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凝視》統獨回看兩國論 蓋棺再論李登輝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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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凝視》統獨回看兩國論 蓋棺再論李登輝
2020-08-03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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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氣虹 (「三策智庫」授權轉載)

 

台灣第一位本省籍總統、也是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歷經了大時代風雲變幻的一生。他既享有「台灣民主先生」的美譽,也因「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字,以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兩國論」等爭議性言論,在海峽兩岸被許多人視為「台獨教父」。

 

李登輝12年(1988-2000)總統任內,台灣經歷了立法院改選、改採《認識台灣》教科書、人民直選總統、國民大會虛級化、台灣「凍省」;他曾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主張中國應分割為台灣、西藏、新疆、蒙古、華南、華北、東北七部分,各自競爭發展以維持安定,乃至拋出震撼國際的「兩國論」,但終究未修憲更改國號或在法理上宣布台灣獨立建國。

 

卸任後,2003年3月李登輝才在「世界台灣人大會」上,提出應將「中華民國」改名為「台灣國」,是首次公開主張更改國號;同年8月又說「中華民國其實根本不存在」,台灣要變成正常國家。

 

但2007年1月29日和31日,他又表示自己不是「台獨教父」,從未主張過「台獨」,還指「台獨」本身是假議題,因為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就叫「中華民國」。他主張在維護國家尊嚴、照顧全民利益、彰顯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讓陸資入台,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客赴台。這番言論,又讓一幫台獨大佬們感到錯愕和尷尬。

 

反反覆覆,該如何對李登輝蓋棺定論?

 

 

李登輝是日本人嗎?

 

1994年4月,時任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感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到22歲為止也是日本人」,並指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而決心像摩西那樣要帶領台灣「出埃及」,海內外一片嘩然。

 

這番親日言論,中國民族主義者聽來十分刺耳;但根據1895年清廷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台灣被永久割讓為日本領土,島上漢人必須在兩年內選擇去留,「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從國籍法上講,1923年出生在台北縣的李登輝,自稱曾是日本人確實符合歷史事實。不過留下來的漢人和原住民屬於日本國內的台灣籍民,政治地位和權利不能與日本本土國民相提並論。

 

李登輝有無中國意識?

 

李登輝雖受日本教育和日本文化熏陶,小學五年級之前曾學過漢文,高中也用日語和台語上過《論語》、《孟子》等漢文課;20幾歲時曾讀胡適、魯迅和郭沫若的著作,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長期受封建體制扭曲,社會弊病積習難改。他宣稱1990年代推行「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政策目標,就是要逐漸擺脫傳統的束縛,「我們所做的這一切,也都為中國文化的再造,帶來了新的希望」。

 

高中時期的李登輝,深受日籍左翼教師鹽見薰以馬克思主義講授中國歷史的影響,認為農業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關鍵,而在1943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選擇攻讀農業經濟學。「因為少年時受他(鹽見薰)的歷史教育,使我對中國有一個起碼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相當同情。」

 

1945年日本戰敗,三萬名在日台灣人中8000人選擇返台,包括22歲的李登輝。返台前,他還和妻子曾文惠一起學過中國國語。「日本剛戰敗時,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因為祖先是從中國那邊來的……我想台灣既然已經回到祖國,希望快一點回來念書,為國家拼命、建設,不要留在日本讀書」。

 

台灣學者黃光國認為,李登輝就像殖民地時代大多數的台灣年輕人,內心仍存有中國意識,只是跟同代人經歷由「日本的台灣」轉換到「中國的台灣」,同時體驗過「雙重認同」的困擾。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像李登輝這樣在日本大正(1910-1925)時期出生的台灣人,戰前所學的「國語」(日語),是他們營造知性和感性生活的憑藉,常會慨嘆自身的幸與不幸,所以李才會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以上可見,李登輝的情感結構中包含了台灣意識、日本意識和中國意識,左右了他看待台灣、中國大陸和日本的視角。

 

台獨人士如何看李登輝?

