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99歲二戰老兵楊馥成的戰鬥人生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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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真說故事》99歲二戰老兵楊馥成的戰鬥人生
2020-07-14 23: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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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年蔡英文剛當選總統不久,親赴旗津祭拜二戰台灣兵,前排左起第六人為楊馥成。

 

99歲二戰老兵楊馥成的戰鬥人生

 

作者/陳婉真

 

他今年即將屆滿99歲,不但耳聰目明、腰桿筆直,使用智慧型手機傳遞訊息的速度不輸年輕小伙子。

他經常獨自背著裝滿資料的沈重背包,帶著行李,一個人四處旅行;他在台灣及沖繩都有居所,疫情爆發前經常往來兩地,在沖繩時多數時間親自下廚餵飽自己。

 

2、楊馥成使用的溝通工具與時俱進,智慧型手機絲毫難不倒他。

 

二戰期間他擔任軍屬,負責掌管太平洋戰場北起新加坡、南至新幾內亞各項戰備物資的補給工作,一度曾被調派擔任大佐(上校)秘書,協助草擬「補給命令」,是少數得以參與軍事機密的台籍日本軍屬。

戰後他曾擔任基隆《和平日報》記者,派赴廣州採訪新聞,廣州失陷前一天搭最後一班船逃回台灣;卻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捕被刑求,後輾轉赴中國,在未開放前於中國娶妻,64歲生了一個女兒,一年多前女兒以「陸配」身分嫁給台灣人,喜獲一個孫女,祖孫年齡相差96歲。

一年多前,日本大阪知名人權律師德永信一等人,對於戰後日本政府給予台灣人的賠償太少深感不平,特別邀請楊馥成、林余立(兩位均擔任過台籍日本兵)、許華杞等3人出面,提出「台灣人日本國籍確認請求事件訴訟」,所有訴訟費用等開支及文件的整理等,都有日方負責,曾於去年10月7日在大阪地方法院開庭後,轉往東京高等裁判所(高等法院),近日開庭,因疫情影響,3名原告都無法到庭。

 

3、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期頒發的楊清福(楊馥成本名)回復名譽證書。

 

他於1922年出生於台南下營鄉下,父親是全村唯一識字的人,會做廟裡的乩童、會開藥方寫「化骨符」(治魚刺卡喉嚨),算是地方上的「赤腳仙」,本業是經營魚塭。

他的本名叫楊清福,人生過大半後,深感自己的命運一點不清福,因而改為現在的名字。「『馥』是芬芳的意思,我但願我的人生能够萬古流芳,這是歹命人的自我期許,馥成兩字倒過來唸,和我的本名同音。」楊馥成解釋。擔任軍屬時,他用的姓名是「大井滿」。

他在1937年「七七事變」那年考上嘉義農林學校,並因珍珠港事變提早3個月,於1941年12月畢業,隨即參加考試進入台南州廳服務。

當時的嘉農是南部數一數二的好學校,找工作非常容易,但因戰爭的關係,總督府從1942年開始實施志願兵制,鼓勵台灣青年志願從軍,他因而決定報考「軍屬」,因為待遇優渥(每月200円,當時南部可買1分農地;而公學校台灣人教師月薪只有50円),那一梯只招考50名,卻有1千多人報考,報考者多半為高中以上畢業生,主考官先目測過濾一次後再參加筆試等,成績優異的楊馥成輕易考取,並於1943年赴新加坡,加入日本軍政部的「南方派遣軍野戰貨物廠」,部隊番號是「岡10356」,從昭和18(1943)年開始,到日本戰敗的第二年4月,整整擔任3年的軍屬生涯。。

他們是搭「北光丸」赴新加坡附近的小島,在他們的前後另有船隻派往南洋都被擊沉,只有「北光丸」平安抵達駐地,他派駐的單位是負責全南洋駐軍物資的補給任務,經常要和南洋當地的華僑買貨,因為語言上的方便,加上台灣人軍屬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優秀,日本長官對台灣人相當器重。雖然事隔70多年,他還記得他們的隊長是日本貴族農林大臣的兒子;後來的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是部隊的奉茶小弟,他想都沒想到李光耀戰後赴英讀書,並成為新加坡的開國英雄。

