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葉子戲牌。（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2020年5月26日媒體報導了澳門「賭王」何鴻燊在香港養和醫院去世，享年98歲，可以說是一生不僅享受了齊人之福，還擁有四個老婆都用不完的家產。

 

我對這樣的新聞向來不感興趣，理由很簡單，這都是和金錢有關的社會現象，何況還和中華民族具有千年歷史的賭博陋習有著千絲萬縷的糾結。

 

但我還是用了些時間去閱讀這些社會花邊新聞，是因為「賭王」伯父何東的兒子何世禮 （1906-1998）在我記憶中留下正面的印象。

 

他年輕時就被父親送去英國進入軍校，一生服務於軍中，最早時還在張學良麾下服務，最後官階晉升到二級上將。為了繼承父親的遺產，他去了香港，還擔任了何東先生經營的《工商日報》董事長兼社長。

 

何世禮將軍遺照。（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儘管社會上對「賭博」一直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詮釋，對沈迷於賭博甚至是傾家蕩產的悲劇卻從未給社會大眾提出警示。所以我對這個中華民族千年來最深入人心的罪惡，始終是持否定的態度，有時候還真想大加撻伐一番。

 

我伯父自離開外交界後，專注於翻譯中國的詩歌、散文及四書五經。其中有一本翻譯，就是滿清末年吳趼人 （1866-1910）的著名章回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在第二十九回「送出洋強盜讀西書，賣輪船局員造私貨」中，描寫父親對屢教不改的兒子因設計教唆人到家中搶劫，被識出的主使者居然是他親生兒子，於是在無奈之下，將其送出國讀洋書。

 

其中就有這麼一段生動的描寫：「這件事說出來，真是出人意外。舍親是在上海做買辦的，多了幾個錢，多討了幾房姬妾，生的兒子有七八個，從小都是驕縱的，所以沒有一個好好的學得成人。但是這一個最壞，才上了十三四歲，便學的吃喝嫖賭無所不為了。」

 

我特別留意到這段描寫中的「吃喝嫖賭」四個字，這可能是在中國文學中，首次出現對描寫人不長進角度生動描寫的成語。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描寫過「吃喝嫖賭」四個字，這可能是在中國文學中，首次出現對描寫人不長進角度生動描寫的成語。（圖／翻攝自網路）

 

然而在現實的人生中，若將這成語稍加修改為「煙酒嫖賭」似乎更為貼切，同時在描繪社會現象時，與其僅僅作為對人不長進的批評，應該有更深層次的意義。尤其是近代不論中外的社會，幾乎都被這些現象所困擾。

 

其實「吃喝嫖賭」並不是中國人的專利。美國在西部開發時就盡現其本色，上世紀六十年代在歐洲拍攝的西部武俠電影，就完整地體現了存在於社會中的罪惡。

 

1930年出生在舊金山的美國影星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另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 經歷了艱苦的電視發展，終於得到義大利導演瑟爾基奧.雷沃內 (Sergio Leone) 的賞識，簽訂合同從1964到1966年三年中完成了西部武俠電影拍攝，影片名字的中文暫譯為：「一把鈔票」 (A Fistful of Dollars) ，「再搏一把」 (For a Few More Dollars), 及「善惡與醜陋」 (The Good, The Bad, The Ugly)，當時稱為西部武俠電影三部曲。

 

美國西部電影的情節幾乎是大同小異，壞人作惡多端，最後是以被消滅結束。整個情節中不乏雪茄菸、威斯忌烈酒、賭博和女人，與中國人的成語描寫恰如其分。

 

煙酒就是給劇情增加氣氛，賭博是好人與壞人的心理戰，也就是今天統稱為「博弈」，而女人幾乎都是沙龍裡賣弄風騷尤物型侍女，這四大人性的弱點在美國西部俠義影片中完整地展示了出來。

 

克林.伊斯威特經過這三部影片後聲譽大振，從一個籍籍無名的電視小角色，一躍而為世界影壇武俠巨星，同時也為自己贏得滿缽滿盆。他主演的這三部曲，無論在內容或是拍攝技巧，都讓好萊塢過去的武俠電影黯然失色、望塵莫及，執導的義大利導演雷沃內也因此躋身於大導演的行列。