 

李登輝向司馬遼太郎提到台灣「四百年」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概念,其實都是從真正的「台獨教父」史明(本名施朝暉)1962年寫成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中借來。史明提出,17世紀荷蘭占領台澎,吸引福建漢人移民開拓,才揭開台灣社會發展的有史時代。經過荷蘭人、鄭成功、滿洲人、日本人、蔣派中國人等「外來征服者」先後輪流「殖民統治」,以及近代化和資本主義化的洗禮,台灣社會與台灣人在歷史上、社會上脫離中國社會和中國人,逐步形成了「台灣民族」。

 

相對於史明旗幟鮮明提出脫離「中華民族」而建構「台灣民族」的台獨理論,李登輝任內一再表示沒有建立「台灣共和國」之必要,只是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或「台灣中華民國」的模糊意涵。同樣主張建構「台灣民族」的學者施正鋒,批判李登輝「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論述,只是試圖將「中華民國」變為另一個華人國度,同時保有華人的文化認同及台灣的政治認同,心態上是權宜考量下的漢人忠誠者(Han loyalist,即與鄭成功、蔣氏父子一樣忠於漢人文化),而不是建立以台灣本土為中心的新國度。

 

 

李登輝自己說,其日本意識、台灣意識、中國意識、參加及退出共產黨的想法一直在變,「歷史、生理、意識等等演變的過程,與我們從出生到老化的過程,許多所在都是一樣的」。因此,爬梳李登輝的思想脈絡,應註意他在青少年、中年、老年等不同時期的思想變化,應看到他因不同的政治環境、身份、現實而做出妥協,這個複雜的處境與變化,未必是以「天生頑固、處心積慮」、「台獨教父」等簡單評價,就能解釋得清楚。

 

從「一國兩府」到「兩國論」

 

李登輝在1990年代的兩岸政策,先後提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1990)、「一個中國、兩個地區、兩個政治實體」(1991)、「階段性兩個中國」(1993)、「一個分裂分治的中國」(1997)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簡稱兩國論,1999)的定位。

 

中國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曾批評,李登輝早期推行「台獨」路線有「形統而實獨」的特點,一邊搞分裂,一邊又講「一個中國」、「統一目標」,打著「政治民主化」和「權力本土化」的旗幟,騙取台灣民心。

 

大陸官方認為李登輝暗中分裂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才使得主張「台獨」的民進黨能在2000年上台執政。

 

以李登輝接受《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採訪成書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2001)披露,他主政12年裡分別與中共兩代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維持一條秘密的溝通聯繫管道,直到卸任為止。

 

北京從1988年就透過佛道思想學者南懷瑾擔任中間人,聯絡李登輝的秘書蘇志誠。從1990年至1995年為止,雙方代表共計在香港、北京、珠海、澳門會面27次,前九次南懷瑾全程參與,後18次兩岸直接對話。除了降低敵意、增加善意,始終未能達成具體共識。不過1992年6月,雙方密使取得突破性進展,促成了1993年4月的新加坡汪辜會談。1995年4月,由於新黨立法委員郁慕明將兩岸密使往來曝光,雙方不得不中止會晤。

 

1995年6月,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講,首次提到「中華民國在台灣的2100萬人」。在北京看來,克林頓政府讓台灣最高領導人訪美,是給李登輝在國際社會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打氣,於是中止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協商。1996年3月台灣首次直選總統前夕,解放軍兩次在台海試射導彈演習,但李登輝仍高票當選。

 

美國雖調派兩支航空母艦戰鬥群駛近台海警戒,仍須改善對華關係。1997年10月江澤民應邀訪美之後,1998年6月克林頓回訪並在上海首次表示:不支持台灣參加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

 

 

一個月後,李登輝在國家安全會議成立了「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由時任國安會咨詢委員的蔡英文(現任台灣總統)召集法政學者研究,要在法理上證明「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1999年5月,蔡英文等向李登輝建議,兩岸關係應至少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並分階段修憲、修法、廢除《國家統一綱領》並以「跨世紀兩岸關係綱領」取代。

 

同年7月9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順勢指出「1949年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金馬」,「1991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北京將台灣視為叛亂的一省,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也由於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此沒有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

 

「兩國論」引發陸美台三角關係再度緊張,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蘇起多年後直指,兩國論是「完全機密的個人決策」,推翻了國民黨政府自1991年廢止動員戡亂以來的大陸政策基礎。兩國論固然有抗衡北京「促統」壓力的成分,更重要的是李登輝想憑藉至高無上的權力打破內外現狀,用一個新的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定位,來確立其繼任人(無論是誰)不易撼動的李登輝路線。兩國論後來也成為陳水扁政府的兩岸政策基礎。

