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萊比錫的音樂文化改變了德國的命運

凡是到過任何一個火車站的旅行者，印象中都會產生不相上下的共同點，那就是擁擠，繁雜，亂哄哄，還得小心扒手盜竊。尤其在人口眾多的國家搭乘火車，更要處處提防，步步為營。

1986年，我和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在歐洲旅遊，結束法國巴黎的行程後，準備搭乘火車前往布魯塞爾。上了火車將行李放置在車廂進口旁邊的行李架上，然後進入車廂尋找預定的座位對號入座。

等我出來取用放在行李包裡的書籍時，卻讓我目瞪口呆，四件行李中居然有兩件不翼而飛！我立即前往車站警察局報案。見到一位只穿著汗衫短褲，腳上拖了一對膠拖鞋的日本年輕旅客，愁眉苦臉地坐在那裡顯得很無奈，彼此點頭互相打了個招呼。

我向值班的警官陳述了行李失竊的情況，他隨即遞給我一張表格要我填寫。我填妥後又交還給警官，他即在那裡好像認真地在瞭解我寫的內容。

這時候，站在旁邊的日本旅客用訴苦的口吻告訴我，他不僅失竊了全部行李，連護照及現金等均被偷竊一空，不知如何返回日本。他的訴苦給我的感覺是，在法國火車站旅客丟失行李似乎是家常便飯。

正在思索是否能找回行李時，坐在我對面的警官面無表情地，用如同夾生飯似的英語敷衍了我一陣，我也理解到這張表格的填寫根本於事無補。由於開車時間快到了，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在車上等我，只得自認晦氣地走回車廂。

在那個失竊的皮箱中，有一幅前一天在巴黎畫廊中購買的西班牙藝術家達利作品的限額複製品，價格是五百美元。氣憤不平的是，我還沒有仔細欣賞這幅作品，就從此無影無蹤了。當然兩個孩子更為失落，第一次興高采烈地到歐洲旅行，一路上購買了喜歡的小紀念品，還小心翼翼地包好放在行李箱裡，卻全部落入賊手。

無獨有偶，去年我夫婦籌劃了在歐洲四個月的旅程，從加拿大啟程直飛法國里昂，抵達後即直接從機場乘火車到里昂市中心的火車站，再轉搭前往狄瓊 (Dijon) 的直達車。別以為法國自我標榜是個文明大國，殖民地遍佈全球，但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無不對法國火車站的秩序搖頭嘆息。即以頭等車廂的結構來說，還維持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水平。

從月台上車時，要先登上車廂門首的三個台階，而且還要小心，因為月台和車廂上車台階之間有一個寬約十多公分的空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將腳卡在這空隙裡。上車後，狹窄的通道旁就是給乘客放置行李的架子，分上下兩層。

在進入車廂內尋找座位前，立即要下兩個台階，法國人沒有排隊的良好習慣，上車的旅客往裡面擠，而要下車的旅客堵在裡面出不來，於是你推我擠地互不相讓。

一位衣著頗為時尚的年輕女士，看到妻子費勁地將行李往架子上托，就滿面笑容地幫助妻子將行李放好後即匆匆下了車。妻子也向她表示了感謝。

抵達狄瓊後，我們雇了計程車前往預定好的酒店，妻子打開錢包正要給司機結帳時，驚慌地發現她原先放在小錢包裡的一千五百歐元紙幣全部失了蹤影。思索了好一會，終於理出一個失竊的環節。

在火車上幫妻子搬行李的妙齡女郎，極有可能是扒竊的同夥。在擁擠的旅客叢裡，用好心幫忙來轉移妻子的注意力，在一同將行李托起來的時候，另一個扒手就趁勢將妻子繫在胸前的錢包打開，迅速地將裡面的紙幣竊走了。這是歐洲吉普賽女郎在公共交通上行竊的通用手法，在義大利尤其猖獗。

義大利是火車站、市區地鐵及公共汽車上扒竊最為嚴重的國家，羅馬的扒手幾乎都是來自沒有國家的吉普賽女郎，以三人為一組，其中一人經常裝扮成孕婦或者是推著嬰兒車的母親。這種三人小組的行竊手法，卻在素有文明自居的法國有後來居上之勢。

