,打「口水仗」,不會增加國家對抗的實力;相反,以優雅方式來展現外交形象,其本身也是一種力量。

 

無論什麼時候,外交都保持一種優雅和人情味,這樣可以給自己國家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民眾看待外交也應該如此。顧維鈞說:外交上,他同任何人打交道都稱「您」。他這樣做,就是要展示優雅、風度和人情味。

 

外交優雅,多多益善;外交強硬,則必須適可而止。強硬不會增加對抗的實力,國家之間的對抗最終靠實力,而不是靠狠話。古人云「拍案而起,匹夫之勇」,因此,外交強硬應該是理性的強硬,而不是鬥氣。

 

然而,外交優雅,談起來容易,真正做到很難,為什麼呢?因為找到表現強硬的外交官不難,找到能展示優雅的外交官,則不那麼容易。

 

有一次,有人問孔子,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士」?即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是優雅的使臣?孔子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的外交優雅體現在「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春秋時期的外派使節,必須熟知「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學問的總稱。當時,如果外派使節不了解這些知識,就難以完成使命,體現優雅,還會被所訪國家所恥笑。所以,孔子說「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就是可以從使節的身上判斷出該國的許多情況。

 

 

春秋時期的外交辭令,工於委婉,尤顯含蓄,講究恭敬,突出優雅。當時賦詩言志是各諸侯國對外交往的基本功。外交優雅突出體現在詩賦外交,通過賦詩言志、以詩代言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立場、觀點,傳遞外交信息,特別是運用吟誦《詩經》的方式,使春秋外交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優雅風格。

 

詩賦外交後來盛行於古代東北亞國家之間,其餘緒影響到現在。

 

抗擊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日本青少年育成協會向湖北高校捐贈抗疫物資,包裝箱外,附上了一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寓意中日兩國的友好交流;

京都府舞鶴市在捐贈給大連的物資上,寫上了唐代詩人王昌齡的詩句「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富山縣向遼寧捐贈物資的紙箱上印著「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

長崎縣向中國五地捐贈醫療物資,紙箱上有一句小詩「崎嶇路,長情在」,寓意「今後道路險阻,但長崎的朋友與你們同在」;

日本醫藥NPO法人仁心會等四家機構聯合捐贈物資的外側貼著《詩經·秦風·無衣》中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意思是「怎麼能說沒有衣服呢?來,我們同穿一件」;

琉球向福建捐贈物資的包裝箱上貼著「守禮之邦,源遠流長」八字,象徵著沖繩與中國悠久的友好往來。

 

這吸引國人眼球,博得了國人的好感。日本疫情爆發後,中國向日本提供援助物資,也同樣在箱子上寫上了精心挑選出來的中國古詩詞,獲得日方點贊。

 

為什麼總為外交強硬喝彩?

 

不少國人眼中心儀的所謂外交強硬,其實就是講硬話、講狠話。晚清以來的中國,有一個規律性現象,那就是在對外交往中,不管國勢強弱,凡是主張強硬,凡是敢講狠話,甚至主張「蠻不講理」,敢在外交場合痛斥洋人的人,通常都會獲得民眾的熱烈歡呼,被譽為「民族英雄」、「揚我國威」。而主張和洋人「講理」、「妥協」的,承認洋人國力比自己強的,幾乎都會被罵為賣國,被稱為漢奸,聲名盡毀。

 

慈禧太后向11國宣戰,派清軍和義和團一起攻打使館,不主張開戰的總理衙門大臣、擔任過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校長的許景澄等人被慈禧太后處死。中國當時雖是弱國,但不影響國人為外交「強硬」喝彩,成千上萬的看客彷彿打了雞血,對被押往菜市口斬首的許景澄等人一個勁地吐口水、扔菜葉。

 

前些年,有人往外交部寄鈣片,諷刺中國對外交往不夠強硬。一些人為什麼總是為外交強硬喝彩,而難得為外交優雅叫好呢?