 

1999年7月20日大陸國台辦警告,如果台灣按兩國論修憲修法,以「中華民國」名義實現「台灣獨立」,兩岸未來不可能「以和平方式統一」。大陸官方連日來透過解放軍演習的消息施壓,台北股市應聲重挫。李登輝不得不補充說明,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不是「一個中國」的內部問題。「一個中國」不是現在,將來民主統一之後,才可能有「一個中國」。

 

李登輝還向美國官方解釋,他是從現實、法律與歷史的角度,把兩岸關係的定位講得更清楚,宣示的是一個主權的事實,「但是我們沒有放棄在未來追求和平統一,這個目標我們並沒有放棄。」

 

7月23日,他再向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指出,「特殊國與國關係」並未脫離1997年國民黨政府提出的「一個分治的中國」,只是為了打破北京設定的「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他特別表示反對台獨和「台灣共和國」,強調自己一手設立國統會與陸委會推動和平統一,不可能自相矛盾地主張台灣獨立。

 

卜睿哲則表示,保有「一個中國」的模糊空間,台海兩岸才能維持穩定局面,建議台灣官方再次提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7月30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向大陸海協會指出,1992年兩會曾有「一個中國口頭上各自表述」的共識,但大陸一再宣揚其「一中」原則;台灣認為「一個中國」是未來式,兩岸現狀是對等分治,因此才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但海協會認為此說嚴重違背「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而駁回。

 

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部對兩國論修憲問題意見分歧,李登輝也看到民意雖然支持兩國論,但對修憲、修法有所遲疑,決定讓兩國論停留在口頭宣示。盡管兩國論始終沒有進入《中華民國憲法》,2000年5月30日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還指出,兩國論作為兩岸政治對話的準備任務已經完成,不能把兩國論與「台獨」等量齊觀。但由於北京和台灣泛藍陣營認定兩國論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加上李登輝卸任總統後,公開說過「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台灣需要正名,隨著他的生命在2020年7月30日停止,兩國論也被蓋棺論定為李登輝推動「台獨」的證據。

 

(原發於新加坡《聯合早報》)

 

(作者是《聯合早報》中國組副主任,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作者/李氣虹 (「三策智庫」授權轉載)

 

台灣第一位本省籍總統、也是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歷經了大時代風雲變幻的一生。他既享有「台灣民主先生」的美譽,也因「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字,以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兩國論」等爭議性言論,在海峽兩岸被許多人視為「台獨教父」。

 

李登輝12年(1988-2000)總統任內,台灣經歷了立法院改選、改採《認識台灣》教科書、人民直選總統、國民大會虛級化、台灣「凍省」;他曾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主張中國應分割為台灣、西藏、新疆、蒙古、華南、華北、東北七部分,各自競爭發展以維持安定,乃至拋出震撼國際的「兩國論」,但終究未修憲更改國號或在法理上宣布台灣獨立建國。

 

卸任後,2003年3月李登輝才在「世界台灣人大會」上,提出應將「中華民國」改名為「台灣國」,是首次公開主張更改國號;同年8月又說「中華民國其實根本不存在」,台灣要變成正常國家。

 

但2007年1月29日和31日,他又表示自己不是「台獨教父」,從未主張過「台獨」,還指「台獨」本身是假議題,因為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就叫「中華民國」。他主張在維護國家尊嚴、照顧全民利益、彰顯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讓陸資入台,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客赴台。這番言論,又讓一幫台獨大佬們感到錯愕和尷尬。

 

反反覆覆,該如何對李登輝蓋棺定論?

 

 

李登輝是日本人嗎?

 

1994年4月,時任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感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到22歲為止也是日本人」,並指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而決心像摩西那樣要帶領台灣「出埃及」,海內外一片嘩然。

 

這番親日言論,中國民族主義者聽來十分刺耳;但根據1895年清廷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台灣被永久割讓為日本領土,島上漢人必須在兩年內選擇去留,「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從國籍法上講,1923年出生在台北縣的李登輝,自稱曾是日本人確實符合歷史事實。不過留下來的漢人和原住民屬於日本國內的台灣籍民,政治地位和權利不能與日本本土國民相提並論。

 

李登輝有無中國意識?