在羅馬，我曾經有過一次當場抓獲扒手的經歷。那是一個夏夜，大約九點前後，我和妻子在地鐵月台上候車回飯店。當車抵達停穩後，跟著妻子上車時，感到後面有人在擠推，我迅即回頭一看，是一個婦女推著嬰兒車，車頭正好頂在我的腰際。

每次在羅馬旅行，我習慣將錢包放在左邊的褲袋裡，並手插褲袋小心保護。當那個女郎用嬰兒車頂我時，為了平衡，我伸出左手抓住車門旁邊的扶手桿，待進入車廂立即將手放回褲袋。

就那短短的幾秒鐘，褲袋裡的錢包不見了。經驗告訴我，正是那個推著嬰兒車的女人開始了扒竊的前奏曲，我用銳利的眼神瞄了她一眼，她立即將嬰兒車倒退到月台上，滿以為我會繼續盯著她。

很快地我將視線在車廂門邊掃了一圈，發現一個單身女郎站在車廂門的另一邊，臉上顯露出忐忑不安的神情，第六感告訴我，這個女人肯定是同夥。在她毫無心理準備下，我用雙手突然抓住她兩隻上臂，並且使勁掐得她喊痛。我用義大利語高聲命令她將錢包拿出來，沒等她回答，一位女乘客對我朝著地板使了個眼神，並輕聲向我說： ‘你的錢包在地上’。

順著她的眼神，我朝車廂地面一看，只見我的錢包躺在那個扒手的腳邊。為了防止她的逃脫，我一只手繼續緊緊地掐住她的胳膊，彎下腰用另一隻手去檢拾起我的錢包。這時候車廂門正在自動關閉，她使盡全身力氣掙脫了我的控制，快速地跳下月台。

就那麽一瞬間，我精彩地完成了一幕現場抓扒手、錢包失而復得的表演，但車廂裡的義大利乘客對我的 ‘英勇表現’ 竟視而不見，也許這些扒手的公開行竊，在他們心目中只是習以為常的生活小插曲而已。

由於我曾向小兒子和他妻子講述過這番經歷，所以後來他們去羅馬旅遊時，在地鐵裡遇到和我同樣的情節。唯一不同的細節是，當女扒手將手伸進兒子後面的褲袋時，立即被兒子緊緊抓住，他的錢包這時正握在扒手的手掌心。

現在，歐洲的扒手行竊範圍已經擴張到西班牙馬德里的地鐵裡。歐洲各國的警察機構，對這些猖狂的扒手集團束手無策。前往歐洲旅遊的各國人士，只能提高警覺來保護自己。但只要隨時警惕，這些盜竊販子的雕蟲小技仍然是在可控範圍中的。

德國的火車就幾乎看不到這些令旅客尷尬的情景，扒手盜竊的機會微乎其微。我夫婦在2018年到德國旅遊時，幾乎全以乘坐火車為交通工具。首先德國的火車準時，而且車廂裡整潔安靜，非常舒適。唯一的缺陷就是德國火車站鮮少能用英語和外國旅客交談的工作人員。日耳曼民族的高傲，視他人如無物，往往造成外國旅客對德國的負面印象。

德國統一前，我曾經數度訪問過西德，但大部分集中在法蘭克福及慕尼黑幾個較為發達的城市。所以這次的旅程我們選擇了東德曾經管轄的城市，主要是萊比錫 (Leipzig) 和德累斯頓 (Dresden)，想體驗一下曾在德國民主共和國統治下的城市，這些年來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

說實在的，在到訪之前，我對萊比錫的認識僅限於它的音樂歷史。浪漫派的音樂家將萊比錫推進成為至高無上的音樂之都。在眾多的音樂家中，我比較喜愛的兩位音樂作曲家是約翰.塞巴斯迪安.巴赫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及孟德爾遜 (Jacob Ludwig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dy 1809-1847) ，還有另外一位天才鋼琴作曲家修曼 (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 1810-1856) 都在萊比錫城市留下不朽的音樂遺產。

從柏林乘坐火車前往萊比錫，全程只需要一小時零十九分鐘。萊比錫火車站是一棟有百年歷史的建築，1915年建成後，車站分東西兩個出入口，分別由皇家薩克森鐵路及普魯士國營鐵路經營使用。二次大戰時和德國其他城市一樣，遭到轟炸的厄運，火車站的中央屋頂遭嚴重損毀。1998年經過重新裝修後，呈現出一片現代化的面貌。它佔地三萬平方米，上下三層，擁有140間商鋪，儼然是一座頗受大眾歡迎的購物商場。