 

4、因戰爭及白色恐怖等的延誤,年過六旬才和文革時期的「黑五類」結婚。

 

日本戰敗後,隊長曾勸他最好去日本,理由是如果回台灣必定會受到虐待,但他若決定回台灣,那麼他想帶走什麼物資,都任由他帶走,結果是他替戰時和他們合作的李姓華僑,要了一艘小船,李先生給了他一些現鈔作為回報,只可惜在等待遣返時,住集中營的戰俘是不能帶錢的,他把錢託一位金門人代管,後來卻再也未曾遇到該金門人。

「我和當時很多台灣青年一樣,對於能夠回歸祖國,都感到很興奮,因此決定回台灣。前日本民進黨黨魁蓮舫的父親也是台南人,他就選擇到日本,各自發展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楊馥成說。

他回到台灣後,看到中國兵的軍紀散渙,內心感到不妙,決定到日本,在等船期間,看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檢驗局招考行政幹部,他因為小時候讀過漢學,又在國小六年級時,向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台南人薛瑞琪老師學北京官話,讓他以第一名成績考上,因而留在檢驗局服務,二二八發生時他轉調基隆海關大樓負責檢查肥料,逃過一劫。

 

5、小學畢業的楊馥成。

 

二二八的第二年,他轉任《和平日報》記者,1949年4月被派赴廣州,10月共產黨宣布建國,他趕搭最後一班船離開,目睹很多人還沒上船船隻就啟航,好幾十人在他眼前葬身大海。

等稍作休息之後,他發現全船只有他一人穿西裝,其餘全是軍人,差點被當成共諜丟入海底,經司令官訊問後才保住一命。船隻先到海南島,留若干官兵在島上後才開抵台灣。司令官並要他宣稱是部隊的一員,等上岸點名後才讓他離開,此所謂早期國軍習以為常的「吃空缺」是也。

「和那些兵仔一起睡時,感覺全身是蝨子,那一艘船不知帶多少蝨子到台灣。」楊馥成說。

回到台灣後,他還是想到日本,正和十多位朋友相約買漁船偷渡,就在1950年被捕了,因為那時下營鄉長姜炎坤涉嫌「台灣省工委會」案,他是下營鄉學歷最高的青年,也難逃被搜索的命運,果然在家中被搜到一本《我在延安十年》的書,除了書本沒收之外,總共被關了6年8個月,姜炎坤等多人遭到槍斃。

坐牢期間他的哥哥及弟弟也難逃白色恐怖的追捕,一家3兄弟無一倖免,而他在保安司令部看守所期間,和阿里山鄉高一生案的湯守仁同寢室,因為父親已逝家裡無人探監,他和湯守人蓋同一條棉被長達半年,後來他聽說湯守仁被槍決,一直想為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受難的原住民立碑紀念。

 

6、99歲依舊耳聰目明,連續3小時受訪絲毫不顯疲態。

和許多白色恐怖的案例一樣,他未曾看過判決書,直到1998年立法院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並成立基金會,才補發給他當年的判決書,又申請寃獄賠償,總共領了810萬補償金,他以一部分補償金在母校今嘉義大學興建「師恩亭」;部分捐給慈善機構。

談起這個「師恩亭」,就要談到他在嘉農時期的老師松崎呈次,松崎的父親是在中和南勢角的「台灣窒素工業株式會社」創辦人,從事炸藥的生產,戰後收歸國有,納入公營台灣工礦公司旗下,卻未經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同意,被轉售給國民黨,成為黨營事業「齊魯公司」的金雞母。

松崎老師因為具炸藥製造專業,被接收的國民政府留用,派他從事全台各地未爆彈的拆除工作,「台灣在戰後很少發生如金門常見的未爆彈炸傷或炸死人的事件,松崎老師的功勞最大,但很少人知道這件事,所以我才想捐贈恩師亭,永久紀念他。」楊馥成說。

而楊馥成也是因為松崎老師的關係,他坐牢出獄後,介紹他到受聘來台的日本籍農業博士福本身邊擔任助理,協助退輔會在各農場輔導榮民耕種的工作,後來並到日本深造,1975年取得日本特許大學博士學位,並於1984年獲聘到菲律賓,次年又獲中國駐菲大使館禮聘到中國。