 

一是與居高臨下看待世界的「天下觀」的傳統影響有關。自漢代以來,中國主導東亞國際體系,國人以老大的視角俯視世界,視中國被萬邦朝貢理所當然。既然中國是老大,是華夏,是世界中心,外國人不過是半人半獸的「蠻夷」,何必費事跟他們「講理」和「講禮」?強硬自然而然成了對外的基本心態。

 

二是與宋代以來的「清流」心態的影響有關。如郭嵩燾所論:「一襲南宋以後之議論,以和為辱,以戰為高」。南宋以後,凡主戰者在歷史上都得美名,主和者都得駡名。所以鴉片戰爭以來,凡是辦外交的人,大多數都落不到好下場好名聲。

 

三是與執政當局的輿論導向分不開,與執政當局遷就、討好民意,又被民意所綁架分不開。管控輿論,爭取獲得民意的認同,是任何執政者執政的一種本能。管控輿論對受眾來說,難免出現信息不對稱的情況,長期信息不對稱,必然影響受眾的思維能力。為了爭取民意、影響民意,任何執政者都要說一些老百姓愛聽的話。中外如發生衝突,執政當局往往打民意牌,用硬話、狠話來引導民意,然後又利用民意作為談判的籌碼。由此,使對外強硬成為對外交往中的一種思維定式。

 

歷史學家、外交家蔣廷黻曾以林則徐為例說明這個問題。他在《中國近代史》中說,通過正面交鋒,林則徐其實對中國和英國的軍事差距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以清朝當時的武備是打不過英人的。但他不敢公開講出來,而是仍堅決主戰。

 

因為林深知中國朝野的心理,知道中國輿論一貫只推崇強硬派,如果他承認英國人厲害,那必然會挨國人的罵。為了保全自己的名譽,林則徐選擇了講朝野愛聽的話,選擇了講硬話、講狠話。

 

蔣廷黻總結說:「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郭嵩燾曾經總結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外交:在西方的威脅面前,如果以柔克剛,情形還可以緩和。如果不了解對方的情況,一味使剛強,激怒對方,大禍恐怕很快會來。(《郭嵩燾日記》)

 

應對外交衝突,優雅與強硬兩手都要有。近年來,人們對所謂「戰狼外交」爭議不斷,這反映了人們對外交優雅的期盼。錢其琛副總理曾寫《「9·11」之後的美國》一文,該文有一段意味深長的經典之言:

 

我們要鬥智鬥勇,但是不要鬥氣,不圖一時之痛快,不爭一日之短長。蘇軾在《留侯論》裡邊有這樣一番議論,說「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也就是說,不要碰到一點挑釁就氣憤得不得了,就頭腦發熱要「挺身而鬥」,這其實「不足為勇」。真正勇敢的人會冷靜觀察、仔細考慮,因為我們「所挾持者甚大」,我們的志向很高遠。蘇軾讚頌的是西漢的張良,而我們當然應該比兩千年前的政治家有更多的智慧。

 

(作者曾任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中國駐津巴布韋大使、駐蘇里南共和國大使、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   

 

 

作者/袁南生(三策智庫授權轉載)

 

外交優雅與外交強硬都是辦外交的題中應有之義,優雅與強硬對外交來說,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國人為外交強硬叫好的多,為外交優雅叫好的少,一些人不知外交優雅為何物,甚至有人視外交優雅為「軟弱」、「缺鈣」。

 

沒有優雅就沒有外交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實施國家對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質決定了外交手段與軍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按照一定規範和平處理國家間關係,落實對外政策,該強硬的時候當然要強硬,但更多的時候離不開外交優雅,外交優雅更彰顯國家形象、國家智慧,外交失去優雅,從一定程度上講無異於外交的缺位,甚至意味著失敗。

 

 

外交優雅是「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蘇美曾拿鄧小平身高說事,涉嫌人格侮辱,鄧機智回應,使蘇美當場難堪。