我們抵達時，第一印象就如同進入到極為古典氣氛的商場。和其他車站迥然不同的是，那裡聽不到喧鬧的通俗音樂，只有輕輕地播放著安詳的古典音樂，即刻將途中旅客的匆忙急迫感轉換成悠閒的情趣。在還沒有進入到市區前，火車站就已經帶領旅客對這座城市產生了迷戀的感覺。

我們預定的酒店就在歷史城區的中心點，所有早已計畫的參觀點，都是在步行的距離中。首先我們去參觀了巴赫一生獻身音樂的聖湯瑪斯教堂 (Thomaskerche)。巴赫從1723年在教堂裡擔任兒童合唱團的指揮，一直到1750年他去世結束。在他擔任指揮時，還在教堂主持下的學校教課。如今該教堂是巴赫的長眠之所。

聖湯瑪斯教堂的兒童合唱團是在1212年開始組成的，是德國享有聲譽的音樂團體，歷史上曾有好多位著名音樂家擔任過該樂團的指揮，但巴赫是任期最長的一位。

從巴赫之後，這座古老的教堂就和音樂家結下了不解之緣。巴赫在德國甚至全球音樂界的地位是和貝多芬等齊名的。甚至在創作上較貝多芬更為多元化，幾乎涉及清唱劇，歌劇，彌撒曲，聖詠，及受難曲等，還使用各種不同樂器創作了獨奏曲，組曲，室內樂及協奏曲等。從紀念他的博物館中所陳列的不同樂器就可以領會出，這位德國十七世紀的音樂家，所展現的巴洛克時代音樂風格和精隨，以及深邃的思維，完全是他將德國，義大利和法國的創作手法融合在一起，影響後世頗深。

然而在他去世後不久，他的創作曾經被人視為落後保守，而幾乎遭到消聲匿跡的命運。直到1829年年僅19歲的孟德爾頌，不顧眾人的反對，毅然在這座教堂親自指揮了巴赫的 ‘馬太受難曲’。在巴赫去世79年後，第一次公開演奏了他的作品。

孟德爾頌是我一生心儀的音樂家，尤其是他在17歲時（1826年）創作的 ‘仲夏夜之夢’ 因為和我大學時選修的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speare 1564-1616) 戲劇有關聯，更增加我對這首樂曲的偏愛。孟德爾頌是在十七歲時讀了莎士比亞劇本 ‘仲夏夜之夢’ 的德文翻譯本，頓生靈感，完成了他的 ‘仲夏夜之夢序曲’。

1835年孟德爾頌遷居到萊比錫，出任萊比錫格萬豪斯管絃樂團 (Gewandhausorchester Lepzig) 指揮和配樂。但在1841年，他去了柏林，當時德國劇作家約翰.魯德維希.狄克 (Johann Ludwig Tieck 1773-1853) 正在執導音樂劇 ‘仲夏夜之夢’ ，孟德爾頌受到普魯士國王菲利浦.威廉四世的重託，成為宮廷御用音樂創作人，除了創作其他音樂之外，最重要的是為該劇創作了整套音樂 ‘Ein Sommernachtsgtraum op.61’ 共五幕13首樂曲。其中就有時至今日膾炙人口的 ‘結婚進行曲’ 等樂章。與此同時繼續兼任萊比錫樂團的客座指揮。

由於從一開始，孟德爾頌對這份差事並不熱衷，同時王室對他的諸多承諾也未有兌現，所以在1844年，他決定辭去柏林的工作，回到萊比錫，次年舉家搬遷到這座他最喜愛的城市，就在當地一棟公寓樓二層住下，並在那裡誕生了他的女兒伊莉莎白。

通過孟德爾頌的大膽指揮，巴赫的樂曲從此名揚四海。他自己也和萊比錫結下深厚的音樂情誼。孟德爾頌之所以會對巴赫的作品如此專注，完全是他老師卡爾佛雷德力克哲爾特爾 (Carl Frederic Zelter 1758-1832) 的精心栽培。在他的心目中，孟德爾頌是他最得意的學生，通過他的安排，介紹了孟德爾頌和歌德結識。