他的學術論文是〈無用農藥而使農作物提高其栽培成果的肥料研究〉,初到中國,他發現當地的農產品品質很差,決定留在中國貢獻所學,卻多次遭到詐騙,雖然曾於2003年獲「聯合國第15屆國際科學與和平週」組委會頒發「特別貢獻獎」,也曾和多個地方政府合作開發植物的營養產品,每次都以受騙收場,終於決定離開傷心地,唯一的「收穫」是1985年結識一位滿洲「正黃旗」出身的文革時期前黑五類女子張美玲,並與之結婚,次年生了一個女兒,但因當時兩岸尚未開放,女兒無法取得台灣國籍,近年才和台灣女婿結婚後,成為父親是道地台灣人的「陸配」。

 

7、2009年嘉義大學校慶特刊,登載楊馥成捐款贈亭,意外牽扯到一宗不當黨產「齊魯公司」案。原來齊魯公司的前身,正是恩師松崎呈次父親所擁有的「台灣窒素工業株式會社」。

 

「二次大戰期間,德國人發明一批毒藥,以飛機從天空灑下,所有人都會被毒死,基於人道的考量,德國學者反對使用,反而美國人在日本投了兩顆原子彈。如果當初德軍使用該批毒藥,二戰的歷史結局可能會重寫。」

「戰後,有人把這批毒藥稀釋後,就成為現在使用的農藥;再加上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導致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楊馥成基於這樣的理解,又看到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所著《寂靜的春天》,讓他投入不使用農藥的研究,為他帶來聲名及財富,卻因身陷中國長達25年,在台灣的知名度不高。

然而,99歲高齡依舊關心世事,希望籍由訴訟替二戰台灣兵討回公道,「雖然大多數同袍已經不在人間,但只要有幾位能獲得應有的賠償,至少我個人會把所有款項捐給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因為全台灣只有這個團體在做二戰及國共內戰老兵的歷史整理,這段歷史不應被遺忘。」楊馥成果真以他的名字自我期許,希望為故鄉多做點事,讓史蹟萬古流芳。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進入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1、2016年蔡英文剛當選總統不久,親赴旗津祭拜二戰台灣兵,前排左起第六人為楊馥成。

 

99歲二戰老兵楊馥成的戰鬥人生

 

作者/陳婉真

 

他今年即將屆滿99歲,不但耳聰目明、腰桿筆直,使用智慧型手機傳遞訊息的速度不輸年輕小伙子。

他經常獨自背著裝滿資料的沈重背包,帶著行李,一個人四處旅行;他在台灣及沖繩都有居所,疫情爆發前經常往來兩地,在沖繩時多數時間親自下廚餵飽自己。

 

2、楊馥成使用的溝通工具與時俱進,智慧型手機絲毫難不倒他。

 

二戰期間他擔任軍屬,負責掌管太平洋戰場北起新加坡、南至新幾內亞各項戰備物資的補給工作,一度曾被調派擔任大佐(上校)秘書,協助草擬「補給命令」,是少數得以參與軍事機密的台籍日本軍屬。

戰後他曾擔任基隆《和平日報》記者,派赴廣州採訪新聞,廣州失陷前一天搭最後一班船逃回台灣;卻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捕被刑求,後輾轉赴中國,在未開放前於中國娶妻,64歲生了一個女兒,一年多前女兒以「陸配」身分嫁給台灣人,喜獲一個孫女,祖孫年齡相差96歲。

一年多前,日本大阪知名人權律師德永信一等人,對於戰後日本政府給予台灣人的賠償太少深感不平,特別邀請楊馥成、林余立(兩位均擔任過台籍日本兵)、許華杞等3人出面,提出「台灣人日本國籍確認請求事件訴訟」,所有訴訟費用等開支及文件的整理等,都有日方負責,曾於去年10月7日在大阪地方法院開庭後,轉往東京高等裁判所(高等法院),近日開庭,因疫情影響,3名原告都無法到庭。

 

3、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期頒發的楊清福(楊馥成本名)回復名譽證書。

 