 

美國西部武俠電影巨星克林.伊斯威特的劇照。（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儘管電影裡的劇情刺激生動，終究是銀幕上的虛擬現實，現實中美國西部開發時留下的賭博產業，迄今已經有逾百年的歷史，而且還在蓬勃發展。

 

眾所周知的拉斯維加斯賭城，就是一個名不虛傳的賭博重鎮。自1903年開埠以來，先是因為發現金銀礦，大量淘金人蜂擁而入，形成一個畸形的繁榮。

 

但好景不常，待金礦枯竭後，出現了人去樓空的現狀。再經受1931年經濟大蕭條的衝擊，內華達州議會只能通過了賭博合法的議案，來挽救經濟，從而成為美國的第一個賭城。

 

Las Vegas Strip 南端的著名地標。（圖／翻攝自網路）

 

反觀賭博在中國的出現，在地球上其遙遙領先的地位應該是當之無愧，因為它幾乎和歷史的進展同步相行，賭博在中國歷史上的猖獗又和朝廷官吏息息相關。

 

早在公元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已經出現了擲骰子的雛形賭博。而楚漢相爭霸權時，韓信統領軍隊，竟然設立賭局作為給軍士們休閒的活動場所。

 

由於賭風氾濫，漢武帝時代，不得不對沈迷於賭博的官吏加以重刑處罰，如翮侯黃遂因為嗜賭被處以戴刑具服勞役。另外還有張拾及蘇辟，也因賭博而被削去爵位，這才緩解了賭風的瀰漫。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的黃金時代，但與此同時，因為唐玄宗和楊貴妃酷愛「葉子戲」，竟然傳宗接代地成為麻醉中華民族數百年之久的遊戲，到明代時發展成為風行的「馬吊」，再後來脫胎換骨變成民間的「麻將牌」。

 

「葉子戲」紙牌。（圖／翻攝自網路）

 

今天在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麻將牌」也必然會應運而生。因為「葉子戲」和「麻將牌」的姻緣關係，形成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賭博器。這些歷史悠久的賭具，證實了「葉子戲」在賭具發展史中的重要性。

 

「葉子戲」在唐代的發展由來眾說紛紜，但為歷史學者所接受的應該是唐代的天文學家張遂 （683-727）所發明的「葉子戲」而得名。張遂在唐代不但是著名的天文學家，而且入了佛門，法號是「一行禪師」。有趣的是，既然已經投入 「四大皆空」的佛門，卻又給後人留下千夫所指的賭博法則。

 

就如同中國人發明了火藥，為的是方便工業發展，但誰能料到後來成了戰爭的禍端，那麼張遂在創造「葉子戲」時，是否也只是一時興之所至，只是發明了民間的遊戲，豈料到後來成了令人傾家蕩產的罪魁禍首！

 

北宋時的大文學家歐陽修 (1007-1072) 就曾在他的《歸田錄》中解釋稱，「葉子戲」其實就是骰小格的賭博遊戲。而且他自己還曾經藏有葉子的經歷，後來因為不慎遺失而感到無限遺憾，但是為「葉子戲」在北宋時期就已經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北宋時的大文學家歐陽修 (1007-1072) 就曾在他的《歸田錄》中解釋稱，「葉子戲」其實就是骰小格的賭博遊戲。（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然而明清兩代的種種歷史紀錄，證實了「葉子戲」和「馬吊」之間的密切關係。明代萬曆年間潘之恆 （1536-1622）撰寫的《葉子譜》及後來的《續葉子譜》就是現存有關賭博的最早文獻，但他和明代前輩陸容 （1466-1494）留下的《菽園雜記》相差近一個世紀。

 

潘之恆在《葉子譜》裡曾有這樣的記載：謂馬四足失一，則不可行，故為「馬掉」。這就是後來麻將牌裡經常聽到的「三缺一」的來源。

 

陸容的「菽園雜記」是明代一本紀錄發生在朝野中的掌故史料筆記。他記載著 「葉子戲」是昆山流行的一種牌戲，一共有三十八葉分別是「一至九錢，一至九百，一至九萬，二十至九十萬萬，百萬貫，千萬貫，及萬萬貫。」