孟德爾頌和歌德第一次的見面是在1821年，當時孟德爾頌才十二歲，而歌德已經是古稀之年，稱得上是一對文學音樂界的忘年之交。在孟德爾頌日後創作的許多作品中，都來自於歌德詩歌的靈感。歌德在第一次見到這個兒童時，就對他讚不絕口。

陳列在孟德爾頌博物館中譜寫的仲夏夜之夢部分樂譜（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早在孟德爾頌創作 ‘仲夏夜之夢’ 前，年僅16歲的他，受到德國大文豪歌德作品 ‘浮士德’ 的影響，就已經譜寫了第一部成熟的音樂作品 ‘弦樂八重奏 (op 20)’ 。

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是德國的大文豪，他窮其一生完成舉世聞名的不朽名著中文譯為 ‘浮士德與魔鬼’ 的巨作。

該書共分上下兩部，1808年歌德完成了第一部 ‘浮士德悲劇第一部’ (Faust, Der Tragödie erster Teil)，時隔二十多年直到1831年才完成下集，’浮士德悲劇第二部’ (Faust, Der Tragödie zweiter Teil)。

歌德不僅影響了孟德爾頌的音樂創作，在萊比錫也有深厚的文學影響力。1835年孟德爾頌再度到達萊比錫，擔任當地的格萬豪斯管弦樂隊指揮。同時和在萊比錫擔任 ‘新音樂雜誌’ 編輯的音樂家舒曼 (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 1810-1856) 成為莫逆之交。

他在1842年邀請舒曼共同創建了 ‘萊比錫音樂學院’ (Hochschule fur Musik und Theater) ，而且成為首任校長，當時孟德爾頌僅有33歲。舒曼和孟德爾頌之間有著深厚的友情。早在1839年舒曼將他發現的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1797-1828) 第九交響樂交給孟德爾頌後，他義無反顧地立即在3月25日在萊比錫作了首場公演。

以前的猶太人教堂被毁，在原址重建了露天纪念馆，空着的椅子代表着猶太人失去的生命。（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他的聖樂創作 ‘聖保羅’ (Paulus) 於1836年在德國杜塞爾多夫 (Dusseldorf) 作首場公演後，被公認為是他最傑出的作品，同時為其奠定了歐洲的崇高音樂地位。

孟德爾頌在二次大戰期間因為猶太人的家世，曾經遭到納粹的抵制。萊比錫在納粹佔領期間，原來豎立在歷史地區的雕塑也被拆除，所有的作品均被禁止公開演奏。直到大戰結束，地方上才重新塑造了一座銅像，豎立在聖湯瑪斯教堂旁邊的廣場上。

設置在聖湯瑪斯教堂廣場上的孟德爾頌的雕像（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如果用 ‘音樂之都’ 來形容萊比錫一點都不過分。上述幾位音樂創作家給當地留下不朽的影響，孟德爾頌除了創作及指揮音樂之外，還不遺餘力推薦巴赫及舒伯特的音樂。如巴赫的耶穌受難聖樂 ‘聖約翰的受難’ (St. John Passion) 就先後於1724年，1728年，1732年及1749年耶穌受難日演奏過。

還有許多音樂家都先後慕名而造訪過萊比錫。其中有莫札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於1789年5月12日曾經到過萊比錫，並在聖湯瑪斯教堂演奏管風琴。19世紀音樂家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出生後於8月16日在同一座教堂裡接受洗禮。

在濃郁的文化境界裡，萊比錫的因為音樂造就了長久屹立不倒的地位。與此同時，也因為文學領域的不斷發展，成就了萊比錫的讀書風氣。行走在街上，不僅可以欣賞到教堂旁邊廣場上的露天四重奏，也能在街邊隨時駐足聆聽小提琴的獨奏。這些演奏者雖然一時還不能躋身於著名音樂家的行列，但是他們為一座城市造就音樂氣氛的貢獻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只是過路的旅客很少注意到，德國大文豪歌德，在他青年時代，就曾因為在萊比錫就讀，給這座文化城市更增添一抹燦爛奪目的文學光芒。

最特別深入人心的就是歌德和當地一家酒吧的淵源。從1765年到1768年，歌德在萊比錫就讀大學時，常光顧一家自1438年即已開設的酒吧。酒吧裡有兩幅畫對其影響甚鉅：一張是當地著名的魔術師及天文學家浮士德 (Johann Georg Faust) 和學生痛飲的場景，另一張是浮士德在魔鬼 Mephistopheles 的助力下，跨著酒桶駕馭而去的趣味性主題。