他於1922年出生於台南下營鄉下,父親是全村唯一識字的人,會做廟裡的乩童、會開藥方寫「化骨符」(治魚刺卡喉嚨),算是地方上的「赤腳仙」,本業是經營魚塭。

他的本名叫楊清福,人生過大半後,深感自己的命運一點不清福,因而改為現在的名字。「『馥』是芬芳的意思,我但願我的人生能够萬古流芳,這是歹命人的自我期許,馥成兩字倒過來唸,和我的本名同音。」楊馥成解釋。擔任軍屬時,他用的姓名是「大井滿」。

他在1937年「七七事變」那年考上嘉義農林學校,並因珍珠港事變提早3個月,於1941年12月畢業,隨即參加考試進入台南州廳服務。

當時的嘉農是南部數一數二的好學校,找工作非常容易,但因戰爭的關係,總督府從1942年開始實施志願兵制,鼓勵台灣青年志願從軍,他因而決定報考「軍屬」,因為待遇優渥(每月200円,當時南部可買1分農地;而公學校台灣人教師月薪只有50円),那一梯只招考50名,卻有1千多人報考,報考者多半為高中以上畢業生,主考官先目測過濾一次後再參加筆試等,成績優異的楊馥成輕易考取,並於1943年赴新加坡,加入日本軍政部的「南方派遣軍野戰貨物廠」,部隊番號是「岡10356」,從昭和18(1943)年開始,到日本戰敗的第二年4月,整整擔任3年的軍屬生涯。。

他們是搭「北光丸」赴新加坡附近的小島,在他們的前後另有船隻派往南洋都被擊沉,只有「北光丸」平安抵達駐地,他派駐的單位是負責全南洋駐軍物資的補給任務,經常要和南洋當地的華僑買貨,因為語言上的方便,加上台灣人軍屬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優秀,日本長官對台灣人相當器重。雖然事隔70多年,他還記得他們的隊長是日本貴族農林大臣的兒子;後來的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是部隊的奉茶小弟,他想都沒想到李光耀戰後赴英讀書,並成為新加坡的開國英雄。

 

4、因戰爭及白色恐怖等的延誤,年過六旬才和文革時期的「黑五類」結婚。

 

日本戰敗後,隊長曾勸他最好去日本,理由是如果回台灣必定會受到虐待,但他若決定回台灣,那麼他想帶走什麼物資,都任由他帶走,結果是他替戰時和他們合作的李姓華僑,要了一艘小船,李先生給了他一些現鈔作為回報,只可惜在等待遣返時,住集中營的戰俘是不能帶錢的,他把錢託一位金門人代管,後來卻再也未曾遇到該金門人。

「我和當時很多台灣青年一樣,對於能夠回歸祖國,都感到很興奮,因此決定回台灣。前日本民進黨黨魁蓮舫的父親也是台南人,他就選擇到日本,各自發展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楊馥成說。

他回到台灣後,看到中國兵的軍紀散渙,內心感到不妙,決定到日本,在等船期間,看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檢驗局招考行政幹部,他因為小時候讀過漢學,又在國小六年級時,向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台南人薛瑞琪老師學北京官話,讓他以第一名成績考上,因而留在檢驗局服務,二二八發生時他轉調基隆海關大樓負責檢查肥料,逃過一劫。

 

5、小學畢業的楊馥成。

 

二二八的第二年,他轉任《和平日報》記者,1949年4月被派赴廣州,10月共產黨宣布建國,他趕搭最後一班船離開,目睹很多人還沒上船船隻就啟航,好幾十人在他眼前葬身大海。

等稍作休息之後,他發現全船只有他一人穿西裝,其餘全是軍人,差點被當成共諜丟入海底,經司令官訊問後才保住一命。船隻先到海南島,留若干官兵在島上後才開抵台灣。司令官並要他宣稱是部隊的一員,等上岸點名後才讓他離開,此所謂早期國軍習以為常的「吃空缺」是也。

「和那些兵仔一起睡時,感覺全身是蝨子,那一艘船不知帶多少蝨子到台灣。」楊馥成說。

回到台灣後,他還是想到日本,正和十多位朋友相約買漁船偷渡,就在1950年被捕了,因為那時下營鄉長姜炎坤涉嫌「台灣省工委會」案,他是下營鄉學歷最高的青年,也難逃被搜索的命運,果然在家中被搜到一本《我在延安十年》的書,除了書本沒收之外,總共被關了6年8個月,姜炎坤等多人遭到槍斃。