 

明清兩代的種種歷史紀錄，證實了「葉子戲」和「馬吊」（如圖）之間的密切關係。（圖／翻攝自百度百科）

 

值得注意的是，陸容描述的「葉子戲」，究竟是「馬吊」的雛形，還是同一時代所產生的兩種不同的賭博產品，至今仍然是個還沒有得到解答的謎。不過後來麻將牌的革新，就必須要提及寧波的一位富商陳魚門。

 

他是個嗜賭如命的商人，感覺到玩「馬吊」紙牌很不方便。經過他潛心分析後，利用牌九及骰子的優勢，先將紙牌改變稱竹骨，保留了「馬吊」中的「萬」、「筒」和「索」，將原來的「紅花」改成「發」，「白花」 改成「白板」，和「老千」改成「紅中」。另外受到航海中的風向提示，發明了 「東」、「南」、「西」、「北」四個分風，為今天風行全球的中國「麻將牌」，奠下了紮實的基礎。

 

眾所周知的是，賭博應該是人類除了飲酒之外，最容易上癮的行為和活動之一，從前往拉斯維加斯參觀的人群就可以證實這個定律，皆能適用於中外人士。在那燈紅酒綠的賭場裡，即使從未涉足的遊客，一旦進入，就很難拒絕那些五光十色賭具的誘惑。

 

吐魯台發現的1400年紙牌，外觀與後世香港的「東莞牌」類似。（圖／出自Joseph Needham所著《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 5, Part 1, Paper and Printing》，1986年台北敦煌書局出版，轉引自維基百科）

 

早在漢代，許慎 （約30年-124年）從公元100年開始撰寫《說文解字》，是中華文化中字典的鼻祖。他曾這樣紀錄了夏粲的臣子烏曹，在當時發展了「六博」的遊戲：「六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棋也，古者烏曹作簙。」

 

從這個歷史上紀錄的資料，足以說明它和今日仍盛行於坊間的「麻將牌」之間的密切關係。若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場歷史和中國五千年的賭具相比，只能是相形見絀。

 

中國的賭具自古以來即已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如使用動物來作為賭博的工具可以分門別類地了解到包括：鬥雞、鬥鵪鶉、鬥畫眉、鬥鷦鷯、鬥蟋蟀，以及鬥鴨和鬥鵝。

 

早在英國殖民上海時，即引進了「賽馬」和「跑狗」等賭博從麻醉市民來賺取利益，今天香港的「賽馬」，幾乎是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娛樂，也許應該說是英國從中國歷史中引進了麻醉中國人的工具。

 

1873年的香港跑馬地馬場。（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至於賭博的棋牌有「六博」、「塞戲」、「彈棋」、「圍棋」、「馬吊」、「麻將」、「押寶」、「花會」、「字寶」及「㮙蒲」等，不知就裡的肯定會看得眼花撩亂。

 

雖然賭博在中國有承先啟後的功力，但仍不失有識之士對賭博的讚賞，或是批評甚至是諷刺。如明朝的馮夢龍（1574-1646）就曾寫過《馬吊牌經》，細緻地介紹了「馬吊」的玩法。

 

然而在歷代朝廷的干預下，賭博的流行或者被禁，都需要看皇帝的臉色。如明代朱元璋就有嚴禁賭博的法律規定，凡是平民百姓賭博者被逮著一律砍手，而為官者則還要罪加一等。

 

滿清順治時就嚴禁不准賭博，訂立的《大清律例》中就有明文規定：「凡賭博，不分民兵俱枷號兩月」。規定中進一步說明：「凡民人，開場誘行賭博經旬累月聚集無賴放頭，抽頭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

 

到雍正繼位不久即規定如官員賭博一經察覺，即「革職治罪永不敘用。」到雍正七年更進一步在《大清律例》卷34中＜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31中規定：「有牧民之責的地方官，對其轄境開設賭博館或製造賭具時察，給予降罰，革職處分不等。」

 

直到光緒年間在《欽定六部處分則例》卷45中明文規定：「官員無論賭博，賭食，及開設聚賭，並上司屬員同賭者，均革職治罪，永不敘用。」

 