歌德自年輕時，對德國的民間傳奇故事不僅知之甚詳，而且有過深入的研究以致衍生出他的名著 ‘浮士德與魔鬼’ ，講述醫生浮士德最終將靈魂出賣給了魔鬼的悲劇。

作者夫婦在購物商場Maderpassage前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這家中古時期創建的酒吧原址在1530年被拆除後，改建為商貿展覽會址。再後來又在1912-1914年之間興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通道，實際上就是一個購物商場，名叫 Maderpassage，至今仍然是萊比錫居民或是旅客喜愛光顧的地方。

委託興建這座商場的是當地的一位大夫，名叫亨利.斯特洛墨爾 (Heinrich Stromer 1482-1542) ，他也是當時的市議員。因為他是當地好幾位皇親國戚和教會總主教的私人醫生，所以名望甚高。

斯特洛墨爾大夫出生在奧爾巴赫小鎮 (Auerbach) ，日子一久，社會上就稱呼他為奧爾巴赫大夫。而在他將那間富有歷史背景的酒吧重新開張後，即用其出身地名為之命名，成為風行海內外的餐館酒吧 ‘奧爾巴赫酒吧’ (Auerbach’s Keller) 。

如今有兩座特殊的雕塑陳列在酒吧的進口處，一座是 ‘魔鬼與浮士德’ (Mephisto and Faust), 另一座為 ‘迷惑的學生’ (Bewitched Student)。其內容都和歌德的文學名著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為歌德在學生時代從酒吧裡兩幅油畫的感受中得到的啟發，最終都在他的作品中成為精彩的章節。而餐館裡面也擺設了一尊 ‘浮士德在魔鬼指引下跨騎酒桶揚長而去的’ 雕塑，讓客人們在酒醉飯飽之餘，重溫歌德在那酒吧中飲酒時培養靈感的場景。

奧爾巴赫餐廳內描寫浮士德在魔鬼指引下跨著酒桶揚長而去的雕塑（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實際上奧爾巴赫餐館不僅因為保留著許多和文學有關的風雅軼事名聞全球，還有他烹調的野豬肉更是德國人的至愛。野豬肉在德國人心目中是一道佳餚，所以光臨該餐館的客人幾乎都會不約而同地點這道名菜佐酒。漸漸地凡是到萊比錫旅遊的外國客人也聞風而至，享受這道菜的風味。

我和妻子到萊比錫旅遊時，正好與旅居美國的摯友尹浩鏐大夫伉儷同行，四人在那裡飽享了一頓德國人的佳餚。說實話，如果用中國人的紅燒牛肉來相比，那麼德國野豬肉的色香味還是稍遜一籌。

烹製的方法是廚師將野豬肉切成小塊，用紅酒調配，在西餐中的確屬上乘。配上紅捲心菜 (rotkohl) 及土豆，不失為日後頗為值得的追憶。

後來得知，德國薩克斯州森林裡的野豬，幾乎每三隻裡就有一只受到放射性感染。這是因為在俄羅斯的切爾諾貝尼 (Chernoby) 核電站發生洩漏案件後所造成的危害，至今在德國薩克斯的森林土壤裡，仍然存有很多的放射性物質。野豬在林中深挖土壤下受到污染的蘑菇或是松露作為食物，就間接地攝入體內。

根據德國的衛生部門分析，假如每一公斤野豬肉裡含有超過600貝克 (becquerels) 放射物質時，這些野豬肉就必須要被銷毀。因為它會導致嚴重的癌症。遺憾的是，森林裡的野豬每三隻就有一隻體內出現含有放射性毒素。而且這個嚴重的問題，大約要經過五十年的逐步稀釋後才得以消失。

得到此信息時，已經是離我們品嘗了萊比錫野豬肉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了。也只能一笑置之。

萊比錫留給我們的是音樂的溫馨，文學的陶醉，走在路上，看到很多街道名字都是用音樂家及文學家的名字命名的。在那溫馨的氛圍中，即便是容易焦躁的人，也會立即如同沈浸在優雅的洗禮中而變得心平氣和。