 

1974年,鄧小平代表中國在聯合國發言。發言後,在休息室碰見了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葛的個頭比鄧高出一大截,他將手臂自然橫過去摸著鄧小平的頭,別有用心地說:「小平同志,你剛才的發言好極了,只可惜個子太矮了!」

 

鄧小平並沒有惱羞成怒,反而也把手臂橫去,正好摸到葛羅米柯的屁股上,不冷不熱地回擊一句:「這是哪裡的話呢!」巧妙地維護了自己的尊嚴。

 

還有一次在美國發言,美方故意將發言台設置得很高,企圖給鄧小平難堪。鄧毫不畏懼,反而搬了一把凳子,並站在上面大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全場一片掌聲。對於自己的身高,鄧從不避諱,反而就這一問題道出了自己的早年經歷,他說:自己個子不高,完全是因為早年吃不飽,累的。機智果斷,堅毅從容,成就了一代偉人鄧小平。

 

外交優雅是鬥智鬥勇不鬥氣。外交境界有三:高者鬥智,中者鬥勇,低者鬥氣。

 

一次,周恩來出訪途中,一位西方記者與周握手後,從口袋中掏出手帕擦手,然後把手帕塞進口袋。周恩來見狀,不動聲色,也從口袋中掏出手帕,擦完手後,將手帕直接扔進垃圾桶中。周以一種優雅的方式有力地回擊了對方的挑釁。

 

外交優雅是既善於示強,也善於示弱。比示強更難的是示弱。

 

楚國被吳國覆滅之後,楚國大夫申包胥決心光復楚國,他一路跋山涉水到秦國,請求秦助楚復國,秦王認為秦沒有助楚的必要,拒絕了申的請求。申毫不灰心,在秦庭大哭七天七夜。秦王終被感動,發戰車五百乘救援,使楚國終於光復。

 

申包胥作為貴族,還有比在外國人面前嚎啕痛哭更示弱的嗎?但沒有誰認為申的行為是粗俗之舉,相反,申該放下身段的時候放得下身段,該求人的時候求得恰當,使自己的國家終於光復,他以特殊的方式詮釋了外交優雅。

 

 

1943年,中國抗戰最艱難時,宋美齡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訪美並在美國國會等處發表演說,面對美國聽眾多次灑下淚水,喚起了美國朝野對中國的同情與更進一步的支持,提升了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

 

外交優雅是既善於鬥爭,更善於交友。通常意義上,謀和比謀鬥更體現外交真諦。

 

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對新中國有特殊意義。與會各國情況複雜,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存在差異,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的主張也不盡相同。作為剛剛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會議前後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在大會上,雖然絕大多數國家的代表在發言中表達了對和平友好的訴求,但有的國家代表攻擊共產主義,有的則表示了對中國的疑慮。會場的氣氛越發緊張。

 

周恩來不是強硬回應,而是決定放棄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將原稿油印散發,另做一補充發言。周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強調「求同」而不是「立異」,主張不同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存在並不妨礙亞非國家求同和團結,並表示中國準備在堅守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亞非各國建立正常關係。

 

周充滿智慧地進行闡釋和解惑,用平等的態度來平息爭論,贏得了各方的尊敬和贊同,一舉扭轉外界對新中國的偏見,會議氣氛也產生了積極的變化。會議通過的《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著名的十項原則,而這正是以中國代表團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石引申和發展得來的。萬隆會議確立的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十項原則,已成為當今世界普遍認可和遵循的重要指導原則。

 

外交優雅並非易事

 

法國大革命時曾出現如下一幕: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被判絞刑。行刑前一天,路易十六對看守說,明天天冷,上絞刑架的時候,他想多穿一件衣服——他不想自己凍得瑟瑟發抖,被國人認為是害怕死亡;而王后在登上斷頭台時,不小心踩了劊子手的腳,隨口而出的是「對不起,先生」。