然而諷刺的是，慈禧太后對「麻將」情有獨鍾。一邊是朝廷的嚴禁，另一邊廂卻是垂簾聽政中的作樂自娛。充分體現了「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社會的不公允！

 

諷刺的是，慈禧太后對「麻將」情有獨鍾。一邊是朝廷的嚴禁，另一邊廂卻是垂簾聽政中的作樂自娛。（圖／翻攝自新浪網）

 

在文學作品中，也經常會流露出民間對賭博的雅興不淺。最經典的是中國四大文學名著中的《紅樓夢》第47回「呆霸王調情遭苦打，冷郎君懼禍走他鄉」中描寫賈母、薛姨媽、王熙鳳等碰和牌時有這麼一段精彩的描寫：

 

「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與鳳姐兒。鳳姐正該發牌，便故意躇躊了半響，笑道：『我這一張牌是在薛姨媽手裡扣著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

 

甲戌本《紅樓夢》。（圖／翻攝自網路）

 

這無異是對當時富貴人家內室婦女們平時作樂的諷刺抑或是平常心的描寫，也正應驗了胡適 （1891-1962）在1926年7月搭乘西伯利亞火車前往英國出席會議時寫的《漫遊的感想》中對中國人賭博成癮的陋習痛加鞭策。

 

這是一部只有六篇雜記式的見聞，其中有一篇題為<麻將>，是他將旅途的所見所聞有感而發的記錄。將中國麻將的發展作了較詳細的敘述，然後抨擊中國人沈迷於賭博的自我麻痺：

 

「三百年來，四十張的馬吊逐漸演變，變成每樣五張的紙牌，近七八十年中又變為每樣四張的麻將牌。（馬吊三人對一人，故名『馬吊腳』，省稱『馬吊』； 『麻將』稱『麻雀』的音變，『麻雀』為『馬腳』的音變。）越變越繁複巧妙了，所以更能迷惑人心，使國中的男男女女，無論富貴貧賤，不分日夜寒暑，把精力和光陰葬送在這一百三十六張牌上。」

 

胡適接著感嘆地描寫著：

 

「馬吊在當日風行一時，士大夫整日整夜的打馬吊，把正事都荒廢了。所以明亡之後，吳梅村作《緩寇紀略》說，明之亡是亡於馬吊。」

 

在旅途中他見到英國人對板球 (Cricket) 的狂熱，美國人對棒球 (Baseball) 的普及，以及日本人對「角抵」的熱中，都將運動當成「國戲」來普及，唯獨中國人的「國戲」就是「麻將」。

 

1922年的胡適，攝於北京。（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在文章的結尾處，胡適用不無感嘆的口吻講述這些民族的長進之處，緊接著用揶揄的語氣作了這樣的評述：

 

「只有咱們這種不長進的民族以『閒』為幸福，以『消閒』為急務，男人以打麻將為消閒，女人以打麻將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將為下半生的大事業。」

 

胡適用簡單易懂的白話文，一語道破中國人的陋習，他語重心長地最後寫道：

 

「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個長進動物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的荒時廢業的？」

 

在中國歷史上對待賭博最殘酷的處罰是太平天國洪秀全定都天京後，立即頒布了《太平刑律》，其中對賭博者立即在街頭執行絞刑。然而當王朝覆滅後，頒布的刑律也隨之消失。

 

清代吳文暉就曾寫過《賭徒》詩一首：

 

「相喚相呼日徵逐，野狐迷人無比酷，一場縱賭百家貧，後車難鑒前車覆。」

 

以《聊齋》聞名的蒲松齡 （1640-1715）在他的短篇小說《賭符》中就給後人留下這樣的警語：

 

「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者，入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

 

就連五四時代的文化鬥士魯迅，在他的《偽自由書》中有一篇名為＜觀鬥＞的短文，他用嘲諷的口吻形容中國人表面愛和平，其實是最愛鬥爭的民族。文中他通過中國人好賭的陋習來比喻當時的現狀：

 

「最普通的是鬥雞，鬥蟋蟀，南方有鬥黃頭鳥，鬥畫眉鳥。北方有鬥鵪鶉，一群閒人圍著呆看，還因此賭輸贏。」     

 

（待續）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