就在寬敞的歌德大道東邊，歷史悠久的歌劇院日夜靜靜地佇立在那裡，注視著萊比錫人每天的安詳生活，對面則是各界嚮往的在1165年建造的聖尼古拉教堂 (Nikolaikiorche)。教堂旁邊的廣場上，豎立著一根白色石柱吸引著過往的行人，似乎要向每個人傾訴它在1989年為德國統一所做出的默默奉獻。

這根石柱的造型，就是聖尼可拉教堂內部柱子的複製。因為石柱頂端的設計別出心裁，幾乎在所有歐洲教堂中絕無僅有，每一根柱子都設計成盛開的棕櫚葉造型，所以又被稱為棕櫚柱，成為萊比錫教堂中的一大特點。

教堂的南邊就是著名的萊比錫最高學府，萊比錫大學 (Universitat Leipzig) ，教堂就位在當地文化，教育的中心點。

萊比錫東南邊與波蘭和捷克接鄰，所以在東德統治期間，這裏曾是重要的交通樞紐，也是重工業區，所以整個音樂文化歷史悠久的古老城市，轉化為從事生產機械的工業城市。也許是長期以來受到音樂文化的薰陶，當地人對統治階級的對抗，往往用平和的方式來表達。

東西德的矛盾，東西柏林的被強制執行，實際上就是美俄兩大陣營的擺弄所製造出來的不幸。生活在東柏林的青年人，為了獲得不同生活方式，想方設法地越牆或其他方法出走。結果幾乎都是流血的結局。

至於萊比錫，自1980年開始，其東部的一個青年組織，發起了一個每週一次的和平祈禱，在每週五下午五點開始舉行。當時東西德兩邊都分別有對軍備競賽的抗議示威，及擴充軍備的計畫。然而在萊比錫的這群青年人卻以在教堂裡靜坐的方式，醞釀思考國家的危急問題。

經過數年的周折，終於在1989年的10月9日那天，所有在教堂裡參與祈禱的人，都預感到一場腥風血雨的即將到來。兩天前的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國40週年的慶典節日，身穿制服的軍警及特工人員，在教堂的周遭連續十個小時不斷毆打手裡沒有武器，也不具任何抵抗能力的人群，並有數以百計的民眾被逮捕關進馬棚。

緊接著地方新聞刊發了一篇含有警告性質的文章宣稱： ‘終於，反革命必須被中止的時間到了，在需要的情況下，適當的武力是必要的。’

但這篇報導並沒有嚇倒參加和平祈禱的群眾。與此同時，東德政權也安排了德國統一社會黨逾千名的黨員前往教堂參加 ‘和平祈禱’ 活動。目的不言而喻，是和每週出席 ‘和平祈禱’ 活動的安全人員一樣，參與在人群中，監視並瞭解活動的實情。

10月9日這天晚上，負責教堂的牧師 C. Fuhrer 在參與的群眾，以及數百東德政黨黨員和不計其數的安全人員面前，反覆高聲宣揚耶穌的福音，這些福音正是東德政黨黨員和安全人員極感陌生的事物。如：

耶穌道：“窮人有福，天國是他們的。” 這意味著金錢並不代表有福。耶穌道：“ 將愛給予你的敵人。“ 這告訴我們沒有必要擊敗對手。

當晚的和平祈禱就是在這樣祥和的寧靜下，參與者聚精會神地氣氛下進行著。一直到結束前，主教向全體與會者施以祝福，格萬豪斯管弦樂團的指揮克爾.馬蘇 (Kurl Masur) 教授等一班人馬朗誦了支持非暴力的號召後，所有的與會者在教堂和藝術，音樂及福音的相輔相成下，一場動人的情景發生了。

教堂裡擁擠著兩千多位與會者，教堂外的廣場上也聚集著上萬名群眾。他們手中都持著蠟燭，他們手無寸鐵，只是為了守護燭光，每人一隻手持著蠟燭，而另一隻手護著燭光。

在場的軍警人員及安全人員，目睹所有與會者手裡沒有石頭或是木棍。展現的只有耶穌的非暴力精神，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和平力量。這時候所有的軍隊，警察，防暴組織及安全人員都被這情景所震撼，居然無聲無息地悄然撤退。