坐牢期間他的哥哥及弟弟也難逃白色恐怖的追捕,一家3兄弟無一倖免,而他在保安司令部看守所期間,和阿里山鄉高一生案的湯守仁同寢室,因為父親已逝家裡無人探監,他和湯守人蓋同一條棉被長達半年,後來他聽說湯守仁被槍決,一直想為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受難的原住民立碑紀念。

 

6、99歲依舊耳聰目明,連續3小時受訪絲毫不顯疲態。

和許多白色恐怖的案例一樣,他未曾看過判決書,直到1998年立法院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並成立基金會,才補發給他當年的判決書,又申請寃獄賠償,總共領了810萬補償金,他以一部分補償金在母校今嘉義大學興建「師恩亭」;部分捐給慈善機構。

談起這個「師恩亭」,就要談到他在嘉農時期的老師松崎呈次,松崎的父親是在中和南勢角的「台灣窒素工業株式會社」創辦人,從事炸藥的生產,戰後收歸國有,納入公營台灣工礦公司旗下,卻未經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同意,被轉售給國民黨,成為黨營事業「齊魯公司」的金雞母。

松崎老師因為具炸藥製造專業,被接收的國民政府留用,派他從事全台各地未爆彈的拆除工作,「台灣在戰後很少發生如金門常見的未爆彈炸傷或炸死人的事件,松崎老師的功勞最大,但很少人知道這件事,所以我才想捐贈恩師亭,永久紀念他。」楊馥成說。

而楊馥成也是因為松崎老師的關係,他坐牢出獄後,介紹他到受聘來台的日本籍農業博士福本身邊擔任助理,協助退輔會在各農場輔導榮民耕種的工作,後來並到日本深造,1975年取得日本特許大學博士學位,並於1984年獲聘到菲律賓,次年又獲中國駐菲大使館禮聘到中國。

他的學術論文是〈無用農藥而使農作物提高其栽培成果的肥料研究〉,初到中國,他發現當地的農產品品質很差,決定留在中國貢獻所學,卻多次遭到詐騙,雖然曾於2003年獲「聯合國第15屆國際科學與和平週」組委會頒發「特別貢獻獎」,也曾和多個地方政府合作開發植物的營養產品,每次都以受騙收場,終於決定離開傷心地,唯一的「收穫」是1985年結識一位滿洲「正黃旗」出身的文革時期前黑五類女子張美玲,並與之結婚,次年生了一個女兒,但因當時兩岸尚未開放,女兒無法取得台灣國籍,近年才和台灣女婿結婚後,成為父親是道地台灣人的「陸配」。

 

7、2009年嘉義大學校慶特刊,登載楊馥成捐款贈亭,意外牽扯到一宗不當黨產「齊魯公司」案。原來齊魯公司的前身,正是恩師松崎呈次父親所擁有的「台灣窒素工業株式會社」。

 

「二次大戰期間,德國人發明一批毒藥,以飛機從天空灑下,所有人都會被毒死,基於人道的考量,德國學者反對使用,反而美國人在日本投了兩顆原子彈。如果當初德軍使用該批毒藥,二戰的歷史結局可能會重寫。」

「戰後,有人把這批毒藥稀釋後,就成為現在使用的農藥;再加上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導致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楊馥成基於這樣的理解,又看到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所著《寂靜的春天》,讓他投入不使用農藥的研究,為他帶來聲名及財富,卻因身陷中國長達25年,在台灣的知名度不高。

然而,99歲高齡依舊關心世事,希望籍由訴訟替二戰台灣兵討回公道,「雖然大多數同袍已經不在人間,但只要有幾位能獲得應有的賠償,至少我個人會把所有款項捐給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因為全台灣只有這個團體在做二戰及國共內戰老兵的歷史整理,這段歷史不應被遺忘。」楊馥成果真以他的名字自我期許,希望為故鄉多做點事,讓史蹟萬古流芳。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進入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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