 

這一幕被一個資產階級思想家看得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那個資產階級思想家是奉命觀察採寫,為資產階級鼓與呼的,他記下了路易十六和夫人,作為國王和王后,在王冠落地、被送上絞刑架時,他們如何保持了生命的體面和優雅。他們知道,這個時候憤怒、歇斯底里,除了讓自己難看,沒有太大意義;相反,保持優雅,則會有另一種力量。

 

其實外交更應該如此,外交本來是為國家贏得善意和理解而存在的,無論什麼時候,在準確傳遞國家意圖的同時,外交人員還應盡可能為國家營造一個良好氛圍。而後者,往往更重要。哪怕國家之間交惡,作為外交人員,也沒有必要惡聲惡語。因為惡聲惡語,狠話懟人,打「口水仗」,不會增加國家對抗的實力;相反,以優雅方式來展現外交形象,其本身也是一種力量。

 

無論什麼時候,外交都保持一種優雅和人情味,這樣可以給自己國家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民眾看待外交也應該如此。顧維鈞說:外交上,他同任何人打交道都稱「您」。他這樣做,就是要展示優雅、風度和人情味。

 

外交優雅,多多益善;外交強硬,則必須適可而止。強硬不會增加對抗的實力,國家之間的對抗最終靠實力,而不是靠狠話。古人云「拍案而起,匹夫之勇」,因此,外交強硬應該是理性的強硬,而不是鬥氣。

 

然而,外交優雅,談起來容易,真正做到很難,為什麼呢?因為找到表現強硬的外交官不難,找到能展示優雅的外交官,則不那麼容易。

 

有一次,有人問孔子,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士」?即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是優雅的使臣?孔子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的外交優雅體現在「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春秋時期的外派使節,必須熟知「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學問的總稱。當時,如果外派使節不了解這些知識,就難以完成使命,體現優雅,還會被所訪國家所恥笑。所以,孔子說「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就是可以從使節的身上判斷出該國的許多情況。

 

 

春秋時期的外交辭令,工於委婉,尤顯含蓄,講究恭敬,突出優雅。當時賦詩言志是各諸侯國對外交往的基本功。外交優雅突出體現在詩賦外交,通過賦詩言志、以詩代言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立場、觀點,傳遞外交信息,特別是運用吟誦《詩經》的方式,使春秋外交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優雅風格。

 

詩賦外交後來盛行於古代東北亞國家之間,其餘緒影響到現在。

 

抗擊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日本青少年育成協會向湖北高校捐贈抗疫物資,包裝箱外,附上了一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寓意中日兩國的友好交流;

京都府舞鶴市在捐贈給大連的物資上,寫上了唐代詩人王昌齡的詩句「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富山縣向遼寧捐贈物資的紙箱上印著「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

長崎縣向中國五地捐贈醫療物資,紙箱上有一句小詩「崎嶇路,長情在」,寓意「今後道路險阻,但長崎的朋友與你們同在」;

日本醫藥NPO法人仁心會等四家機構聯合捐贈物資的外側貼著《詩經·秦風·無衣》中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意思是「怎麼能說沒有衣服呢?來,我們同穿一件」;

琉球向福建捐贈物資的包裝箱上貼著「守禮之邦,源遠流長」八字,象徵著沖繩與中國悠久的友好往來。

 

這吸引國人眼球,博得了國人的好感。日本疫情爆發後,中國向日本提供援助物資,也同樣在箱子上寫上了精心挑選出來的中國古詩詞,獲得日方點贊。

 

為什麼總為外交強硬喝彩?