 

李登輝雖受日本教育和日本文化熏陶,小學五年級之前曾學過漢文,高中也用日語和台語上過《論語》、《孟子》等漢文課;20幾歲時曾讀胡適、魯迅和郭沫若的著作,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長期受封建體制扭曲,社會弊病積習難改。他宣稱1990年代推行「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政策目標,就是要逐漸擺脫傳統的束縛,「我們所做的這一切,也都為中國文化的再造,帶來了新的希望」。

 

高中時期的李登輝,深受日籍左翼教師鹽見薰以馬克思主義講授中國歷史的影響,認為農業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關鍵,而在1943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選擇攻讀農業經濟學。「因為少年時受他(鹽見薰)的歷史教育,使我對中國有一個起碼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相當同情。」

 

1945年日本戰敗,三萬名在日台灣人中8000人選擇返台,包括22歲的李登輝。返台前,他還和妻子曾文惠一起學過中國國語。「日本剛戰敗時,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因為祖先是從中國那邊來的……我想台灣既然已經回到祖國,希望快一點回來念書,為國家拼命、建設,不要留在日本讀書」。

 

台灣學者黃光國認為,李登輝就像殖民地時代大多數的台灣年輕人,內心仍存有中國意識,只是跟同代人經歷由「日本的台灣」轉換到「中國的台灣」,同時體驗過「雙重認同」的困擾。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像李登輝這樣在日本大正(1910-1925)時期出生的台灣人,戰前所學的「國語」(日語),是他們營造知性和感性生活的憑藉,常會慨嘆自身的幸與不幸,所以李才會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以上可見,李登輝的情感結構中包含了台灣意識、日本意識和中國意識,左右了他看待台灣、中國大陸和日本的視角。

 

台獨人士如何看李登輝?

 

李登輝向司馬遼太郎提到台灣「四百年」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概念,其實都是從真正的「台獨教父」史明(本名施朝暉)1962年寫成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中借來。史明提出,17世紀荷蘭占領台澎,吸引福建漢人移民開拓,才揭開台灣社會發展的有史時代。經過荷蘭人、鄭成功、滿洲人、日本人、蔣派中國人等「外來征服者」先後輪流「殖民統治」,以及近代化和資本主義化的洗禮,台灣社會與台灣人在歷史上、社會上脫離中國社會和中國人,逐步形成了「台灣民族」。

 

相對於史明旗幟鮮明提出脫離「中華民族」而建構「台灣民族」的台獨理論,李登輝任內一再表示沒有建立「台灣共和國」之必要,只是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或「台灣中華民國」的模糊意涵。同樣主張建構「台灣民族」的學者施正鋒,批判李登輝「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論述,只是試圖將「中華民國」變為另一個華人國度,同時保有華人的文化認同及台灣的政治認同,心態上是權宜考量下的漢人忠誠者(Han loyalist,即與鄭成功、蔣氏父子一樣忠於漢人文化),而不是建立以台灣本土為中心的新國度。

 

 

李登輝自己說,其日本意識、台灣意識、中國意識、參加及退出共產黨的想法一直在變,「歷史、生理、意識等等演變的過程,與我們從出生到老化的過程,許多所在都是一樣的」。因此,爬梳李登輝的思想脈絡,應註意他在青少年、中年、老年等不同時期的思想變化,應看到他因不同的政治環境、身份、現實而做出妥協,這個複雜的處境與變化,未必是以「天生頑固、處心積慮」、「台獨教父」等簡單評價,就能解釋得清楚。

 

從「一國兩府」到「兩國論」

 

李登輝在1990年代的兩岸政策,先後提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1990)、「一個中國、兩個地區、兩個政治實體」(1991)、「階段性兩個中國」(1993)、「一個分裂分治的中國」(1997)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簡稱兩國論,1999)的定位。

 

中國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曾批評,李登輝早期推行「台獨」路線有「形統而實獨」的特點,一邊搞分裂,一邊又講「一個中國」、「統一目標」,打著「政治民主化」和「權力本土化」的旗幟,騙取台灣民心。

 

大陸官方認為李登輝暗中分裂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才使得主張「台獨」的民進黨能在2000年上台執政。

 

以李登輝接受《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採訪成書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2001)披露,他主政12年裡分別與中共兩代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維持一條秘密的溝通聯繫管道,直到卸任為止。