在耶穌的感召下，這一晚，分不出誰是勝利者，誰是失敗者，沒有戰勝者，也沒有被征服者。他們的合作無間彼此諒解，促成了後來的獨裁政權崩潰瓦解。就這麼一點星星之火，燃燒到全德國，完成了德國的統一，也擊垮了中東歐的共產政權。

當上百萬人走上大街的時候，沒有絲毫的暴力，唯有因群眾對耶穌的信仰所換來的和平。德國統一社會黨一位中央委員 Sindermann 先生在臨終前曾不無遺憾地說道： ‘我們什麼都計畫好了，為任何事情做好了準備，就是沒想到會面對蠟燭和祈禱。’

德國統一後，這個和平祈禱組織並沒有終止他們的社會活動，該教堂的本堂神父 C. Fuhrer 頗感欣慰地告訴世人，至今這個組織仍然在教堂裡，繼續為失業人群提供服務，貫徹聖尼古拉教堂一貫的宗旨：

為紀念聖尼古拉教堂對德國統一所做出的貢獻，雕塑家安德烈安.斯托茲勒 (Andreas Stotzner 1965-) 特地參照了聖尼古拉教堂裡的棕櫚柱，設計了一根石柱陳列在教堂旁邊的廣場上，作為德國現代歷史轉變的象徵。

德國的夜總會歌舞廳演出者波恩.魯茲.蘭格 (Bernd-Lutz Lange 1944-) 就曾這樣描述過萊比錫那晚和平祈禱的勝利：【這次的革命沒有首領，唯一的首領就是聖尼古拉教堂和市中心的群眾。唯一的領導非 ‘聖尼古拉教堂的星期五下午五點’ 莫屬。】

既然聖尼古拉教堂在德國統一的聖神任務中扮演了功不可沒的角色，萊比錫這座城市自然得以在歐洲再度發揮其強大的動力。作為個人，我對萊比錫的感懷卻仍然處於音樂和文學的境界裡，就如同聖尼古拉教堂，因為有和平祈禱，成就了它在國家統一的豐功偉業。

但我的懷念還是侷限在大音樂家巴赫分別在1723年和1759年兩次擔任音樂總監的平凡工作上。他一生專注於創作，也因為他許多作品在該教堂首演而為後人所知。他被稱為多產作家是當之無愧的，就連國際樂壇都公認，他創作的基督聖曲作品數量多過韓德爾 (George Frederic Handel 1685-1759)。

我更懷念浪漫派的孟德爾頌，是他的作品引領我啟發寫作的靈感。我的兩本以義大利為背景的小說，就是在他那不朽名作 ‘交響曲第四號A大調【義大利作品 op 90】’ 的感染下完成的。我曾經在義大利生活過近十年，因此孟德爾頌在四個樂章中所描述的義大利明媚陽光，義大利人的熱情樂觀，從清新高雅的音符中展現無遺。即便他自己對這首在旅途中完成的樂章也做過如是的自況： ‘這首交響曲是我曾經寫過最圓滿成熟的作品。’

幾位浪漫派的音樂家，因為他們的卓越成就，將萊比錫提升到國際音樂至高無上的地位，歌德的文學造就，不僅令萊比錫的奧爾巴赫餐館成為世界級的聚集場所，更將這位德國文豪的不朽名著和烹飪結合在一起，為後人提供了享受野豬肉的機會。

在離開萊比錫之前，專程前往孟德爾頌的紀念館參觀。那是一棟公寓樓，孟德爾頌和妻子遷居到這個音樂之都時，就是生活在二樓的一個單元裡，也是這位盛名不衰的浪漫派音樂作曲家最後的歸宿。他曾在住宅裡幾乎每日不停地舉行家庭式的音樂會，同時由家人及同好作舞台劇的表演。

1991年時任萊比錫當地交響樂團的指揮克爾.馬蘇創建了 ‘國際孟德爾頌基金會’，他擔任主席，目標是為了能將這僅僅倖存的公寓保留下來，供後人瞻仰並研究孟德爾頌的音樂成就。經過了不懈的努力，孟德爾頌紀念館終於在1997年對外開放。

離開這座標誌著音樂天才的紀念館時，充滿不捨，更多的是無窮盡的遺憾和感嘆。孟德爾頌短短的一生，不僅展現了音樂的天賦，還留給後人他在繪畫上的才華，以及與生俱來的編製舞台劇的天份。所以這座紀念館的二樓，就是按照他曾經生活的方式，使參觀者進入後，如同和他在一起開音樂會，在油墨中交流，或是在小舞台上進行對白。