 

不少國人眼中心儀的所謂外交強硬,其實就是講硬話、講狠話。晚清以來的中國,有一個規律性現象,那就是在對外交往中,不管國勢強弱,凡是主張強硬,凡是敢講狠話,甚至主張「蠻不講理」,敢在外交場合痛斥洋人的人,通常都會獲得民眾的熱烈歡呼,被譽為「民族英雄」、「揚我國威」。而主張和洋人「講理」、「妥協」的,承認洋人國力比自己強的,幾乎都會被罵為賣國,被稱為漢奸,聲名盡毀。

 

慈禧太后向11國宣戰,派清軍和義和團一起攻打使館,不主張開戰的總理衙門大臣、擔任過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校長的許景澄等人被慈禧太后處死。中國當時雖是弱國,但不影響國人為外交「強硬」喝彩,成千上萬的看客彷彿打了雞血,對被押往菜市口斬首的許景澄等人一個勁地吐口水、扔菜葉。

 

前些年,有人往外交部寄鈣片,諷刺中國對外交往不夠強硬。一些人為什麼總是為外交強硬喝彩,而難得為外交優雅叫好呢?

 

一是與居高臨下看待世界的「天下觀」的傳統影響有關。自漢代以來,中國主導東亞國際體系,國人以老大的視角俯視世界,視中國被萬邦朝貢理所當然。既然中國是老大,是華夏,是世界中心,外國人不過是半人半獸的「蠻夷」,何必費事跟他們「講理」和「講禮」?強硬自然而然成了對外的基本心態。

 

二是與宋代以來的「清流」心態的影響有關。如郭嵩燾所論:「一襲南宋以後之議論,以和為辱,以戰為高」。南宋以後,凡主戰者在歷史上都得美名,主和者都得駡名。所以鴉片戰爭以來,凡是辦外交的人,大多數都落不到好下場好名聲。

 

三是與執政當局的輿論導向分不開,與執政當局遷就、討好民意,又被民意所綁架分不開。管控輿論,爭取獲得民意的認同,是任何執政者執政的一種本能。管控輿論對受眾來說,難免出現信息不對稱的情況,長期信息不對稱,必然影響受眾的思維能力。為了爭取民意、影響民意,任何執政者都要說一些老百姓愛聽的話。中外如發生衝突,執政當局往往打民意牌,用硬話、狠話來引導民意,然後又利用民意作為談判的籌碼。由此,使對外強硬成為對外交往中的一種思維定式。

 

歷史學家、外交家蔣廷黻曾以林則徐為例說明這個問題。他在《中國近代史》中說,通過正面交鋒,林則徐其實對中國和英國的軍事差距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以清朝當時的武備是打不過英人的。但他不敢公開講出來,而是仍堅決主戰。

 

因為林深知中國朝野的心理,知道中國輿論一貫只推崇強硬派,如果他承認英國人厲害,那必然會挨國人的罵。為了保全自己的名譽,林則徐選擇了講朝野愛聽的話,選擇了講硬話、講狠話。

 

蔣廷黻總結說:「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郭嵩燾曾經總結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外交:在西方的威脅面前,如果以柔克剛,情形還可以緩和。如果不了解對方的情況,一味使剛強,激怒對方,大禍恐怕很快會來。(《郭嵩燾日記》)

 

應對外交衝突,優雅與強硬兩手都要有。近年來,人們對所謂「戰狼外交」爭議不斷,這反映了人們對外交優雅的期盼。錢其琛副總理曾寫《「9·11」之後的美國》一文,該文有一段意味深長的經典之言:

 

我們要鬥智鬥勇,但是不要鬥氣,不圖一時之痛快,不爭一日之短長。蘇軾在《留侯論》裡邊有這樣一番議論,說「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也就是說,不要碰到一點挑釁就氣憤得不得了,就頭腦發熱要「挺身而鬥」,這其實「不足為勇」。真正勇敢的人會冷靜觀察、仔細考慮,因為我們「所挾持者甚大」,我們的志向很高遠。蘇軾讚頌的是西漢的張良,而我們當然應該比兩千年前的政治家有更多的智慧。

 

(作者曾任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中國駐津巴布韋大使、駐蘇里南共和國大使、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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