 

北京從1988年就透過佛道思想學者南懷瑾擔任中間人,聯絡李登輝的秘書蘇志誠。從1990年至1995年為止,雙方代表共計在香港、北京、珠海、澳門會面27次,前九次南懷瑾全程參與,後18次兩岸直接對話。除了降低敵意、增加善意,始終未能達成具體共識。不過1992年6月,雙方密使取得突破性進展,促成了1993年4月的新加坡汪辜會談。1995年4月,由於新黨立法委員郁慕明將兩岸密使往來曝光,雙方不得不中止會晤。

 

1995年6月,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講,首次提到「中華民國在台灣的2100萬人」。在北京看來,克林頓政府讓台灣最高領導人訪美,是給李登輝在國際社會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打氣,於是中止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協商。1996年3月台灣首次直選總統前夕,解放軍兩次在台海試射導彈演習,但李登輝仍高票當選。

 

美國雖調派兩支航空母艦戰鬥群駛近台海警戒,仍須改善對華關係。1997年10月江澤民應邀訪美之後,1998年6月克林頓回訪並在上海首次表示:不支持台灣參加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

 

 

一個月後,李登輝在國家安全會議成立了「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由時任國安會咨詢委員的蔡英文(現任台灣總統)召集法政學者研究,要在法理上證明「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1999年5月,蔡英文等向李登輝建議,兩岸關係應至少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並分階段修憲、修法、廢除《國家統一綱領》並以「跨世紀兩岸關係綱領」取代。

 

同年7月9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順勢指出「1949年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金馬」,「1991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北京將台灣視為叛亂的一省,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也由於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此沒有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

 

「兩國論」引發陸美台三角關係再度緊張,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蘇起多年後直指,兩國論是「完全機密的個人決策」,推翻了國民黨政府自1991年廢止動員戡亂以來的大陸政策基礎。兩國論固然有抗衡北京「促統」壓力的成分,更重要的是李登輝想憑藉至高無上的權力打破內外現狀,用一個新的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定位,來確立其繼任人(無論是誰)不易撼動的李登輝路線。兩國論後來也成為陳水扁政府的兩岸政策基礎。

 

1999年7月20日大陸國台辦警告,如果台灣按兩國論修憲修法,以「中華民國」名義實現「台灣獨立」,兩岸未來不可能「以和平方式統一」。大陸官方連日來透過解放軍演習的消息施壓,台北股市應聲重挫。李登輝不得不補充說明,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不是「一個中國」的內部問題。「一個中國」不是現在,將來民主統一之後,才可能有「一個中國」。

 

李登輝還向美國官方解釋,他是從現實、法律與歷史的角度,把兩岸關係的定位講得更清楚,宣示的是一個主權的事實,「但是我們沒有放棄在未來追求和平統一,這個目標我們並沒有放棄。」

 

7月23日,他再向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指出,「特殊國與國關係」並未脫離1997年國民黨政府提出的「一個分治的中國」,只是為了打破北京設定的「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他特別表示反對台獨和「台灣共和國」,強調自己一手設立國統會與陸委會推動和平統一,不可能自相矛盾地主張台灣獨立。

 

卜睿哲則表示,保有「一個中國」的模糊空間,台海兩岸才能維持穩定局面,建議台灣官方再次提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7月30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向大陸海協會指出,1992年兩會曾有「一個中國口頭上各自表述」的共識,但大陸一再宣揚其「一中」原則;台灣認為「一個中國」是未來式,兩岸現狀是對等分治,因此才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但海協會認為此說嚴重違背「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而駁回。

 

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部對兩國論修憲問題意見分歧,李登輝也看到民意雖然支持兩國論,但對修憲、修法有所遲疑,決定讓兩國論停留在口頭宣示。盡管兩國論始終沒有進入《中華民國憲法》,2000年5月30日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還指出,兩國論作為兩岸政治對話的準備任務已經完成,不能把兩國論與「台獨」等量齊觀。但由於北京和台灣泛藍陣營認定兩國論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加上李登輝卸任總統後,公開說過「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台灣需要正名,隨著他的生命在2020年7月30日停止,兩國論也被蓋棺論定為李登輝推動「台獨」的證據。

 

(原發於新加坡《聯合早報》)

 

(作者是《聯合早報》中國組副主任,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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