更為感嘆的是，和他同時代的幾位音樂家幾乎都是英年早逝。除了孟德爾頌在短短38年的歲月裡，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樂章之外，莫札特也是在35年的短暫光陰裡，為千萬人譜寫了不朽的音符，舒伯特只有31年的歲月。雖然舒曼的生命較他們幾位都稍長，也只不過是46個春夏秋冬。

在細嚼著他們短暫生命歷程中成就的同時，我的思維飛馳到羅馬的生活記憶，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羅馬求學工作。義大利的盛夏炎熱非常，尤其是八月。當地人就前往海灘避暑，將羅馬留給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我就借此機會，留在羅馬享受那難得沒有喧嘩的時光，而且在公元一世紀的金字塔旁邊一座異教徒公墓，尋找到幽靜的角落讓我無憂無慮地讀書。

英國浪漫派的兩位年輕詩人就在那裡長眠，年僅30歲的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在義大利西北角乘坐他的帆船歸途中，遇到暴風雨而身亡，當他的遺體被沖上岸後，在他的衣袋裡發現還帶著一本基茲的詩集。他的遺體被火化後安葬在羅馬的異教徒公墓的一個牆角處。

另一位浪漫派詩人基茲 (John Keats 1795-1821) ，年僅26歲即與世長辭，我在盛夏讀書的地方就是他墓園的草地上。偶然除了幾聲鳥鳴劃破晴空之外，就是一片寧靜，使我心無旁騖的專注在書本上。我也不時定下神來，注視著草地上的墓碑和牆上的石牌，上面刻著基茲對自己死亡後的安排。他不希望將出生及死亡的時間以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僅留下一句令人刻骨銘心的感嘆：

‘一個名字刻在水上的人在這裡長眠’ （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e in water).

我已記不清去過那裡多少次，只是每次躺在那裡看書之前，都會對者這塊石碑注視良久，從而賦予我寫作的靈感。也因此笑我自己，大學時代，教授在課堂裡講述雪萊，基茲和拜倫時，從未出現過像在墓園裡如此專心一致地注視著詩人的石碑，而細細地琢磨著他們詩歌裡對愛情的激情描寫。

同時代的拜倫則在1824年，帶著浪漫的情緒前往希臘，參加了當地的獨立革命。因病死於戰場。時為36歲。

他們和德國浪漫派音樂界的代表人物一樣，都是在青春風華之年而消逝，這令我聯想起中國在二十世紀初葉的幾位作曲家。撰寫了抗日歌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聶耳 (1912-1935)，離世時年僅29歲，而創作 ‘黃河大合唱’ 等名曲的冼星海 (1905-1945)，去世時只有40歲，以發揚國樂二胡為己責的劉天華 (1895-1932) 也未及不惑之年。

不論是德國的音樂創作者，或是英國的詩人，抑或是中國的作曲家，他們用有限的生命給後世留下無價而永恆的作品，感染著一代又一代的千萬世人。我不禁發出這樣一個顯得相當笨拙的疑問：究竟生命的長短重要，還是為人類留下不朽的作品更為崇高？

孟德爾頌去世前在遭受了數度中風的折磨後，留下了一句無懼於面對死亡的話，或是最懇切的真理。他這樣寫道： ‘希望在即將去到的地方仍有音樂，不再有悲哀或是離別！’ Where it is to be hoped there is still music, but no more sorrow or partings!)

至於我這個凡人，經歷了在萊比錫短暫的洗禮，我感受到幾位音樂家給後世留下的文化藝術遺產，真正豐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我更為德國人感到欣慰，因著耶穌的福音，配合著音樂家創造的高尚而雅緻的社會環境，改變了企圖以武力作為手段的政治群體，促使他們和樸實無華的人民團結站在一起，給日耳曼民族重新創造出一個統一光輝的明天。

在眾多傑出音樂家的故鄉，我還是忘不掉販夫走卒的嗜好，品嚐了德國人心目中的佳餚野豬肉，並留下值得玩味的回憶。只是不知道，巴赫，孟德爾頌，或是舒曼，或是舒伯特，還有大文豪歌德是否對這道 ‘名菜’ 曾經有過濃厚的興趣，或是不屑一顧？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